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权政 赵绥生 李 丽
（①③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②陕西国际商贸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西安 712046）
对文化建设与文化自信的高度重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色。习近平多次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2]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对本民族文化价值和文化生命力的高度认同和充分肯定。文化自信是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源泉。要深刻理解文化自信，首先要明白文化自信力的依据与根源。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富强是我们文化自信的物质底气和现实依据的话，那么绵延五千年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之中、以民族精神为主干的优秀文化传统，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深厚渊源和历史依据。“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 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3]解析中国远古神话传说这一民族文化现象，为我们解读民族文化基因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的独特个性与精神追求，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中华民族精神得以根植的厚土，理解中华民族精神的本质特征。
（一）远古神话传说产生根源与本质
神话传说是人类幼年时代的童话与歌谣，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样式。全世界每个民族早期都经历过一个神话时代，就是有力的印证。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大家庭，除汉族之外，还有55 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丰富瑰丽的神话传说，在中华文化史上同样有重要的地位。神话传说是人类在远古时期生产力极为低下、对自然的认知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凭借自身狭隘有限的生活体验，把现实生活与想象、幻想相结合，创造出具有超人力量的形象，借以解释自然现象，表达古人改造自然的强烈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殷切向往。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的实际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4]远古神话大致产生在人类蒙昧时期的高级阶段和野蛮时期的初级阶段。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这一著作中指出：在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人的意识能力得到发展，产生了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以及人格化的神灵和关于世界主宰的模糊观念，开始创造出了还不是用文字来记载的神话、传奇和传说的文学，并且给予了人类以极大的影响。我们知道，马克思把史前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个阶段。大致说来，蒙昧时代是人类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随着弓箭的发明和学会了使用磨制的石器，即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标志着蒙昧时代的结束。野蛮时代是人类逐渐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其低级阶段从制陶术的发明开始，当人类学会冶炼铁矿石，开始使用铁器工具时，进入到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伴随着人类文字的发明，私有制的产生、阶级分化和国家形成，标志着人类文明时代的到来。中国现存的最早神话传说大致产生于原始社会晚期到跨入阶级社会、国家逐渐形成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即野蛮时代晚期到文明时代初期。本文所指的“远古”即指中华先民在公元前2070 年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朝产生之前的这段历史，也就是原始社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5]也就是说，远古神话的发展和演变，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初期，已经基本上结束了。这一时期由于人类对世界的认识非常有限，生产力十分低下，人类生存环境异常艰难，经常面临食物匮乏、自然灾害频发、疾病传染等种群生存的严重威胁。在险恶生存环境之下，人类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对大自然的敬畏情感，他们渴望了解与认识自然，更渴望改变险恶的生存环境，摆脱自然对人类生存的种种压迫和威胁。远古先民把这种强烈的生活愿望和期盼进行大胆夸张、想象，创造出一个个超自然力量的巨人形象，这构成远古神话传说的基本模式。
（二）远古神话传说的文化地位
神话是各民族的文化之源，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可以在各自民族的神话中找到精神原型。任何一个民族的神话传说，都是这个民族早期社会生活的折射和反映，原始先民的生活方式、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各方面因素，都渗透于他们的神话作品之中。[6]神话传说是原始先民的文化结晶，是一种文化积淀，也是一种民族记忆与民族意识的积淀，是原始先民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神话作为各民族最久远的文化源头，是一个古老民族无法超越的原始心路历程。对神话的研究，可以使我们追根溯源地梳理和全面把握一个民族一脉相承的内在精神及文化气质。古希腊神话不仅是西方文化的源头，而且也是启蒙精神的摇篮。神话中蕴藏着人类精神的奥秘，神话孕育着人之生存的不竭的动力。神话以其特有的方式建构着每个古老民族先民生活世界的图景。[7]
文化自信是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源泉，本质上它是对民族生命力的自信。从文化的自身发展规律来看，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从孕育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出发，追溯民族精神的基因和渊源，对于理解优秀传统文化对世世代代中华儿女文化自信的滋养作用，具有文化寻根的价值和意义。探寻中华民族文化长河的源头，如果说《易经》是中华民族文字产生后第一部成文经典，它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直接发源地，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走向，成为后世浩如烟海民族文化典籍的活水源头，是中华民族文化有形的主根的话，那么远古神话传说则是比《易经》更悠久更古老的一座“无字碑”。民族精神的形成离不开历史积淀，神话传说是一部集合历史、文学与宗教等多种属性于一身的无字文化经典，它是中华民族先祖在文字产生之前以民间口头创作方式形成的最早的文学作品，清晰地记载下中国先民最原始的性格特征、价值观念与精神追求，是镌刻在民族心灵中的不成文经典，堪称中华民族文化长河“源头的源头”。
（一）远古神话传说的特点
一是神话与传说交互融合的特点。神话与传说都属于民间文学范畴，神话与传说是有区别的，神话是虚幻或者半虚构的产物，而传说则有一定的历史根据。神话的主角是神，而传说的主角一般是人。一般认为，神话产生的时间比较早，它是原始先民最早口头创作的虚构故事，而传说产生的时间比神话晚，大约出现在由原始社会步入文明社会的过渡时期。世界各个民族典型的传说性质的“史诗”，反映的各民族的时代生活一般比远古神话晚，也是一个证据。神话和传说在民间文学中是被严格区分开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二者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因为一方面神话最早也是通过传说的形式出现的，另一方面远古传说往往采取将人神化的手法，实际上就形成了神化的英雄传说。比如中国远古传说中的轩辕、大禹、神农氏等绝大部分传说主角都是半人半神的形象。所以传说往往演化为神话形式，是神话的社会历史化，在实际的存在形态上，每一个神话系统中往往都是神话和传说交互融合。
二是神话传说与史诗融合的特点。史诗是民间叙事体长诗中的一种规模比较宏大的古老作品，是各民族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长诗，它多以古代英雄歌谣为基础，反映各民族早期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或者神话传说。史诗也是人类最早的口头集体创作而成的文学作品之一，它伴随着民族的历史一起成长，一部民族史诗，往往就是该民族在特定时期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对我们了解早期人类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史诗和古代神话、传说有着天然的联系，一部史诗就是本部落本民族的赞美诗，其中的英雄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是又往往是半人半神，通过夸张与大胆的想象，塑造出具有非凡勇力和智慧的英雄，所以史诗就具有了神话的特点。另一方面大量神话被吸收到史诗中，保存在史诗里，用韵文的形式流传。这就造成了史诗与神话、传说交织发展的事实。文学史的发展揭示了在史诗和传说之前，神话最繁荣，而神话的繁荣逐渐过去时，史诗和传说崛起。史诗和传说中有相当一部分难以和神话区别，所以有人称史诗为韵文神话也是有一定道理的。[8]提及史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蜚声世界的古希腊《伊里亚特》《奥德赛》与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名篇，而事实上中国不但有史诗，而且数量多，体量大，形态多样，远非建立在古希腊荷马史诗范例基础上的西方史诗观念所能涵盖。三大著名史诗藏族史诗《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都是长达几十部之巨的大型史诗。从已搜集整理的情况看，仅《格萨尔》就有120 多部，100 多万诗行，从数量上已超过了世界几大著名史诗的总和。
三是神话与宗教的混合交融特点。马克思认为远古时代神话、原始艺术和原始宗教尚未分解，交融渗透，反映出原始思维的混融性特点。宗教的产生比阶级产生早的多，它有一个自然宗教到人为宗教、多神教到一神教、民族宗教到国家宗教等的漫长发展过程。受原始社会人类对世界认识状况的制约，原始人的世界观中很早便产生了泛灵思想，即认为万物都有灵性。由此产生了原始部落的图腾现象，但图腾现象还不是宗教，图腾实际是一个被人格化的崇拜对象。一般认为图腾现象产生在母系氏族社会即蒙昧时代。到父系氏族即野蛮时代高级阶段，随着生产力逐步提高，对世界的认识的深入，人类逐渐形成了独立意识，从而否定了自己同动植物的亲属关系时，图腾信仰之风就逐渐淡出。宗教观念的最初产生，反映了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情况下，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敬畏感。这种敬畏感，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当人有了自我意识，并能把自然作为一种异己力量，在支配着人本身和人周围的一切事物，才有可能产生最初的宗教观念。随着阶级分化，原始氏族部落组织逐渐演化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应运而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神话的繁荣过去后，它就融入了宗教，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宗教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的特征。宗教和神话有着惊人的相似，因为构建宗教体系的基本材料和方式是神话。[9]但是，远古神话与宗教的宗旨截然不同，远古神话从不压迫人，其作用是鼓励人，是远古先民改造自然愿望的壮丽颂歌，是人类力图掌握世界的一种积极方式。而宗教则使自然和人都丧失了独立性，人们在异己的神秘力量面前，感到的只是恐惧、沮丧和无能为力。所以宗教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成了为一定统治阶级服务的特定阶级意识形态。[10]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神话并未消失，依然在发展中，但阶级分化以后的神话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阶级烙印。
四是鲜明的民间叙事特点。神话传说是人类早期兼具现实性与幻想性的民间口头创造成果，是先民想象力集体智慧的结晶。神话的叙事方式充满幻想和虚构，它的本质是用夸张、想象的方式来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类社会生活。其传播方式也具有民间性，远古早期文字尚未发明，只能以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播。由于种种原因神话的失传在所难免，所以我们今天文字记载的可能只是远古神话传说很小的一部分。神话民间创作的风格是浪漫性，它的基本表现手法是典型的浪漫主义，想象大胆，场景恢弘，情节离奇，深深地影响了后世文学艺术的发展。
（二）远古神话传说的社会价值
一是史料价值。远古神话传说表现手法具有浪漫性特点，但是它的故事题材始终不离先民现实生活的土壤，全方位记录了原始先民生产、生活、社会制度等现实图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指出希腊神话所反映的客观内容，是人类童年时代生活的真实状况，是“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希腊神话和史诗曲折地反映了希腊原始社会的面貌，可以说是希腊人的一部形象的原始社会史，一部原始社会的“百科全书”，从而使上古神话具有重要的文化人类学意义，蕴含着无可替代的文化史料价值。[11]《庄子·盗跖篇》中记录了神农之世，“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这是中华民族曾经经历母系社会的有力证据。古希腊神话中，天神克洛诺斯与女神瑞亚结合诞生了第三代众神之王宙斯，其父母为姐弟关系。我国苗族神话也有类似兄妹结合的记录。兄妹通婚是人类最早的血缘婚姻现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血缘家庭正是家庭形式演变的第一个形式。大禹治水的传说记录了远古先民治理黄河水患改造自然的重大工程。而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记载了人类学会利用火的重大进步。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中记载了众多神化了的历史人物，诸如盘古、伏羲、女娲、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剥离这些笼罩在神话传说表面虚构和幻想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记载了古代先民的社会生活和曾经发生过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比如部落之间的战争、华夏各部族的融合过程等。受到恩格斯高度评价的著名古人类学家巴霍芬有个重要观点：“神话即历史”。他坚持认为人类历史的源头在于神话中，“神话围绕历史事实而形成”，神话“是对远古时代最直接的写照，因此，神话也是了解历史高度可靠的材料”。[12]巴霍芬正是独具匠心地运用神话故事解读历史写出了《母权论》，第一个提出了原始社会人类曾经存在过一个母权社会，得出了父权社会是由母权社会过渡而来的著名论断。
二是艺术与审美价值。神话传说是人类在不自觉状态之下创作的口头文学作品，它是人类文学与艺术的摇篮。在神话创造中，想象和形象化发挥着极为突出的作用。马克思曾指出，想象和形象化不仅是神话创造主要方式，而且是那个时代思维方式的一个基本特征。远古神话开人类浪漫主义艺术创作先河，奠定了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基本样式，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人类童年时代的艺术和神话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为希腊艺术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和母胎。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对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文学艺术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样，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也为华夏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题材、素材和主题。
三是社会教化价值。这是神话传说重要的社会功能。古代没有文字，民众没有文化，神话这种文化样式迎合了文盲民众的口味和兴趣，具有男女老少兼易接受、社会渗透性强的特点，无疑是一种最适合的价值观载体和教化工具。远古神话传说把诸如勇敢无畏、抗争自然等社会伦理价值观寓于生动的神话故事之中，寓教于乐，在口口相传中起到了润物无声的教化作用。与远古时代不同，后世神话传说承担精神价值传播的作用逐渐弱化下来，这是由于文字的产生，教育的兴起，意识形态工具与思想传播方式的多样化，有了更有效的价值传播途径与手段的缘故。而在远古时代文字尚未诞生时期，神话传说成为社会价值观念唯一有效的承载工具和传播方式，它实际上成为远古民众价值观认同形成的有效方式。
四是民族认同价值。远古时期人口稀少，居住分散，交通阻塞。如果说把各个独立的氏族大家庭汇合成部落，是因为有着血缘纽带维系动力的话，那么把远隔千百里的部落汇合成部族，神话传说无疑对这种不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对推动华夏先民的融合产生了积极作用。正是当时唯一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这些故事所讲述的自己先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艰苦创业的感人情景，这些故事所包含的共同的英雄、共同生活理念和价值追求在各个部落居民的心灵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增强了他们的民族向心力和民族认同感，助推华夏各部落、部族逐渐融合为一个多民族大家庭。
神话从题材大类上划分，有创世神话、自然神话与英雄神话。与世界各民族神话比较，这三大类神话在中国神话中都有丰富的内容。以创世神话为例，除了女娲抟泥造人的传说以外，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有各具特色的创世神话。与西方神话比较，中国神话中神的形象多是半人半兽，希腊神话中神的形象则非常人化。中国神话中的神崇尚伦理道德，希腊神话中的神却往往有着人的道德缺陷。希腊神话充满血腥与仇杀，中国神话则是以牺牲自我的方式创造生活。西方神话中蕴含对爱情和个性解放的价值观，中国神话中则注重人品伦理、道德操守规范的价值观。与西方神话传说截然不同，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中没有爱神的位置，不太关注儿女情长等个人情感生活。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牛郎和织女、白蛇传、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进入中世纪后才陆续出现的，不属于远古神话传说的范畴。尽管中国后世神话传说在发展过程中主题越来越丰富，涉及的题材越来越广泛，想象越来越瑰丽精彩，表现手法越来越细腻成熟，《西游记》《聊斋志异》达到文人神话作品的巅峰，但远古神话传说最突出的主题则显得单一而执着，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不畏艰险、顽强抗争这一题材与主题构成贯穿远古神话传说的一条红线，形成中国早期神话传说的鲜明民族特色。
一是不畏艰险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这是中国远古神话传说最突出的主题，《愚公移山》是这一主题的典型代表，它叙述了愚公为改变大山阻隔困境，决心率一家老小挖走太行和王屋两座大山，最终感动天帝而将山挪走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愚公倔强到愚蠢的地步，然而《愚公移山》正是要通过这样一个不合逻辑的故事，塑造愚公不畏艰险、敢于与自然抗争的先民形象，表达出古代先民改造自然的强烈愿望和伟大气魄。与愚公移山精神相媲美的是敢于向大海挑战的精卫。《精卫填海》叙述的是炎帝神农氏的小女儿精卫到东海游玩溺水而亡。精卫死后其要强的精灵化作神鸟，每天从山上衔来石头草木，决心填平大海，使人们免遭大海对生命的危害。该传说同样通过精卫决心完成一项不可思议的工程这样一个极端故事，表达古人藐视一切困难敢于与自然抗争的雄心壮志。在《盘古开天地》的神话传说中，最早的宇宙本是一团混沌天地不分，在这片混沌中沉睡着一个名叫盘古的巨人。有一天盘古忽然醒来，觉得自己所在的空间十分压抑，于是挥舞斧头不知道砍了多久，最终把天和地给劈开了。但是天与地分开没多久就又开始慢慢合拢，盘古就用头顶着天，脚踩住地。他每天增高一丈，天就会增高一丈，地也会增厚一丈。很久以后，天与地的位置终于被固定住了，但是巨人盘古却因疲劳过度而累死了。他死后骨骼变成了山脉和丘陵，肉身变成了平原和盆地，血和汗水变成了江海，毛发变成了森林、草原和沼泽。盘古、夸父、后羿是典型的英雄神话，这些神话都在反复表达中华先民不屈不挠敢于改变自然的英雄气概。
二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史前大洪水是世界多个民族的共同传说，有神话学者统计全世界已知的关于大洪水的传说有600多则，在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印度、中国、玛雅等早期文明中，都有洪水灭世的传说与记忆，也因此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治洪英雄。在《旧约·创世纪》中，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极大，于是决定将用洪水毁灭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西方人面对末日洪水，他们选择制造一个巨大的诺亚方舟躲过了灭顶之灾。在中国的远古传说里，大洪水的原因是水神共工和颛顼发生战争，共工战败后一怒之下撞折了支撑天的不周山，以致天崩地陷，洪水滔天。与圣经记载的传说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先民面对洪水灾害则是选择勇敢地治水。大禹是我国远古神话系统里与自然力对抗的治水英雄，也是民族记忆中的夏人先祖，是一位集英雄神、帝王、圣贤等多重角色于一身的神话传说人物。《大禹治水》的传说记载了三皇五帝时期中原地带黄河泛滥，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鲧、禹父子受命治水，大禹为了完成治水大业公而忘私，曾经三过家门而不入，历经13年耗尽心血与体力，根除了水害，使黄河安澜，造福于天下百姓。这种甘于奉献死而后已的精神同样表现在《夸父逐日》的神话中。相传在黄帝时期，部族首领夸父决心把灼烤大地万物的太阳摘下，和太阳赛跑，极度口渴的夸父喝干了黄河、渭水，在奔往大泽路途中渴死。临死夸父还不忘记死后把手杖化作桃林，为世人留下一片清凉与甘甜。这种为了天下百姓利益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献身精神和责任担当，同样在《神农尝百草》传说中得到表现。传说神农氏牛头人身，由于他勤劳勇敢，一心为民，贡献巨大，被人们推为部落首领，即炎帝。他发明了五谷种植，因此被尊称为神农。神农为了医治百姓疾病，曾经登上天帝花园取瑶草。为了研究认识各种植物的药性，神农亲尝百草多次中毒。神农发誓要尝遍所有的药草以拯救百姓，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最后因尝断肠草而中毒死亡。人们为了纪念神农的恩德和功绩，奉他为药王神，我国的川、鄂、陕交界的神农架山区传说就是神农尝百草的地方。
三是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每个民族在古代都走过了有神论阶段，自从产生了宗教，神总是以无边的威力压制着人，畏惧神灵是各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但唯独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人不畏惧神，传达出中国先民不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神的眷顾的心理特征。这一主题在英雄神话《夸父逐日》和《羿射九日》中表现的非常突出。每个国家都有太阳神的传说，在部落时代，太阳神有着绝对的权威，纵览所有太阳神的神话会发现，只有中国人的神话里有敢于挑战太阳神的故事。《羿射九日》的神话塑造了敢于蔑视太阳的后羿这位盖世英雄，当远古天空同时出现十个太阳，炙烤着大地万物，万民苦不堪言时，巨人后羿拉弓搭箭，射掉九个太阳，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夸父敢于挑战太阳的神威，决心追上太阳将其摘下，虽历尽苦难仍不屈不挠，初心不改直至渴死在追日的途中。《刑天舞干戚》塑造了刑天这一不畏天神的英雄形象。刑天是一个巨人，因和黄帝争神座，在交战中被黄帝砍掉了头颅。然而失去头颅的刑天不愿服输，居然重新站起来，左手握盾右手执斧，继续与看不见的敌人厮杀。陶渊明曾以“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诗句赞颂刑天不屈不挠誓戮天帝以复仇的英雄气概。
四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国远古神话与古希腊神话几乎产生于同一时期，但二者有很大不同。在保存状态上，中国远古神话是零散而不成体系的，古希腊神话却形成了完整庞大的神话体系。更为重要的是二者的神话形象的特质迥然不同，中国神话形象仁爱宽容，具有奉献与自我牺牲精神，而古希腊神话神人同形、同性，崇尚智慧与力量。[13]中华民族精神是在数千年历史中逐渐凝练形成的。远古时代国家尚未形成，爱国主义精神尚不具备产生的基础，爱国主义精神是国家产生以后才逐渐上升为民族精神核心的。但在远古原始氏族及部落大家庭的集体生活中，以天下为己任，心系天下兴亡的家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百姓利益甘于牺牲的精神，已经成为华夏先民的共同价值观念。追日的夸父、尝百草的神农、衔石填海的精卫、治水的大禹等神话形象都体现了对这一博大人文情怀的高度礼赞。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也同样表达这一主题。女娲是传说中的人类始祖，华夏之初的三皇之一，中国的大母神，是人们心目中伟大女性的代表。该传说记述了女娲用黄泥造人，子民安居乐业，四海歌舞升平。后来共工与颛顼争帝位，不胜而以头怒触不周之山，导致天柱折，地维绝，四极废，九州裂，天倾西北，地陷东南，洪水泛滥，大火蔓延。为了拯救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女娲历经千辛万苦找来五彩石炼石补天。之后天地定位，洪水归道，烈火熄灭，百姓安宁。
探寻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我们追根溯源最后探寻到了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终极源泉，当之无愧地构成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奠基石和主根，奠定了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卓尔不凡的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基本走向和价值追求。中国远古神话传说是华夏古代先民在社会生活实践基础之上形成的对自然与社会的原初认识，是他们生活愿望的理想化表现，更是他们世界观、伦理观、价值观的庄重宣示和最原始表达，它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最基本且最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内涵。中国远古神话传说是中华民族精神孕育的雏形形态，是民族文化基因的原始载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有着重大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了5000年的漫长历史，对于中华民族精神品质的塑造产生的巨大作用是无法估量的。5000 年来一代代华夏儿女从小听着这样的神话故事长大，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勇于抗争的精神早已溶解到民族的血脉之中，内化为民族的精神基因。中国远古神话传说就像润物无声的春雨千百年来深深渗透进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滋养着中国的文化自信，定型化为一代代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方式，凝聚成中国人共同执着的精神追求，积淀成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韧劲和底气。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今天，这种绵延了数千年的精神文化财富，依然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母体，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充满着这种文化自信的中华民族，前行的道路上不会畏惧任何艰难险阻，不会屈服于任何强权威胁，不会与任何邪恶势力做屈辱的交易，笃信人间正道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襟怀坦荡地迈向自己的既定目标。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为我们提供了解读民族文化基因、民族精神的一个独特视角，给我们提供了触及民族文化之根的一条独特路径。“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文化自信最深厚的底蕴，就是因为我们有着绵延5000年的优秀文化基因。解析中国远古神话传说，有助于我们探寻民族文化基因，有助于我们理解民族精神的深厚渊源。解析远古神话传说中的民族文化基因，发掘远古神话传说中蕴含的民族精神珍贵宝藏，有利于我们凝聚民族向心力，有利于增强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有利于拓展中华民族文化的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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