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万青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金融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与改革开放前四十年相比，201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崛起不得不面临国内外双重陷阱的掣肘，崛起进程将会遭遇更大困难和更多艰险。
从外部局势来看，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头十年，美国因遭遇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而把战略重心转移到全球反恐事务中去，陷入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之中，对美国的软硬实力带来了巨大的消耗，其经济实力出现了相对衰退，而此期间美国的过度自信和过度扩张则给了中国等新兴大国快速发展的机会，中国的软硬实力均出现了明显的增强。美国有中东、欧洲和亚太三个战略核心区，中国是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最有可能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国家，随着美国软硬实力的逐步衰减，其采取了收缩和扩张并存的全球战略，在中东和欧洲是收缩战略，它对亚太地区尤其是对于中国的战略遏制则是扩张战略，如频繁在贸易等领域出台对华遏制政策，导致近年来中美冲突急剧升级。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对彼此战略意图的担忧，中美两国已经陷入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结构性矛盾之中，并且由于两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巨大，中美之间很难复制相对和平的渐进式权力转移模式，两国之间的隔阂将会加深。〔1〕并且，当美国经济相对衰落导致国内矛盾加深时，按美国人的思维定势，必然要在国外找一个“替罪羊”，把矛盾焦点引向国外，而中国则是最有可能成为“替罪羊”的国家。〔2〕中美之间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修昔底德陷阱是指当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时，两国之间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3〕但中美之间不太可能直接发生战争，原因是核恐怖平衡可以控制20世纪的美苏争霸并未走向直接军事冲突，也足以约束21世纪中美关系走向军事冲突。〔4〕二战后的历史中，修昔底德陷阱仍然存在，但是在核威慑和国际机制的约束下，威胁和敌意多以经济制裁等非军事的方式存在。〔5〕随着中美之间冲突加剧以及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两国陷入非军事形式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依然不小。
在中美冲突加剧的情况下，中国不仅受到修昔底德陷阱的威胁，而且还受到其他两种陷阱的威胁：第一，高科技封锁陷阱。1996年以西方国家为主的33个国家在奥地利维也纳签署了《瓦森纳协定》，该协定对军民两用品和技术清单上列举的技术进行出口管制，后来拓展到42个成员国。这些成员国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西方国家和除中国、巴西以外的主要发展中国家。荷兰ASML公司对中国的光刻机出口，便受到该协定的制约，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芯片制造业的发展。第二，东西方阵营对抗陷阱。世界依旧分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虽然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不如从前的美苏争霸时代，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巨大差异，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风险仍然现实存在。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中国日益崛起会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核心利益，继而可能会加剧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和斗争，甚至可能升级至两大阵营之间长期对抗的危险局面。
从内部形势来看，中国进入了新旧增长动力转换时期，原有的廉价成本优势逐步减弱，传统产业发展动力在衰减，甚至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周边发展中国家转移，与此同时新的技术比较优势并未真正确立，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动力不足，导致近年来中国整体经济增速下滑，经济增长愈显乏力。Gill和Kharas在2007年出版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一书中正式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之后，由于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导致该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处于经济长期停滞徘徊的状态。有些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例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有些发展中经济体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例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现有文献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认为科技创新、〔6〕制度质量、〔7〕居民收入差距、〔8〕外商直接投资〔9〕等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着重要影响。由于廉价成本优势不断削弱，技术比较优势尚未真正确立，近年来经济增长动力明显变弱，加之制度建设还有进步空间、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等各种因素，中国是否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在人均GDP水平靠近高收入门槛之时,中国依然面临着如何保持可持续增长动力的不小挑战。〔10〕
对外遭遇逐渐升级的中美冲突，对内面临动力换挡增长乏力的国内经济，在遭逢内外双重陷阱的挑战中，中国崛起将碰到更多的困难，这就不应继续沿用仅以经济为中心的单维崛起思路，因为单维崛起对内难以解决经济增长乏力问题，对外不易调和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而应当转变崛起的思维，以保证中国较为顺利地跨越双重陷阱障碍，未来继续保持良好的崛起势头。
虽然中美之间未发生军事冲突，但是美国凭借其在科技、文化、价值观和国际舆论等方面的强势地位以及对盟友的强大影响力，采取非军事手段全方位遏制中国，给中国崛起造成了不小的困难和阻力。当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改变时，中国崛起不能因循守旧沿用过去传统思维，而应该顺应大势变化相应地变通思维，未来应当从单维模式转向多维模式，应该从经济建设单中心向经济、制度和文化建设多中心转变。
中国崛起多维模式的具体内涵包括：
第一维度崛起是经济的崛起。第一维度又包括两个阶段的崛起。第一阶段为经济外延式的崛起，即经济规模方面的崛起。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规模的崛起令世界瞩目，并正朝着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的方向努力。第二阶段为经济内涵式的崛起，即经济中体现的科技实力的崛起。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不错的进步，2019年中国超越美国首次成为国际专利申请量世界第一，也涌现了一批像华为、中兴、阿里、大疆等高科技企业。然而，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美高校之间的差距依然巨大，在US News历年世界大学排行榜上，前二十名长期包含大量美国高校，大部分中国高校则排名靠后；
中国科技创新质量输于美国，尤其在重大的原创性创新方面；
中国高科技企业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数量上都不如美国。当前中国正处于第二阶段经济崛起时期，应当既要知晓长处也要正视不足，加快追赶美国高科技发展的步伐。
第二维度崛起是制度的崛起。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并无现实模板可供借鉴，中国只能靠摸着石头过河，通过经济特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改革等制度试验积累经验，并把成功经验加以复制和推广，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中国需要以广阔的国际视野、开放包容的态度看待人类创造的优秀制度文明成果，由商品、要素流动型对外开放向规则、制度型对外开放转变，广泛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制度的积极因素并批判和摒弃其消极成分，在消化和吸收各国制度精华之后结合中国国情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继而创建更为先进和高级的制度文明形态。
第三维度崛起是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崛起。制度不只是一系列外在的强制性行为规范，还是内在的文化思维价值认同，制度崛起离不开先进文化的强力支撑作用。我国绵延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具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曾经无数次让古老的中国在世界的东方熠熠生辉。其中，开放包容的时代标签让中国始终能领衔世界文化的发展潮流。需要指出，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点，非但不会颠覆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借此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升级改造之后，会使之更具强大的生命力，有利于打造在国际上可与西方文化相抗衡的非西方文化。总而言之，中国文化和价值体系建设需要吸收古今中外全人类文明成果，消化后进一步改造升华，变成一种综合性的影响世界的新型社会主义现代文化。以深圳为例，该地之所以成长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和内涵式崛起的典范城市，除了在制度改革方面敢闯敢试并成为全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之外，特有的地域文化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深圳是由一个小渔村成长起来的，较少受到传统文化的束缚，更容易接纳外来文化和形成本地新文化。由于都是外来人口在本地谋生，极少有本地人口，没有自己的方言，深圳容易形成人人平等的大众基础；
由于多数居民都是从外地迁入人员，只有努力进取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从而形成深圳敢拼敢闯的进取文化；
深圳初期的资金多数来自香港，其管理经验和理念也来自于香港，并且毗邻香港深受香港商业文化的影响，而商业文化的核心是契约文化，因此深圳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契约文化；
深圳处于改革开放前沿，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这又形成了其特有的重视效率的拼搏精神。由此可见，深圳之所以从小渔村快速成长为现代化大都市，不仅因为毗邻香港，处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而且缘于在特殊的地理、历史和政策条件之下形成了以“平等、进取、契约、高效”为核心的特有的深圳文化，该文化是深圳崛起成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精神文化驱动力。
多维模式区别于单维模式的显著特征是把制度和文化崛起摆在与经济崛起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之所以把制度和文化崛起视为与经济崛起同等重要，究其原因，一方面，制度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的制度和文化是高质量经济的基础，若无高质量的制度和文化，则难以产生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制度发展和文化发展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特点，制度和文化发展需要破除利益藩篱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李克强总理说过，触动利益是比触动灵魂要难的。这表明制度和文化发展是一个需要战胜诸多障碍的艰难曲折的过程。由于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和文化发展既非常重要又面临巨大困难，因此，我国需要把制度和文化发展单独独立出来，并放在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即从单维崛起转向多维崛起。
相对于单维崛起的单兵突进模式，经济、制度和文化齐头并进的多维崛起模式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异特性：一方面，从整个国家层面来看，多维崛起模式可以改变过去制度创新和文化发展单兵突进、碎片化、短期化的现象，将制度和文化发展的区域广度和内容深度全面升级，把制度创新和文化发展改变成一个具有全面创新、集成创新和长远规划特征的过程；
另一方面，制度和文化发展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多维崛起模式有利于中央政府从顶层设计层面系统化和集成化地全面推进制度和文化发展，破除在发展过程中的地方或部门利益藩篱，从而明显加快制度和文化发展的进程。
经济崛起是生产力方面的崛起，一切都以推动生产力发展作为判定标准；
制度崛起是制度方面的崛起，通过规则制度建构来打造完善的制度体系；
文化崛起是文化和价值体系方面的崛起，通过自觉理念和宣传教育来建立先进的文化文明。经济崛起是物质层面的崛起，制度崛起是制度层面的崛起，文化崛起是精神层面的崛起，三者分属于物质、制度和精神层面。经济崛起属于硬实力崛起，而制度和文化崛起属于软实力崛起，软实力崛起对外可以大大化解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冲突，有助于摆脱修昔底德陷阱；
对内有利于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并实现经济发展的动力换挡，有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崛起属于硬实力崛起，我国具备丰富的硬实力发展经验；
而制度崛起和文化崛起属于软实力崛起，我国在软实力崛起方面的经验仍有所欠缺。软实力崛起与硬实力崛起存在较大的差异，下面对软实力崛起的实现机制及其可行性进行分析。
(一)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实现机制及其现实可行性
1.制度和文化崛起的自上而下建设机制
靠自发力量推动的制度和文化崛起过程是相当漫长的，甚至有时可能收敛到一个较低水平的长期均衡状态，因此，我国有必要建立政府推动机制(即自上而下的建设机制)来大力促进制度和文化快速地、全面地和系统地建设和发展。制度和文化崛起的自上而下建设机制，是指由中央政府在充分调查研究之后，组织社会各方力量制定制度和文化发展的长远发展目标，并把长远发展目标细化至每五年一个阶段的发展规划，然后在中央政府领导下从中央至地方根据五年发展规划来推进我国制度和文化的快速、全面和系统地发展。这要求制度和文化从零碎性和局部性发展转变成集成性和系统性的创新发展。
2.自上而下建设机制的现实可行性
当基础设施、工业体系比较薄弱时，自上而下的制度体系对于改善硬实力而言是卓有成效的，而当制度、文化、营商环境等条件发展不足时，自上而下的建设机制是否能改变我国制度、文化等软实力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呢？这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垂直领导；
第二，实行地方官员锦标赛制度，并且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约束足够大；
第三，制度、文化、营商环境等发展情况能够被定期准确考核。对于软实力发展而言，第一个条件满足，对第二个和第三个条件，则需要重新斟酌考量。对于第二个条件，对地方政府软环境的激励约束明显存在不足，如果软实力和软环境得以明显改善，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得到更好的升迁机会，这是其收益，但是另一方面，软环境改善使得地方官员的自主权被明显削弱，这是其成本，收益未必高于成本，影响了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作用；
由于现实中地方软环境不易观测，即使软环境发展不佳，也极少有地方政府官员由此而受到惩处或问责，导致对地方政府官员的约束不足。对第三个条件，由于各地很少有软实力方面的统计数据，缺少统计数据意味着对地方政府官员难以进行考核。
当前，是否我国就无法建立软实力的自上而下发展机制呢？实际上，可以对后两个条件进行修正，这样就能满足以上三个条件。具体的修正方法是：对于第二个条件，中央政府可以对软实力发展不足的地方政府官员进行严厉处罚，激励虽然没有增加，但是惩罚大幅增加同样有效；
对于第三个条件，在缺少统计数据的情况下，各地可以生产统计数据，可以设计针对各地制度创新、文化发展的科学调查问卷，由当地居民和企业填写得到网上问卷数据，再通过网上数据综合评分就可以刻画各地制度创新、文化发展的情况。并且，我国还可在统计机关内专门设立软环境统计部门，采用随机抽样的办法去统计各地软环境发展情况。为了避免统计的主观性和偏差性，我国可以采取跨区域异地调查统计的方式，如本省统计机构派人去其他省调查统计，其他省份来本省调查统计，这样有利于保证统计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由此可见，在对第二和第三个条件进行修正的情况下，软实力发展同样适用于自上而下推动机制。
另外，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使得自上而下建设机制在现实中更具可行性：第一，中国具有强大的动员与组织能力。强大的动员与组织能力是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以前中国利用这个制度优势来扭转基础设施和工业基础薄弱的不利局面，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硬实力；
未来中国也可利用该制度优势来改变制度创新和文化发展迟滞的不利境地，打造具备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新制度和新文化，显著地提升中国的软实力。第二，中央政府具有丰富的制度改革经验。通过设置试验区进行制度试验，并把试验成功的制度推向全国其他地区，中国已经积累了一套成熟的制度改革程序和方法。第三，通过领导中国人民成功革命，再到领导中国经济成功崛起，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在人民群众中早已树立了崇高的威望。第四，中国具备行之有效的新闻媒体、政府宣传和学校教育部门等宣传和教育渠道，中国政府可通过这些渠道去改造旧文化和塑造新文化。
(二)自下而上的市场驱动实现机制及其现实可行性
1.自下而上的市场驱动实现机制
政府虽然是制度供给和主流文化供给的主导者，但不是制度和主流文化的唯一供给者，唯有发扬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来自民间的驱动力量，才能让制度和文化的发展更具动力和活力，加快制度崛起和文化崛起的步伐。这种自下而上的市场推动机制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政府应当提供群众参与制度创新的平台和文化创新的舞台，集思广益地征集制度改革和文化繁荣的建议和主张，并把富有建设性的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主张上升到国家改革和决策层面，政府相关部门采纳之后再以制度改革或者主流文化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改革是一项群众性的探索、创新的事业”，要发展，需要更多人能站上改革舞台。2012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文化领域发展缓慢，若要突破障碍，就需要从亿万群众中汲取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和推动文化发展的智慧和力量。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振兴需要以制度优化完善为基础，需要以文化繁荣发展为支撑。中国不能照搬西方制度和文化，而是应当充分地吸收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然后在考虑中国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基础上不断扬弃、创新和发展，进而逐步推动中国制度和文化崛起。“海不辞滴水，故能成其大；
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唯有兼容并包地吸收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才能创建世界顶尖的制度和文化，方能较快地实现制度和文化崛起。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进入了“无人区”，这种复杂而艰难的探索不仅需要发挥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作用，而且需要发扬自下而上的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首创精神以及借鉴世界文明的发展成果，唯有如此才能够突破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和文化桎梏，最终形成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
2.市场驱动实现机制的现实可行性
当筛选完音乐课程资源之后，教师就可以把音乐资料通过文本形式或制作成DVD、VCD储存到资源库中。而且，也可以将制作好的CD、音乐文本上传，方便有需要的教师在局域网上查阅相关资料。在使用之后，教师也要尽量提出使用建议，以此来改进资源库的构建，在最大程度上发挥音乐资源库的作用。
软实力的发展需要一个对市场逐步培育的过程，政府应当为市场作用的顺利发挥创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发挥自下而上的市场驱动机制作用的必要条件包括：第一，对制度和文化发展采取开放性策略。制度、文化和价值体系需要与外部不断交流、冲突和碰撞才能得到更好的创新和发展。第二，对制度和文化发展采取包容性策略。中华文明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与其他文明和谐共存，并逐步内化吸收，实现发展进步。第三，尊重社会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扬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群策群力地推动制度和文化的发展，才能保持制度和文化发展的生机和活力。第四，健全地方改革的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地方政府或基层组织的小范围犯错，对整个国家而言风险较小，设置合适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机制和容错负责机制，有利于提高地方基层组织制度创新的积极性。
市场驱动实现机制在中国具有现实可行性，具体原因包括：第一，中国具有十四亿人口，充分地发挥十四亿人口的首创精神，将给制度创新和文化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第二，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即使被外族入侵，也从未被中断过，这足以说明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通过市场驱动中国制度和文化发展，不仅不会削弱中国制度和文化的影响力，反而使中国制度和文化因吸收更多养分而变得更加强大。第三，中国具备自下而上的市场驱动发展的实践经验。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邓小平同志称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深圳“敢闻敢试，敢为天下先”的改革试验，就是自下而上体制改革典型的例子。第四，中国政府具有全面深化改革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从未停止过在纵深层面不断进行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这更加坚定了中国政府继续改革开放的决心。第五，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触动利益的革命，要突破体制机制改革的障碍，要突破制度改革的藩篱，必须依靠人民群众。若要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复兴，也必须坚持党的文化群众路线，唯有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来源人民、一切属于人民的文化群众路线，才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同时,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1〕第六，中国地大物博，各地情况差异较大，一刀切的做法不适合不同地方的发展情况，而自下而上的市场推动机制，有利于各地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推动地方的制度改革和文化发展，获得更多、更好和更接地气的对策措施和发展经验。
经济、制度和文化是中国崛起缺一不可的三个共生的关键要素，是崛起驱动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要件，当一个关键要素不足时，驱动系统便会出现短板，其他要素发展必然受此短板制约，中国崛起系统便会运行不畅甚至可能运作失序。三个关键要素之中，相对而言经济较易改变，制度和文化较难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单维崛起模式，必然使较难改变的制度和文化发展相对滞后，进而拖累整个崛起进程。因此，当前我国需要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单维模式向以经济、制度和文化建设为中心的多维模式转变，以更好地保持稳定崛起的势头。
不管是单维模式，还是多维模式，崛起驱动系统都具有三个子系统，但是三个子系统的驱动力却截然不同，下面对两种模式子系统的驱动力进行比较。
(一)政府驱动子系统
由于制度改革的利益藩篱以及制度和文化自身发展的巨大惯性，如果制度和文化发展不被置于发展整体中的重要位置，那么二者的变化进程将十分缓慢。单维模式不以制度和文化建设为中心而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度和文化建设仅作为经济建设的辅助手段，对变革艰难且意义重大的制度和文化发展不仅重视程度不够，而且缺乏长远计划、整体规划和系统推进，考虑到深水区改革难度以及制度和文化发展的巨大惯性，以单维模式来发展制度和文化就像小马拉大车，驱动力明显不足，难以克服制度和文化发展面临的重大阻力。所以，制度和文化发展过于缓慢问题就成了我国崛起道路上始终难以清除的拦路石。
多维模式，是一种将中央政府顶层设计和对地方政府定期考核相结合的促进经济、制度和文化方面多维度发展的模式。我国可以通过政府“有形之手”来推动制度和文化的发展，因为政府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和推动力量，〔12〕同时对文化建设具有直接的影响力和广泛的作用力。〔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中国政府具备强大动员能力和高效执行能力，不但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也能够有效地推动制度和文化发展，多维模式的制度和文化崛起进程显著快于单维模式，多维模式能更加高效地打破制度改革的利益藩篱与制度和文化发展惯性，扫除经济发展过程的制度和文化障碍，进而显著地增强崛起驱动力。
(二)内部驱动子系统
内部驱动子系统是指由经济、制度和文化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驱动组成的系统。多维模式可以充分地发挥经济与制度、文化之间的相互驱动作用，从而具有较为强劲的系统内部驱动力。一方面，制度、文化崛起对经济崛起具有推动作用。多数文献赞同制度质量对经济发展具有关键作用，〔14〕不少文献也认为文化质量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5〕目前制度和文化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中西部大多数地区以及欠发达地区，其制度和文化落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所以包括制度和文化在内的多维崛起对这些地区的崛起更有意义。另一方面，经济崛起对制度和文化崛起具有拉动作用。随着经济水平以及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当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民对公平、正义、民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非物质需求明显增加，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对制度和文化发展具有拉动作用。
在单维模式中，随着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由于制度和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其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为了继续推动经济发展，二者只能被动地调整与经济不相适应的部分，这就应该注意到单维模式对制度和文化被动发展的作用具有以下不足：第一，由于缺乏长期规划和顶层设计，导致制度改革不彻底，如同“低垂的果子”已近摘完，处理“难啃的骨头”则不易推进；
第二，对经济发展起显性作用的制度改革较易引起重视，对经济发展起隐性作用的制度改革容易被人忽视；
第三，在进行某一项或某几项制度改革时，多数情况下缺乏其他相关制度的配套改革，导致制度改革达不到预期效果；
第四，忽略了文化发展对制度、经济的重要作用，导致文化与制度不匹配，只改制度不改文化，制度的改革效果大打折扣。在单维模式，由于并未把制度、文化单独列出来成为发展目标和对象，导致制度、文化发展具有碎片化、反复化、短期化、非集成化和非系统化特征，例如简政放权效果不如人意，市场经济新体制建设未达预期，营商环境建设效果不佳等，制度和文化发展非但未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量，有时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力量。
(三)由内而外驱动子系统
由内而外驱动子系统是指经济、制度和文化发展(中心圈层要素)对科研教育、营商环境、诚信环境、法制环境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等(外围圈层要素)发挥推动作用时形成的系统。当前我国科研教育、营商环境、诚信环境、法制环境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仍存在诸多不足，这在相当程度上归因于制度和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对于多维模式而言，当制度和文化得以快速向前发展时，可以明显地推动科研教育、营商环境、诚信环境、法制环境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等快速发展，继而推动中国崛起；
对于单维模式而言，制度和文化发展长期滞后局面难以根本改观，从而限制了制度和文化对科研教育、营商环境、诚信环境、法制环境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等的推动作用，进而不利于中国崛起。
如图1所示，在单维模式中，只有实线箭头表示强作用，而虚线箭头表示弱作用，导致制度维度和文化维度的崛起明显滞后，从而导致整个崛起驱动系统的三个子系统的作用效力都大打折扣；
在多维模式中，不管是实线箭头还是虚线箭头都表示强作用，导致制度维度和文化维度的崛起速度明显加快，并与经济维度和谐并进，从而导致整个崛起驱动系统的三个子系统的作用效力都能充分发挥。这使得多维模式的驱动力明显强于单维模式。
图1 单维和多维崛起模式的驱动系统
如果说单维模式是中国崛起1.0版本，那么，多维模式就是中国崛起2.0版本。多维模式在资源配置方面具有异于单维模式的表现。资源配置方式包括市场手段和政府手段，高效率资源配置的核心要义是能够高效发挥在资源配置中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服务性作用。下面将分析多维模式相对于单维模式在这两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一)市场能在资源配置中起高效率的决定作用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发挥的作用依赖于硬环境和软环境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硬环境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铁路、网络、电力等基础设施，软环境基础设施包括制度环境、诚信环境、文化环境、政府公共服务等。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单维崛起模式而言，由于制度和文化建设不像经济建设那样处于中心位置以及利益藩篱和文化惯性的制约作用，制度建设和文化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软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必然存在欠缺，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只能起到基础性作用或者效率不高的决定性作用。对于以经济、制度和文化建设为中心的多维崛起模式而言，经济、制度和文化能得以均衡和全面发展，无论是硬环境还是软环境基础设施都日臻完善，同时，一流的软环境基础设施使得市场对资源配置不仅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且是高效率的决定性作用。
软硬环境基础设施就像公路，生产资源或生产要素类似于在上面行驶的汽车，在多维崛起模式下，我国有望在未来建立起世界一流的国内软硬环境基础设施，这好比把普通公路升级为高速公路，无疑大大提升了生产资源的流通和配置效率，继而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高效率的决定作用。高效率的决定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打破行政地域条块分割，缩小不同地区的制度和文化距离，破除由此产生的各种有形与无形壁垒，从而有利于市场对国内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配置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一流的国内软硬环境设施不仅会吸引更多外商进入中国进行经济活动，扩大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规模，而且有利于吸引国际高级生产要素进入中国，尤其是世界顶尖人才进入中国，这无疑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如同高速公路的运行效率明显高于普通公路，外国汽车更愿意到国内的高速公路上而非普通公路上行驶。
(二)政府能在资源配置中起高效率的服务作用
建设高效率的服务型政府需要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完善的制度基础是建设高效率服务型政府的根本保证。若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则不可能建设成高效率的服务型政府。当制度不完善时，只能建成效率较低的服务型政府或者是传统的管制型政府。第二，唯有当文化建设比较成熟完善时，此时服务型政府和法治型政府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意识，政府才能真正转型为服务型政府和法治型政府，才能建设成高效率的服务型政府。由此可见，建设高效率的服务型政府需要扎实的制度基础和文化基础，唯有包括制度崛起和文化崛起在内的多维崛起模式，才更有可能为高效服务型政府建设创造所需的制度条件和文化条件。
综上可知，“政府成为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市场起高效的决定性作用”，这两点是高质量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性标志，也是高质量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根本性标志。而要达成这两点，光凭单维崛起模式是难以办到的，唯有多维崛起模式，方能让制度、文化等层面得到充分、全面和系统的发展，并为发挥政府高效率的服务性作用和市场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打下坚实的制度和文化基础。
美国霸权包括美元霸权、军事霸权、科技霸权，而科技霸权是这三个霸权的根基，究其原因，一方面，美国的军事霸权本质上也是科技霸权在军事技术上的体现，其军事霸权是建立在军事方面的高科技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若无科技霸权和军事霸权作为支撑，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于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信心便大为削弱，美元霸权在短期内便会土崩瓦解。
中国如果屈从于美国霸权之下，就会永无崛起之日，那么，中国真正崛起就需要战胜美国的科技霸权，即确保中国在科技方面接近或者超越美国的水平，达到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局面。唯有在中国的科技发展到这种水平的情况下，才能够在其他两个方面抗衡美国，从而不被美国强力遏制而陷入崛起陷阱之中，并且突破崛起瓶颈保持持续发展的态势。
因此，中国真正崛起的标准或者标志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内部来看，具备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和科技研发实力。中国抗衡美国的最大资产，不是约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不是1300万亿的国有资产，不是股票外汇等金融财富，而是大量人力资源的高效开发和有效利用。另一方面，从外部来看，具备吸引大量世界顶尖人才的各种软硬环境。从1945年二战结束开始计算，美国霸权已经维持了77年，而苏联霸权从1945年至1991年仅维持了46年，两者一个重要的差别是美国能够源源不断地吸引世界顶尖人才，世界顶尖人才汇聚成为美国击败苏联的一个关键因素。
美国的政治面对枪支泛滥、贫富差距逐步扩大、种族矛盾日益尖锐等问题无能为力，而其本身几乎不具备革新能力。而中国则不同，中国政治具有强大的自我革新能力，能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不断与时俱进地进行革新，而且革新的效率很高。由此可见，美国虽然依旧强大，但处于衰退之中，当前中国在核心科技和科技教育能力方面无法与美国相匹敌，但是中国处于上升和革新通道之中，因此，只要中国采用多维崛起模式以及合适的崛起策略，美国就阻止不了中国崛起的步伐，中国必定能赶超美国。具体的崛起策略包括以下四种：
第一种战略，多维协同发展战略。除了科技是生产力，“制度和文化也是生产力”，因为制度和文化既可以推动科技和经济发展，也可以助推中国更加深入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以往的中国崛起是单维崛起，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崛起，虽然中国大力推行制度改革和文化繁荣政策，但是制度改革和文化发展仅起到服务于经济建设的辅助作用，并未确立两者在发展中的中心地位。而多维崛起同时以经济建设、制度建设、文化和价值观建设为中心，即不仅以经济繁荣为中心目标，而且以创建世界最先进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为中心目标，形成经济、制度和文化三者相互促进和和谐共进的良性循环发展局面。
第二种战略，包容性发展战略。包容性发展，可以让中国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有着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加强劲的发展动力，可以减少中外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差别造成的隔阂。包容性发展战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制度方面的包容性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全新的制度，现实中并无确定框架并且需要不断探索，只要有利于增加人民福祉和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制度，我国制度建设都可以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大胆借鉴和勇于尝试。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需要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中，进而才能更加深度地融入全球经济并通过深度全球化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和科技崛起。
二是文化方面的包容性发展。建设先进社会主义文化既要坚持传统文化又要吸收西方文化，既要采用“拿来主义”又要采用“送出主义”。我们在文化发展方面应当采取开放和包容的态度，需要融入世界，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部分，同时也要坚持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剔除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里的糟粕，通过博采众长，依靠文化吸收、创新和发展，创建既吸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又超越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此同时，中国文化还应当积极走出去，通过有关部门的主动宣传，让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包容性发展战略有助于弱化中国在对外交流上和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差异，也会扩大中国和他们的共识，久而久之，各国就会增进对中国的信任和理解，美国便难以再拉拢其盟友对中国进行遏制，使西方世界的团结性下降，在西方内部利益冲突日益加剧的作用下，他们的同盟可能会逐步削弱甚至最终瓦解。
第三种战略，软实力优先发展战略。中国在硬实力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比如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拥有世界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及世界领先的资源整合能力和世界排名前列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然而，中国在软实力方面并未获得世界的普遍认可，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有完善空间，营商环境、法制环境和诚信环境建设仍不到位，文化和价值观的世界影响力依然较弱，对外文化贸易依旧长期处于逆差国地位。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性不仅应该体现在硬实力方面，而且应当体现在软实力方面，软硬实力均衡的中国崛起更能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也有利于中国更加深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应当以多维崛起为契机，把软实力发展摆在与硬实力发展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以软实力发展来带动和引领硬实力发展，通过软实力增强来扩大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通过软实力增长来提高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凝聚力，通过软实力提升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使得中国逐步成长为除西方国家之外被世界普遍认同的另一极重要力量。
第四种战略，科教人才强国战略。科教人才强国战略是指我国应打造世界一流的包括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平台环境等在内的人才发展软硬环境，以培育更多国内一流人才和吸引更多国际顶尖人才。中国与美国在科技和人才方面的差距，从根本上来说归结于这种软硬环境方面的差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种差距使得美国对中国顶尖人才产生吸引的势能，导致大批清华、北大等国内高校培养的人才外流到美国，使中国对欧美国家产生不小的人力资源逆差。因此，中国需要大力创建世界一流的人才发展软硬环境，彻底地消除这种软硬环境差距，才能终结这种逆差势能，战胜美国科技霸权，真正实现中国科技崛起。
美国强大的地方在于：一是高度发达的高等教育，二是利于创新创业的土壤。这两个关键因素导致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国家。所以，我国需要从两方面着手推动科教人才强国战略的落实，一方面，需要改革中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人才培养制度，扭转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人才流动逆差的不利局面；
另一方面，全国其他地区均应结合本地情况学习深圳经验，努力打造有利于吸引人才的一流软硬环境，积极推动本地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转变。作为40多年改革试验田的深圳是全国经济发展最为迅猛和科技创新最为活跃的地区，深圳的成功经验归结为高度市场化和法制化、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发达的高等教育、人才吸引力和鼓励创新的强有力政策等，即通过打造一流的软硬环境来推动地方经济转型升级。
综上所述，如果把单维崛起称为中国崛起的第一阶段，即在经济实力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并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体进而向世界第一经济体的目标不断逼近，那么多维崛起就可称为中国崛起的第二阶段(即更高级阶段的崛起)，是经济、制度、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全面崛起，通过前文分析可知多维模式在要素配置模式、发展驱动力、实施战略等方面相对于单维模式均更有优势(见下页图2)，从而具有更强劲和更持久的动力去突破崛起所遭遇的内外陷阱。
图2 两种崛起模式的理论框架比较
自从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在经济、制度和文化等领域全面落后于西方国家，2011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逐步摆脱了经济落后的局面，然而却没有摆脱制度、文化等方面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中国需要采取多维模式来实现经济、制度和文化等领域的全面追赶甚至超越。
历史上的世界一流经济强国无不是建立在世界领先的文明架构之上的。首先，若不是建立在先进的文明架构之上，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很难最终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强国。其次，若不是建立在这种先进的文明架构之上，即使实现了经济层面的崛起也是不牢靠的，或者由于落后于其他文明架构而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甚至衰落，或者存在由于某次强烈的内部冲击或外部冲击而导致经济瞬时崩溃的可能性。因此，建设先进的文明架构是中国崛起的应有之义，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时期，中国崛起不仅包括经济崛起，而且包括制度崛起和文化崛起，并通过多维崛起建立适合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时期的中国国情的东方文明架构。多年以来欧美国家一直在享受“西方世界体系中心”所带来的红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在极力地维护这种红利。作为一个人口数量世界第一、经济规模世界第二和国土面积世界第三的世界性大国，中国崛起就是要打破这种“西方世界体系中心”给西方国家带来的红利，其使命和责任就是建立东方文明架构，打造与“西方世界体系中心”并行的“东方世界体系中心”，使中国成为世界新的经济中心、制度中心、文化和价值体系中心。社会主义中国要真正崛起，要完成这种人类壮举，就必须在科技、制度体系、文化和价值体系变革的“无人区”进行艰难探索，当西方国家问题重重而发展和变革又举步维艰之际，我们在无人区之中大胆改革和勇于探索，并乐于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创建一条在制度体系、文化和价值体系上全面胜于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世界发展新潮流的引领者。
经济全球化使得全球分工越来越深入，必须实现经济崛起的中国，显然不能置身于全球制度、文化、治理体系之外，而依靠包括制度、文化、政府治理等多维崛起的中国，必能更好地融入世界之中，在更加深度地融入全球化之际方能寻得经济更高层次的崛起。中国第一层次的崛起只是在经济领域内的崛起，称为物质文明的崛起，第一层次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非物质方面则有所欠缺；
中国第二层次的崛起是在经济、制度、文化等领域内的崛起，称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化文明的崛起，后者是比前者更高层次的崛起，这种崛起一来可以避免美国联手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的围追堵截，让美国的战略遏制效果大为减弱，二来可以让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成为世界主导文明之一，让中国崛起也具有更加坚实和强劲的非物质基础。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从根本上来讲是各自文明架构和民族特性之间的竞争。整个世界仍主要处于西方国家600年前所建立的文明架构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真正地取得长久性成功，不仅需要在经济方面取得长足进展，而且需要在文明架构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这就是中国崛起模式需要转向包括制度崛起和文化崛起在内的多维崛起的原因。唯有建立与西方文明竞争中占上风的东方文明架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在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继而才能够使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真正的崛起以及达到真正的稳定。无数世界历史的发展案例证明，在多数情况下较先进的文明架构胜过较落后的文明架构，在中美对抗的国际新形势下，建立与西方文明竞争中占上风的社会主义文明架构，是中国崛起的应有之义。真正的国家富强和长久的社会稳定，是多维模式全面崛起，而非单维模式局部崛起逐步收敛所达到的稳态均衡状态，是文明架构优越性这个内在属性的外在表现。一个国家的国际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国际化，而且是制度和规则的国际化、文化和价值理念的国际化，如果后两者推行不畅，必然会影响到经济的国际化进程。
注释：
〔1〕潘蓉、肖河：《尚未触发的“修昔底德陷阱”与美国对华政策》，《国际论坛》2020年第2期。
〔2〕方行明、张焱、丁俊菘：《中美之间“修昔底德陷阱”的破解与中国逆境制胜的战略组合——从二维博弈到三维博弈的理论创新》，《财经科学》2017年第12期。
〔3〕Graham Allison,>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e Thucydides’s Trap?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7,pp.210-212.
〔4〕蔡翠红：《中美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话语》，《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3期。
〔5〕蒙克：《中美摩擦与修昔底德陷阱》，《文化纵横》2018年第6期。
〔6〕李翀：《“中等收入陷阱”：产业结构升级的障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权衡、罗海蓉：《“中等收入陷阱”命题与争论:一个文献研究的视角》，《学术月刊》2013年第11期。
〔7〕Gill I.,Kharas H.,“Gravity and Friction in Growing East Asia”,>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Vol.25,No.2,2009,pp.190-204.
〔8〕程文、张建华、晓鸥：《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与自主创新——兼论“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与跨越》，《经济研究》2018年第4期。
〔9〕Vivarelli M.,“The Middle Income Trip:A way out Based on Technological and Structural Change”,>Economic Change and Restructuring,Vol.49,No.2-3,2016,pp.159-193；
刘海云、龚梦琪：《双向FDI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贸易问题》2019年第7期。
〔10〕蔡昉：《从中等收入陷阱到门槛效应》，《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11期。
〔11〕黄显中：《坚持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群众路线》，《理论视野》2012年第5期。
〔12〕石杰琳、秦国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府转型：角色转变和制度创新》，《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1期。
〔13〕庄国营：《文化建设中的政府作用与任务》，《湖湘论坛》1999年第1期。
〔14〕D.C.North,R.P.Thomas.,>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A new Economic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1973,pp.152-153；
吕璐、张进军：《制度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再思考》，《理论月刊》2017年第6期。
〔15〕蒙克：《中美摩擦与修昔底德陷阱》，《文化纵横》2018年第6期；
王宁：《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个文化机制的分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