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哲
(西安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教科书是教育教学所需的基本材料，也是学生自学的重要凭借。教科书是知识的载体，是学习的重要凭借。教科书是学校教学活动必不可少的教学设备，教科书的采用可提高教学效率。学界有关战时教科书研究成果丰硕，据主题分为教科书编纂和教科书供应机制两大类，其中又以围绕教科书编纂的研究为多。因教科书的教育启蒙价值，学界对教科书本身及所蕴含的理念格外关注。教科书编纂研究着重于对教科书编纂宗旨及理念的研究和探讨，尤其是教科书所蕴含的“战时”色彩。教科书编纂研究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又分为地域研究和类型研究。根据地域的不同，分为全国性的研究总论①、沦陷区②以及革命根据地的教科书研究③。类型研究分两种，一种是对某一出版机构所发行教科书的研究④，另外一种是对某一学科的教科书研究⑤，类型研究成为现在学界研究的主流。上海沦陷后，教科书的出版和发行受到战事影响，交通阻隔，战区及大后方的学校的教科书供应出现障碍。有关教科供应机制的研究侧重于研究教科书在战时的供给及发行机制，对教科书统制机构——“七联总”的研究，进而讨论国民政府在教科出版发行领域的成败得失⑥。具体到本文所涉及的国立第六中学的教科书问题亦是如此，有文献基于国立六中师生的回忆而简略介绍过国立六中的教科书来源、版本和使用等情况⑦。
首先，无论是教科书编纂主旨和理念的问题，还是战时教科书发行出版的统制问题，都是以主导者(教材编纂者/教育部/“七联总”)的角度来看问题，而忽略作为接受者的学校和师生的应对问题。在既有研究中，作为被动接受者的学校似乎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而被忽略。其次，研究较少以学校为中心的个案研究，挖掘不够深入，论述不够坚实。最后，以往研究侧重将公开出版的文献作为研究支撑，而忽视对档案材料的利用。本文针对以往研究的盲点来讨论战时教科书的匮乏与补充等问题，利用国立六中相关档案、口述等材料来说明抗战时期的中学面对教科书荒问题时并非是“无所作为”或“坐以待毙”，而是采取各种积极举措来应对这一危机，战时教育得以维持和发展。本文拟从教科书供应保障的角度来讨论国立六中应对教科书“书荒”问题，梳理国立六中为应对“书荒”而采取的各种举措，以丰富战时教科书研究面相。
教科书的供应断绝、运输不畅，带来大后方普遍的、严重的教科用书“书荒”问题。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全国出版发行中心的上海的大型出版印刷机构未能搬迁后方，后方教科书来源一时断绝。“二十六年抗战军兴，政府西迁，学校教师随同迁入后方，而各大书局除正中外，均未西迁，教科书供不应求，以致普遍发生书荒，情势严重”[1]355。交通不便加大东部沿海教科用书运往后方的难度。“复查抗战期间，交通阻梗，教科用书供不应求，以后方各地，形成书荒现象”[2]496。
(一)书荒所涉地域范围广，影响各类型学校的教科用书
书荒波及的地域范围广，从前线战区到后方安全区都出现严重的书荒问题。为战火肆虐的中部战区出现教科书的“书荒”问题，如郑县书荒严重，“抗日战争期间，教科书供不应求，郑县学校曾发生书荒”[3]169。再如湖北襄阳的谷城县“抗战初期纸张缺乏，印刷困难，教科书供不应求，曾一度发生书荒，因而也出现过开科不全的现象”[4]30。大后方教科用书也处于紧张状态，比如四川省教科用书之紧张，“抗战爆发交通阻隔，川省的教科书供不应求，出现了普遍的‘教科书荒’”[5]146-147。不仅大后方中心地区缺乏教科书，甚至边疆地区的边疆教育用书也出现“书荒”[6]278。
书荒影响到各层次及类型学校的教科用书。如西南联合大学的教科书书荒，“(西南)联大在战时亦曾陆续添购少量图书……也远不足以应付教学与科学研究的需要，尤以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奇缺”[7]322。就读该校工学院学生光德正回忆：“以纸贵洛阳来形容当时书荒，实不为过，而得到一本自己要读的书，真是如获至宝。”[8]312中等学校教科用书匮乏，难以满足基本需要[9]。小学校用书也是紧张，“我亲眼看到一年级的学生十余人，只有两本教科书，三年(级)的学生五六人，只有一本教科书，其余的人都是在凳子上很端正的坐看。这对于小学生，真是如同坐了监狱一般”[10]。
(二)国立六中的流亡与“书荒”
山东公私立学校大多缺乏详细妥当的迁校计划，学校师生仓皇逃亡，图书设备未能随迁。1937年下半年，日军战火烧到山东，各校仓皇逃至后方安全区域，教学设备未及带出。“国立六中因为是流亡学生，原来在山东时各校的仪器、器材、设备、图书等，未能全部随校南迁，所以校本部及各分校的设备较在山东时简陋些”[11]171。
国立六中远距离、长时间的迁转流亡历程，生命堪忧，教学秩序混乱，忽略教科书问题。国立六中长途流亡的曲折性和长期性，“途经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顶烈日，冒风雪，登武当，沿秦岭，攀巴山，越剑门，历时一年零三个月，行程七千余华里”。流亡过程中，国立六中师生优先考虑的是生存问题。就读于师范部的郝石林回忆迁校过程的学习，“在那个战乱年代，保住性命肯定比学习重要，因此学校安排的课程不多”[12]60。
受战事影响，国立六中管理散漫，教学时断时续，课程简陋。“学生一路上只在南阳赊旗镇和郧阳、均县等地停留一些时间听老师讲点课以外，更多的是如古人所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而读到了‘中国社会’这部大书”[13]1。“在河南、湖北时，上课靠教师发点讲义”[14]112。就读师范部的张东里回忆在均县的学习情况，“课程开不全，课也上不正规，加上物价昂贵，伙食开得很差，我们读书的情绪也不高”，“在课程安排上也只能是因人设教了，当时只上数学、国文、音乐、体育等几门课”[15]11-13。时任该校国文教师的李广田在日记中抱怨到，“没有课本，又没有讲义，又没有其它材料可以讲给学生”[16]76。
直至1939年春，国立六中落户四川绵阳，结束其流亡播迁的经历，转而进入稳定的复学状态。这时，国立六中具备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教科书的匮乏问题凸显，解决显得更为急迫。
面对教科用书匮乏的情况，国立六中采取各种措施来缓解教科用书紧张状态。国立六中面对不同的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也有不同之处，主要分为短期应急举措和长远发展措施。短期应急措施是考虑到时间的紧张性和需求的急迫性，一般是临时之举，而非长久之计。短期措施中的互拨教科书可以有效缓解因突发事件而带来的教科书紧张的问题，并可通过调剂来提高分校间的教科用书的利用效率。
(一)建校之初分校间互拨教科书非常态，体现其临时性和应急性
国立六中分校间互拨教材以调剂有无是缓解建校之初教科书紧张状态的主要方式。国立六中内部各分校之间相互调拨和调剂教材，以方便学生的应用。比如1939年九、十月间国立六中德阳分校与新店子分校之间针对学生教科用书之事进行协商和调剂。两校最终达成互相调拨的协议，分两次完成调拨工作(见表1)。
表1 国立六中1939学年度第1学期的教科书互拨
资料来源：《国立六中德阳分校致新店子分校函(1939年9月25日)》《国立六中德阳分校致新店子分校函(1939年10月25日)》《国立六中德阳分校致新店子分校函(1940年6月22日)》，绵阳市档案馆藏，档号：65-6-88
转到1939年年底之时，各个分校所购教科用书陆续到校，此时教科用书不再那么紧张，国立六中校本部第四次校务会议上商定，以后各分校之间不再互拨教科用书，各分校一律收回原有教科书[17]108。
(二)教科书互拨由临时举措转为常态措施，教科书互拨经常化
虽然国立六中总校校务会议上决定不再互拨教科书，但是各分校仍旧延续互拨教科书所带来的便利。只不过与建校初期的情况有所不同，大规模互拨教科用书的情况减少，多是小批量的相互借阅。我们可以从国立六中二十九学年第一学期的教科书借阅情况看到这种零星的借阅(见表2)。
表2 国立六中1940学年第1学期的教科书互拨情况
资料来源：《国立六中德阳分校校务日记簿(1940年8月19日、9月14日)》，旌阳区档案馆藏，档号：6-1-135
抗战中后期，时局困难，国立六中再次踏上互拨教科书之路。与之前的零星借阅相比，国立六中进入1943年之后，无论是是单个学期的调拨量，还是单次调拨量，分校间又开始大批量的互拨教科书情形。三十一年度第二学期调拨需求为170本教科书，三十二年度第一学期调拨需求不少于87本，三十三学年第一学期达到200多本教科书，第二学期为40本。单次调拨量最大的一次，即是1944年9月，德阳分校一次性拨给新店子分校200本教科书。
时局艰难，交通运输不便，书价上涨，互拨教科书成为国立六中应对书荒的经常化举措。自三十一学年度第二学期开始，至少有四个学期的情况表明国立六中在学期刚开始的时候有互拨教科书情况发生，国立六中互拨教科书转为经常性举措(见表3)。
(三)互拨教科书涉及到各类科目，但各个科目的调拨量不同
互拨教科书涉及所有战前即已发行的各科标准教科书。在战前，教育部采取审定制度出版初高中所需的教科用书，除图画、美术、音乐及体育等科目外，其他科目均有标准教科书出版和发行。我们从国立六中调拨教科书的情况来看，分校之间的教科书调拨过程中涉及到各科教科用书，包括英语、国文、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公民和童子军等科目教科书。
无论是调拨数量，还是调拨频率，不同科目的教科书调拨需求存在差异。国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的教科书配置程度较高，而历史、地理和公民等科目的教科书配置程度较低。对各个科目进行比较，其中史地类科目教科用书最为缺乏。
(四)校本部及各分校之间协调一致，积极响应调拨需求
根据前面所列借阅情况，我们得知分校间互拨教科书得到各校的积极响应，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效果。从这种成功的几率上来说，有些得到全部的满足，有些得到部分满足，有些情况因缺乏资料而无法确定。从这12次的借阅情况来看，其中4次借阅的最终效果不详，其他8次借阅情况可作为统计分析的样本。在这8次借阅中，有5次借阅需求都是得到了完全的满足，实现调拨。其他3次借阅，系部分满足。
表3 国立六中1943—1945年间图书调拨情况
资料来源：《国立六中德阳分校来往函件摘由登记簿》第四、五册，旌阳区档案馆藏，档号：6-1-144；
《国立六中德阳分校随笔(1943年7月1日)》，旌阳区档案馆藏，档号：6-1-134；
《国立六中德阳分校来往函件摘由登记簿》第七、八册，旌阳区档案馆藏，档号：6-1-141；
《国立六中德阳分校校务日记簿(1944年6月19日)》，旌阳区档案馆藏，档号：6-1-143
国立六中在突发的用书紧张时期，可以通过调拨教科书来缓解紧张状态。但这种临时应急的举措只能解燃眉之急，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书荒问题。着眼于抗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国立六中采取一些长远举措来解决“书荒”问题。
(一)学校订购基本教科用书，夯实长远办学基础
建校之初，国立六中将山东省政府所捐用于改善师生生活的款项挪作购书经费。建校之初的购书用款，系山东省政府补贴给国立六中的款项，让该校得以购置一批基本教科用书。建校之初所购置的课本“还是当时的山东省流亡政府主席沈鸿烈给的两万块钱买的”[11]177。
国立六中各分校将添购教科书作为校务会议的重要讨论事项，教科书成为教学设备添置的重中之重。以国立六中德阳分校为例，在德阳分校建校初期的第一、二、五、七次校务会议中，教职员们讨论到教科书问题。在第一[18]4、第二[19]7次校务会议上，教员们将添置教科书视为急务。第五次校务会议上教职员们议决将经费剩余款项，用于购买图书[20]23。德阳分校在第七次校务会议决议加大学生教科书采购比例[21]38。
(二)学校精打细算，节约办公费来挹注购书费用，加大添购力度
国立六中斟酌各项用书需求量、图书的贵贱、经费数量等情形，综合考量和平衡教科用书的购置。比如德阳分校在1941年2月份所召开的第十七次校务会议上讨论如何添购教科用书之事，决议“酌轻重，斟酌贵贱，参照款数购置之”[22]70-71。
节约办公经费，挹注购书费用，添购教科用书。比如德阳分校在1941年3月所召开的德阳分校第十八次校务会议上，校长报告支出原则：“办公费力求俭约，以求用之于学术研究及图书仪器之购置。”[23]77
(三)采取“公购递用”教科用书方式，提高教科书的使用效率
国立六中挪用省政府款项及教育部所拨经费用于购置教科书，将教科书借给学生使用，用完即归还。学生“两人共用一册，升级时归还，下个年级的学生再用。学生都知道，书籍来之不易，都很自觉地保管。所以到解放时，书虽用了十一年仍较完整”[14]112-113。刘禹轩回忆道：“课本是一年级一年级传下来的几朝元老，无不上了年纪。”[24]16
其他国立中学也采用这一举措，“公购递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就读国立五中的王岩回忆：“抗战时期，我们这群流亡到后方的孩子，学习英文时除了一本学校借给的英文课本外，几乎一无所有。”[25]272
(四)学校注重对教科用书的保管，延长教科书的使用寿命
首先，由学校统一收回和保管教科书，减少教科书的损失。教材闲置时，学校便会将教材收回保管，以免学生丢失，造成公共财产的损失。学生毕业或因事离校时，便将教科书等交还学校保管。比如德阳分校一级学生在1939年年底预备考试期间，学校便将用不到的教材收回保管[26]75。德阳分校1944年暑假期间，学校一再催促学生缴书[27]24。学校图书馆严格执行借阅规则，保证教科用书等图书资料不被损坏和遗失。比如德阳分校在41年6月所召开的第三次总务会议上决定该校三级学生考试完毕后，即将所借书籍全部归还[28]89。
其次，学校严令要求学生爱惜书本，并责成职员修补破损教科书。比如德阳分校便责成学校各级导师嘱咐学生爱惜所用教科书[29]48，甚而校长严令学生爱护书籍[30]7。严令禁止学生在教科书上写字、乱画和涂抹[31]27。学校委托专门的事务人员购买皮纸来修补破损的书籍，以便继续使用[32]46-47。
(五)国立六中自印讲义弥补部分科目缺乏标准教科用书的情形
首先，以石印讲义来替代教科用书，弥补教科用书匮乏情形。1939年4月，学校正式开始复课，但所订购各科教科书尚未到校，各分校根据校本部所订《暂行印用讲义办法》来印制讲义代替课本，以便教师教学和学生自学。待6月份所购部分科目课本到校后，学校遂通知各分校废除该项印用讲义办法[33]122。
其次，音乐、美术及劳作等科目缺乏标准教科书，由国立六中教员自行主持印制讲义以满足教学之需。国立六中建校之初，各分校均配备有油印机，方便各分校油印讲义或其他表册[34]14。有些科目并无正式出版的教材可资参考和应用，以教师油印讲义来代替教材。比如德阳分校的音乐科目教学，由校长苏郁文与音乐教员瞿亚商定先刻印讲义[32]59，然后由学生负责油印[35]18。
(六)国立六中要求自费生和家境宽裕的战区生自备教科书，分散学校购书压力
首先，学校要求自费生一律自备教科用书，减轻学校配备教科书的压力。自费生一般是当地附学的学生，而能够自费入学的学生都是当地家境宽裕的家庭。自费生的书籍是需要自己准备，一律不发给书籍[31]8。学校不负责这部分学生的教科书，可缓解因学生增加而带来的教科用书的紧张态势。
其次，学校要求家境宽裕的新生自备书籍以减少教科书的损坏情形。在德阳分校第十七次校务会议上教职员们讨论“新生家境宽裕者可否自备书籍以减少教科书之毁坏案”，最后议决：家境宽裕者，教科书一律自备，教职员一致认为此举可达到“以节公帑”的效果[22]71。
最后，学校要求家在后方的战区生缴纳书籍保证金，以保证学生的教科用书。在调整学生贷金之后，国立六中出现“书籍保证金”名目，要求家长在后方的学生缴纳50元保证金。比如德阳分校在民国三十一学年度第二学期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学校致函后方有家之学生缴纳书籍保证金[36]96。
国立六中在抗战时期所采取的各种应对书荒的举措，虽然无法完全解决书荒的难题，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该校学生的教科用书紧张状态，取得一定成效。这些举措为该校正常教学活动的开展和学生学业的完成提供了重要保障，是该校能够成功培养人才的重要原因。
国立六中所采取措施得当，教科书数量稳步递增，满足教学基本需求。虽然并无专门款项用于购买教科用书，但是建校初期所购置的教科用书，得到学校师生的谨慎保管和爱惜，一级级学生得以沿用下来，教科书的需求得到了基本满足。1945年7月底，在抗战胜利前夕，德阳分校制作了一份教科书的财产目录。截止到1945年8月中旬，不计入刚买到的新书，全校共有师范用书876本，初中用书2 756本[37]44。
国立六中学生的课堂学习和自学得到了保障，顺利完成学业。学生凭借教科书圆满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习和教育，掌握基础知识，习得生活技能，顺利毕业。高中阶段的学业完成后，得以顺利升入大学。高中升学率较高，以高中部一至四级为例，“高中部一至四级共毕业237人，其中升入大专院校及先修班者173人，占73%”[38]2。
国立六中教科书问题的部分解决，维持正常教育秩序，为战时人才培育作出了贡献。战时教育秩序的维持，离不开教科书的供应和完善。教科书能够得到基本的供应，学校教学秩序得以维持，战时人才得以源源不断培育，为战时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国立六中在川“12年来，总计育才5000余人，其中高中部毕业1700余人，考进高等院校者达1200余人”[13]1。
以国立六中为代表的一大批大、中、小学校采取与国立六中相类似的措施来弥补战时教科书荒所带来的教学损失，教育界人士群策群力，自力更生，以自己的方式来对抗日军所带来的破坏。这体现出中国教育界师生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也是中国智慧的展现。
注释：
① 毕苑《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石鸥、吴小鸥《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上册，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石鸥、吴小鸥《简明中国教科书史》，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
李彦群《抗日战争时期的教科书出版与历史使命》，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等。
② 朱林林《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教科书》，载《钟山风雨》2013年第5期。毕苑的《建造常识》一书涉及到汪伪政权的教科书问题。
③ 石鸥、曾艳华《小课本大宣传：根据地教科书研究之一》，载《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年第5期；
石玉《中国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
④ 吴小鸥、徐加慧《“复兴教科书”的抗战救亡启蒙》，载《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5年第4期；
石鸥《课本抗战之山东〈战时教科书〉》，载《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5年第4期；
石鸥、宿丽萍《课本也抗战——〈国防教科书〉之研究》，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年第5期；
覃兵、胡蓉《近代中华书局理科教科书文本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
⑤ 历史学科：左玉河《民族化与世界化：战时历史教育的两种趋向》，载《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3期；
张运君《抗战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民族认同书写》，载《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手工学科：胡知凡《从手工到劳作：谈近代中小学手工教育的演变》，载《课程·教材·教法》2018年第2期。体育学科：黄浩、刘斌《军事化的抗战体育教科书》，载《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4年第4期。国文学科：赵新华、贺朝霞《抗战时期初中国文教科书中的意识形态控制》，载《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张素宵《抗战时期国统区国文教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等。张仲民、章可编《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以教科书为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⑥ 贺金林《国民政府时期中小学教科书供应体制的沿革》，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曾凡菊、贺金林《抗战期间国定本发行体制的出台与困境》，载《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贺金林《“七联总”与1940年代的教科书发行》，载《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吴小鸥、高千珊《陈立夫与抗战时期教科书的发展》，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年第5期；
吴洪成等《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
⑦ 王振绪《抗战时期内迁绵阳的国立六中始末》，政协四川省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绵阳文史资料选刊》第一辑，1985年；
丁原道《一所富有特色的学校——国立六中》，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绵阳文史资料选刊》第三辑，1987年；
崔力明《忆国立六中在四川绵阳》，政协四川省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绵阳文史资料选刊》第五辑，1990年；
周映璧主编《中共德阳地方组织的摇篮：国立六中二、四分校》，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中共绵阳市市中区区委党史研究室编《绵阳国立六中学运斗争纪实》，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