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长城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在宗族观念很强、小农经济十足的封建社会，受“父母在，不远游”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的平民百姓大都有着浓重的乡土依恋情结，不到迫不得已、万般无奈，他们一般是不愿意离开生养的故土前往未知的他乡谋生的。然而，清末民初，中国已完全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战争频仍，山河破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人民的剥削压迫已经达到敲骨吸髓的程度，致使人民生灵涂炭，颠沛流离。活命，已经成为当时苦难的中国百姓最为奢侈的梦想。为了活命，他们中的一些人深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外出逃荒。因为外面的世界可能会给他们以生的希望，哪怕是奔走在希望的路上命归黄泉，他们也义无反顾，在所不惜。于是，他们怀着对故土的深深眷恋与不舍，怀揣家谱，背井离乡，或肩披粮袋、孤身一人，或一担箩筐、拖家带口，或亲属邻里、结伴而行，一路上讨饭、唱戏、帮工，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求生之路。这些苦难的移民宛如漫天飞舞的蒲公英的种子，知道根在哪里，但不知道最终会落向何方。只要某地有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和土壤，他们跋山涉水，不畏艰难险阻，就会在此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一时期，山东人群体闯关东，陕西、山西人群体走西口，两广、福建人群体下南洋，是人口迁徙的突出代表，广为人知，影响深远。而身处豫南的光州、信阳的苦难流浪百姓，一路奔波，最终，大部分人把苏浙皖尤其是三省交界地区即环太湖流域作为他们群体迁徙的主要目的地。不像前述人口迁徙影响之大，光州、信阳的这一段人口迁徙的历史，几乎鲜为人知。
今日信阳市管辖的八县两区(浉河区、平桥区，罗山县、潢川县、固始县、息县、淮滨县、光山县、商城县、新县)，自清朝雍正年间开始，分属汝宁府和光州。据成书于1884年，由时任光州知州的杨修田续修的《光州志·卷一》记载，光州过去隶属于汝宁府，但是光山、固始、息县、商城四县相对偏远，与汝宁府有分属之名分，却无管辖之实。雍正二年(1724)五月，河南巡抚石文焯上奏称，汝宁府管辖两个州十二个县，道路远隔，稽查困难，恳请比照山西省分立制度。建议汝宁府管辖的汝阳、上蔡、确山、信阳、罗山等九个州县仍然隶属于汝宁府，地处豫东南地区的光山、固始、息县、商城四个县隶属于光州，光州为直隶州。当年八月，朝廷批准光州升为直隶州，管辖光山、固始、息县、商城四个县，而信阳、罗山仍属于汝宁府。中华民国成立后，废州改县，信阳州、光州于1913年分别改为信阳县和潢川县。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县域建制调整，今日信阳分信阳专区和潢川专区。1951年，河南省人民政府从固始、息县各析置一部分区域，设置县级办事处，后经政务院批准，正式设立淮滨县，隶属于信阳专区。1952年10月，潢川专区撤销，并入信阳专区。1998年6月，撤销信阳地区在晚清时期隶属于光州和汝宁府的，设立地级信阳市和县级浉河区、平桥区。现今信阳市辖光山、固始、息县、商城、潢川、淮滨、新县等七县和在晚清时期隶属于光州和汝宁府的罗山县、浉河区、平桥区。
2.1 战争导致苏浙皖三省交界地区人口锐减
晚清时期，发生于咸丰和同治年间(1851-1864)的太平天国起义，史称“咸同兵燹”或“咸同之乱”，又因这场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洪秀全、杨秀清，又有史书称之“洪杨之役”或“洪杨之乱”。这场起义起源于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很快席卷整个长江流域。太平天国于1853年定都南京，改为天京。处在太湖流域的苏州，当时是江南省首府，是江南历史文化悠久、经济繁荣昌盛、战略地位最为重要的城市之一。攻下苏州，对于太平天国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清军与太平军在以苏州为中心的环太湖流域进行了十余年的争夺战、拉锯战。战争造成了今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在这一环太湖交界地区最为严重的人口损失，据统计，死亡和流离失所的人口超过千万，损失率超过90%。
太平天国战争对当地人口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为战争中残酷的杀戮，当地平民百姓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战争中被太平军和清军所杀害，有的一家多口甚至全部遇害。战争的间接影响是交战地区百姓因不满战争双方的袭扰、凌辱、迫害而采取服毒、投水、自缢、自焚、绝食、焚烧、切腹等极端方式结束生命。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在太湖流域的西南部，这一时期户数、人口损失巨大。据清代赵定邦修的《长兴县志·卷七》记载：“嘉庆八年，岁报实在烟户九万五千四百九十四户，户在民数三十六万六十四丁口。同治六年，烟户一万五百一十二户，实在男妇大小二万一千九百六十九丁口。”烟户损失89%，人口损失94%。
皖南地区的广德州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位置优越，“川谷盘纡，襟带吴越”。广德因为是当时屏护天京的重要外围据点，所以是太平军与清军争夺拉锯的主战场。双方在此长期拉锯不断，人民死伤惨重。据清代胡有诚《广德州志·卷六十》记载：“贼距东乡涛城铺焚掠，民人死者万计。贼据州城泗安，四出焚掠，民忿激。”太平军将士杀害无辜，甚至连老人儿童都不放过。“蒋大中诸生世居蒋湾堡，夫妇年俱八十余，五世同堂，绕膝30余人。十年二月贼至。大中正衣冠而坐骂不绝。贼首刃之宅中。长幼男女皆死于难。”清军统帅曾国藩在《豁免皖省钱漕折》一文称：“皖南徽、宁、广等属，兵戈之后，继以凶年，百姓死亡殆尽，白骨遍野。”
光绪七年(1881)，知州胡有诚主编的《广德州志·卷十六·户口》对广德州从咸丰九年到光绪五年共计二十年人口的变化有更加详细的记载(表1)：
表1 广德州户数、人数二十年变化图表(1859-1879)
咸丰九年，州户伍万玖千柒拾捌，口叁拾壹万贰千陆百肆拾。
同治四年，州户贰仟陆百贰十九。口伍千柒拾捌，客户叁百捌拾壹，口壹仟贰百伍拾。
同治八年，州户叁千贰百贰拾贰，口壹万肆千柒百贰拾，客户肆千玖百玖拾伍，口壹万柒千玖百玖拾叁。
同治十三年，州户叁千玖百捌拾玖，口壹万玖千贰肆百拾，客户壹万陆千叁百叁拾陆，口柒万玖千玖百柒拾。
光绪五年，州户伍千贰百玖拾捌，口壹万玖千玖百捌拾壹，客户贰万叁千伍百陆拾，口拾万玖千伍百陆拾柒。
自同治乙丑以后，俱据新册，因庚申遭寇难，州民存者无几，江督曾侯示招垦，于是楚豫各邻省之民络绎来归，坌集境垦荒纳税并入籍與考，不久，客民即为土民，其日臻富庶矣乎。
从咸丰十年(1860)二月初三日，到同治四年(1865)，太平天国军队在广德境内作战，连同同治元年遭到的大瘟疫，短短五年时间，广德户数损失了56449户，损失率95.55%。人口损失307562人，损失率98.38%。如果说是因为战争期间土民逃难他乡，那么太平天国战后几年，流落的土民应该可以回到故里。但从战后四年土民户数仅增长593户、人口才增长9642人来看，绝大多数土民都死于战争和瘟疫。为了弥补战争对当地人口和经济带来的创伤，各地实行招垦政策，广德也不例外。广德的招垦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尤其是豫南光州、信阳的逃荒百姓。从广德州户数、人数二十年变化图表可以清晰地看出，在战后1865年到1879年的14年时间里，土民户数增长近两倍，人口增长近四倍，而客民户数增长近62倍，人口增长85倍。从统计结果来看，到了1879年，广德的客民户数和人口数都占据了当地总数的六分之五，即83.3%。
清军与太平军在环太湖流域长期的对峙与争夺战，让这一地区的人民成为最可能的争取对象和最大的战争牺牲品。作战双方都急需扩充兵员，备好作战物资。所以当地一些人被强行拉去充军，家里的金银财宝、粮草等私有财产被强征。在军纪涣散的双方征战中，无论战争胜负，当地人民都会成为受害者。战胜的一方会追究敌方兵勇亲属或资助过敌方的人员的责任；
失败的一方往往会把战争的失败归因于当地人民的离心甚至背叛，烧杀抢掠，以泄私愤。据清代李圭《思痛记》载：“各处烧杀抢掠，亦多为溃败之官军所为者，不尽属贼也。又官军败贼，及克复贼所据城池后，其烧杀劫杀之惨，实较贼为尤甚，此不可知也。”雷震在《我的母亲》一文记载了清军曾国荃的部队在这一地区劫掠百姓的事件。“曾国荃的部队纪律最坏，湖南人士兵最凶恶。长毛(太平天国兵)已经败了，而曾军则仗着胜利者的姿态，尽量洗劫，细大不捐，所以地方上老百姓最痛恨曾家军队和湖南人。”[1]
到了战争后期，太平天国领导层滋长了享乐思想，不思进取，纪律废弛，纵容士兵抢掠财产、滥杀无辜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一时期，苏浙皖三省各县、州、府地方志对太平军杀害无辜百姓的事情都有大量的记载。
2.2 信阳过剩的人口
下江南的信阳人，绝大多数是迫于生计的黎民百姓。在太平天国战争爆发的前夜，信阳像中国其它地方一样，都面对着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信阳百姓对土地的利用可以说已经接近极限。早在康乾盛世时期，随着外来物种玉米、马铃薯、红薯等高产农作物的引进，信阳人口激增。据清代许希之编修的《光山县志约稿·卷一》记载,“满清一代光山既系腹地，未遭大故即洪杨之变，所损无几。数百年休养生息至民国之初，可称庶富”。光州所辖的光山县当时生齿日繁，境内无田可佃，县人只好远赴南阳、汝宁、陕西等地耕地求生。当地的早婚习俗又使其人口快速增长。太平天国战后几年时间里，信阳连续遭遇了四年的旱灾，两次大的蝗灾，一次较大的瘟疫等自然灾害。在多重压力下，面对江南苏浙皖三省出现的人口“真空”“半真空”的吸引，许多信阳人前往江南地区垦荒。光山“自清同治以来，七十年间因人满之患迁居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者占六十余县，人口比老籍加倍，繁衍之盛，亘古未有”。苏浙皖三省交界地区成为光州、信阳移民战后重要的迁居地。
2.3 信阳的清、捻之战及匪患
咸丰年间，豫南光州、信阳连年饥荒，匪患不断。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破京城，河南清兵北上援救，南方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统治者为了应付内忧外患,频繁地调兵遣将，“征发无虚日”，军事力量削弱。豫南地区处于南北交通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个地区是清末捻军的发源地之一。豫南捻军首领陈大喜在安徽捻军张落刑的支持下，以平舆为据点，联络正阳张凤林、陡沟肖义信等举起“豫南捻军”大旗。咸丰七年(1857)三月张落刑率部窜至息县，为抗击张落刑，战死的具有姓名的官员和乡勇多达一百五十余人。据息县史料统计，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息县当地土匪岳得洋勾结陈大喜在息县作乱，阵亡的具有姓名的官员、乡勇达二百五十余人。
咸丰十一年(1861)春，陈大喜率部攻打汝宁府城，占据府城周围数十圩寨，使整个豫南地方政府陷入瘫痪，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据清代赵辉棣《续修息县志·卷二》记载：“豫省光息正信罗桐泌等处偏地，捻匪横亘千数百里。信阳当四战之衙，咸同间视他县被祸尤为最久最惨。”从1851年到1866年，清军与捻军在豫南地区进行了十余年的拉锯战。捻军所到之处，攻城掠地，修筑寨垒。“发捻合股数十万,自襄樊东走,蔓延数百里,汉江以北，群盗如毛。由南信罗光固以达六安,到处空虚。陈大喜陈得才等凯绕豫楚,扰皖军后,以解金陵之围。信阳属黄土关、平靖关、杨柳河等处皆为贼据。”最后几年，“信阳全境各寨垒，如明港、邢家集、长台关、杨家庙、胡褚店、萧曹、龙井纵横一百几十里，全部为捻军占据。1866年，各寨垒相继弃守，仅有邢家集一寨负隅顽抗，清军集合各路人马将其攻克”[2]。虽然作战双方都没有对无辜乡民进行大规模杀戮，但是，战争还是让民众不堪其扰。据方志记载，咸丰年间，因捻军扰袭，光州有多名年轻女子无奈投水而死。
平息了捻军之后，清政府赋税增加，地主乡绅巧取豪夺，徭役尤其繁多。经过十几年的兵资战火,加上吏治腐败,豫南人民已经到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地步。恰在此时，江南苏浙皖三省发布招垦文告，文告宛如一根救命稻草，让身处水深火热中的光州、信阳人民看到了一线生的希望。
2.4 晚清时期任职苏浙皖地区信阳籍官员对同乡的护佑
太平天国战后，信阳之所以能有大量人口移民到苏浙皖地区，与这一时期多位信阳人担任苏浙皖地区行政官员有关，即信阳移民增多与晚清时期任职苏浙皖地区信阳籍官员对同乡的护佑不无关系。从地方志可以看出，晚清时期，有大量的信阳籍官员任职苏浙皖地区，任吏目、同知、知县、巡检、县丞、州学正、州判、知州、巡抚等职。从1864到1878年共14年间，仅在安徽省东南部靠近太湖流域的广德、建平、宁国、南陵四县做官的信阳籍官员就有12位之多。另据《广德州志·职官志》记载，同治、光绪两朝在广德任职的河南籍官员有16位之多[3]。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移民在外的信阳人更加依赖、信任与拥戴移民所在地的信阳籍官员；
与此同时，出于较强的乡土观念，信阳籍官员需要得到家乡人民的支持，他们更愿意对来自家乡的移民给予关照与呵护。据《广德州志·卷五十六》记载，河南固始人李孟荃于同治11年即1872年4月至同治13年即1874年2月，出任广德知州，河南固始移民闻讯蜂拥而至，“河南客民皆系李公同乡而籍隶光州一带者尤为切近”。移民的到来，导致土客之间在土地、房屋、经济等方面的冲突时有发生，甚至发生流血性群体事件。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广德州大部分土地荒芜，成了无主地。返乡的土民想多占多得良田、房屋，认为先期而来的客民挤占了他们想要的田产，利用各种本土优势欺压客民，争端四起。李孟荃根据实际情况加以立法，锄强扶弱，尽其所能保护同乡，维护客民切身利益，推动客民与土民享有同等权利。李孟荃为此受到当地乡绅的非议与人身攻击，以致土著乡绅张光澡上书清廷攻击他“庇客民而视土民如仇人”，“行事竞似专门驱逐土民，安抚客民而来”，“狗庇同乡”等，不一而足。李孟荃仗义执言，替信阳移民主持公道，为信阳移民扎根广德作出了重要贡献。
另一名信阳籍官员吴元炳也为来自家乡的移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吴元炳(1824—1886)，字子健，河南固始人，咸丰十年进士，跟随团练大臣毛昶熙回籍办团练，与捻军战于河南各地，剿捻军有功。同治二年(1863)擢侍讲学士，同治十年出任湖南布政使、湖北巡抚。同治十三(1874)年九月任江苏巡抚，后转任安徽巡抚。光绪元年(1875)，再任江苏巡抚。光绪五年(1879)三月调署理江督并督办通商事务。署两江总督三年，兼江苏学政一年。从1876年到1879年，一场罕见的特大灾荒洗劫了包括河南在内的北方五省，大旱持续了整整四年，时间之长、范围之大、后果之严重，史上罕见。大旱不仅使农产绝收，田园荒芜，而且“饿殍载途，白骨盈野”。河南大量饥民流落到苏浙皖等省乞讨。时任江苏巡抚吴元炳号令南京、苏州等重镇一律在城外设置粥厂收容所，就地留养了大量河南难民。吴元炳还积极组织灾民投入当地的河道治理工程，以“以工代赈”方式疏浚高河、盐运河，使灾民不仅生命有了保障，而且通过参加当地劳动，获得了收入。大量的灾民慢慢稳定下来，并在当地安家落户。光绪十一年(1885)，吴元炳调任安徽巡抚，第二年病逝在任上。河南巡抚倪文蔚闻讯，上疏朝廷陈述吴元炳“遗爱在民”，请求在汝宁建立专祠。
晚清时期在苏浙皖为官的李孟荃、吴元炳等众多信阳籍官员，青少年时期大都在光州、信阳与家乡人民一起生活、劳动，了解乡亲们的疾苦，与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出于血浓于水的乡情，这些信阳籍官员尽心尽力为信阳移民在外的乡亲提供便利。他们因地制宜，制定的垦荒、入籍、乡规民约等政策，惠及了全体客民，为来自豫、湘、鄂、闽、鲁等省的各地客民融入当地生活创造了条件，客观上推动了当地社会发展的公平与正义。
平息太平天国战争以后，为了快速恢复经济，清政府于同治五年(1866)正式谕令招垦荒田。两江总督曾国藩向河南省发布招垦文告。从此以后，光州、信阳地区人民开始大规模移民苏浙皖地区，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延续半个世纪。光州、信阳移民苏浙皖的历史进程是在不断的冲突中走向融合。
客民的迁入在客观上瓜分了土民的资源，损削了土民的利益，在早期遭到了当地土民一定的抵制与排挤，主要表现在入籍、考试、土地、房屋占有等方面。咸同兵燹以后，环太湖流域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苏浙皖三省地方官员立即发布招垦文告，主观上还是为了税收的需要，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基础，并未真正急客民之所急、想客民之所想、解客民之所需。客民入籍难、客民子弟考试难就是例证。清代规定，人户于寄居之地置有坟庐二十年者，准入籍出仕，令声明原籍回避[4]。客民不仅要置办田产，拥有房屋，而且缴税要达到一定年限，方能入籍。如广德州，“光绪元年以后续来就耕完粮者仍按照税契纳粮扣足二十年以上方准入籍”。没有入籍，客民子弟即使天赋再好、成绩再优，也不能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上升的通道被堵塞。
太平天国战后，广德州客民人数远远超过了土民。据《广德州志》，“皖南广德州自经兵燹后，户口凋残，所遗孑遗不过什一，外来垦户则居八九。该客民携眷远来自数千里至数百里不等”。客民之多，可见一斑。然而，广德州所辖“建平县兵燹以后户口凋零，田多荒芜，同治四五年，由河南、湖北等省客民陆续携家就垦，迄今十余年。置有田产，坟墓，烟户粮册已有名。其子弟从事诗书有志上进者，颇不乏其人，只以无籍可归，或离原籍遥远，难以归考”。在长兴县，光绪十五年和二十四年，就发生两起严重的土童阻挠客童考试事件。在南陵县，光绪十二年，客民要求参加县试，遭到土民的强烈反对，导致客民愤怒，砸坏考场座椅，火烧考场。据光绪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申报》报道：“当下考生约三百人，送考者倍之，暗持兵械。先与土人口角不胜，即挣破考棚内之桌椅，碎而燎之。”移民十几年来，客民读书子弟不能在当地参加选拔考试，回原籍又路途遥远。这是一种非常不公平地歧视客民现象。
客民不仅受到土民排挤，甚至连地方官府也歧视他们。光绪十年(1884)，旌德县发生旱灾，因积谷不多，官府只对土著居民进行救济，引起外来移民的不满。据当时清报《益闻录》载：“楚南寄籍该处之人，为其办理不公。殊非为善从同之意，因与初九日夜结聚同党千余名，持械拥入县衙。”
通过多年斗争，在客民的艰辛争取下，苏浙皖三省的地方政府才陆续接纳客民入籍，准许客民子弟参加考试，客民逐渐获得了与土民相同的权利。随着本区土著和移民互相了解的加深及地方官吏的努力，土客之间出现了融合的趋势[5]。从1865年开始移民，到民国初年，大约五十年间，通过农田耕种、房屋建造等农事的互帮互助和互通婚姻等日常生活的你来我往，光州、信阳移民与苏浙皖当地土著居民加深了解，相互包容，不断融合，和谐相处，最终形成了休戚与共、心心相印的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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