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庆跃
（淮北师范大学，安徽淮北，235000）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张全民族抗战路线，即动员、组织和领导全体爱国群众参与到抗战中来，而动员征兵是其重要的实践活动之一。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共的参军动员机制、征兵政策、征兵口号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研究，但是对于这一时期乡村征兵中党的宣传教育群众工作能力如何养成却鲜有关注。鉴于此，本文试以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有关档案资料及根据地主要创建者的相关著作为参考，管窥这一能力渐次养成的过程，以有补于史志。
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和粉碎日伪军的疯狂“扫荡”，1940年9月，中共皖东北地委和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此时淮北根据地政权隶属此公署管辖）召开了各县干部会议，部署了大力发展抗日武装的决定。1940年下半年的这次征兵是淮北根据地第一次大规模扩军活动。［1］为了保证这次征兵的顺利开展，根据地在各地成立了联防办事处，最终动员了200余名新兵，500余名地方武装人员，共700余人加入了新四军。
第一次征兵实践表面上看成绩较好，但总体效果并不理想，未掀起大规模的扩军热潮。究其原因，固然与军事建设上存在着不注重充实、帮助与培养主力以及未能及时掌握一些地方武装的领导权等问题有关，但如从中共自身群众工作能力来看，这一时期宣传教育群众的能力还很薄弱也是重要原因。例如，在乡村征兵实践中更多地不是去启发群众而是去命令群众来参军，尤其在扩大地方武装上存在“不是细心说服，从政治上鼓励他们来参加，而是采取抽壮丁、买壮丁，以致强迫当兵”等现象［2］；
在宣传教育群众的内容上没有反映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把握群众的情绪，而是提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过“左”口号；
宣传教育的对象范围非常狭小，仍停留在知识青年的小圈子里；
宣传教育的主体单一，尤其是根据地的政府并未参与进来，认为武装不是政府的事。相应地，这些情况使得反动派在根据地散布的“共产党住不长”“抽丁”等谣言甚嚣尘上，造成征兵效果不佳；
另一方面，即使征了兵，军队的战斗力也难以保证，“地方武装除编到主力的以外，大部溃散逃亡与叛变”［3］。
这次征兵实践暴露出的宣传教育问题，引起了当时淮北根据地创建者的注意，他们要求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今后务必要注意宣传教育群众能力的养成。如刘瑞龙指出“我们要向老百姓宣传，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是最有面子的事”“以后一定要政治动员，要好好地说服教育，因为拿枪杆子拼命并不是小事，要对他说明白”。［4］
1941年9月，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成立，撤销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和扩大抗日武装力量，行政公署在施政纲领上明确1941年冬季开展扩军运动，要求各级政府掌握政策、做好动员宣传，尽一切力量保证完成3400名扩军总数目标。第二次大规模的征兵实践中，中共在宣传教育群众上有了明显的进步，态度上由原来的轻视变成了重视，场面一改以往的冷冷清清。各部门组织相关人员采取各种方式宣传教育民众，兴起了拥军、参军的热潮。如行署明确将“实行参战动员，发动民众参加抗日军队”视为施政纲领［5］；
各妇救会动员妇女们鼓励自己的丈夫、儿子参军，促进部队的巩固和扩大；
根据地的许多小学教员参加了各地的征兵委员会并编写了宣传参军的通俗读物《孝子投军记》；
拂晓剧团随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孩子们哼起抗日小调，人民都把共产党新四军的主张和‘拂晓’剧团的歌舞，深切的记在心中”［6］；
农救会的附属组织农村俱乐部通过农村逢集逢会及其他会议宣传了共产党及抗日民主政府的主张和政策，告知老百姓武装自己及配合新四军作战的重要性，传播了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斗故事，以提高农民的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
区党委宣传部直接领导的《人民报》，在运动开始前半个月即刊登征兵布告和优抗条例等，在运动开始时则发出关于征兵的征稿信，第三版专门发布征兵消息，同时增出《扩军快报》专登扩军短文，以供征兵干部作为宣传鼓励之参考资料。［7］
这次征兵最终动员了近3800人参军，超额完成了原定计划。但是也要看到，此次征兵在宣传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阶级教育较多，而关于民族民主的教育则较少”［8］，过于重视宣传而忽视了教育，致使“群众的参军热潮还没有真正掀起来”。［9］这说明当时中共宣传教育群众的能力只是初步的养成，还没有达到成熟的状态。
为了充实主力兵团，改善主力兵团战斗员的成分，从而有效粉碎敌人的“扫荡”和进攻，1943年淮北区党委第二次高干会决定本年冬季举行一次扩军运动。这也是淮北根据地自创建以来的第三次大规模的乡村征兵。同年10月，淮北区党委下发《关于冬季扩军运动的决定》，提出此次扩军时间为11月、12月；
扩军的方式主要依靠党内、群众团体内、政权机关内之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物质上之动员与说服；
强调扩军的组织是边区、县、区的扩军委员会，乡为动员参军运动委员会；
认为党内之思想上的动员是此次扩军运动的最主要环节。
为了保证此次征兵的顺利进行，淮北区党委在征兵初期颁布了《参军运动宣传大纲》，刘瑞龙专门撰写了《关于目前扩军中几个要注意的问题》以供各地做参考。正是由于思想上的高度重视及对前两次征兵中相关经验与教训的吸纳，此次征兵中党的宣传教育群众工作的理念、思路和方法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创新，最明显的特征为“一般宣传与个别突击相结合”。［10］
在前期准备上，此次宣传教育活动准备充分、组织有序，如区党委、行署提前公布了一整套有关征兵的文件，政府较早开展拥军优抗活动，边区参议会事先发布《告参议员书》《告民众书》；
宣传教育活动中坚持“三不四要”的方针（即不欺骗、不收买、不强迫，要来历清、要年纪轻、要身体强、要成分好）［11］和参军扩军相配合的原则；
实行政治动员为主、组织和物质动员为辅，以及坚持选择对象、了解对象、说服对象、巩固对象这一过程的完整性。在宣传教育的方式上，结合各地实际情况灵活多样地宣传，如有的地方宣传时拿着战士寄回来的信宣传，有的地方把去年参军的人在部队的情况向群众介绍或评选扩军英雄、参军英雄等。在宣传教育活动的主体上，党政军民都以此项工作为中心［12］，特别是党与群众团体担当了“主干”责任，发挥了模范作用。在宣传教育活动的时间上，除了“配合着纪念双十节、本军本师建军纪念及时事宣传教育”［13］外，还利用其他一切时机开展诸如街头宣传、个别谈话宣传、大会宣传。
此次征兵实践是成功的，全区参军的人数超过原计划的27%，在参军成分上雇农、贫农和中农占88%。［14］但也要看到此次征兵的宣教实践，在传播和学习模范示例及其经验上还有明显的迟滞性［15］，个别地区的宣传教育泛泛甚至违背“三不四要”政策［16］。上述表明这一时期中共宣传教育群众的能力总体而言达到准成熟状态，尚需进一步提升。
1944年，中国进入抗日反攻阶段的时机日益逼近，中共领导的根据地获得了扩大与巩固，群众运动更深一步发展，地方干部队伍也快速成长起来。为了有充分足够的力量迎接未来的变化与胜利，1944年9月，淮北根据地党委作出了《关于扩大一万地方军，创造十个独立团，发展十万民兵的决定》，确定了冬季进行一次全边区的大规模的扩大地方武装运动。这也是淮北根据地创建以来的第四次扩军实践。尽管就如何宣传发动群众方面，决定提出了“均可参照去年的扩军总结”［17］的意见，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并非照抄照搬，而是在继承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给予创新发展，呈现出“思想上启发群众的自觉”［18］的特征，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宣传教育群众工作的成熟。
1944年11月，淮北区党委下发《关于扩军工作的补充指示》，指出此次扩军“不仅要完成数目，而且要求得质量上之成份（分）纯洁与政治觉悟”［19］。在此次征兵实践中就如何在思想上启发群众的自觉进行了探索。其一，在启发群众觉悟的内容上更多从群众的生活实际和切身利益出发。如根据地的许多地方在征兵的宣传教育中让群众从今昔对比中“凭良心”决定行动。其二，根据启发对象的不同特点而实施具体教育。以泗宿县征兵为例，对妇女主要启发她们对新四军的同情心，由此引申到拥军与送子、送郎参军；
对青年主要启发其追求进步思想，从争取光明出路出发积极参军；
对工人主要使其了解过去“汗干钱了”的痛苦而引导参军；
对伪属多的庄子则以关于中国将来和新四军的光荣及远大前景的讨论来启发参军等。［20］其三，认识到启发教育过程的长期性而步步深入。如闸塘村支部的拥军参军教育就以环环相扣、循序渐进的四个阶段而展开：首先“和党员个别谈话，召开支部及小组会，提出问题，采取漫谈方式，了解党员对党军的认识”；
其次“根据党员的认识，即进行支部拥军教育”；
再是“党员认识提高后，即开展支部和党员中的拥军检讨”；
最后“党员检讨之后，可以说认识又提高一步……他们自己自动的讨论了一个拥军公约”。［21］正是在成熟的宣教能力下根据地各地都按时胜利地完成了扩军任务，例如泗宿、泗南、洪泽三县超过任务很多，尤其是泗宿县扩充新战士1700多人，其中新行一个乡就动员了119人参军。［22］
通过上述历时性的考察，会发现能力来源于实践，抗战时期淮北根据地的征兵实践每深入一次，相应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群众工作能力就提升一次；
而能力的提升又进一步推动着实践的深入。同样，在能力的自身养成过程中，人民群众也逐渐加深了对党及其所领导的政权、军队的认可，从而巩固了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地位，真正实现了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宣传教育群众能力的成熟化，为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及解放全国提供了坚强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