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蕙兰,贾 颖
(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
劳动模范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劳动者面貌、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伟大群体，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1]。劳动模范在凝聚社会共识，整合社会资源，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学术界对于劳模的关注度较高，是当前我国研究的重要课题。以“劳模”一词统计，我们可以看出劳模精神和劳模历史是目前学术界对劳模研究的两大基本范式。在关键词(劳模、陕甘宁边区劳模、陕甘宁边区劳模塑造)的频次统计中，学术成果数量随着关键词相继叠加而急剧下降(见图1)。关于陕甘宁边区劳模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劳模群体为主题，宏观分析劳模、特点及历史作用等，例如，张彬鹏的《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及其社会影响》[2]；
另一类是以典型劳模为对象，研究个体劳模的成长经历、光辉事迹等，例如，孙云的《延安时期劳模表彰运动的实际功效——以吴满有形象的建构及影响为例》[3]。观察以上两类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学术界很少以中国共产党的视角去探讨“劳模为何而产生、怎么产生”的问题。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鲜有关于陕甘宁边区劳模塑造问题的专门研究。所谓劳模塑造，是指党和政府通过各种方式选树劳模，并动员广大群众向其学习的过程。从语义学来看，选树与塑造有着十分接近的内涵和外延，换言之，选树劳模与塑造劳模在内涵上具有同构性。为此，本文以“塑造”为主题词替代“选树”，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系统归纳陕甘宁边区劳模塑造的生成逻辑、基本特点及经验方法，并且将其置于哲学语境之中以进行更为深层次的考察与研究。
图1 近5年关键词频次统计
陕甘宁边区的劳模塑造，不是凭空、更不是偶然出现的，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品格，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生动实践，也是对早期中央苏区劳动竞赛的发展与延续。
(一)历史境遇：对边区复杂窘迫发展环境的应对与解答
劳模塑造的开展与运作，由陕甘宁边区所处的特定环境所决定。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军疯狂掠夺和国民党政府经济封锁的双重压力下，边区军民陷入困境，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领域面临着严峻挑战。经济方面，边区自然环境恶劣，粮食产量下降；
各项生产技术落后，生产效率低下；
脱产人员集聚增加，政府财政紧张。政治方面，在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停止对边区提供支援。中国共产党在外援急遽减少的情况下，多次动员边区人民积极上交救国公粮，人民的负担也逐渐加重，“由原来1937年征收公粮一万四千石，激增到1941年的二十万石”[4]。在沉重的税负下，百姓生活非常拮据，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形象，动摇了中国共产党与边区民众的关系。文化方面，边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人民群众被封建思想牢牢困囿，边区民众劳动观念陈旧，生产缺乏主动性，而且思想保守，政治意识淡薄。社会方面，移民难民增多，流氓分子数量庞大，民间陋习存在，这样一来，影响了边区社会治安，阻碍了边区社会进步。
针对以上情况，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为解决人民生活问题，密切党群关系，转变陈旧观念以及加强社会治理，展开了一系列劳模塑造工作。从广大基层中选树“先进分子”，传授生产经验，动员群众发展生产；
以劳模为桥梁，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与沟通；
对劳模进行大力地奖励与宣传，帮助群众树立“劳动光荣”的新型劳动观念；
改造二流子，借助劳模整合社会资源，实现边区基层管理与建设等。可见，陕甘宁边区的劳模塑造是中国共产党依据边区的现实情况，对边区复杂窘迫发展环境的应对与解答。
(二)理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的演化与实践
典型理论在西方传统中有着丰富的积淀，是西方思想与文学理论史的内生脉络与外在呈现。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全面而深刻地建构了文艺学和美学范畴的典型观，并以辩证唯物观诠释了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问题，强化了典型理论的哲学基础和解释效力。从某种程度来说，陕甘宁边区劳模塑造是典型理论的现实形态与延伸，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型创造与实践。
关于典型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从文艺美学领域入手，对“典型”展开研究与论述。恩格斯指出：“每个个体都是典型，从现实主义看，典型个人具有真实细节，能够展示出环境的任务特征。”[5]马克思、恩格斯还将典型理论运用到工人运动之中。1848年，恩格斯为支持匈牙利人民的民族独立斗争，写下《匈牙利的斗争》一文，向世界展示了匈牙利革命领导人科苏特“敢于代表本族人民接受敌人的挑战而进行殊死斗争的精神”[6]，这个“为民族敢于抗争”的典型形象，激励了全世界受压迫者站起来，寻求自身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列宁作为典型理论的实践者，创造性地提出利用典型理论来改造劳动群众的思想观念。针对小农改造问题，他指出：“不能使用强制手段迫使农民接受社会主义，而只能借助榜样的力量，依靠农民对日常生活的认识才能成功。”[7]此外，列宁还重视对先进典型的宣传和报道，强调在生产宣传中应善于运用“榜样的力量”，要求报刊经常且广泛地向全国介绍各种范例和典型，用“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存在的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范来教育群众”[8]。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为遵循，通过劳动模范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鼓励劳动人民积极投身生产实践，转变群众的思想观念，从而改善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状况。可以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劳模塑造，是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在中国的现实实践。陕甘宁边区劳模塑造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的科学指导，同时，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
(三)实践借鉴：对早期中央苏区劳动竞赛的发展与延续
劳动模范最早可追溯于早期中央苏区的群众性劳动竞赛运动[9]，这一运动也为后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塑造劳模提供了借鉴和方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劳动竞赛始于农业生产之中。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和经济封锁，苏区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人民挨饿问题成为中共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毛泽东强调：“提高劳动热忱，发展生产竞赛，奖励生产战线上的成绩昭著者，是提高生产的重要方法。”[10]由此，苏区政府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展开工作，一方面，开垦荒山荒田，扩大耕地面积，组织农民集体劳作；
另一方面，制定相应奖励政策，动员苏区群众参与劳动竞赛，促进当地经济复苏[11]。
早期中央苏区劳动竞赛运动激发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劳动热情、促进了苏巴生产的发展，彰显了劳动竞赛的强大生命力，这也为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陕甘宁边区树立劳模、宣传劳模、奖励劳模等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例如，苏区各类工业厂矿提出以生产数量、产品质量、实际成本等为主要内容的竞赛目标，评选和表彰成绩突出者，对超额完成目标的工人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区劳动竞赛的基础上，规范了陕甘宁边区劳模的选树目标及奖励方式，并将其制度化公开化，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奖励条例，例如，《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等，对参与生产的个人、团体、机关、部队等人员的奖励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总之，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劳模塑造，就是在继承和吸收中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劳动竞赛经验与教训并逐步发展、提高成为全民性、广泛性的群众运动。
陕甘宁边区的劳模塑造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展群众运动的一种较为新的组织方法和工作方法[12]，其中蕴含了深远的人学意蕴、劳动本体论及政治符号等哲学话语。将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置于哲学语境中加以解析，有助于给予劳模塑造哲学解答的同时，更好地为新时期劳模的选树模式和推动机制提供重要借鉴。
(一)劳模塑造的导向：人学意蕴
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以人作为核心的哲学，认为人既是历史的主体，也是目的和归宿。“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和社会。”[13]马克思以实践为依托，不仅阐述了人的本质的生成基础，而且揭示了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在现实中实现人的自由、价值及全面发展的科学内涵。陕甘宁边区的劳模塑造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实践，其中包含了深刻的人学意蕴。
1.劳模塑造与人的自由个性。马克思认为，“人终将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4]“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15]，人是在自己的生产活动与交往活动中，通过对现存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改造与超越，使自己的各种形式的具体自由获得表现的。此外，马克思强调：“人是特殊的个体，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16]而马克思所谈到的特殊性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需要置于现实的、客观的实践活动来考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塑造出的各类劳模群体，满足了边区不同群众的个性化需求。人民在劳模的带领下参与生产劳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发挥，推动了边区建设发展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的自由与个性。
2.劳模塑造与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所指的“人的发展”不是社会或集体的发展，而是指“个人”，是社会中“每个人”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发展是形而上学的、畸形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马克思追求的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的发展[17]，即人的劳动能力与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通过塑造劳模，传播先进的生产经验，提升人民的文化和技术水平，并建立以劳模为核心的模范乡、模范村，为边区营造了“积极生产，热爱劳动”的良好氛围，有助于边区人民实现文化、知识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发展与进步。
3.劳模塑造与人的价值实现。人在认识及改造自然的实践中，不仅按照其意志使自然社会发生改观，而且提高了自身的各项能力。这种双向化的运动，使得人在劳动实践过程中不断摆脱自我异化而实现人的自我价值。这里的自我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式中是指，“人本身(价值客体)对他人和社会(评价主体)的存在和发展具有的积极的意义”[18]。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边区恶劣的生存环境，人民生活极为困难，个人价值更无从谈起。为此，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树立一大批劳模，借助劳模形成社会效应，积极宣传“劳动改变命运、劳动改变生活”的新劳动观念，帮助民众改变观念、学习技能，使边区人民实现了自我认同，个人价值也得以肯定。
(二)劳模塑造的前提：劳动本体论
劳动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范畴。马克思在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李嘉图等人的观点，将劳动规定为人的本质，并且把人的劳动本质规定为一个不断从必然走向自由的客观过程。总的来说，“劳动是生产的主要因素，是‘财富的泉源’，是人的自由活动”[19]。陕甘宁边区的劳模塑造，就是劳动本体的生动体现。
1.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复归。劳动之所以是人类独特的生命活动，使人与其他动物发生根本区别，在于人是一种双重的存在物。人既是受动的自然存在物，又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规定了劳动是人同自然界之间的实践关系和理论关系；
规定了劳动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的生命的自我实现。此外，劳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劳动始终受制于自然的客观必然性，这要求我们必须依循自然的规律；
同时，劳动始终受规定于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封建时期，以封闭保守的小农经济为主，人民的社会关系相对简单。陕甘宁边区的劳模塑造，使得边区人民有意识有组织地参与到生产实践之中，并主动加入互助组等生产组织，丰富了人民的社会关系，实现了人本性的复归。
2.劳动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人的最重要的历史活动，使人从动物的状况上升到人的状况，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生产，即今天的社会生产。”[20]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与自然界共同构成了社会财富的源泉。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始终重视劳动的创造性和变革性。抗日战争时期，为鼓励生产，推动边区生产发展，中国共产党选树并表彰了一大批劳动模范，激励广大群众投身生产实践，改变了封建时期的“劳动下贱”“穷是天生的”等旧有劳动观念，在边区形成了“崇尚劳动，劳动光荣”的新风尚。
3.劳动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实践。劳动的发展、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三者是一个相统一、相一致的过程。这种统一又是以劳动为契机实现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了人类解放的实质，“劳动者同生产力并同他们自身的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21]。这里的“自主活动”是与异化劳动相对立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规定。简言之，劳动解放的核心和实质是由异化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恢复人的自由自觉的本性。全面的自主活动是异化劳动的解放形式。陕甘宁边区的劳模塑造，是一种以人的解放为旨向的新型实践。中国共产党借助劳模群体，动员人民积极劳动，并且保障劳动人民的各项权益，适当奖励先进生产者，提高了民众劳动的自主性，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得以确认，加快了人类解放的实践进程。
(三)劳模塑造的实质：政治符号运作
一般认为，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其中一些特定的符号经过诠释、判读、联系之后在社会传播系统中反复出现，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联结。政治符号显现于政治权力之中，与权力关系互动而生成，因而具有一定的工具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符号可以被视作为建立、转移或维持权力的有效工具，是政治沟通的纽带、政治认同的标志以及政治社会化的载体，有助于主流意识的传播与发展。陕甘宁边区塑造的劳模便是具有典型性的政治符号。以政治符号为视角解构劳模塑造，并从不同层面加以分析，有利于彰显劳模的政治功能与精神力量。
1.劳动模范：政治沟通的纽带。政治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符号的传播。政治符号承担着政治生活中各项政策的上传下达，推动了国家意志的沟通与体现。政治符号作为政治生活中的沟通桥梁，为政治统治提供前提基础。任何政党的统治都需要与群众建立双向沟通，借助政治符号将国家意志传递给人民，使得人民逐渐接受。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创造了众多政治符号，如“理论符号、行为符号、视觉符号，其中视觉符号是中国共产党的具体表现，包括革命英雄人物、劳动模范等”[22]。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塑造的劳模群体成为政府的骨干人才，号召和带领边区人民积极生产的同时，具有一定政治地位，负责传达上级指示与反馈民众建议。在一定意义上，劳模的本质是政治沟通的桥梁。
2.劳动模范：政治认同的标志。政治认同是指人民群众对政治运行和管理的一种认可与肯定，它反映着民众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利益诉求。政治符号在传播和沟通的过程中，影响着民众的政治观念，推动政治统治系统平稳运行。政治认同度关系到国家的政治权威与群众基础。因而，政治符号在实现政治认同、凝聚社会共识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符号通过制造政治共识，形成共同意志，促使民众产生共鸣，从而形成政治认同。“这在本质上比强行灌输实现的社会化更有效，更能达到其政治目的。”[23]陕甘宁边区的劳模作为政治符号的一种表现形式，充分发挥了政治认同的功能，借助劳模在生产实践中的引领作用，稳固了党的执政基础，扩大了党在边区的政治影响力。
3.劳动模范：政治社会化的载体。政治社会化是“社会个体在社会政治互动中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化的辩证过程；
是社会政治体系的自我延续机制和功能运行机制”[24]。政治符号作为政治社会化的载体之一，将国家主流意志传递给人民，宣传政治文化，教育民众，以达到实现政治社会化的目的。陕甘宁边区的劳模作为政治符号被塑造出来，在全边区进行广泛地宣传与推广，将党的意志以符号的形式传递给人民，有助于凝聚社会共识，实现社会的整合与发展，从而推动了政治社会化的历史进程。
抗日战争时期，为解决财政困难，发展边区经济，中国共产党运用多种方式方法，对劳模群体进行一系列塑造，并呈现出其独有的历史特点。劳模作为党和人民的桥梁，影响了边区人民的价值观念与思想素养，调动了广大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在生产实践中掀起了一股合作与竞争的热潮。
(一)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塑造的基本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为解决财政问题、缓解人民负担，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一系列工作，例如，赈济开荒、安置难民、劳模塑造、生产动员等。这些工作的顺利完成，不仅解决了边区的基本问题，而且巩固了边区建设；
不仅在边区内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而且推动与活跃边区的民主政治[25]207。其中，劳模塑造工作不同于其他救济和建设工作，在塑造目标、对象和形式等方面形成其独有的特点，助推边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1.塑造目标的政治性与人民性。目标的政治性与人民性是劳模塑造的根本特性。陕甘宁边区的劳模塑造是在巩固党在边区的领导、改善百姓生活的背景下开展的，在本质上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群众运动，这就决定了其目标的政治性与人民性。
劳模作为一种中国共产党塑造下的政治符号[26]，从侧面印证了塑造目标的政治性。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危机日益加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加之政府为渡过难关向群众征粮征税，使得党的群众基础大大削弱，人民难以形成政治认同，中国共产党陷入了经济和政治双重危机。为此，中国共产党展开劳模塑造工作，借助劳模这一政治符号，加强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巩固自身在边区的执政地位。此外，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的性质决定了塑造目标的人民性。陕甘宁边区劳模塑造的直接目的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保障人民的各项权益。在党和劳模的正确带领下，边区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成功实现了“从饥寒交迫到丰衣足食”[27]。
2.塑造对象的基层性与典型性。对象的基层性与典型性是劳模塑造的基本特性。中国共产党在早期苏区劳动竞赛时，积累了丰富的劳模塑造经验，掌握了科学的塑造艺术，为陕甘宁边区的劳模塑造提供了有利条件。塑造对象的基层性和典型性，这一特点是在继承苏区劳模竞赛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的。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选择劳模人选时，注重从普通大众中发掘。这是因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始终贯彻的工作方法，无论开展什么工作都必须遵循。此外，从群众中选出的劳模更能代表广大人民的意见和利益，有利于党的思想和工作深入基层，提高党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塑造出的劳模一般具有典型特征。毛泽东指出，劳模“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28]，劳动模范须具备一定的典型性，这样才能形成榜样效应，带动边区生产。1943年10月，边区政府公布《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大会及其代表的选举办法》，关于当选条件，劳动英雄代表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甲、从事农业、工业、运输等生产之一而积极生产，成绩突出；
乙、推动他人生产，并获有成绩；
丙、恪守法令政策，拥护政府和军队，热爱边区”[29]。从这里可看出，劳模无论在生产能力还是其他方面必须同时优秀，才能成为典范，以供他人学习和效仿。
3.塑造形式的多样性与灵活性。形式的多样性与灵活性是劳模塑造的重要特性。陕甘宁边区的劳模塑造，正因为采取了多样、灵活的工作形式和组织形式，加深了边区民众对党和劳模的了解，激发了人民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
此外，多样、灵活的形式有利于塑造工作高效推进，同时还丰富了劳动人民的农闲生活，促进了边区人民的全面发展。
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继承早期苏区劳动竞赛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边区现有的资源，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组织形式。例如，召开各级展览会，公开展示劳模的产品及其宣传图画；
组织冬学，将劳模的事迹写进教科书中，培养热爱劳动的好公民；
改造二流子，利用正面教育与反面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在奖励劳模的同时批判二流子等，这些多种多样的塑造方式将劳模的社会影响达到了最大化。灵活性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依据边区的现实情况，灵活调整工作。以农村劳模为例，依地区、时间、任务不同，奖励劳模的具体内容会有所不同。毛泽东指出，“我们指导农业，要依各种不同地区而采取不同方法。”[30]由此，在早期奖励劳模时，开荒成绩突出成为了党的重点奖励对象，这是因为边区急需农民开垦荒地以增加粮食产量。而当荒地即将开尽时，又以耕种方法为奖励依据。奖励劳模的政策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依据现实形势的变化，奖励的依据和主题相应发生了改变。灵活多变的奖励政策，提高了劳模选树的质量，进而推动劳模塑造取得实效。
(二)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塑造的经验方法
马克思主义典型教育理论及早期中央苏区劳动竞赛为延安时期的劳模塑造奠定了深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基于陕甘宁边区的现实情况，在实际过程中应用了大量塑造艺术手法，例如，政策鼓励法、榜样示范法、实事求是法、教育引导法等，推动了劳模塑造工作的有序开展，提高了劳模塑造成效。
1.政策鼓励法。陕甘宁边区涌现出的一大批劳模，既是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鼓励和支持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劳模塑造的过程中清楚地认识到，实现生产目标，加快经济发展就要“实行生产奖励，奖励劳动英雄，在名誉上、物质上以实际奖励”[31]，公开表彰劳动模范，号召边区人民向其看齐。
政府奖励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物质嘉奖。物质嘉奖是调动边区群众最直接的方法。奖励内容主要有农具、耕牛、日常用品、现金。物质奖励也会依据劳模的表现分为不同等级，例如，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评选出了不同等级的劳模并给予相应的奖励，特等劳模奖金3万元，甲等劳模2万元，乙等劳模1万元[32]。二是精神鼓励。中国共产党在劳模塑造过程中，同样重视精神方面的鼓励，“边区劳动英雄，除由边区政府酌量发给耕牛、衣服、用品或奖金等物质奖励外，并发给奖匾，奖状，将其事迹在全边区扬之”[33]。其中，党报党刊对劳模的报道不仅具有推广生产经验作用，同时也是政府对劳模的认可和精神鼓励。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首次报道了吴满有的先进事迹，并将其上升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的高度，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关注，吴满有在精神上得到了鼓励和满足。三是给予职务。为了更好地动员群众，政府授予劳模部分权力，任命其为基层干部，组织和带领民众生产。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曾指出，边区“今后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劳动英雄的新鲜血液灌注到乡政权中去”[34]。例如，劳模可以参加各种会议，如村政委员会、武委会、农会等，向人民传达党的方针政策等。这样一来，劳模在政治上得到了认可，加强了劳模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支持。
政府的多方面鼓励，一方面增强了劳模的荣誉感和上进心，使劳模深刻认识到党和政府关怀的同时，激励劳模以更为主动的态度投入生产与组织工作；
另一方面提高了边区人民的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群众以劳模为榜样，努力生产，力争获得政府的表彰。
2.榜样示范法。劳模塑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发展生产和建设工作的一种树典型的新方法[35]。无论是调查访问，还是宣传推广，中国共产党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劳模塑造过程中，更应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先进性，彰显群众性，为塑造工作提供可行性和保障力。
延安时期，党的组织和党员数量获得很大发展，在此期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等错误倾向开始滋生。加之，财政危机加重，百姓生活困难，党群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不协调。边区党委在宣传生产运动中也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及干部应起积极的模范作用，以身作则的来努力参加生产。”[25]213为此，中国共产党在树立和宣传劳模的同时，注重自身发展，努力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展开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建立“三三制”政权，加强政治建设。党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实行民主的选举制度，例如，劳模的选举等，保障了边区人民的合法权益，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其次，在全党掀起整风运动，加强作风建设。通过整顿学风、党风及文风，全党树立了正确的工作作风。部队及干部人员带头生产，积极劳作，并在其中产生了一大批模范干部，例如，黄立德、佟玉新。最后，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加强组织建设。1941—1943年，精简上级人员“总额至7500名，即减少35%”[36]，这一举措，不仅提高了党的工作效率，赢得了边区群众的支持与拥护，还加强了基层政权，扩大了劳模群体在乡村政权的影响力。
中国共产党通过“三三制”政策、整风运动、精兵简政等措施，强化了自身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以党为典型的榜样示范法，推动了劳模塑造工作的高效运转，实现了塑造效果的最大化，同时也加强了党的建设与发展，巩固了党在边区的执政基础。
3.实事求是法。实事求是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工作路线和思想路线，同样也是陕甘宁边区劳模塑造的重要方法。在塑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依据边区不同的现实情况展开工作，在劳模塑造的各个环节，均体现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其一，坚持实地考察调研，提升劳模挖掘的真实性。中国共产党倡导调查研究，许多劳模都是在深入基层、调查访问过程中发掘出来的，例如，《解放日报》记者艾青在基层发现了农业劳模吴满有。另外，文艺工作者通过大量走访实践，挖掘了一大批劳动英雄，并以其为原型创作了大量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其二，依据实际灵活变通，实现劳模选举的合理性。由于边区群众的积极性，在选举办法上产生了一些新的方式。譬如，关中新宁县按农村生产组织进行宣传酝酿候选人、延安西区和南区分别按当地情况制定更合适的选举标准、延川三区三乡宣传酝酿过程与检查农户计划配合等，这些选举方式，使劳模选举不再拘泥于形式、数额等限制，结果也更为客观合理。其三，如实反映现实情况，确保劳模宣传的客观性。党报党刊及文艺界在宣传劳模时，始终重视真实性原则，向群众展示真正的劳模形象。《解放日报》曾发表了《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社论，“督促通讯员更加深入民众，发掘和研究问题”[37]。此外，还揭露了某些劳模的问题，以反思劳模塑造工作，如“张希望去年用欺骗敲诈手段，瞒哄政府当上移民英雄，且假公济私，敲诈难民”，“高仲和自从当上劳模英雄，骄傲自大，不接受群众批评”[38]等。
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使中国共产党在挖掘、选举、宣传劳模等方面取得了重大实效，并且加强了边区群众对劳模的了解与认同，有利于实现普通民众向劳模的跨越式发展。
4.教育引导法。劳模的成长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内因是劳模本人的主观努力，外因是领导的教育培养。中国共产党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指出“各级干部对劳模要帮助教育，不要把他们捧得像‘神人’一样”[39]。为更大程度地发挥劳模的示范和桥梁作用，党在塑造劳模的过程中，采取了教育引导的方法，帮助劳模提高综合素质，使其在各方面为边区群众做出表率。
对于劳模的教育，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加强劳模的思想政治教育。边区通过召开劳模大会的形式，对劳模大为表彰的同时，也提高了其政治觉悟。劳模在大会中了解边区形势，学习各项经验，政治身份得到了确认，劳模之间相互学习，以更为积极的态度投入生产建设。另一方面，提升劳模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以满足时代和人民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读报识字组、冬学等形式对劳模进行知识教育，以提高劳模的受教育水平。读报识字组是党号召群众读报、办报的重要组织形式，经由读报员与民众的“读—听”互动，传播先进的生产经验，激发劳模和民众的生产热情。以马家沟的陈德发为例，他得知一份报纸上刊登过吴满有的事迹，于是向政府请示找有知识的人为其读报，充分学习吴满有的生产经验，提升了自身知识能力，也在边区掀起了向劳模学习的热潮。冬学，是延安时期劳模教育的另一种主要形式。为广泛动员边区民众参与冬学，党坚持典型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的原则，先号召劳模参与其中，发挥带头作用，宣传识字的好处，再对其他群众进行动员。在1944年边区政府关于冬学运动的指示信中指出，“在群众与干部中利用各种机会酝酿一个‘今冬农间了，大家都来认字’的运动，这又要首先抓住劳动英雄、群众中有威望的人出来说话，予以奖励表扬，让他们把话慢慢传开”[40]，在劳模的带动下，冬学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在劳模塑造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重视劳模的教育与引导。借助劳模大会、读报识字组、冬学等组织形式，提高劳模的政治素养与文化水平，实现了劳模教育与广泛动员双重效应的同时，也为劳模塑造工作提供了基础支撑。
劳模塑造是党在长期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基本工作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劳模塑造是中国共产党建构意识形态和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方式，在任何时期均发挥着巨大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劳模作为一种政治符号，是对实现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与为我劳动的价值复归的高度统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充分挖掘并分析陕甘宁边区劳模塑造的经验方法、历史特点，能够为新时代更好发挥劳模作用提供重要借鉴，从而巩固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良好局面。
猜你喜欢 陕甘宁边区边区劳模 动物“劳模”竞选大灰狼画报(2022年5期)2022-08-06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文史春秋(2022年4期)2022-06-16抗日战争时期的邓宝珊——支撑北线，保护边区当代陕西(2022年4期)2022-04-19——评《湘鄂渝黔边区少数民族艺术研究》">守望不朽的精神家园——评《湘鄂渝黔边区少数民族艺术研究》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4期)2021-08-25“劳模村”里的幸福密码少先队活动(2021年5期)2021-07-22陕甘宁边区政权治理经验探究湘潮(上半月)(2021年3期)2021-07-20新中国的雏形：陕甘宁边区当代陕西(2019年18期)2019-10-17从陕甘宁边区到解放前甘肃老区的扶贫工作回顾现代经济信息(2016年27期)2016-12-16马锡五：抗战时期边区民主司法战线上的模范文史春秋(2016年2期)2016-12-01闽粤赣边区革命历史纪念馆源流(2015年12期)2016-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