张广海 董跃蕾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山东青岛 266100)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经济以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孕育而生，并逐渐成为构建我国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同时亦是各行各业释放创新动能的重要引擎。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21年)》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已达到239.2万亿，叠加疫情因素影响，依然保持9.7%的高位增长，数字经济已成为当前历史阶段最具活力与创新力的经济形态之一，对夺取疫情防控胜利和拉动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核心作用。从省际尺度来看，北京、上海数字经济占GDP比重高达55.9%、55.1%，广东、江苏、山东等21个省份数字经济规模超过1.5万亿元，呈现出区域数字经济百花齐放态势。以旅游业为例，数字经济不仅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助推旅游业创新发展。网络移动支付、VR等数字经济技术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成为旅游业发展的新动能。打造智能景区、在线虚拟景区等产品，助力旅游产业效率跨越式发展，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限制下传统旅游形式以云旅游等模式暂时替代，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旅游效率低下的局面。此外利用数字设施对旅游数据进行统计、监管、预测等，高效地实现了旅游平台化管理。而旅游需求的多样化，也不断地激发数字技术的升级换代，为数字技术提供施展平台，二者密切联系。因此，在新的社会发展局势中，厘清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高质量融合态势对促进经济稳步可持续发展、开辟数字旅游经济新蓝海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国内外关于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的研究近年逐渐兴起。国外既有通过互联网技术展示数字经济对旅游业影响的宏观角度研究，认为旅游业必须融合多种数字化通道，实现航空公司、酒店、汽车租赁、旅行社等旅游相关行业的改造升级(1)Samira Borouji Hojeghan, Alireza Nazari Esfangareh,“Digital economy and tourism impacts, influences and challenges”,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19(2011),pp.308-316.;亦有从理论层面探讨数字技术在小型旅游企业中作用机制的微观角度研究(2)Philip Alford, Rosalind Jones,“The lone digital tourism entrepreneur: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collaborative transfer”, Tourism Management, vol.81(2020)p.104139.。这些研究为旅游企业在数字时代下获取知识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借鉴。国内数字经济与旅游业融合的研究视角多从乡村旅游(3)陈萍：《乡村旅游与数字经济对接的推进路径研究》，《农业经济》2021年第11期。(4)兀婷：《数字化背景下乡村旅游业发展的机遇、挑战与实现路径》，《农业经济》2022年第2期。、文化旅游(5)蔡尚伟、丁锦箫：《产业融合视阈下文旅产业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现状与对策——基于对成都的考察》，《广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6)周锦、王廷信：《数字经济下城市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和路径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7)姜艳艳：《互联网背景下区域数字文旅的创新发展策略》，《社会科学家》2021年第9期。(8)杨晓东、崔莉：《疫情防控形势下加快激发数字文化产业新动能》，《社会科学家》2020年第1期。、红色旅游(9)吴志才、黄诗卉、张凌媛：《数字人文：红色旅游发展的新路径》，《旅游学刊》2021年第6期。等角度开展，研究二者对接的推进路径、融合发展现状及模式，对数字经济与不同旅游业态的融合道路提出发展策略。此类研究主要以定性为主，学者们普遍认为数字化转型正在改变旅游的行业边界和其生产方式，数字旅游将成为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促进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创新转型，且不局限于乡村旅游、文化旅游和红色旅游，未来将与更多的旅游业态融合。定量方法涉及在数字化背景下的旅游业发展研究，如王宁基于消费者视角构建满意度测评模型，得出乡村旅游服务的薄弱环节主要是顾客需求能否迅速得到回应(10)王宁：《数字化背景下乡村旅游消费者满意度测评模型构建》，《商业经济研究》2021年第8期。；
王彩彩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乡村旅游数字脱贫机制，得出数字贫困广泛存在于地区、村镇、经营户之间(11)王彩彩：《京津冀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数字脱贫机制》，《社会科学家》2018年第9期。；
黄蕊等运用DEA模型对数字技术在提升旅游产业效率中的机理进行实证检验，得出数字技术能够拓展旅游市场的认知边界并进一步促进旅游产业效率的全面变革(12)黄蕊、李雪威：《数字技术提升中国旅游产业效率的机理与路径》，《当代经济研究》2021年第2期。。综合来看，目前国内外对数字旅游经济增长的诸多研究深化了人们对数字旅游经济发展的认知，但仍然缺乏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定量研究以及演化特征的空间分析。我国政府、地方组织均在积极探索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的转型实践，不可避免地会因各省区域差异造成数字旅游经济发展不均。基于此，本文从旅游产业规模、经济效率支持、区域协调发展、环境绿色发展、数字技术支持、创新转型潜力六个层面构建中国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指数，从时间和空间双维度，采用熵值法加权来定量测度2001—2019年31个省份数字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并改进传统计量方法，借助ArcGIS中可视化的方式呈现该指数的演化趋势，以此推动各省份之间数字旅游经济的区域均衡发展，激发数字经济在旅游业中的增长效能。
高质量创新是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关键和基础，将其延伸到旅游业中，数字经济无疑是促进旅游业实现高质量创新的重要引擎。中国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的动态过程度量，一是要满足“高质量”的要求，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要求在数字经济的辅佐下保持旅游经济稳步增长、旅游规模不断扩张，同时又要秉持绿色生态理念、促进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还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高质量要求，在共同富裕的理念下缩小城乡区域间的差距；
二是需坚持以创新驱动为发展原则，兼顾数字旅游经济产业中科技“创新”转型的效果，将旅游市场需求与科技研发相结合，将科技成果运用到旅游业的各个环节，打造数字旅游业态。因此根据以上表述构建中国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指数，旨在衡量数字旅游经济增长(13)潘为华、贺正楚、潘红玉：《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化和分布动态》，《中国软科学》2021年第10期。过程中高质量及创新水平，二者相辅相成。本文借鉴焦帅涛等(14)焦帅涛、孙秋碧：《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工业技术经济》2021年第5期。、张蕴萍等(15)张蕴萍、董超、栾菁：《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高燕等(16)高燕、徐政：《供需视角下我国数字经济评价体系构建及测度》，《商业经济研究》2021年第16期。的研究成果选取6个一级指标，24个二级指标较为系统化地评价我国31个省份数字旅游经济的发展状况，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指标体系
(一)旅游产业规模
旅游产业规模表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业基础设施完善情况及旅游资源丰富程度，通常旅游经济收入水平越高、旅游设施越充足、旅游资源越充裕的地区旅游产业规模越大。基于此，本文选用旅游总收入、旅游人次、旅游企业数、景区数量典型旅游业基础指标进行衡量，其中旅游企业包括酒店及旅行社。
(二)经济效率支持
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区域经济的支持，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发展，同时居民的收入水平影响其消费水平，而旅游消费是居民休闲消费的主流方式之一，旅游行为日趋大众化，居民旅游意愿愈发强烈。基于此，本文选用人均GDP、第三产业总值指标对经济效率进行衡量。
(三)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表征资源的公平分配程度以及居民共享经济成果的水平，是实现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之一，是坚持共享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方式，是推动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现代化基本规律显示我国城镇化率将持续提升，而提高城镇化质量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实选择，不仅能够缩小城乡差距，亦能够缩小区域差距(17)刘培林、钱滔、黄先海、董雪兵：《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管理世界》2021年第8期。，并有效激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基于此，本文选用城乡可支配收入比、城镇化率对区域协调发展进行衡量。
(四)环境绿色发展
环境绿色发展亦是实现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之一，旅游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不合理的资源利用与农业生产方式破坏旅游区的自然生态平衡，森林砍伐、过度开采地下水等人类行为阻碍着旅游区环境绿色发展。生态绿色是旅游业发展的底色。当前学界对绿色旅游经济的关注度日益提升(18)李林红、廖鑫、侯正权：《云南省区域物流与绿色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实证研究》，《生态经济》2021年第5期。(19)田磊、张宗斌：《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其被认为是实现可持续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本文选用森林覆盖率、城市人均绿地公园面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对环境绿色发展进行衡量。
(五)数字技术支持
数字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旅游体制机制创新。数字技术的应用是转换新旧动能、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各景区、旅游企业等着力提高5G网络覆盖率，将停车场、景区引导标识系统等基础设施进行无人化、智能化改造升级，由移动支付发展起来的数字普惠金融(20)黄文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入境旅游消费增长的影响分析》，《商业经济研究》2020年第12期。已成为旅游过程中金融消费的主流，尤其在旅游业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背景下，5G文旅互动直播、无接触服务等数字化智慧服务的普及为旅游业复苏提供了可行路径，受益于数字赋能，旅游业智能交互的新业态逐渐形成。基于此，本文选用光缆长度、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互联网域名数、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网上移动支付水平对数字技术水平进行衡量。其中，数字金融三个指数是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的组成部分，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体现的是数字金融服务使用户得到相应服务的程度；
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以实际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情况来衡量，包含实际使用总量指标和使用活跃度指标；
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体现的是便利化的二维码支付、信用化的花呗支付等使用率。
(六)创新转型潜力
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对其发展潜力进行预判，而科学研究与试验的发展则是实现创新转型的重要源泉，数字创新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数字化技术水平(21)焦帅涛、孙秋碧：《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测度及分析》，《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数字技术融入旅游业培育新业态离不开科技研发的成果，并可能触发旅游领域的创新与突破。基于此，本文选用R&D人员全时当量、R&D经费支出、R&D项目(课题)数、专利申请授权数对创新潜力进行衡量。
(一)熵值法
本文从六个维度建立中国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的综合指数进行总结。综合指数的建立借助熵值法(22)刘海龙、管志涛：《中国电影产业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热带地理》2021年第5期。，通过熵值法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计算权重，客观反映指标固有信息的效用价值与重要程度，避免德尔菲和层次分析等主观评价方法带来的偏差，相比之下结果可信度更高。熵值法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构建样本矩阵。
X={xμij}h·m·n(1≤μ≤h,1≤i≤m,1≤j≤n)
(1)
其中，样本数据涉及h个年份，m个省份，n项评价指标，xμij为第μ年份第i个省份的第j项指标值。
第二步，数据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处理：
(2)
负向指标处理：
(3)
第三步，熵值计算。
(4)
(5)
其中，k=1/ln(h·m)，当pμij=0时，pμijlnpμij=0，pμij表示第j个指标占所有指标的比重，eij表示各指标的熵值，熵值越小权重越大。
第四步，权重计算。
(6)
第五步，综合指数计算。
(7)
其中，Dμi表示第μ年份第i个省份的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指数。
(二)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能够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区域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规律，将各省份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指数作为要素值，计算其在x方向和y方向上的标准差，从而生成带有空间数据的椭圆来描述空间要素的中心性、展布性、方向性等特征。其中，重心被认为是空间分布的平均中心，对椭圆重心迁移进行测度可以分析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水平演化趋势；
椭圆面积表示空间分布主要范围，面积的增减体现的是经济要素的扩张与集聚；
长轴方向代表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主要展布方向；
方位角反映椭圆的主方向变化；
短长轴之比构成形状指数反映椭圆方向特征(23)白冰、赵作权、张佩：《中国南北区域经济空间融合发展的趋势与布局》，《经济地理》2021年第2期。，具体公式如下。
重心坐标：
(8)
方位角：
(9)
X、Y轴标准差：
(10)
(11)
椭圆面积：
S=πσxσy
(12)
(三)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准确性、可获取性，本文以中国31个省级单元数字旅游经济产业进行综合评价，研究时间段选取2011—2019年，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信息产业年鉴》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年)》报告。
(一)时间演化比较
本文对2011—2019年我国31个省份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指数进行测算，考虑到篇幅所限，仅列出2011年、2015年、2019年变化趋势及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2011年、2015年、2019年31个省份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指数
总体上，2011—2019年各省份高质量创新水平均呈现稳定的递增趋势，无特殊变化。(1)2011年整体较低，31个省份平均值仅为0.11185。广东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指数值最高达0.30619；
其次为江苏、浙江、山东，均大于0.2;其余各省份数值小于0.2，高质量创新水平偏低，其中有16个省份低于0.1，占比过半达到51.61%。(2)2015年高质量创新水平明显提升，平均值达到0.20838，相比于2011年增长86.30%。广东仍居首位，高达0.51707，相比于2011年增长68.87%；
其次仍为江苏、浙江、山东,大于0.3；
共有包括北京、福建、上海等14个省份均大于0.2；
低于0.1的仅有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四个省份，占比仅为12.90%，较2011年降低了75%。(3)2019年全国各省份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指数均达到最大值，平均值为0.31003，相比于2015年增长48.78%，增幅有所放缓。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一直位居前四，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全国领先，分别达到0.83646、0.70529、0.64407、0.49611，较2015年分别增长61.77%、41.24%、39.47%、28.12%；
甘肃、宁夏、青海、西藏一直位于高质量创新发展指数后四位之列波动，西藏指数值仍低于0.1为0.09486，青海持续倒二，数字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有待向高水平地区靠拢。
以2019年为例，将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指数从六个维度分解来看，基于各省份视角分析其在数字旅游经济产业各维度中的优劣地位(如图1所示)。(1)从旅游产业规模来看，山东旅游产业分级指标得分最高，为0.11252；
其次为江苏0.10143，也超过0.1。旅游产业规模指数高的省份大多分布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旅游资源相对丰富，气候条件适宜，且沿海省份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为发展旅游业提供了优质条件。宁夏旅游产业分级指标得分最低，为0.00420，旅游产业规模有待提升。(2)从经济效率支持来看，广东省经济效率分级指标得分最高，为0.06639；
其次还有江苏、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均超过0.05，其中包含多个一线大城市，是人才、资源与财富的集聚地；
而以西藏为例的西部地区经济效率得分普遍偏低，西藏仅为0.00708。(3)从区域协调发展来看，天津、上海、北京区域协调指数位居前三，分别为0.01895、0.01820、0.01655，以领先的城镇化水平、城乡一体化制度，带来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城乡联动的新发展格局，以创新推动着区域协调发展；
而位于西部地区的贵州、甘肃、西藏等省份城镇化水平及区域协调度仍有待提升。(4)从环境绿色发展来看，福建环境绿色分级指标得分为最高，为0.04487。旅游资源和森林的结合为森林旅游创造了良好条件，产生了多重功能效益，使森林旅游业逐步成为福建林业经济发展的动力点。青海环境绿色分级指标得分最低,为0.01084。天津倒数第二，数值为0.01230，究其原因，主要是天津森林覆盖率偏低，影响整体指标。(5)从数字技术支持来看，广东数字技术分级指标得分最高，为0.24430。早在2008年的《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决定》中就提出“数字广东”理念，强调基础传输网络、宽带无线移动网络、数字家庭等建设，预通过数字化实现优势信息产业集群，并逐步形成全面网络化、高度信息化的“数字广东”框架；
而宁夏、青海、西藏等西部省份数字技术水平仍需要加大提升力度。(6)从创新转型潜力来看，广东、江苏、浙江创新转型指数均高于0.2，分别为0.38355、0.30811、0.26140。东中部科技发达地区该指数普遍偏高，政府在研究与开发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等，科技研发成果丰富。相对来说西部青海、西藏等省份需格外重视区域创新能力，可利用人才引进政策吸引优秀科研人才为地区创新转型储备力量。
图1 2019年31个省份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指数一级指标
总体来看，东部地区所含省份各项一级指标值普遍偏高，西部地区普遍偏低。除此之外，将2019年各省份一级指标占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指数的比重取均值后得出各一级指标的平均比重，六个指标平均比重分别为17.81%、7.78%、4.94%、10.35%、44.17%、14.95%，可见数字技术支持对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的作用最大，其次为旅游产业规模、创新转型潜力、环境绿色发展，而经济效率支持、区域协调发展作用相对较不明显。
(二)空间演化特征
根据我国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指数，运用ArcGIS空间标准差椭圆分析技术对2011 年、2015 年、2019 年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进行空间分布及演化趋势分析(如图2所示)。首先，从整体空间分布来看，2011 年、2015 年、2019 年标准差椭圆分布大致相同，均位于我国中东部地区，且主轴沿东北—西南方向分布，由此说明中东部是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集聚区，发展水平较高，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起到核心领导作用。具体来看，三年标准差椭圆分布最北端均横跨内蒙古、河北、辽宁三个省份，最南端均横跨广西、广东、福建三个省份，最西端经过四川，最东端涵盖我国东部沿海各省。其次，从重心来看，三年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重心均位于河南省，2011—2015年向西偏移0.703°，向北偏移0.021°，南北方向上浮动范围值区间极小，2015—2019年向西偏移0.379°，向南偏移0.454°，重心最终呈现出明显的向西南方向偏移的结果。原因在于我国南方地区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水平越来越强大，尤其是广东，9年来一直稳居第一，2018年的《广东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8—2025年)》及2020年的《广东省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工作方案》等政策昭示着广东政府层面对数字经济的高度重视，加之广东省优质的旅游资源吸引着周边城市、珠三角地区游客，同时毗邻港澳台及东南亚，海陆交通发达，旅游市场前景广阔，发达的旅游业与数字产业的深度融合促使其成为高质量创新发展的佼佼者，并辐射带动周边省份发展。从椭圆面积看，2011—2015年由289.06万km2增加至310.29万km2，增长率为7.34%，2015—2019年由310.29万km2减少至306.41万km2，下降率为1.25%，这表明数字旅游经济空间分布由扩张逐渐转为集聚趋势，且长轴长度不断降低，由2011年1098.32km持续降至2019年1064.17km，下降率为3.11%，集聚效应逐渐凸显。此外，旋转角有上升趋势，形状指数(短长轴之比)由2011年0.76持续增加到2019年0.86可知数字旅游经济空间分布趋于圆化。
图2 2011年、2015年、2019年31个省份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椭圆及重心
本文从旅游产业规模、经济效率支持、区域协调发展、环境绿色发展、数字技术支持、创新转型潜力六个层面构建我国31个省份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指数，利用24个核心基础指标进行评价，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论述发展水平及演化趋势，得出结论如下：
第一，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指数稳步增长。根据综合指数的计算结果可知，2011—2019年31个省份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均呈现逐年稳步的提高态势，且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一直保持前四位排名未发生变动，而甘肃、宁夏、青海、西藏一直在后四位之列波动。将综合指数分层来看，各指标所占比重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数字技术支持、旅游产业规模、创新转型潜力、环境绿色发展、经济效率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基于此，各地区要强化占比高的指标对数字旅游业的作用力度，加大数字金融在旅游业中的使用范围，实现旅游数字化的深层次拓展，同时关注数字旅游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因素，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的重点在农村，因此要将农村作为优先发展的对象，以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果带动农村发展，促进各省份区域均衡协调。此外，环境绿色发展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绿色增长已成为旅游经济增长模式的前提条件与追求目标之一，也是旅游业实现可持续、环保发展的重要依据和有效路径，应将绿色发展融入数字旅游业全产业链条，充分利用大数据、智能手机、网络服务平台等数字技术宣传绿色理念，推进数字旅游业生态化、低碳化发展。
第二，中东部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集聚特征明显。根据标准差椭圆结果可知，我国中东部是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的集聚区域，其重心位于河南省，且有向西南方向迁移态势。基于此，应加强中东部的带动作用，在稳定高水平省份的前提下，加大对落后省份的扶持力度，重点关注西部地区数字旅游经济的发展，从高质量和创新两个角度全面提升数字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可从国家政策方面为西部引进人才提供更多的资金保障，重视创新转型的作用效果，加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建设，加大对西部地区科技研发的投入，并将科技产品与旅游产业结合，巩固数字技术在旅游业中的运用，让数字服务化趋势在旅游业中稳步推进。
第三，数字技术支持对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促进作用较大。要创新数字旅游发展机制，将数字技术贯穿到旅游的全过程，利用数字技术开发旅游产品、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旅游规划设计、利用数字平台实现旅游规范化管理、利用数字产品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实现低成本要素投入、高旅游收益回报的理想状态的同时兼顾资源与环境效益。
第四，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评价体系应逐步完善。随着数字化与旅游的衔接，今后应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产业发展经验，在六个一级指标、24个二级指标基础之上建立动态扩充的指标体系，更精确地从各个维度推动数字旅游经济实现高质量创新发展。总之，旅游业数字化是未来发展趋势，是旅游业实现创新转型的必然途径，数字经济必将成为构筑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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