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中，彭利凯
(湘潭大学 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相比，当代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有一个鲜明的、但很少被人提及的特点，即当代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是一种去苏联教科书体系化的阐释性研究。所谓苏联教科书体系，是指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授意和指导之下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编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后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第4章第2节广泛流传，学界一般称之为苏联教科书体系。此体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并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和推广，而辩证唯物主义则分为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三个小领域。后来它成为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下文我们将它简称为“苏联体系”。当代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不再倚重苏联体系，在去苏联体系化的基础上，按照新的时代需要并在更契合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质的基础上，它走一条完全独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道路。今天要推进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阐释性研究，就必须清晰地梳理这种去苏联体系化阐释模式的历程，合理地看待其成绩和局限，我们才能提出一种适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的毛泽东哲学思想阐释路径。
当代中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去苏联体系化阐释思潮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苏联体系化阐释模式陷入僵局之后出现的。作为最早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进行苏联体系化阐释的哲学家，以李达、艾思奇和孙叔平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哲学家们非常熟悉马列主义经典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他们将毛泽东哲学思想纳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行理解，完成了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苏联体系化阐释模式。李达使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受动作用与能动作用的基本理论来说明毛泽东关于人的认识的能动性的观点，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例来说明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对立、人类认识从特殊到一般和从一般到具体两个飞跃过程的认识过程理论。毛泽东的《实践论》谈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旧唯物论的主要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重视人的社会性：“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1]282然而李达从苏联体系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旧唯物论的差别理解为认识论的差别，他反复几次说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由自然领域扩张到社会领域的唯物论”，旧唯物论“只是适用于自然领域的唯物论”，“前者是无产阶级的哲学，后者是资产阶级的哲学。两种哲学的基本分歧点，是在认识论的基础之上。”[2]1很明显，毛泽东并没有明确地说，也不会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将自然科学的唯物论推广到社会领域，李达的那种解释完全是从苏联体系出发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解释。艾思奇自觉地将毛泽东哲学思想纳入苏联体系中进行阐释。他主编并全国通用的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与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一致，该书在“唯物主义认识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和“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历史观”[3]68-81等三部分中将毛泽东哲学思想当作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的注释。孙叔平更清晰地从辩证唯物主义中关于“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可知论还是怀疑论”等三个层次来系统地总结毛泽东哲学思想，并提出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学习辩证唯物主义”[4]12。这种阐释模式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流阐释模式，这个时期的哲学教科书都将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苏联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说明。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苏联体系化阐释在革命年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快速传播和普及，有效提升了各级党政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思想水平。但是，这种阐释以体系化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为框架,虽然适应了时代需要，却没有真正描绘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来面目，遮蔽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原创性，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活的灵魂”被弄得黯淡无光。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世界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苏联体系化阐释模式逐渐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新要求。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要求我们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也要反思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苏联体系化阐释模式。“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启了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苏联体系化阐释模式的反思。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要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5]143邓小平的观点既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潮，同样适用于将毛泽东思想纳入苏联体系的僵化模式。
1981年秋，我国第一届毛泽东哲学思想研讨会在广西桂林召开，我国学术界开始重新认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和内涵，反思和改变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苏联体系化阐释模式的封闭性和教条化问题。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去苏联体系化阐释并非一蹴而就，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我们可以将这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开始反思其苏联体系化阐释模式的合理性，并从具有中国风格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来重新解读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个阶段，苏联体系的完整结构已经受到质疑，但其核心概念得到了沿用；
第二个阶段是从90年代中期至今，学界不再依赖苏联体系的核心概念，实践概念得到了空前的重视，毛泽东哲学中的中国因素得到了空前的强调。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将毛泽东哲学思想进行认识论阐释的主要代表是冯友兰、许全兴和刘秉毅等。冯友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则是辩证唯物论，这个原则应用到历史学，就是历史唯物论。《实践论》的主题是应用这个主要原则到认识论。”[6]149-150他认为《矛盾论》主要解决认识过程中的核心难题：“其一是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问题，其二是一般与特殊、共相和殊相的关系问题。”[6]151许全兴认为毛泽东关于“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反映了哲学发展的总趋势”，又“概括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由此出发，他认为应该从“认识的客体”“认识的主体”以及“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三个方面来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7]97-104刘秉毅对何以需要从认识论来解读毛泽东哲学思想做了理论上和现实意义上的系统的论证，他认为“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是吸引毛泽东走向哲学的关键问题”，“是毛泽东眼中最具现实性的问题”，“是改造世界的前提问题”，“是推动哲学群众化时关注的焦点问题”，由此他得出结论：毛泽东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是对自己一辈子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探索的准确概括。[8]15-22
以冯契、石仲泉和沧南等为代表的学者则从方法论角度阐释毛泽东哲学思想。冯契认为毛泽东提出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把人类的认识理解为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而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和人类的能动性作用不断发展的辩证过程，没有从认识论上升到辩证逻辑的高度，在“化理论为逻辑方法”方面可以继续完善。他坚持认为毛泽东的“认识论即方法论”可以实现从认识论到方法论的转化。冯契说：“他(指毛泽东——笔者注)认为，认识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就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过程。”[9]650在他看来，这就实现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结合，化“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他提出方法论的定义就是“以客观现实之道，还治客观现实之身”，并从“类”“故”“理”等传统哲学范畴出发重构了毛泽东哲学方法论的概念系统，从“哲学方法”“逻辑方法”和“具体工作方法”等三个不同层面探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内容。[10]406-456石仲泉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既是对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重视方法论优良传统的继承，又是在中国革命遭受挫折情况下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尽管在井冈山时期就有很多引用，但只有到了延安时期才完全达到了理论自觉的成熟状态；
毛泽东“思想方法论”包含了“事实求是”“矛盾分析”“群众路线”“阶级斗争”“独立自主”等既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又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系列具体方法。[11]428-496沧南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地位，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区别于马克思、列宁哲学的两个显著特点：“毛泽东哲学思想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提出并论证了主观因素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这是其一；
其二，毛泽东哲学思想极端重视，并且非常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应用于实际，转化为我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12]41他认为第二方面极为重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实践话语的确立以及中西哲学史范式的重要变化，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一文中所言：“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1]296学界开始意识到以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阐释仍然属于传统理论哲学的范围，毛泽东哲学思想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没有本质性的联系，他们逐渐从毛泽东哲学思想内容的中国化特征、对苏联体系化哲学的批判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践智慧等方面来进行去苏联体系化的阐释研究，使得实践哲学特征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阐释的核心视域。
在重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化特征方面，学者多以《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的中国主题和话语方式以及对苏联哲学的发展为立意重点。汪澍白认为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有双重渊源，一是马列哲学传统，二是中国哲学传统，后者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化特征有重要贡献。他通过研究毛泽东军事哲学认为毛泽东善于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兵家智慧转化为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
[13]1又指出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辩证法，“矛盾双方转化的思想”正是毛泽东继承了传统中国哲学，完全区别于苏联教科书辩证法的特色所在。[14]35-37李维武研究了“毛泽东《实践论》的中国性格”，他认为这种中国性格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兴奋点的转移”；
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心和兴奋点由最初的唯物史观最终走向了“实践认识论”；
继承和发展了湖湘“重现实、重实践”的学风；
是“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解答”以及发展出来一种独特的“中国思维方式”。[15]165-195胡为雄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型形态”的判断出发，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化特征是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转化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认识路线以及“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16]3他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中国“阶级斗争、政治革命和国家学说”等理论蕴含具有本土特色的实践理性，它们在“革命的主体”“思想者的主体”“实践者的主体”“价值主体”四个维度都具有中国政治伦理内涵。[16]20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就是善于用身边的事物和本土化的例子来阐释哲学的基本概念，加深了学员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直观理解，所以它们是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特征，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17]437-438
还有一些学者非常重视毛泽东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批判所蕴含的独创性价值。郭建宁较早注意到毛泽东对苏联辩证法理论的批评，并认为毛泽东1964年“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与1965年“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就批评恩格斯和斯大林把“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辩证法范畴过度拔高，错误地把握辩证法的本质“对立统一”规律。[18]70-71王南湜也比较重视这个问题，他注意到毛泽东一方面“将苏联哲学教科书作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文本，……但另一方面，对于苏联哲学教科书又多有批评 ，有时还颇为严厉”[19]5他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批评苏联哲学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没有矛盾”、弱化上层建筑“能动的反作用”、将“否定之否定”规律当作辩证法核心的观点。毛泽东从“可变的”“真实的存在”的世界观出发，批评体系化的苏联哲学的形而上学倾向，超越了苏联体系，自觉地克服这种体系中残留的形而上学倾向，将辩证法贯彻到底。由此，王南湜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一套与苏联哲学“相当不同的哲学”[19]5，是基于具有中国特征的“生生不息”的世界观实践哲学。王南湜说：“把事物看成是发展变化的，对于实践哲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事物不可发展，不可变化，则任何改造世界的活动将都不可能进行。”[20]117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化特征及其反苏联体系的特征都植根于其实践哲学的总体特征，这使他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方法论意义，更重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各个领域的具体化和现实化，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实践智慧和战略、战术。孙正聿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实践智慧，其典型代表作品是《实践论》《矛盾论》。他认为从前的学者把毛泽东的《矛盾论》仅仅定位为描述世界形态的辩证法，把《实践论》仅仅定位为实践基础的认识论的做法失之偏颇，作为世界观的辩证法具有怎样来认识世界的认识论意义，所以辩证法也是认识论，即《矛盾论》也是认识论；
而认识过程中人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以及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对立又是作为世界观辩证法的具体表现形式，所以认识论同时也是辩证法，即《实践论》也是辩证法。他认为《矛盾论》《实践论》既是认识论又是辩证法，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可分割地内涵于实践之中，不论是《矛盾论》还是《实践论》都具有在实践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功用，因此是一种实践智慧。孙正聿总结说：“《实践论》《矛盾论》的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是以实践为核心观点的统一，也是以实践为根本目的的统一。
它们是实践智慧的辩证法，也是辩证法的实践智慧 。”[21]8-10李佑新研究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实践智慧特征与湖湘文化的渊源关系，认为毛泽东至少继承了湖湘文化以下几个方面的文化性格：“其一是注重实践的性格。其二是注重现实实际、实事求是的性格。其三是注重国情研究的性格。”他认为毛泽东实践智慧的精髓在于对辩证法的灵活运用，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践智慧特征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就前者而论，主要是关于革命性质、道路、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社会模式等问题上的智慧”，后一方面表现为“地道的中国式的智慧，是传统兵家智慧的继承和发展。”[22]12-17李庆云分阶段探讨了毛泽文化哲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对毛泽东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来辩证处理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的哲学智慧给予高度评价，并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文化策略的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23]82-86我们还可以发现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年代创造了数不胜数的克敌制胜的战略和战术。这些战略战术也体现了毛泽东在伦理价值、政治价值和全球正义方面的基本哲学理念。比如，“团结——批评——团结”的六字方针在提升人民内部凝聚力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它既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集体主义团结伦理关切，也体现了他将伦理当作一种有效方法的谋略。再如，针对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举动，毛泽东提出了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六字方针，这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矛盾复杂性的灵活把握以及对统一战线政治价值持之以恒的坚守。而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战略，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追求人民正义和全球正义的理想信念。
改革开放以来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去苏联体系化阐释已经取得了非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宝库；
但我们也要看到过去数十年间毛泽东哲学思想去苏联体系化阐释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现象。不少学者的研究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轨道，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去苏联体系化阐释的积极意义。
首先，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去苏联体系化阐释有利于打破原有苏联体系化阐释模式的教条化框架，发掘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视角、新观点，丰富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内涵。20世纪80年代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去苏联体系化阐释研究，强调根据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重新理解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这是向毛泽东早年提出的“实事求是”认识路线的回归。去苏联体系化阐释研究调动了研究者的热情，解放了思想，让他们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和方法来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同时能够发现以前不为大家所重视的新视角。比如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对近代中国哲学的“古今中西”之争的总结，是对近代中国哲学革命进程中历史观和认识论“心物”之辩的科学总结。也有学者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和自身发展的重要理论借鉴，探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国际意义。
其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去苏联体系化阐释彰显了人民主体能动性，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精神的精髓。革命年代需要发动亿万群众的能动性来进行政治斗争。肯定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创造能动性而非宿命论特征，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呈现出去苏联体系化和非教条化特征。正如毛泽东所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4]1031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从来不是从抽象的教条出发，而是贯穿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精神。去苏联体系化阐释突出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革命和建设年代对人民群众的有力动员，发挥了人民群众认识历史、改造历史的巨大能动性。另一方面，去苏联体系化阐释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中个人能动性方面的积极阐发和揭示，为社会主义理想人格的养成和个性解放的推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广阔空间。社会主义理想人格和个性解放不是一种抽象的人格和解放，而是充满了积极向上的能动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钱学森精神”都是各行各业中国人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普照光芒下积极涌现出来的光辉人格，也是中国人民个性解放的典型代表。时至今日，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毛泽东的伟大人格依然是激励中国各族人民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重要精神和人格资源。
最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去苏联体系化阐释更加凸显“独立自主”地研究中国新情况、新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115改革开放后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去苏联体系化阐释研究，其实也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独立自主精神”的恢复。而中国能够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飞跃，与“独立自主”地研究中国社会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精神密不可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去苏联体系化阐释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质和内涵出发，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及其强调矛盾特殊性世界观的一种回复，也是一种契合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质的新飞跃。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去苏联体系化阐释中，不少学者的研究也出现了一定的理论偏差。首先，有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不够尊重规律的客观性，将人的主体能动性抽象化了。他们认为毛泽东忽视了“物质”“客体”作为人类历史发展限制性因素的应有地位。其实毛泽东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比较重视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把握。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所言：“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需反对它。”[25]477其次，有些人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是“斗争哲学”，过分凸显世界的斗争性，由此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已经不符合这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需要了，过时了，由此走上了“非毛化”道路。事实上，正如王向清指出的，把“斗争哲学”看作毛泽东哲学思想“实质和核心”的观点并不符合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意，犯了“前后自相矛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和“以偏概全”等错误”。[26]8-14毛泽东认为在必要的时候我们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但同时又认为斗争也可以是为了和平，斗争可以“有理、有利、有节”，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同国民党斗争的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也是为了和平，因此‘斗争哲学’不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质和核心”。最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去苏联体系化阐释还非常容易导致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碎片化”理解，有些学者不顾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整体性，对毛泽东的个别行动和观念进行片面的夸大化的解读。例如有些学者过分强调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想性”维度，一味强调毛泽东晚年“大跃进”等运动的错误，将毛泽东哲学思想定性为空想社会主义；
另一些学者则过分强调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现实性”维度，将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定性为经验主义思想。有感于此，李佑新认为 ，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有“现实性”的一面，又有“理想性”的一面，不能割裂二者的辩证关系。“在相当的程度上，我们可以将毛泽东思想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与中国现实之间张力关系的产物和表现 。”[27]177-179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去苏联体系化阐释适应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解放思想”“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但它出现的种种理论偏差也暴露了由于过分强调毛泽东哲学思想相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立性而呈现出来的理论局限。今天，我们需要正视这个事实：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性也是在世界性之中的中国性，毛泽东哲学中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哲学等因素始终是现代世界历史视野之下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观。为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推进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阐释工作，进一步挖掘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内涵，避免毛泽东哲学思想去苏联体系化阐释的可能偏差，笔者认为未来的毛泽东哲学思想阐释需要坚持如下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阐释在价值规范上应注重科学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毛泽东哲学思想始终坚持人民本位，它始终关注人民的需要、重视人民的疾苦，从人民的角度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对各种反对人民根本利益的哲学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但毛泽东哲学并非民粹哲学，他在坚持人民性原则的同时总是重视对社会科学认识的意义，他反复强调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党，武装人民，强调对人民革命的领导性，对各种群众运动的引导性。所谓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想主义或经验主义只是个别学者割裂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性和人民性价值规范才得出的形而上学结论。今天很多学者辩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是否斗争哲学的问题，也是脱离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性和人民性规范才得出结论，毛泽东的人民性赋予他的哲学思想一种正义的价值，脱离了正义价值去辩论是斗争还是和谐毫无意义，毛泽东对斗争的重视是基于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社会阶层结构、国际结构的非正义性作出的回应；
而毛泽东不仅仅重视斗争，也重视团结、让步、和平，这是他在人民立场的基础上客观分析各种社会环境之后得出的科学认知。很多学者对毛泽东哲学的中国性做出了非常多的论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今天，我们应该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性是在毛泽东思想人民性和科学性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派生性特征，毛泽东哲学思想就其表达而言固然有其中国文化的因素，就其主体而言固然有其中国革命时期现实的社会背景，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本身并不是中国性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基于其对人民性和科学性的重视，才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哲学思想，它不仅深入地影响过世界各国哲学的发展，而且未来仍然能对世界哲学的发展产生持久的贡献。
第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去苏联体系化阐释应当抛弃旧唯物主义中的物质本体论，应自觉地意识到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身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本体论为其基本理论预设。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性质上属于实践哲学，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去苏联体系化阐释研究逐渐形成的共识，但很多研究者的实践哲学完全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对当代世界历史的社会存在结构的研究，这种研究所得到的所谓种种“实践智慧”“实践哲学”常常落入实用主义的陷阱之中。毛泽东并没有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和逻辑进行讨论，但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及其历史命运的思想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本人思想的基本预设，脱离这个语境，国内外很多学者仅仅从毛泽东的各种文本证据出发来讨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哲学关系的研究都只能是似是而非的；
很多学者对所谓毛泽东哲学思想是认识论还是世界观的讨论，没有注意到因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始终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领导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社会革命过程中产生的哲学，所以毛泽东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构成毛泽东认识论和辩证方法论隐秘的预设、隐秘的诞生地。反过来，毛泽东在这一基础上结合中国文化而独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将原来马克思囿于欧洲(尤其是西欧)社会的资本主义结构的思想扩展为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性思想。在这种研究中，我们要对去苏联体系化的毛泽东哲学思想阐释的消极方面进行一个辩证的批判，这样才能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潮流中确定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今天的意义。
第三，探索一种独具特色的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阐释学，这是推进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前提性条件。首先，当代西方哲学阐释学非常繁荣，已经产生了很多的哲学分支，很多学者在中国哲学中也挖掘出了阐释学资源，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对之前各种思想的阐释性研究，发展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阐释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其次，脱离了生活，任何人的文本都不可能完全地自洽，对这些不自洽只能根据文本作者立场进行阐释；
毛泽东的文本中也有一些观点没有进行详细说明，而要说明这些文本，我们就只能结合毛泽东的立场给予一定补充，并认为毛泽东的文本总是在其共产主义革命实践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文本，它反映了中国的革命实践也为了中国的实践，中国革命实践是毛泽东哲学文本的元文本。最后，从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至今，人们已经形成了多种多样的阐释，总结和提炼这些对毛泽东哲学的阐释，如何结合20世纪的世界史和中国历史说明这些阐释的变迁，形成毛泽东哲学阐释学，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未来要着重解决的课题，这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