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国儿童文学的东方美学叙事传统

王 倩 倩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081)

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世界文化间的交流逐步推进,东西方美学呈现出一种融合的态势,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东方美学的资源,揭示东方美学的思想内涵,从而在世界化的语境中找到中西美学的结合点,这是建设世界现代审美体系不可或缺的关键。中韩两国有着广泛的合作和联系,二者同属于东方美学文化圈,文化的交流联系不可避免。正如徐永彬在《韩国现代文学》前言中所提及的那样,中韩两国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在21世纪的今天变得更加迫切和期待[1]。因此,有必要对韩国文学和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增进人们对东方文化的了解,推动世界文化的繁荣。韩国儿童文学是东方美学叙事资源重要的组成部分,韩国是一个有着坚韧精神的国度,韩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保留了固有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兼收并蓄,在一众强国之中善于融合其他民族文化将其创造转化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在逆境中保持了主体的自我意识和坚强品性,其儿童文学的创作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韩国兴起的新文学始于20世纪的儿童文学,崔南善和李光洙在新文化启蒙运动中开创了近代韩国文学的新时代(又被称为“六堂、春园时代”②),他们早期的创作多是以青少年儿童为主体书写的作品。1909年崔南善在《少年》杂志发表了新体诗《海上致少年》,这部作品也被认为是开创韩国诗歌先河的童诗[2],随后出版了《孩子们》《新星》等儿童文学作品,同时李光洙也创作了《致小朋友》《少年的悲哀》《情育论》等作品和评论,这些早期儿童文学创作巩固了韩国儿童文学的根基。

韩国近现代东方儿童文学的发展是异质文化融合的产物,近代社会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吸纳了西方文化从而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方定焕作为韩国文坛的“先觉者”,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汲取了日本大和民族的近代文化,推动了韩国儿童文学的改革与发展。方定焕在1920至1924年期间留学日本,受到日本儿童文坛大师“岩谷小波”的影响,他取用“小波”作为自己的名号,以岩谷小波发表的《编做故事的方法》为基础在韩国展开了“口演童话”的儿童文化运动。可以说,“日本的现代儿童文学运动直接影响了方定焕推动韩国儿童文学运动。”[3]方定焕为20世纪二十年代韩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推动了20年代的儿童文化运动和童话口头表演运动”[4],还通过创办儿童刊物杂志培养和提拔了文坛一批文坛作家。方定焕为培养本国儿童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于1922年定下“儿童节”,这一年也因此成为韩国儿童节的开端,1923年,他组织了“彩色童绘”儿童文化运动团体,1923年创办了韩国儿童文学杂志《小朋友》(该杂志于1934年停刊,又称《俄里尼》),这个刊物实现了现代意义上儿童文学文体分类,成为韩国最初专业性以儿童为对象的现代杂志,从教育需要和儿童本位出发是其主要精神特点。《小朋友》创刊后带动了韩国《星星国》《新少年》《新朋友》等新一代儿童杂志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韩国儿童作家,掀起了儿童文学创作的热潮,韩国文学界涌现出尹克荣、崔炳华、李泰俊、高汉成、姜小泉、朴木月、马海松、尹福钟、尹石重、李元涛等一批儿童文学家,为韩国儿童文学奠定了基础,儿童文学的创作逐渐繁荣。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影响,韩国文坛进入了“以无产阶级的解放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文学主导文艺的时期”[5]韩国左翼文学团体的作家在文学界展开了各种论争,作家转向现实世界的描绘,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达到顶峰,当时占据文坛主导地位的“卡普”同盟强调现实主义的儿童小说,否定带有幻想性特征的童话,形成一股文艺思潮。受到政治、社会的影响,阶级文学占据了上风,儿童文学逐渐沦为依附成人文学发展的从属位置。20世纪中期,韩国的儿童文学进入解放后的迷茫时期,朝鲜南北半岛统一的政治诉求反映到文学创作中,以此宣扬民族感情、民族精神;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作家交流活动的增强,韩国文坛在研究方法上有了新改观。韩国儿童文学创作在前期发展的基础上整顿了日报的新春文艺和杂志推荐制,逐渐完善了文坛的准入制度,形成了自己规范的体系。[2]金柄珉指出,“60年代是韩国近代文学研究开始走向理论性、科学性研究的时期。这与四五十年代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6]361这一时期韩国儿童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创新发展,但未摆脱成人文学影响的弊病。20世纪七十年代社会科学领域中发展的“民族民众理论”促使文学研究确立了“民族主体性”立场,传达“童心天使主义”成为韩国儿童文学界主流[7]2。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韩国文学界积极克服政治影响,积极研究和扩大其研究领域,开创了“统一文学史时代”[6]362。21世纪以来的韩国儿童文学的研究实现了多元化的研究,韩国儿童发展实现了长足的进展,21世纪的韩国文学也在时代发展的过程中焕发生机。

学术界在对韩国儿童文学的研究上,中国学者主要侧重于韩国儿童文学的汉译方文本的研究、韩国儿童文学作品的叙事研究、汉语教学、中韩童话论争、中韩儿童文学当代跨文化研究等方面,相关成果有著作:赵郁秀(2002)《当代儿童文学的精神指向——第六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文选》、张美洪(2013)《萌生·汲取·绽放——中韩现代儿童文学形成过程比较研究》等;
硕士论文:袁华玉(2010)《韩国儿童文学的产生与基督教的影响关系研究》、林多运(2011)《儿歌在韩语教学中的应用》、宋丹(2014)《韩国儿童文学汉译策略浅谈》、李娜(2018)《韩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报告——以姜茂红的作品为中心》等;
期刊论文与报纸:马瑞(2014)《对韩国儿童文学汉译的几点思考》、窦全霞(2019)《中国儿童文学的当代跨文化传播》《20世纪30年代中韩童话论争探析》等;
博士论文韩天炜(2017)《全正生儿童文学中的苦难叙事研究》、宋姝萱(2020)《黄善美儿童小说的创作特征研究》等。韩国学者对本国儿童文学的研究有金万石(2008)《中国韩国朝鲜儿童文学比较研究》、李在徹(1997)《韩国儿童小说选》、(2007)《韩国南北儿童文学研究》、金景钟(1994)《儿童文学论》;
学位论文:黄景淑(2003)《权正生童话研究》等。从总体上看,中国学者对韩国儿童文学的研究较为丰富多元,但是在整体上研究的范围还是不够全面,在对韩国儿童文学的叙事研究方面有待进一步扩展和深入。韩国文学界也对本国的儿童文学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实践,对儿童文学的批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学术研究做出了有益探索。韩国儿童文学在经历了20世纪初期殖民地的困难期、20世纪中期解放后的迷茫期的动荡变革之后,面临着新环境的挑战③。韩国儿童文学东方叙事美学的研究对于促进儿童文学相关术语及研究范畴、丰富发展东方文学叙事资源,探索民族文学发展的现行法则有着积极意义。

儿童文学由于其特定的受众群体,叙述者以儿童的眼光进行叙事,通过叙事角色转换,以儿童的思维语言、心理感受及行为诠释外在世界,故事文本与儿童的精神相通。儿童文学作品通过孩子的眼光在一定程度上过滤了现实的丑恶,淡化了成人社会中的功利色彩,显示了儿童理想世界中的真、善、美。韩国儿童文学作品以孩童的天真视角进行叙事,通过童稚与诙谐的别致表达,向读者展现了儿童纯真、美好及自我想象的东方世界,这种叙事视角转换带来的审美效果也是作家力图追求的境界。

从历史来看,自明朝初年到清朝初年,我国与朝鲜一直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但并没有勘界。长白山之所以会成为中朝两国的界山,有一段颇为复杂的历史。

20世纪初期,朝鲜半岛遭受了日本的殖民统治,在岌岌可危的经济消退与国民身份意识变动的背景下,韩国社会笼罩着广泛的社会焦虑。20世纪三十年代是韩国文学史上“失去的时期”,文学作品多反映了国破家亡等苦难主题,这一时期也是韩国文学史上的转型期,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韩国文学史上近代文学所占的比重很大,到了近代,韩国文学才跨入民族文学的范畴当中,产生可以形成世界文学史中一条支流的作品也始于这个时期。而在韩国近代文学史上,30年代诗歌所占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的。”[5]148在韩国儿童文学界,成人叙述者意识到儿童读者身心的可塑性,并关注到儿童形象在现代性、民族性、殖民议题等研究中的重要性,将受众儿童作为应对现实状况的一剂良方,作者、插图作者、教育者、心理学者和社会各界的知识精英直接对话儿童读者,通过政治、教育、心理学话语振奋地隐喻殖民地国家中的个人、家庭、民族的未来。韩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在现实矛盾的进展中细致地描绘了儿童眼中纯真的世界,呈现了生活化、富有乡土气息的动态画面,作家的童谣创作风格朴素平易,充满了民族韵味。

有“韩国儿童文学之父”之称的韩国作家尹石重1911年出生于首尔,他幼年丧母,童年时期与外婆共同度过。13岁时,儿童杂志《新少年》发表了尹石重创作的童谣《春》,由此开始了创作生涯。1929年,尹石重创作了《白天出现的弯月》《扑通扑通》等一系列儿童文学作品,于20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出版了第一部童诗集《尹石重童谣集》,并发表了《并行三把伞》《失去的发带》《铁道旁的草棚》等一系列儿童文学作品。尹石重运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创作出大量优美动人的童谣,深受读者欢迎。韩国作家尹石重创作的儿童文学系列作品既有儿童诗歌语言的亲切,又饱含着浓郁的东方世界中的乡土风味和生活情趣,通过儿童的全知视角深刻地描绘了20世纪上半期韩国社会的现实风貌。在其作品《四点半》(1940年)中,尹石重以一位儿童的眼光记叙了一个小女孩的童年往事,童诗配以插画的形式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生活的景象。在过去,韩国的乡下并不是家家户户都有钟表,人们知晓时间往往需要到商店去打听。尹石重的作品刻画了一位充满童真的小女孩去商店问老爷爷时间的片段:

“小姑娘,小姑娘,进了商店。“老爷爷,老爷爷,妈妈叫我来问您,现在几点?”“四点半。”小姑娘边走边念:“四点半,四点半。”[8]4-10

然而,小女孩听到老爷爷的回答“四点半”之后却忘记了时间,在回家路上被各种小动物及路边的花草吸引。太阳落山之后,小女孩才蹦蹦跳跳地回到家告诉妈妈“四点半。”《四点半》这本童诗通过这样一则简短有趣的小故事,渲染了纯真又温馨童年时光。在小女孩的世界里,周遭的一切都是那么有趣和新奇,“大公鸡喝水”、“蚂蚁搬家”、“蜻蜓”、“胭脂花”这些俗常的事物仿佛都活了起来,读者与书中的小女孩一起探寻时间的秘密、亲近自然,把读者带入一个美好的童真世界。然而,联系相关写作背景,作者尹在创作《四点半》时,正是韩国遭受日寇侵略的黑暗年代,身处屠杀、掠夺与殖民的深渊之中,流离失所的人民渴望获得和平和安宁。尽管殖民和战争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伤痛,但身处战争旋涡,韩民族保持了坚韧的品格,积极与黑暗的现实相抗衡,在韩国像尹石重这样的作家通过文学书写的方式呼唤社会和平,寻找人类失去的童心。“韩国儿童文学从萌生之初,就被赋予悲壮的使命感。对儿童的要求,是希望他们能够尽快成长为实现民族解放与建设现代国家的主力军。”[9]45儿童文学作品中有着天使般童心的美好形象给身处战争泥潭的人民带来精神上的慰藉,读者在阅读这些充满童趣的小诗时会从中体会到一种背离时代温暖的情感。

东方审美思想和艺术受到原始思维的影响,关注人与自然事物之间的联系,具有情感性和意象性的思维特征。“东方民族都是在意象性、情感性思维的支配下来塑造人物,不顾及真实的人体比例关系,只追求意象化的、理想化观念的表达。”[10]2在韩国现代儿童文学创作中,也可以看到作家通过艺术化的手法创造的一种意象化的主人公形象,通过儿童的天真视角传达民族观念和精神。

韩国著名儿童文学家黄善美1959年出生于韩国忠清南道洪城,创作有《走出院子的母鸡》《我的蓝色自行车》《没被邀请的孩子》等一系列儿童文学作品。其中《走出院子的母鸡》通过儿童视角讲述了一个温情而感人的故事:一直生活在鸡笼里的母鸡“叶芽”,梦想着有一天能孵蛋生下一个属于自己的宝宝,但它下的蛋却屡次被主人拿走了。梦想的计划扰乱了叶芽的生活,它感到失望和无能为力,但还是愿意为了实现梦想而战,叶芽拒绝在养鸡场下蛋,很快就被当作“废鸡”对待,被赶出了农场。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中,一只绿头鸭伸出手来帮助它摆脱黄鼠狼的追捕,叶芽走出院子,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绿头鸭在失去伴侣后,与叶芽组成了一个奇怪而幸福的家庭。然而好景不长,厄运再次降临,母鸡叶芽和绿头鸭与黄鼠狼展开了殊死搏斗,当叶芽发现黄鼠狼也只是为了抚养自己的四个孩子时,它不再挣扎,带着无私的母爱飞向了蓝天[11]。由于原著的畅销,《走出院子的母鸡》的故事在韩国家喻户晓,后来以电影的形式在韩国上映,成为首部韩国亲子动画大片。这个童话故事以生动形象的表达方式将母爱的无私和伟大、生命的崇高与责任的重大诠释得淋漓尽致。作者运用娴熟的技巧描绘了儿童眼中希望与恐惧,以细致的心理描写和简洁、具有象征意义的语言赋予了作品深厚的思想内涵,展现了东方美学在艺术上的独特性,作者以线性叙事的方式将“叶芽”命运的坎坷和生活的苦辣酸甜展示给每一位读者,描绘出人们心灵深处最动人也最坚实的愿景。

(一)多重转换的叙事空间

文学创作中的时间和空间是相互依存的,巴赫金将这种状态称为“艺术时空体”。韩国儿童文学以奇妙的想象向读者展示了儿童世界里无限延展的童年时空,营造了一种多重转换的叙事艺术时空。康德和皮亚杰指出:“空间观念具有先验性,空间概念是儿童形成最早的概念之一。”[12]40空间概念(spatial concept)是人类成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也是儿童阶段最先获得的概念。“人对空间方位的认知是对客观世界认知的基础,而对时间和其他事物的认识是建立在对空间认知的基础之上的,即人类首先对空间进行认知,然后逐渐延伸至时间和其他抽象概念的认知”[12]1。儿童文学作家为了更贴近儿童的认知与感觉,在叙事过程中通过拟人化或神奇故事的表达,拓展了叙事的空间,作家的叙事空间是跳跃、多变的,或放大到太空宇宙,或浓缩于一事一物上,借助生活化的语言,让没有生命的事物“说话”,从中表达一定的思想感情。

当代韩国儿童文学家权正生1937年出生于日本东京,九岁时回到韩国,1969年开始专门从事儿童文学的写作。他的一生经历了战争、离散、贫困和病痛等一系列磨难,以自身为原型创作了《小狗便便》《老天爷的眼泪》《斑点儿脸》《如泥球般打滚儿》《苹果园的月亮》等百余篇童话作品。“苦难叙事”是他所创作的作品中永恒的母题,他用率真的文字、巧妙的构思描写了渺小者坎坷生活中的温暖的故事,深受读者喜爱。他创作的童话作品《小狗便便》风格独特,叙事结构巧妙,内容发人深省。与传统的儿童文学叙事方式不同,作者没有去极力塑造儿童梦想的世界,而是从现实出发,深入社会底层视察儿童在残酷的条件下的生存状态,通过一个不急不缓温馨感人的小故事反思人存在的价值,建构了独特的叙事空间,充满了人性化的关怀。这部作品获月刊杂志《基督教教育》第一届儿童文学奖,也是引导作者走向儿童文学创作领域的重要作品,入选韩国小学教材经典课文。

“石头家的小白拉了一泡便便,就在胡同墙角那儿,小白还是一只小狗,所以他拉的是小狗便便。一直麻雀飞过来,落到小狗便便旁边,啄了几下,‘是便便!呸,呸,脏死了……’说完他就飞走了。‘什么?我是便便?脏死了?’小狗便便又生气又伤心,委屈地掉下了眼泪。”[13]2-4

如同《小狗便便》开篇中提到的那样,不起眼的小狗便便成为世界上最卑微的存在,在遭遇到麻雀、母鸡的冷遇后,泥块以自身的坎坷经历安慰身处迷茫困境中的小狗便便,带给它温暖和希望。漫长等待与煎熬之下隐藏着渺小生物从不放弃的灵魂。直至小狗便便寻找到自己作为肥料的价值,才实现了人生的意义。讴歌“渺小者”自身价值的隐喻叙事场景,在作者的笔下变得生动与鲜活。故事末尾讲道:

“一个绚烂的春日,蒲公英开出了一朵非常非常美丽的花。淡淡的花香随风飘荡,那甜甜微笑的花朵里,满是小狗便便深挚的爱。”[13]28

在《小狗便便》中,文本的空间叙事表现为故事场景的不断转换:胡同墙角→蒲公英的嫩芽中;
山坡上的田野里→牛车→田野。故事场景在不断地发生交叉变换和位移,故事的叙述在空间上不断延展放大,充满了暗示和隐喻。这种叙述模式将读者带入一个多维文本的阅读空间,叙述文本在故事情节的不断变换下产生了无限张力,承载了丰富的内容,给读者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在叙事手法上,作者通过拟人化的表现方式,表达出一个深刻的主题:再渺小的东西也有它的价值和功用,从一无是处的“小狗便便”到“美丽的花朵”,小狗便便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越是身处黑暗泥泞之中,越能战胜自我,获得希望和光亮。作家这种全知视角叙事的方式打乱了叙事文本惯常的时空秩序,让身边的事物“活”了起来,故事结局深挚、励志又温暖人心。与一般的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幸福叙事”不同,作者另辟蹊径给予一泡不起眼甚至都不会有人关注的“小狗便便”以人类的灵魂,饱含着逆境之中不沮丧、不悲观,奋斗向上、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民族激情。

(二)景观叙事中的幽雅美

从整个东方世界上看,“把幽雅、典雅、高雅、幽静或雅静当做美,是东方美学的共性”[14]34。韩国儿童文学在景观叙事上呈现了一种审美情趣上的“幽雅美”,符合韩国传统审美意识的特征。“幽雅美”是三国时期和统一新罗时期的韩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和谐柔美、幽静清新、静谧深邃是作家极力追求的境界。韩民族的幽雅美来源于独特自然环境带来的别致感受,韩国处在一个独特的位置,它的三面环海,一端与大陆相连。在广阔深邃的大海的怀抱中,人们可以极目眺望,感受到温暖湿润的海洋气候。在半岛和山脉之间,景观线条柔和疏朗富有美感,辽阔宽广的海洋,清新幽美的景致,足以激发作者无尽的联想。“古代韩国人的精神倾向可以说是风流。另外,这一风流又是具有宗教的倾向,它对于神、人间和自然,以唤起调和的一体感作为中心思想”[15]149。韩民族“幽美”的文化风格强调“融真俗而湛然”[14]39与韩国固有的风流道精神相通,是一种在静谧景观下的宁静心态,强调融真俗、超脱是非,将大自然的生命力融入个体的生活之中。

韩国儿童作家李成擅长描写儿童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他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对儿童的爱与理解,创作有《藏在心底的巧克力》《橘子味的夏天》《隐形的橡皮擦》《不能告诉你的秘密》《米娜假面日记》等作品。其中《橘子味的夏天》讲述了一个小女孩童年经历。

11岁的宝拉梦想着能在假期去济州岛海滩上避暑游玩,但她的妈妈一心忙于写稿工作,无暇顾及她的诉求,宝拉的爸爸为了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出国留学,许久没有联系了,宝拉一直在担心父母的婚姻状况。眼看假期过半,宝拉的期待将要落空,突然有一天,妈妈收到老朋友的邀约,决定带宝拉和她的小伙伴回老家避暑,并一反常态地作了精心打扮。宝拉惊喜地叫上好朋友出门游玩,开始了他们的旅行计划,在旅程中寻找妈妈的秘密……作者在这部儿童文学长篇小说里加入了很多环境描写,旅程中幽雅的景致牵动着主人公淡淡的情愫,随着故事的推进,真相也逐渐在迷雾下揭开。

韩国儿童文学体现了一种自然界对生命的感应,这就是万物归一的自然精神。生命源于自然,人与自然气息相通,“像山泉一样自清自澄,像大海一样既深又广,融汇万物,让万川归而为一,这种自然精神,就是韩国式的风格”[14]39。在香气氤氲的盛夏夜晚,郊外迷人的风景诉说着少女淡淡的心事,随着时间的流逝,离别、惆怅、真相接踵而来,宝拉遇到了一位帅气的少年,妈妈也遇到了阔别十年未见的初恋。在听妈妈讲述年少的往事之后使宝拉也逐渐明白了爱情和理解之间的微妙感情,相逢时的浪漫景色衬托了懵懂少女的内心世界。

(三)韩国儿童文学中的诗性美学

意大利理论家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了“诗性”的概念,将早期人类思维认知概括为“诗性的智慧”,将诗人看作“人类的感官”,哲学家看作“人类的理智”[16]172。东方民族有着诗性思维、艺术想象力和诗意智慧的文化根源。诗歌在韩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诗性美学是韩国儿童文学审美文化的特征。韩国现代诗歌的基础是源于古典歌谣,是从原始宗教活动中集体创作出来的,抒情诗的发展由集体创作到个人创作,从集体情感表达到个人情感表达。20世纪三十年代是韩国现代诗加速发展的时期,韩国诗坛出现了传统抒情诗创作为主的诗人尹东柱、金素月、徐廷柱等人,1945年朝鲜半岛解放后,韩国的文坛涌现了朴木月、赵芝薰等一批优秀的诗人群体[17]74。韩国现存最早的歌谣是载于《三国遗事》中的《龟旨歌》,是一种巫俗性质的集体歌谣。《公无渡河歌》④是韩国古代歌谣中流传最为广泛的歌谣,最初记载于中国的《海东绎史》《艺文类聚》《古今注》等汉文文献,“公无渡河,公竟(终)渡河,坠河而死,公将(当)奈何”[18]。流露着主人公的凄凉悲伤之情,侧重于个人情感的表达。这些悠久的诗歌传统是韩国抒情文学的最初形态,为当代韩国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前提和基础。

韩国诗人朴木月(1916-1978)本名朴泳钟,出生于庆尚北道庆州市,1933年起从事儿童文学创作,1939年在郑芝溶的推荐下他的诗作在《文章》杂志发表,并于次年正式步入文坛。1964年朴木月与赵芝薰、朴斗镇合作出版了《青鹿集》,他们三人因此被称为“青鹿派”诗人。青鹿派诗人继承了古典诗歌的传统,有着鲜明的创作特色。朴木月1955年起发表了《山桃花》《晴昙》《庆尚道咏叹调》等作品。朴木月根据少年时代的农村生活经历来书写童诗,他的诗作极具自然格调,擅长以韩国民谣体描写大自然的景观,蕴含浓郁的乡土形象和意境,带有浓厚的诗性抒情色彩,其诗歌创作推动了20世纪六十年代韩国传统诗的创造。下面选取朴木月的童诗为例:

“毛毛细雨/在古镇上/下毛毛雨/灯笼朦胧的夜色/下毛毛雨/灯笼是纸灯笼/白色灯笼/毛良村三个字/被弄湿了/在古镇上/下毛毛雨/灯笼朦胧的夜色/下毛毛雨。”

——《朴泳钟儿童诗歌集·绿星》(笔者译)

朴木月的童诗有着散文和抒情的色彩,夜晚的古镇上下着毛毛细雨,灯笼朦胧的夜色、纸灯笼、村牌名等景色都笼罩在苍茫的雨夜之下。意象是主体情绪与外部事物相适应、融合的过程,是在对事物的形象和特征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情感和意志的“心象”。“物我交融”贯穿了朴木月文学艺术创作的整个过程,是东方诗性美学的思维模式的展现。朴木月诗句中的意象朴素形象又引人联想,诗人凝练的语言和对自然的生动描写带有浓郁的东方抒情诗的色彩,细致地描绘了作者眼中哀愁素朴的乡土世界。

朴木月擅长对自然景观的描绘,在尹海燕翻译的《青鹿》中,作者对景物的描述达到了物我归一的状态:

“远山青云寺/古朴的瓦舍/山是紫霞山/待到春融雪/榆树的嫩叶/长满十二道山弯/那青鹿/清澈的眼中/流过的/浮云。”[19]

韩民族的美学重视个人审美观念的表达,这种审美同时也是一种孕育于生活的经验性审美感受,反映了美的事物与人的审美感情之间的普遍联系。与西方美学着重表现事物外部形式结构的普遍性结构相比,东方美学是用普遍性的事物来象征,表达的是一种朦胧的、模糊的概念,具有“概念-意象”的形式特征。“东方美学的概念范畴往往是用形象性的、象征比喻的语言方式,即诗性的方式来表述个人的审美体悟和审美判断的,所以概念的内涵就显得十分模糊”[20]。韩国美学多以具象性的事物来表达民族普遍性的审美观念和情感,以上文提及的《青鹿》这首诗为例,诗作中的“远山”“青云寺”“瓦舍”“榆树”“春雪”“青鹿”“浮云”等意象的内涵不仅是指这些自然事物的本身,还蕴含着像山、树、青鹿、云等特征的事物及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朴木月的童诗是作者心灵的写照,透过诗中的意象表达了心归自然的人生真理及对故乡的留恋,展现出淡淡的哀愁。时间如浮云匆匆消逝,那青鹿清澈的眼神正如纯真的年少时光,随云波一同远去,引起读者深深的共鸣。

在全球化与亚洲儿童文学本土化的语境下,儿童文学与世界文学间的冲突、矛盾日益加剧,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儿童文学发展有着不同的特性。亚洲儿童文学发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参考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儿童文学,可以扩展国际学术事业,推动世界儿童文学的繁荣。进入21世纪以来,亚洲儿童文学和其他大洲儿童文学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变得更加频繁和复杂,现今的“亚洲儿童文学”或“东方儿童文学”不再是一个封闭概念,而是不可避免地纳入到更广泛的背景,站在了世界文学的立场上。韩国儿童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东方叙事美学的因素,韩国儿童文学家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开拓,是东方叙事文学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促进中国儿童文学与世界儿童文学的发展与共荣,为儿童文学的发展开拓新的前景。

[注 释]

①“风流”是对韩国民族精神特质的一种抽象概括,其典型的现实形态或日常生活范型则是新罗时期“花郎徒”组织的群聚生活形式。

②在韩国历史上,一般将19世纪末到1910年称作“启蒙期文学”时期,崔南善(1890-1957),号“六堂”,李光洙(1892-1950),号“春园”,二人被视为韩国近代文学的开拓者。

③韩国儿童文学在21世纪面临的挑战主要有民族学术话语的建立、环境生态性世界观作品的创作和批评、互联网数字时代的冲击、社会文化异化之下民族文学的生存等问题。

④《公无渡河歌》又称为《箜篌引》,是一首边弹箜篌边吟唱的古典诗歌,简短的四句话讲述了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一个披发提壶的狂夫乱流而渡,其妻阻止不及,狂夫乃坠河而死。妻持箜篌一面弹击乐器,一面唱出上面四句悲凄的诗歌,唱罢纵身投河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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