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晟赟，罗强强
（1.甘肃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兰州 甘肃 730070；
2.云南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后单位时代城市社区迅速演变成传统性与现代性、在场性与脱域性特质并存的碎片化空间。迫于社区急速转型的现实压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提升社区自我治理能力进行了一系列再认识与实践新探索，走过了一条从提升居委会自治能力—引进外来社会组织增能—培育社区内民间志愿服务组织—党建引领社区志愿组织的道路。
起初，学界聚焦于“去行政化”思路主线，沿着国家与社会二元框架分析影响社区自治的制约因素，陆续提出了“嵌入性监管”③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J］.开放时代，2008（02）：30-41.“依附性自主”④刘鹏.从分类控制走向嵌入型监管：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管理政策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05）：91-99.“多元互动关系”⑤王诗宗，宋程成.独立亦或自主：中国社会组织独立问题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13（05）：50-68.“政社协作”⑥颜德如、张树吉.城市社区服务中政社合作行为策略分析［J］.中公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0（04）：86-95.“非协同治理”⑦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J］.社会学研究，2014（06）：98-123.“嵌入性替代”⑧杨宝，杨晓云.从政社合作到逆向替代：政社关系的转型及演化机制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9（06）：88-93.等多种类型的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认为只要进行去行政化改革，政府退而居委会进，以居委会能力建设为突破口着力提升居委会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摆脱对政府的惯性依赖，不断历练成长，假以时日，就能快速提升社区自我治理能力。政府也尝试通过简政放权来培育、引导社区开启自治化新进程，先后进行了四轮改革来推进社区自治。但在实践中，这些改革却陷入“社区去行政化—多元化治理改革—居委会边缘化—社区治理碎片化—居委会再度行政化—社区治理一元化的怪圈”①张雪霖.找回城市与去魅的社区自治［D］.华中科技大学，2018.。
此后，又采用国家—市场—社会三元分析框架，着重考虑市场的配置作用，引进了形形色色号称专业性见长的外来社会组织，开展了名目繁多的活动。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背后，社区治理却陷入了权力关系碎片化的混乱局面。为了连续获得项目支持资金，外生社会组织之间相互竞争，以完成技术化的绩效考核为首要目标，注重服务数量而忽视服务质量，服务日益带有官僚化性质，展示化、宣传化、表面化现象突出，技术化装饰的倾向明显，与居民的亲密关系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居民对于社区事务缺乏参与意愿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功能并未有效发挥出来。
各地逐渐认识到，社区的性质、特点和历史由来决定了我们应该建构的是内生社会秩序。从公共服务的绩效视角考察，在几乎不可能增加更多社区工作人员的情形下，动员挖掘社区潜在资源，建立起一支社区内生志愿服务组织发挥以点带面的作用，构建起立体化的社区社会网络空间治理结构，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于是，各地大力培育社区内生志愿服务组织，主要由社区精英、爱心人士、积极活跃者举办，参与者多为离退休人士、家庭妇女等。他们虽然有一定积极性，但却陆续陷入了志愿服务失灵状况。郭彩琴、张瑾（2020）认为有三大困境，一是资源性困境；
二是专业性困境；
三是参与性困境。原因是草根性社会组织发展孱弱，无力建立起筹集资源的渠道，居民态度冷漠，内生量不足，青年人参与少，专业性不强②郭彩玲，张瑾.“党建引领”型城市志愿服务创新探索：理念、逻辑与路径［J］.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03）：15-20.。
针对上述志愿服务失灵的现状，党建引领型志愿服务成为近年来新的探索热点。人们陆续探索了居委会—外来社会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党建引领型社区志愿服务组织。上述探索贯穿的主线一直是致力于探索出适宜本社区现实状况的社区自治活力带动主体，目标指向解决社区治理活动的实践主体虚置问题。本文以处于西北经济社会尚不发达的M 社区为例，解析党建引领社区志愿服务如何成为撬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自治内生动力的杠杆，走出了一条西部地区社区自我治理路径的建构新模式。
兰州市M 社区处于闹市区交通要道，历史久远，人口异质性强，老旧楼房多。几乎每栋每单元的楼道里都堆满了杂物，多次引发火灾事故，居民为了争抢楼道公共空间经常发生冲突。不仅如此，在社区内还能见到私自搭建的临时简易棚，用于囤放从垃圾池里捡来的废旧物品。简易棚周边气味难闻，蝇虫飞舞，居民意见很大，矛头直指物业公司，大吵大闹拒缴物业费。社区不文明行为比比皆是，导致人际关系紧张，社会治安差，小偷小摸、打架斗殴、酗酒赌博成风，刑满释放人员、社区戒毒人员、社区矫正人员时时惹是生非。M 社区公共空间堆放废旧物品已经演变成一个社会综合治理难题。持续多年的各种外在文明道德宣传教育收效甚微，依靠具有执法权的司法部门进社区强制执法并不具有可持续性。社区治理三驾马车蓝图中的“德治”与“法治”，实践中两手都抓不起来，“自治”更是长期处于悬置状态。
在幼龄果树的行间空地种植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可以增加果园收入，达到“以短养长”的目的。果园间作还能对土壤起到覆盖的作用，防止水土流失，增加土壤有机质，提高土壤肥力。贵州常见的间作物有玉米、红薯，这是不合理的。此外，白菜、萝卜、麦类等也不适宜间作，因为这些间作物吸肥能力强，会使果园地力严重下降。豆类作物植株矮小，根系具有固氮作用，与果树不争肥，既增加经济效益又增加土壤肥力。
为了寻求破局，起初，M 社区搭乘三社联动的政策红利，尝试引进外来专业社工机构开展微治理活动。由于居民对于社会工作者知晓率低，西北地区的社工组织本身也处于发展初期，缺乏平台资源，社会动员能力弱，社工机构独立开展社区活动困难重重。经由社区党组织出面多次联络社区各单位协商，最后商定由社区党组织牵头，总领全局，社工机构负责具体执行，注重发挥社区老党员作用，以开展“共享集市”项目为试点，以培育党建引领型社区志愿服务为切口，激发居民的责任感和主动参与的热情，熏陶孕育社区自治活力。
（一）连带性吸纳——构建协作平台获得人力资本
经过调查摸底，M 社区有相当一部分退休老人既是社区居民，又有党员身份。社区党组织采用“国家嵌入社会”的思路，积极、理性、务实地嵌入社区小社会，发挥米格达尔（Migdal，2003）说的连带性吸纳作用，由党员组织、带动居民。M 社区有相当一部分业主常年不参加党组织集体活动，逐渐淡忘了自己的党员身份。临近当年建党节前夕，社区党组织逐个电话或入户通知，召开党员座谈会。发放了党员政治生日纪念卡片，重温了入党誓词，激发起在场党员情感记忆，吸引党员关心社区事务。由社区党委书记向参会党员引荐了驻社区的专业社会工作组织。社工组织负责人和三位社工也介绍了即将开展孵化培养社区志愿服务组织，以便服务于社区共享集市项目的计划，介绍了主旨思想和具体行动方案，也通俗易懂地介绍了社工和社工组织的性质、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顺利地获得了社区老党员群体的理解支持。
座谈会趁热打铁，探讨了社区公共空间的废弃物整治问题。社区党组织要求每个老党员发挥带头作用，回家自己做通家属工作，带头主动清理掉楼道堆放的废旧物，因占用楼道公共空间发生的邻里结怨应主动道歉和解。每位党员应参加为期三个月的社区环境卫生清洁活动。动员所有社区党员参加社区志愿服务，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组建了社区党员志愿者微信群，确定了党员志愿服务队为社区志愿服务的先锋，成为共享集市项目运转的第一批秩序维护者，顺利获得了必要的人力资源。由此，拉开了推进社区自我治理破冰的帷幕。
（二）情感交融——以便民服务凝聚人心获得了权威资本
由驻社区专业社会工作者规划，M 社区正式启动了“共享集市”项目。每月固定在星期六上午，在社区划定位置开设二手物品交易市场，鼓励居民把家里的废旧物品拿出来进行有偿或无偿交换，并允许物资回收公司进社区与居民协议收购大件废旧物品。时长共计四小时，其间市场秩序由社区党员志愿服务队负责维护，指挥车辆进出，劝导废弃物统一归置。共享集市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城市居民手中的零星小件旧物无法处理的困局，间接减少了公共空间堆放闲置旧物的行为，清洁了环境，有效地减少了消防安全隐患，立即受到了居民的高度赞扬。
社区敏锐抓住契机，迅速拓展了共享集市的功能和活动范围，打造提升社区自治能力的群众载体和平台。社区拓展范围，招募了一批非党员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形成了多个各具特色的志愿服务小分队。负责维持现场秩序，提前设计规划。利用共享集市当日居民到现场人数多的特点，登记各种服务需求，搭建社区内外信息链接平台。共享集市由社区党组织负责宏观引领，扮演“总平台”角色，进行统一调度、后勤保障和供需对接，各个志愿服务团队和志愿者能够无后顾之忧、高效地投入到各类志愿服务中去。志愿服务队是共享集市的实践活动执行者，深入到心理咨询预约、志愿者招募、居民旧物兑换、防诈骗知识宣传、免费剪发、过期药品兑换、眼科疾病普查、糖尿病筛查、医疗保险报销政策宣传、癌症疾病防治、文明养犬、绿植兑换、家政等生活空间，围绕着与居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事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有问必答，有求助必回复，让每个居民感受到细致入微的温暖关怀就在身边。志愿服务队迅速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声誉，M 社区的党建引领开展共享集市活动消息迅速在周边传开，其他社区纷纷来参观学习。
（三）价值引领——通过品牌服务获得了技术资本
M 社区的志愿服务队伍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非党员居民由老党员动员组织参加到社区志愿活动中去。每个志愿服务队包括若干固定的党员志愿者，平时组成各种类型的小分队针对社区困难人群提供课程辅导、日常生活照料、心理关怀服务，解决他们的日常需求，潜移默化增进社区居住主体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逐渐影响带动居民由志愿服务的“受益者”变为“提供者”“参与者”。在为他人提供志愿服务的过程中，非党员志愿者也能够对自身的思想认识和行为举止不断反思反省。
社区在各种类型的志愿服务队的基础上，进一步着手开展培养社区民间组织活动品牌。从太极拳队、广场舞队、老年模特队、户外骑行队、悦跑队、老年合唱团里遴选出了十五名带头人。对带头人进行了详细的专业知识培训。由他们负责带领队伍开展活动，制定活动规则，策划活动内容，社区拨付给一定的资金支持，请来社会专业人士不定期开讲座，专门讲授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帮助他们提升专业服务技能，促使社区内源力量自我成长并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进一步增强自我治理的能力。团队带头人积极性很高，跟成员的互动性很强。他们平时在一起开展活动，互相学习，培养了感情，共同学习技巧，共同成长进步，彼此关怀，形成了良好的伙伴关系。很多团队成员甚至把团队当成重要的精神支柱，遇到困难会在团队群员里面寻求帮助。逐渐对社区公共事务有了热情，积极建言献策，参加各项公益活动，成为社区自我管理的核心细胞，发挥滚雪球效应，逐渐把那些只旁观不参与的居民吸引进来。水到渠成，2019年社区召开了居民大会，制定了居民公约、居民自治章程，完成了社区自治的框架建构，顺利走上有效运作道路。
M 社区在党建志愿服务组织的带领下，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由社区志愿者全程设计、建造的口袋花园项目缔造了清新优美的环境。社区宣传队开展的宣传活动收到了实效，文明礼仪之风盛行，健康文明的文化活动取代了赌博、酗酒，高龄独居老人、残障人士得到了周到照顾。社会治安良好，再未发生过火灾和重大违法犯罪案件。居民踊跃参加社区活动，孵化了更多社区民间志愿服务组织，现在累计有十九个志愿服务团队，深入到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大增强了社区自我管理能力。
（一）党建引领社区志愿服务激发社区自治活力的逻辑
本案例值得关注的是，M 社区在居民中影响力最大的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自治机构——社区居委会或业主大会。最能有效承担起社区自我治理的，恰恰是这支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志愿服务队。它主要由退休老党员作为初始队员，随后吸引了部分具有专业技术的中青年参加，发挥连带性吸纳功能，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尊老敬老”观念相契合。日常社区公共事务新方案通常先由党员志愿服务队开会研讨，达成共识，然后才提交业主大会和居委会讨论，否则，很难高效获得通过。党员志愿服务队组织开展的各类活动，往往能够得到社区居民的有效回应。一个有力的证明是，2020年，M 社区居民在社区党员志愿服务队的带领下，紧密协作，顺利完成了抗疫各项任务。
从M 社区激发自治活力的过程可以看出，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志愿服务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较好地承担起社区治理实践主体的重任，是因为它至少满足了社区的四大基本需求。
其一，在地治理需求。社区是居民日常生活的最重要场所，饮食起居、生老病死等一系列琐碎繁杂的生命活动基本在这一空间完成，“烟火气”是社区作为基层民间社会的最重要特征。每一个社区又具有各自的地域文化和人文特征，社区治理方式须得接地气，走深耕路线，紧紧围绕“实情、实践、实效”为核心开展工作。“在地治理”的关键因素是“人”。尽管社区居民数量众多，如果没有明确的引领者、组织者，实际上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而无法将人力资源有效配置起来，自我治理就无法真正落实。M 社区正是及时调整了建设思路，着重从公共治理的实效角度出发，不再纠葛于去行政化力度，而是更多地从深入挖掘社区潜在资源优势入手，找准了突破口，以治理废弃物问题作为切入路径，引发居民广泛关注，顺势建立起党建引领型的社区志愿服务组织。该社区志愿服务队依托于党组织深入微观基层社会的完整组织结构，发挥广覆盖吸纳功能，与群众紧密联系，有效地广泛动员了社区内的各种潜在人力资本，着力将这种优势转化成为社区治理的内生动态驱动力，成效明显。
其二，构建内生秩序的需求。内生秩序根植于当地社群的公共集体意识，通过日常生活互动逐渐累积外显化为当地居民的社会交往互动模式，精神因素占据了很大成分。住房市场化改革后，城市社区迅速演变为陌生人社会，观念碎片化、秩序混乱化、价值观多层次化，导致居民之间时常因琐碎生活小事摩擦交恶，良性普遍主义价值观“脱嵌”，缺乏一个契合当地实际状况的内生秩序来对各种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党建引领十分适宜于目前社区进行全方位社会转型对于社区治理核心角色的稳定性需求，能够通过引导尽快建立社区的内生秩序。
党建引领开展志愿服务是培育当地居民广泛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和伦理规则的过程。社区志愿者经由志愿服务小组内部互帮互助逐渐生发出共同的情感纽带，发展出本群体的内部规范，培养出规则意识。然后经过社区居民大会进行理性协商和规范，在多元利益冲突背景下提炼出社区居民面临的共同问题，对不同群体利益进行协调平衡，民主协商社区公共事务，达成共识，建立起社区规范，实现社会合作。社区志愿服务使得居民在持续互动中不断探索彼此认同的边界，不断自我反思纠正个体行为边界，建立起互动信任和规范网络。一些邻里间产生的小摩擦小冲突在党员志愿服务队的调解下，往往能降低冲突的强度和烈度，掐断演变成过激行为并大面积扩散的苗头，实现自觉收缩控制，促进社区自身的自发秩序形成。
其三，从技术治理到情感治理转型的需求。任何制度设计都无法完全悬置人的精神情感因素之外而将人纯粹化约为技术治理对象。社区是居民日常生活起居的最重要空间，与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绝大多数居民对社区大事小情都十分敏感，不可能完全充耳不闻、无动于衷。社区自我治理的要点，并非仅仅从组织框架上着重确立了社区成员参与治理的主体地位，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深入到社区成员的内在精神世界，需要动员情感因素，进行情感治理。社区工作凡事“走心”，满足了人的内在需求或主观期待，激发出人的内在热情和主观能动性，才是真正的自治。社区志愿服务扎根于当地社区的初级群体伦理文化，在互动交往建构关系时，以情感激发信任，达成价值共识，形成互惠，促进合作，构筑起社区多维立体关系网络，实现社会资本的最大限度发掘和利用。
M 社区以志愿服务为切入点，契合了中华传统文化“善有善报”的慈善观念，激发了居民“性本善”的内在美好情感，创生出更多社会资本，建构起社区在地治理的网络框架。它所承载的深远价值绝不仅仅是建立了一种开放、协作、民主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运作机制，更是基层社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完成自组织方式的全新转型。情感治理是贯穿于社区治理各个环节的逻辑主线，快捷地将社区各主体吸引串联起来，在欠发达地区并不具备雄厚经济社会基础条件的情况下建构出一个互动融合、内在关联的生态系统。各子系统通过社区各类社区志愿服务组织相互渗透和作用，共同推进着自主性、回应性的民间秩序形成，积极消解了转型期社区基层社会的震荡，从而构筑了和谐社会秩序的重要民间根基。
其四，民间参与治理的需求，重塑了社区治理生态。缺乏居民参与的可持续实践平台一直是影响社区自治参与度的症结之一。社区治理需要面对包罗万象的琐碎日常事务，需要支付各种开支成本。居委会手中资源极为有限，社区动员平时靠工作人员私人关系网络进行缺乏可持续性。一边是居委会开展活动深感人力物力资本匮乏，无力支付过高的治理成本，社会动员能力不足；
另一边却是社区群众中潜在的社会资本被忽视长期闲置，社区内在驱动力休眠。老旧破败的M 社区意识到党建引领的重要性，依托于党组织的群众基础优势深入挖掘社区的潜在社会资本，将社区治理的各种可能参与力量吸收融合并以自治为突破口，培育内生的社区志愿服务组织来激发本社区内生秩序成长，是“以空间为载体的社区生活纽带的松散与治理秩序的重构”①杨发祥，茹婧．村域空间转型与生活世界的流变——基于川东北X社区的个案研究［J］.新视野，2015（06）：32-38.，是从一元主体管理到多元主体参与协作治理方式的转型，撬动了各种社会资本参与，较好地满足了民间社会参与治理的需求，成功地重塑了社区治理生态。
（二）讨论：政党与社会连接的方式——党社互嵌对社会资本的重构与耦合
党如何与社会连接，如何塑造社会，一直是学界研究的核心。从本文对M 社区的考察看，这种塑造功能发挥，大体是沿着党社互嵌的主线进行的。政党将自己的价值观、服务目标与组织架构以党员作为细胞嵌入到社区居民中，发挥每一个党员的滚雪球带动效应。社区居民则将自己的生活服务需求、自治内容和参与实践活动与党组织进行沟通协作，双方搭建起以党为枢纽整合社区各界力量的社区治理平台，形成实践合作组织，深入挖掘各种社会资本并进行重构或耦合，将无序变为有序。现阶段的党社互嵌或许还存在“内容简单、仪式化与展示化、国家动员主义、行政嵌入运作”②张帆.社区志愿服务的“麦当劳化”及其走向［J］.兰州学刊，2020（08）：147-159.等诸多问题，但这也是事物发展初期必经的探索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诸多内在、外在因素的影响。此外，M 社区案例中还存在值得继续展开更深入探讨的方面。
其一，党建引领打破了技术治理对社区外生社会组织的幻想。“居民参与度”是考量一个社区自治活力的重要指标。值得关注的是，其背后折射出的却是技术治理风头日盛，过度追求组织绩效、制度架构和数字精准的统一，过分倚重外在的工具性因素。因为急于见到短平快的数字成效，很多社区觉得手中资源匮乏，一度努力去寻找“外援”，指望“外来的和尚”带来技术资本，寄希望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项目引进外生社会组织，来实现对纵向权力资本的搭便车利用与对横向社会权利资本的整合。
只把眼光向外的结果使预想与现实产生了极大落差。号称专业性见长的外生型社会组织进驻社区后，为了迎合项目考核评估各项指标要求以继续获得项目资金支持，它们中多数人的工作目标常常偏离了社区的真正需求，更追求形象工程，短期性的业绩表演取代了长期性的细致服务，为获取群众好评不敢真正履行督促职能，靠发放小礼品、打温情牌、诉苦水、和稀泥来开展工作。原本把外生型社会组织引进社区的初衷是拓展社区的社会资本，让公共服务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增强社区的自治能力。然而实践中会造成社区的权力关系格局混乱，社区的秩序结构、秩序性状和治理模式并没有多大改变。党建引领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出发点，注重走“群众路线”，关注居民的现实生活需求，更考虑社区事务的长期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以打造和谐温暖的党群关系。这样就打破了技术治理至上的错误认知，使自治、法治能和德治结伴、可持续同行，避免陷入社区自治走向单面化和非均衡性的鸿沟中。
其二，党社互嵌的资本特征：连带性吸纳与共通性社会资本培育。社区外生性社会组织要想获得社区居民的支持与信任，形成互惠机制，社会资本的培育往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过程和大量成本投入，且利益关系成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主要动因。党建引领型社区志愿服务组织成员参与社区活动的起因或许多样，但精神因素占据较大比例，主要依靠相对主观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较易培育形成集体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够便捷地把不同职业、文化程度、经济状况等差异较大的人凝聚在一起，具有扩散性特征，较容易整合成共通性社会资本或紧密型社会资本，形成帕特南所言的“跨越性社会资本”①Robert D. Putnam.Bowling Alone：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M］.New York：Simon＆Schuster，2000：23.，在更广泛的范围之内形成互惠互利的交往规范和行动机制，能对于社区内在秩序的形成和运作起到基础支撑作用。
党建引领型社区志愿服务属于内生性社会组织，发生在社区这一生活型特殊场域内，组织的成员来源于本社区内部居民。一个人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往往其他家庭成员也会因此逐渐不同程度地参与进去。尤其老年人、母亲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往往会牵动着年轻人参与。以往年轻人普遍都不参与社区各项活动，只把社区当做休憩场所。连带性吸纳使得中华传统文化中人情、面子互动规则在陌生人初次发生互动时，往往能够迅速形成互惠关系，形成你帮我一次，我下次还你人情的自觉。在当前的社区场景中，特定社会资本的连带性吸纳特征比较突出，熟人关系网络与社区陌生人关系网络呈现巢状嵌入关系。
其三，党建引领型志愿服务与三治融合的耦合。社区治理具有很强的弹性，需要根据本社区自身特点探索与治理方式的契合路径。自治、法治、德治共同服务于维持秩序稳定的首要目标。尽管“自治为基础，法治为根本，德治为引领”②曾维明，李佳，李晓.“三治融合”的湖北利川新探索［J］.人民法治，2019（19）：82-83.，高度抽象地概括了社区的三种主要权力结构关系，但实践中三者之间的关系在社区层面很难明确区分各自工作领域边界，三治融合是常态。难点在于如何实现融合，本质仍然是如何渐进地探索国家权力与社区权利互动的途径和边界，而政党恰恰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扮演穿针引线的角色。
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现实情况决定了“国家”在社区治理秩序生成中必须承担主导性角色，社区“自治”在社区基层治理权力格局中处于社会根基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社区自治就一定功能弱化。党建引领型社区志愿服务找到了激活社区自治活力的一条可行性路径。它把感性经验与理性治理融合，将自治从静态的制度建构转变成为动态的社区群众参与驱动力，确立了国家治理与“民间治理”的互动回应，参与了利益碎片化时代社区多元利益诉求的表达与协商解决，搭建了居民参与社区公共决策的平台并让居民参与进去，从而使公共政策具有了民意基础。党建引领型志愿服务激发出社会活力，在自我服务中消解内部冲突，为社区公共政策合法性提供了正当性的平台，在塑造社会促进整合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它通过价值观的整合与利益的平衡，培养公民的文明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促进大家与人为善，加强自身修养，从而有效地推动了社区公共秩序的形成。
从法治视角看，党建引领型社区志愿服务更能灵活地吸收居民的利益愿望，从而自我协调控制多元冲突，自主平衡社会博弈规则，再生产出具有共通利益属性的社会资本，增强政治社会化和有序化，孕育社区文明进步和规则秩序的成长。党建引领型社区志愿服务在遵守国家各项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各种活动。它乐于遵循并巧妙地借力“法治”，糅合法治的基本精神来制定各种对内对外行动规则。社区志愿服务组织虽然以个体性、自主性、自由性为突出特征，不求物质回报，但并不意味着就能以片面追求实现自己的愿望、利益为价值目标。它所形成的社会信任、规范和社会网络都立足于理性根基，体现了社会转型时期社区各种社会力量力图走出囚徒困境达成互惠机制的意愿。这样就必须消解社区初级群体关系中社会资本在连带性吸纳和集体行动中的种种非理性因素，接受国家对社会组织进行的必要规制约束，实现志愿服务组织内部秩序的稳定，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德治视角看，中国语境下的社区志愿服务，受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道德观念的深刻影响，以追求人的社会价值为起点，通过善恶观、良心观的辨析，强调维护群体利益，承担社会责任，构成了自身自发秩序生成的重要动力。在社区开展活动时，党建引领型社区志愿服务巧妙地契合了政府对于德治的期望，以十分接地气的方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慈善、平等、互助、友爱、自主和自由意识等嵌入公共精神的重要领域，实现了自身所期望的双向耦合支撑。即它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获得了制度、资金和合法性支持，实现了自身价值观的扩散。“接地气的促进了社区文明，提高了居民综合，激发了公共参与和志愿者服务精神，并且得到了各大媒体的综合报道，提升了社区凝聚力”①纪莺莺.从“双向嵌入”到“双向赋权”——以N 市社区社会组织为例［J］.浙江学刊，2017（01）：49-56.。它整合了多元化、碎片化时代的价值观，将其引导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致的德治建设目标上去，不仅促进了合作互动，提高了社会安全，提升了社会效率，也能够在缺乏正式管理控制的情形下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达到相互沟通、理解和协作，并在复杂的博弈中形成惯例、规范关系期待和遵规行动，促进了社会信任的增长，进而形成了一种社区的整体性秩序。
其四，对于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再利用。党建引领型社区志愿服务不仅挖掘了制度优势和群众基础，更重视挖掘本土特性资源，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借助“与人为善”理念去建构地方社会的集体意识，从社区内部去深挖资源，充分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党建引领开展志愿服务是培育当地居民广泛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和伦理规则的过程。社区志愿者经由兴趣小组内部互帮互助逐渐生发出共同的情感纽带，发展出本群体内部规范，培养出规则意识。然后经过社区居民大会进行理性协商和规范，在多元利益冲突背景下提炼出社区居民面临的共同问题，对不同群体利益进行协调平衡，民主协商社区公共事务，达成共识，建立起社区规范，实现社会合作。社区志愿服务使得居民在持续互动中不断探索彼此认同的边界，不断自我反思纠正个体行为边界，建立起互动信任和规范网络。志愿服务行动过程和成效往往也会受到社区相关各方的关注和评判，产生滚雪球效应，不断去粗取精、沉淀精华、凝聚共识。一些邻里间产生的小摩擦小冲突在志愿服务队的调解下，往往能降低冲突的强度和烈度，掐断演变成过激行为大面积扩散的苗头，实现自觉收缩控制，促进社区自身的自发秩序形成，为培育法治社会打下良好根基。
党建引领型社区志愿服务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它唤醒居民的权利义务意识，整合形成个人、社区组织与国家目标一致性，满足自我实现的社会价值需要。由志愿服务扩展到参与公共事务，化解社会冲突，协助国家管理，促进社会自律，居民在静态与动态两个向度上获得了公共政治生活锻炼的平台和参与社区治理的机会。党建引领社区志愿服务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宽容理性、尊重规则，建立了一种畅通、开放的表达机制。有利于塑造规则理念，锻炼民主实践技能，增强自律意识和公共精神，重塑社区治理生态，带来基层民间社会组织发展的新气象。
政党具有激发社会活力的功能，社会也能够对此积极回应，以而彼此相互赋能。因此，应当深入挖掘二者之间的相互赋能潜力。党建引领型社区志愿服务能够发挥权威优势，凝聚人心，整合价值观，调动资源，构建各方参与治理的协作平台。党建所积累的群众基础、组织优势和服务于民的工作作风是社区的稳定器，深受群众信赖。党建引领是政府“服务于民”与“社区自治”之间的“最后一公里”。以大党建、大市场、大平台为主线，社区志愿服务在党建引领下，重新探索社区自治的内生资源，使得社区志愿服务真正落地生根，获得居民支持，吸引更多群众参与，会使社区参与的积极性有很大提升。党建引领型社区志愿服务培育出众多内生性社会组织，为社区治理增添生力军，在激发内生秩序建构方面有着明显的地缘优势。因此，从本案例经验看，今后应找准角色定位，不断拓展改进类似方式的功能，探索更多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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