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树博
论后殖民批评对“世界文学”的挑战——以阿米尔·穆夫提为中心
高树博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当代后殖民批评家意欲寻找使人类更充分应对全球文化新格局的方法和可能性。阿米尔·穆夫提试图通过激活其师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判遗产以挑战“世界文学”理论。他认为，“世界文学”和英语通过东方主义这个中介实现霸权。东方主义和“世界文学”是帝国主义文化图绘系统得以有效表达的方法。他甚至喊出“忘记英语”的口号。他的“世俗批评”方案既反对“世界文学”概念的霸权野心，又认识到用其来思考的不可避免性。哈菲兹和甘古利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了穆夫提的观点。“世界文学”如何摆脱其或隐或现的不平等性依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穆夫提；
萨义德；
世界文学；
东方主义；
世俗批评
英国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罗伯特·扬（Robert J. C. Young，2012：213）发现“世界文学与后殖民主义的关系是尚未被注意到的领域”。他主张两个领域应该对话，从而让文学文本的研究超越欧洲文学古典边界的限制。而就通常的理解而言，后殖民领域与“世界文学”过去有而且会持续存在某种令人不安的关系。尤其是在美国学界以“世界文学”重新标记比较文学的情况下，这既涉及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精英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遗产，又关乎最近的理论框架和趋势（Bartels et al.，2019：7）。反思“世界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较文学系教授阿米尔·穆夫提（Aamir Mufti）。穆夫提被认为“敏锐”地“发现了当前‘世界文学热’背后的‘单一世界思维’”（但汉松，2019）。穆夫提试图激活其师萨义德的遗产以挑战“世界文学”理论，即揭露“世界文学”的东方主义性质，并提出一种激进的变革计划。他的整个论证过程始终贯穿着对“世界文学”的“圣三一学者”（Forsdick，2010：130）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弗兰克·莫莱蒂（Franco Moretti）和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先后提出的“世界文学”理论模型的批判①。其他后殖民主义者提出了与穆夫提或近似或相左的看法。
自《东方学》出版以来，萨义德的“流亡世界主义”思想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认可或质疑。例如，詹姆斯·克利福德（1999：29-30）明确抨击了萨义德对休（Hugh of Saint-Victor）和奥尔巴赫的引用：世界主义精神消除了个体世界观的形成与当地文化的特殊性之间的关联性。阿贾兹·阿赫迈德（Aijaz Ahmad，1992：98）则指责萨义德因借鉴奥尔巴赫和斯皮策（Leo Spitzer）的比较主义传统而服从于欧洲人文主义。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和穆夫提则对该话题采取了较为平衡的做法，他们注意到它的解放潜力。正是在萨义德式的学术思想中出现了对当代世界主义的辩护，尤其是在“世界文学”领域（Valente，2019：143）。穆夫提（2013：171）在《东方主义与世界文学机制》（Orientalism and the Institution of World Literatures）一文里写道：“当前世界文学概念的复兴似乎缺少非常重要的东西：东方主义的问题。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蜚声文坛，成为探讨全球范围内各种文化关系的基础性文本。最近又兴起了一场讨论，旨在把文学理解为全球普遍现实，但从这一讨论和对其宗旨的热衷程度来看，《东方学》的核心概念以及相关文献资源似乎并未发挥重要作用。”穆夫提的直接批评对象是卡萨诺瓦的《文学世界共和国》。相似的看法来自安德鲁·鲁宾（Andrew Rubin）。鲁宾谴责《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重要理论框架被取消、被边缘化、被忽视，甚至被遗忘。他提出“世界文学”范畴的批判性对话不仅要超越欧洲和北美主导的言说模式，而且要允许我们理解其他“世界文学”的理论、实践、假设（Rubin，2014：8）。萨义德对思考“世界文学”为何重要？东方主义与“世界文学”有何关系？
以葛兰西和威廉斯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为基础，萨义德对西方有关他者的话语进行了探讨。不可否认也存在与此相反的意见：萨义德“试图克服马克思主义可以被理解成《东方学》的一个隐藏基石”，而且其作品中的“马克思的幽灵及其矛盾态度造成其从马克思主义转向后殖民批评”（Sing & Younes，2013：153）。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密切相关的。对此，马尔赫恩（2003：15）已有明确的表述：“萨义德并没有公开宣布自己倡导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著作与马克思主义暗中携手。”或者说《东方学》是萨义德的批判理论的唯物主义运用（Abu-Shomar，2017：402）。当然也必须强调福柯的话语理论对萨义德的影响。萨义德不仅解构了以前被认为不可解构的知识和帝国主义话语，而且建构了崭新的“文本家园”（Hamdi，2013：146）。萨义德的著作被广泛翻译，在某种意义上已被纳入了“世界文学”。乔纳森·阿拉克（Jonathan Arac，2012：119）指出：“要想有效地思考萨义德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要去发现他对世界的独特强调方式。”萨义德有意识地把自己置于“世界”的语境中，如他的批评关键术语“世界化”（worldly）和“世界性”（worldliness，另译“现世性”）。世界性不仅是文本和批评家的视野，更是萨义德文化分析和文化理论的根基。批评家的现世性决定了其与权力的关系。从《世界·文本·批评家》可以看到“更唯物主义和世界化的萨义德”（Ashcroft & Ahluwalia，2001：14）。萨义德不赞同当代批评较多关注文本的形式运作（特别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和对世界的完全放弃，而甚少注意其物质性。他充分肯定文学文本与人类的生活、政治、社会以及真实存在的事件之间的关联性。因此，文本的世界性处于其物质、社会、政治、体制和文化环境之中。文本从属于世界，是指意义不限于文本或其内在结构，而在于文本赖以产生的物质世界（Abu-Shomar，2017：401）。这意味着文本不是一种“自我消耗的人工制品”，不是理想化的、本质化的，反而是“特殊类型的文化客体，具有它自己的因果关系、持续性、经久性和社会在场性”（萨义德，2009：267）。文本的物质性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呈现，文本是纪念碑，是在时间中追逐、争夺、占有或拒绝的文化客体（Arac，2012：16）。萨义德在《历史、文学和地理》（1995）里指出，世界如此剧烈地变化，现在几乎允许我们具有去中心化或多中心化的地理意识。世界将不再被封闭在艺术、文化或历史的划分中，而是混合的、多变的。对萨义德来说，“世界文学”需要清晰具体的地理感，承认大规模的政治权力关系与人类个体的生存、生活空间（ibid.：119）。
那么，《东方学》如何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进行世界化关联呢？东方学描述了多种学科、体制、研究过程、思想风格。它既是欧洲了解殖民世界的窗口，也是统治管理殖民地的策略。东方学传统有自身的局限，是西方对东方的表述。正是依赖于系统化的叙述原则和编码技巧使东方在西方的话语中可见、可感（萨义德，2007：29）。在长期的“地域想象”过程中，西方学者区分出东方，即欧洲的他者。萨义德主要质疑了英国和法国的东方主义历史以及德国的东方研究对英法帝国收集的材料的加工、修饰。其中，歌德的《西东合集》参与了德国学界重构东方的进程。萨义德认为，马克思的东方观点来源于《西东合集》。尽管马克思有限地同情亚洲，但他的东方“具有浪漫主义甚至救世论色彩”（同上：199-200）。对萨义德而言，反抗东方主义的方式有两种：了解东方主义话语之外的东方和逆写。他强烈主张知识分子不仅要时刻运用自己的批判意识，拒绝帝国主义话语，而且要尽可能批判地干预知识生产的内在条件（Ashcroft & Ahluwalia，2001：68-69）。《文化与帝国主义》中的对位阅读提供了一种新的批评观念、阅读视角和批评方法。他发现19世纪的英语小说是支持殖民主义的同谋，在吉卜林、康拉德、奥斯丁、萨克雷那里都有体现。在他看来，整个19世纪的英语叙事都是支持帝国意识形态的罪魁祸首（Said，1993：74-75）。20世纪是“世界文学”的新生，因为殖民地理学对空间作了重新描述，这需要严肃思考殖民地和占领地的独立，需要激活交织的历史。长期追随歌德的世界文学传统的比较文学或隐或显的缺点在于那些拥有突出特权的西方学者相信能以“独立的旁观者身份”探究“世界文学”（萨义德，2004：64）。与歌德相反，萨义德转向葛兰西所强调的地理和空间斗争。这种空间问题允许萨义德建立批判的对位阅读以揭露经典文本在伦理上的取向（Arac，2012：122）。
作为萨义德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学生，穆夫提试图继续寻找使人类更充分应对全球文化新格局的方法和可能性。在他看来，萨义德以术语“世俗批评”（secular criticism）而非“后殖民批评”开展自己的整体批评实践。萨义德把现代东方主义的兴起置于早期西方现代文化整体世俗化的进程中。与罗宾斯将“世俗批评”作为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信仰体系不同，穆夫提强调该概念对少数族裔文化和生存的关注及含蓄辩护。这种基本的、构成性的关注是批判实践得以开展的前提（Mufti，1998：96）。不可否认东方主义批判、更广义上的帝国主义批判与批判宗教本身不可分离。穆夫提为“世俗批评”提供的例证是在伊斯坦布尔流亡的奥尔巴赫形象。“世俗批评”作为一种激进的实践活动不断揭露社会的派生和从属关系（Mufti，2010：464）。他希望从萨义德离开的地方入手，又不断追随萨义德的作品所暗示的方向。穆夫提呼吁比较文学研究需要重新确定自己的目标和任务，以适应20世纪以来对全球社会正义和解放的需求。萨义德的历史剖析和理论阐述至少表明我们阅读文学和文化作品的方式可能发生根本转变。萨义德以批判东方主义的形式对认识论问题进行了最广泛的参与。穆夫提（Mufti，2005：478）说：“萨义德从《东方学》开始，提出一种思维方式以考虑非西方文化在西方人文知识生产中的地位。”这种根本性清理既是试图重新集结那些他者文化和文学的必要条件，又是它们以新的方法论术语构成星丛关系的契机。《全球比较主义》（Global Comparativism）一文声称在此背景下实现非压抑性和平等主义知识形式的斗争就要采取双重的翻译努力，旨在发明一种语言来翻译已译成文本对象的实践。这要求现在的比较训练应对语言习得和思维习惯进行反思。正如萨义德所证明的那样，人文学科未来的“非压制性和非操纵性”知识形式必须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比较性（Mufti，2005：489）。
在穆夫提（2013：197）看来，“世界文学”在本质上是一个交流概念，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是将模糊、不平等的占有过程重新构造成透明的、自由和平等的交换、交流过程。……因此最好也把东方主义批判看作开放式的、持续进行的，而不是一劳永逸的既定事实。”如此一来，“世界文学”与东方主义就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东方主义批判的最终目的是把我们引向东方空间。他专注于“世界文学”概念最初被抑制的因素，即紧随工业革命的殖民扩张新阶段所形成的世界文化和社会结构。因此，“世界文学”不管是莫莱蒂的概念组织还是达姆罗什的流通文学，都不能忽视它是在构建现代世界社会关系等级和身份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权力机制/体制，即与民族语言、民族文学、民族文化形式及民族国家密切相关的概念和实践。在此过程中各种文化价值观、话语实践不断博弈。通过回顾东方主义与印度文学的机制，尤其是印度语言和文学的本土化冲突、竞争历史，穆夫提（2013：201-202）重申我们所需要的“世界文学”概念应该揭示多样性（民族的、宗教的、文明的、大陆的）本身的运作方式，尤其“应当直面语言的异质性”。正如穆夫提所说，语文学是萨义德所设想的“世俗批评”必不可少的要素。在此意义上，东方主义之后的语文学阐释是当前时代的批判人文主义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因此，穆夫提（Mufti，2010：460）呼吁历史地理解语言及其在文学、文化和社会中的形式。与其说他回归了萨义德，不如说他返回到《世界文学的语文学》时期的奥尔巴赫。该判断的依据在于奥尔巴赫在二战后的历史条件下重构了19世纪“世界文学”概念，萨义德则以他的创新实践作为思考“世界文学”关系的起点（Mufti，2016：279）。需要指出的是，奥尔巴赫在阐述“世界文学”上表现出矛盾状态。达姆罗什（Damrosch，1995：97）批评奥尔巴赫在流亡中写成的《摹仿论》把“自己限制在相当狭窄的研究领域”。与恢复“世界文学”的语文学相对立的潜在问题是翻译，尤其是中介语和目标语的配置。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今天的世界文学，身处全球大都市语言与南半球语言的断裂及各种力量关系之中，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审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穆夫提，2013：201）。全球大都市语言即英语。换句话说，“世界文学”研究该如何对待英语霸权？
穆夫提认为，当前有关“世界文学”的话语和讨论都没有涉及政治问题。资产阶级现代性的起源及其进程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帝国主义暴力史。尽管它改变了形式，但殖民世界的种族和文化对立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持续存在着为定义人类经验而进行的各种斗争（Mufti，2016：xxi）。即使是那些对“世界文学”的当代阐释，东方主义都是缺失的。在达姆罗什的作品里，东方主义的角色常被视为在“世界文学”的视域下强行置入非欧洲文本例证，而非政治上的获取和同化过程。莫莱蒂和卡萨诺瓦的“世界文学”则忽略了东方主义问题，即非批判的应用中心-边缘模型（Mufti，2016：32-33）。
2016年出版的专著《忘记英语！东方主义与世界文学》（）是穆夫提以更激烈的态度、更激进的语言处理这些问题的尝试。他探讨如何在马克思、恩格斯、奥尔巴赫和萨义德等一系列思想家、批评家的理论建构之后确保“世界文学”观念的“批判性智慧”，同时对文学的商品化保持怀疑。这种介入方式涉及马克思是否是东方主义者。实际上，阿赫迈德已批判过萨义德带有偏见地解读马克思（Banerjee，2020：172）。穆夫提（Mufti，2016：85）承认萨义德“朴素而又完全地将马克思看成另一个‘东方主义者’……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不幸的”。
此书关注的焦点是英语与他者，尤其是与全球南方语言的关系。穆夫提（ibid.：11-12）重申“世界文学”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概念，而且其历史与英语作为全球文学语言的兴起密不可分。为此他提出了三个问题：（1）“世界文学”概念涉及把文学作为世界性现实的可能性和后果；
（2）鉴于英语在今日世界无所不在，想忘掉它是荒谬的，从字面上忘记英语的不可能以及“世界文学”空间弥漫着“英语以太”，他着力于思考文学英语的全球状况，即英语作为文化系统如何在历史和政治上获得霸权地位；
（3）“世界文学”体现和再现的是“殖民统治的文化逻辑”（ibid.：22）。
穆夫提认为，“世界文学”起源于殖民权力结构，尤其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东方主义语文学所激发的知识实践和人文主义革命。他指出，当代“世界文学”的讨论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世界文学的谱系导致东方主义……更具体地说，该谱系导致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的现代东方主义的古典阶段，那时大量的实践为世界文学概念的出现奠定了基础”（ibid.：19-20）。因此，东方主义和“世界文学”是帝国主义文化图绘系统得以有效表达的方式。该书包括四章：“世界文学的世界在哪里？”“东方主义和印度文学机制”“全球英语及其他者”“我们的语文学家园是地球”。穆夫提阐明了“世界文学”的东方主义为英语在前殖民地作为最主要的统治语言创造了条件，而且全球英语最终在后殖民世界成为最主要的文学语言（Mani，2017：456）。简言之，“世界文学”与英语通过东方主义这个中介实现霸权。“世俗批评”计划既要反对“世界文学”概念的霸权野心，又要认识到用它来思考的不可避免性。如何解决这个悖论？青年马克思对现存事物的“无情甚至无所顾忌的批判形式”激励着穆夫提辩证地思考文化批判与社会的关系，即足够激进地批判当前世界存在的不对称和不平等（Mufti，2016：252）。总之，穆夫提的著作提醒我们有效的比较必须来自对阿普特所证明的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的庇护，而且要有勇气施行“多语言和多文本分析，以便能宣称地球是我们共享的语文学家园”（Mani，2017：456）。这本论著被认为“可能会激发世界文学、后殖民研究和文学批评等学者间富有成效的和批判性的讨论”（Almond，2017：272）。
伦敦大学教授萨布里·哈菲兹（Sabry Hafez）对穆夫提的这些思考作出了回应。在《东方主义之后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after Orientalism）一文中，哈菲兹抨击东方主义以或明或暗的形式内嵌于“世界文学”。哈菲兹认为，文学研究与社会实践结合紧密，而且与身份、民族和帝国问题紧密相连，所以它无法逃脱东方主义的影响。尽管莫莱蒂和卡萨诺瓦的作品以复杂的主题、广阔的图景和理想主义的视野为标志，然而严肃的霸权讨论却在其中缺席。与穆夫提的评价不同，达姆罗什的流通和翻译模型获得哈菲兹（Hafez，2014：22）的赞扬：“达姆罗什以微妙且辩证的方式，为‘世界文学’一词衍生了许多不同的、特殊的文化变体。这是由于文化和文学协商的无限多样性，每个文化领域在任何时代交汇时的动态性，以及每种文化的发展轨迹及其与他者交流的变化需求。这使他的概念是开放的、灵活的，在文化上和时间上是具体的，而且摆脱了任何西方中心主义和潜在东方主义的痕迹或影响。”东方主义对阿拉伯文学产生了不良影响，如《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对阿拉伯文学关注不足。对此哈菲兹提倡遵循斯皮瓦克的建议：“把南半球的语言作为活跃的文化媒介”，继续坚持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认识论批判，而且清醒地意识到“世界文学”领域存在的权力关系与文化霸权。他赞同穆夫提所要求的更多的细读和更少的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与此相对应的任务是更深入地理解和开展“世俗批评”。对哈菲兹而言，只有通过“世俗批评”才能在东方主义之后发展出一种系统化的“世界文学”研究。尽管总体上倾向于穆夫提而非罗宾斯对“世俗批评”的阐释，但哈菲兹似乎更拥护从少数族裔的位置清晰发声，而非穆夫提那样含蓄地为少数族裔文化辩护（ibid.：33-34）。
阿赫默德（Ahmad，2000：29）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和“世界文学”》（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World Literature”）一文所呈现的视角和态度与穆夫提的批判有别：“就像社会主义自身一样，‘世界文学’是一个视野：测量尚未到来的时间。换种方式说，像工人阶级一样，‘世界文学’是资本主义市场的产物，但是与其处在对立的关系中。”毫无疑问，对“世界文学”的阐释起源于歌德、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的原初理解。与阿赫默德类似，印度裔美国学者甘古利（Debjani Ganguly）也注意到时代变化对一个本就颇具争议的概念的影响。穆夫提的论文同样引起了甘古利的注意（Ganguly，2016：267）。她认为，萨义德是不厌其烦地谈论文学的世界性的一个特例。然而，萨义德的讨论与其说是反思“世界文学”，不如说是批评英国文学经典文本与其时代要求的疏离。他的历史框架是从18世纪中叶到二战末的欧洲帝国主义。萨义德进行理论阐发时，世界范畴与文学的关联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它离全球化的兴起还有十年之遥，就像十年前人们无法想象信息科学技术冲击文学世界一样，正是它们给“世界文学”和今天的文学观念带来了巨大转变。甘古利（Ganguly，2016：268）指出：“所有这些对世界文学思想和当下文学中的世界的影响，即使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萨义德也无法理解。”换言之，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评并不完全适合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状况。
是否有更好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或者说有没有其他思考东方主义与“世界文学”的方式？激活萨义德的遗产是否有利于“世界文学”研究？若真如穆夫提所论，“世界文学”与东方主义实为一体，那么在伦理和政治上是否应对其坚决摒弃？来自非欧洲语言和非盎格鲁的知识分子如何以自己的语文学参与全球文学事业？总而言之，“世界文学”如何摆脱伦理上和政治上的非议依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忽略“世界文学”概念“所揭示出的正在发挥作用的同时又被遮蔽的全球权力关系”（穆夫提，2013：177），即不平等的权力结构。
①他们在“世界文学”的理论探索方面的代表著述包括卡萨诺瓦的专著《文学世界共和国》（，1999）、莫莱蒂的文章《对世界文学的猜想》（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2000）和专著《远距离阅读》（，2013）、达姆罗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学？》（，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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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allenge of Postcolonial Criticism to “World Literature”: Centered on Aamir Mufti
GAO Shu-bo
Some contemporary postcolonial critics keep searching for ways and possibilities to cope with the hierarchies of global culture. Aamir Mufti attempts to challenge the theoretical craze of “world literature” by reviving his supervisor Said’s critical legacy of Orientalism. He believes that “world literature” and English achieve hegemony through Orientalism. Orientalism and “world literature” are the intermediary by which the imperialist cultural system can be effectively expressed. He even shouts the slogan “Forget English”. His project of “secular criticism” resists the hegemony of “world literature”, but he also recognizes the inevitability of thinking in “world literature”. Sabry Hafez and Debjani Ganguly respond to Mufti’s argument in different ways. How “world literature” escapes its implicit and explicit inequalities remains a matter of debate.
Aamir Mufti; Edward Said; world literature; Orientalism; secular criticism
I109
A
1008-665X（2022）4-0102-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思想研究”（15CWW001）
高树博，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美学、文学理论、世界文学
（责任编辑：于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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