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青年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处境与引导路径分析

徐文越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上海 201415)

青年的精神生活状况是当代青年研究中始终关注的研究课题,常见的研究路径大致分为两种:一是从诸如现代性的理论视角对青年精神生活状况作出审视,往往偏重于其特性及呈现问题的质性分析;
另一种则是通过实证调研对呈现状态和现象作出总体归纳,并侧重具体方面的实证分析。当然这两种分别偏于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又有着结合与交叉。在这些研究中整体呈现了当代中国青年精神生活状况的复杂性,取得诸多研究成果。同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在青年精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强调了引导的必要性并给出各种提升方案。不过在这些研究中还是包含了一些理论局限,比如单纯以外在的普遍现代性分析框架并不足以涵盖当代中国青年精神生活状况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往往会导向一种偏差或错位;
而单纯实证的分析又更多停留于现象层面,难以有内在特质与规律的把握。总体看来,还是缺乏一种更为整体又深层的理论视野,特别是能够真正切入中国现实之中,并具有一种批判性和超越性。而这正是彰显了在当代青年精神生活解析中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重要意义,以此切实把握住精神生活提升的现实路径。

青年本身是现代社会的产物,青年问题在本质上又是现代社会问题的具体表征,青年精神生活归根也是对于社会物质生活实践的反映。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根本特质的理论反映,这又具体体现在实际生活的各方面,当然也包含精神生活于其内。不过现代性并非只有一种模式,而是在与各国实情结合中呈现不同样态。当代中国青年精神生活既受到普遍现代性的影响,同时又展现了自身特质,具有一种复杂性。而在对这种青年精神生活现代性处境的解读中,不能局限于价值文化体系内部,也不能只是青年个体层面的分析,根本上还要超出现代性本身的局限,由此才能对这种处境有着根本把握,并给出现实的引导路径。

(一)当代青年精神生活在普遍现代性影响下的具体表征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普遍现代性抑或西方典型现代性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青年的精神生活。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青年精神生活已呈现诸多现代性的特质,这同整个市场经济进程及社会的转型也紧紧联系在一起。“当代中国,已经显现出了一些现代性特征,诸如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知识科学化以及人的追求个体化,等等。社会物质生活的巨大变迁,引发精神生活的全方位变革”。[1]现代性的核心是理性化,与之相伴的是世俗化、功利化、物化、同质化等现象,这些又都会反映在精神生活之中。文化也更以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大众文化形式呈现,并直接构筑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同时也导致精神领域日趋平面化和同质化,逐步丧失其应有的内在性和丰富性。当代青年精神生活也有着异化、虚无化、空心病等具体表征。而精神生活的虚无化也表现为信仰迷失、意义丧失、是非不分等状态。这也会导致在青年中“空心病”现象的出现,也就是在青年精神生活中支撑个体发展的意义世界的缺失,从而外在表征为青年个体的一系列心理及行为问题,根本上还反映出精神世界的贫瘠状态。

(二)当代青年精神生活在复杂现代性视域下的主要特质

以普遍现代性视角尽管能揭示出现代社会一些普遍特征,但并不能涵盖中国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由此也并不能真正把握住当代青年精神生活的独特性。在这里需要有一种复杂现代性的视域,既肯定普遍现代性的趋向,又重点考察到中国社会的具体性。也就是对于现代性而言并不是单数存在,而是复数的,我们更要深入探究中国式现代性,并在此视域中深入考察当代青年精神生活的现实境域及其主要特质。由此揭示出当代青年精神生活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交融、发展形态叠加、资源供给多元、世俗性与超越性并在、虚拟性与创制性加强等主要特质。这种复合性时空是包含了传统、现代、后现代三种发展阶段的叠加,是在三个时间维度共存下的社会变迁。“中国青年在大多数方面的价值结构具有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的二重结构特点,同时后现代的价值观已经为部分青年所接受。可以说,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确实已压缩到同一时空的中国青年价值结构中。”[2]而这种复合性时空是考察当代中国青年发展的最重要背景条件。

(三)当代青年精神生活处境解析的既有路径

对于当代青年精神生活的研究与关注,有着诸多学科支撑,在取得研究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局限性。这里又主要体现为三种情形:一是局限于精神文化内部的分析,二是局限于青年个体的分析,三是局限于现代性本身的分析。比如西方诸多社会批判理论,分别从科技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消费社会批判等视角入手,试图揭示出现代人精神生活的根本处境。但从根本上来看,这些批判依然局限于价值文化层面,而并没能揭示出精神生活处境的社会历史根源。对于局限于青年自身的分析路径,则是更归为一种青年个体的分析,将青年精神生活处境的分析导向个体主观的心理和情感层面,而缺失掉个体背后客观的社会历史根源,由此也失掉了应有的深度与广度。对于局限于现代性本身的分析,则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其研究的立场所决定,也就是根本上仍是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分析,而并不具有一种根本的历史性和超越性。由此也无法穿透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而是将这种社会形式看作天然和永恒的,只是在其内部对青年精神生活作出某些改良性的诊断。这本身也呼唤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解析路径的出场。

对于当代中国青年精神生活状况与现代性处境的分析并不能缺失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否则就难以具有真正的社会历史性,无法把握住精神生活背后的实质关系。而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总体性、历史性、具体性的方法论原则,则为解析青年精神生活状况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理论视角。

(一)青年精神生活须置于社会关系总体结构中予以解析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精神生活并不缺位,而恰恰是将其置于社会生活的总体关系体系中。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是一种总体性分析,是在整个社会图景和社会关系体系中对于具体事物的把握,而并非表层的、孤立的实证分析。所以马克思是将精神生活同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整体关联在一起的,这些又归根为物质生活方式的最终决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这实际是将精神生活同样当作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去理解,而不是封闭于抽象的意识领域内部,只是就精神谈精神。而恰恰是从现实的社会实践中找到精神生活的内在根源,并揭示出社会关系及社会形式对于精神生活的决定关系。当代青年精神生活的各种表征并非孤立或完全出自个体心理及情感的因素,也就是并非只是个体主观层面的东西,而是与社会关系总体有着内在的客观关联。因为精神生活无非是人们展开自己生活的精神方式,所以是内在于社会生活的整体结构与关系之中的。而青年精神生活在本质内容上的贫乏与丰富以及在存在方式上的自由或异化,都在根本上决定于社会关系的性质与社会生活的总体状况,也真实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这也正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视域,其是在宏观的政治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来审视精神生活问题,由此是在现代社会的总体结构与内在逻辑中把握住青年精神生活的根本处境,也是把握住现代社会诸多物质力量及文化因素对于当代青年精神生活的根本影响。

(二)青年精神生活解析还需具有历史性与超越性的视野

历史唯物主义在根本上揭示了历史性原则,破除了既有社会形式的永恒性。历史性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维度。青年精神生活并不具有非历史的永恒性,在根本上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对于社会关系和社会形式的反映。精神生活的内在丰富性在根本上取决于社会关系与社会形式的性质及其发展状况。青年精神生活的表征也需在社会关系层面找到根源。在此,需要破除的正是一种非历史性思维,认识到精神生活是社会历史中的产物,也是实践中的产物。历史性在根本上彰显了否定性和超越性,得以跳出现代性本身的局限。现代性不过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阶段性产物,其对应了特定的价值观念体系,最终也会被扬弃于更高发展形态之中。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关系导致了整个社会关系的单一,成就了资本逻辑的抽象统治,这也决定了精神生活本质上的贫乏。只有在根本上破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才可走向精神生活的真正丰富性。吉登斯称马克思的著作对于理解现代世界所塑造的那种无所不在的力量至关重要,而这种力量正是资本主义。整个现代精神生活在总体上也体现为资本逻辑的宰制,而历史唯物主义正为跳出现代性本身的局限提供了根本出路,也必然在根本上改变精神生活的境况。

(三)解析青年精神生活关键在于基于中国实情把握住具体性

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是深入事物内部对于辩证发展过程的把握,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而并非一成不变地套用。历史唯物主义是对于社会实践的具体把握,是从中揭示出意识形态及精神生活的现实根源。而对于当代中国青年精神生活的把握并不能只是依据普遍现代性的既有模式,而是应深入到中国的具体实践中,也是在一种复合时空中体察到其独特性,并在具体的分析框架中予以把握。这些都赋予了青年精神生活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包含了现代性与传统性的交融,并不能忽视精神生活生长其中的具体文化土壤。同时还包括整个社会的转型,诸多现实因素也决定了青年精神生活的具体情境。青年也从追求思想解放到身体解放,并进一步到追求更完整意义上的自我解放,这些也都有赖于现实条件的发展。“如果不关注青年文化现象背后的经济基础和阶级/阶层关系,就难以对我国的青年文化有真实的、客观的理解。”[4]这里根本上需要的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是基于中国实情对于青年精神生活的具体把握,而并不是局限于普遍现代性视域中的抽象把握。

面对青年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处境以及由此展开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则根本指向了一种重构。这是基于现代性批判和中国自主发展的重构,也是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而培育时代新人的需要,以最终实现青年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为目标。这就需要将青年精神生活的提升置于社会生活的整体图景中予以推进,并根本上改进精神生活的资源供给,又结合青年特点充分发挥新兴媒介作用。

(一)将青年精神生活的重构置于美好生活图景中予以推进

青年精神生活不仅要置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内在关系中予以把握,以明晰其根本性质和实质内容,同时对于其提升也需置于整个美好生活的图景中予以推进,这里体现的都是一种整体的结构性。精神生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等交融在一起,并根本上受制于物质生活的发展条件和方式。这个整体生活方式的改进,不仅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还有社会结构和方式的变革。青年精神生活质量提升离不开美好生活其他方面的支撑,同时美好生活的实现也是将精神生活作为重要方面。所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于美好生活的提出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不仅呈现了整体性的建设图景,涵盖了总体生活的各方面,而且为精神生活质量提升打开了根本的建设视域,这是与整体生活发展一体的过程。从实际的调查来看,当代中国青年精神生活总体良好,同时又有着较大发展空间。精神生活的质量提升根本上还在于通过整个社会生活的发展予以支撑,同时整个青年问题也已成为与全球化和现代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结构性问题。

(二)在青年精神生活供给端融会“马、中、西”三方思想资源

青年精神生活的提升除了整个社会生活发展的支撑外,对于其自身而言,精神资源的供给又最为根本和关键。有着怎样的精神资源供给也在根本上决定了精神生活的层次和质量,特别是对于提升主流文化影响力又最为重要。在当代中国最主要的三方精神资源或文化传统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优秀传统文化、西方文化,这也是构筑主流文化的最主要资源力量。这里的关键还在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引领下,实现三方资源的真正融会贯通。而在当下,这三方思想资源还是有待进一步整合优化。这实际也就是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同时又在开放包容中吸纳世界先进文明。在实际的调查中既可看到三方思想资源的重要影响,同时也呈现了在影响效力上的一些问题。

(三)以适合青年特点和时代特性的方式创新传播途径

思想资源的供给与融会直接决定了青年精神生活的实质内容,并根本关乎精神生活的层次与质量,这是供给端结构性的直接体现。同时作为接受端的青年以及处于中介地位的媒体也同样至关重要,这直接决定了精神生活质量提升的实效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被‘匿名的权威’所摆布,只要控制了公共传媒,控制了广告的发布权,便可操控多数人的口味和意志。”[5]所以我们要基于青年自身特点,又依据时代特性充分发挥好媒介的作用,包括新媒体、自媒体、融媒体等作用的发挥。而操控的方式又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在当今网络时代的背景下,在整体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青年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对于当代青年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转型,在思想行为上呈现的诸多新特点,比如开放程度扩大,视野更开阔;
承载的压力加重,更取向务实;
自主意识增强,也更追求个性;
选择因素多样,思想活跃等。青年本身是处于未定型而有着诸多不确定性的阶段,另外当代中国社会也仍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些都使得当代青年精神生活中充满着一种张力,有理想性又有功利性,有自主性也有从众性,还有现实性与虚拟性的相互交织。我们要基于当代青年的这些特征引导好青年精神生活的质量提升,并注重发挥其自身的主动性和创制性。在这时作为社会主宰和权威的成年人立场也至关重要,不能只是站在青年的对立面,而是要能体会青年自身的视角,并具有未来的眼光,更好激发起青年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四)从实现青年自由全面发展高度引领精神生活质量提升

青年精神生活的根本提升方向还需指向青年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真正有个性的个人,实际也就是将精神生活的自由导入人类解放的境域中,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根本指向,将精神自由的实现与人类解放看作是同一过程。这里也是打开了广阔的未来视域,并不是停留于精神生活的局部改善,而是对于精神生活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根本变革。在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资本逻辑的支配。而资本逻辑是抽象普遍性和同一性的逻辑,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由此任何存在物都要被纳入到资本这一抽象的形式中去表现自己的存在,从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和个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为青年精神生活的根本提升以至于精神自由的实现提供了根本的社会条件。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要运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并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但这一切又都在社会主义方向的指引下。包括对于文化建设的加强,引导高尚的文化消费,也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升青年精神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我们应将精神生活的实现内在于人的解放进程中,最终扬弃现代性并实现真正自由个性。由此也摆脱个体化困境,解决精神生活单一和贫乏的问题,而真正实现青年精神生活的充实、丰富并具有超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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