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洋洋 王业昭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是当代美国作家索尔·贝娄主要代表作，荣膺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以并置的情景构筑二战幸存者赛姆勒在纽约的现实生活经历，以断裂的异质空间穿插了恣肆无忌的杀戮场景。小说中，作者以赛姆勒的意识流来回切换场景，过去的回忆和现在的实景互相交错，戏剧性地呈现了社会伦理消退的幻灭荒原景象，现实生活中充满着以自我主义为中心的逻辑和不顾一切的放纵元素。凭借内心深处的道德良知感，赛姆勒不断在热切的社会疯狂中求索人类心灵救赎的本真存在。
国内学界对贝娄作品的研究不在少数，大都聚焦于《奥吉·马奇历险记》《拉维尔斯坦》《洪堡的礼物》等，但《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研究不多，相关探究主要集中于主题、写作技巧、人物分析、母题探究这些方面。如席楠[1]深入分析了小说内外的政治图景与反暴力主题；
宁东[2-3]首先运用疾病叙事的视角来解读作品中蕴含的社会批判主旨，又从伦理学角度剖析该小说，从而论述赛姆勒先生是一位康德主义者的主张；
陶家俊和郑佰青[4]探讨了小说中的反社会人性母题，阐明反理性因素在文学中的具体化。世界的荒诞性和人生的痛苦、为他的存在、自由选择与责任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理念，而这些思想在小说中则有淋漓尽致地体现。研究以萨特的存在主义为视角，试图剖析《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在荒诞中找寻精神的延续与道德的旨归，以便展现获得人生价值的内在超越性和本真存在的作品主旨。
存在主义作为当代哲学主要流派之一，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界定。祁克果从个体的立场探求和反思存在的价值，展现个人生存的恐慌、惆怅和荒谬，可谓是存在主义的先行者[5]。胡塞尔以从客观外界因素朝向事物固有本性为核心的现象学以及自我的意向论为存在主义的方法论体系做了哲学铺垫[5]。海德格尔立足“此在”的视角来显示“存在”的旨意，从而为存在本体论打下根基[5]。在此基础之上，萨特提出了自成一格的存在主义哲学体系。
萨特存在主义的内涵与外延丰富，世界的荒诞性和人生的痛苦、为他的存在、自由选择与责任是其主要观点。萨特指出存在的状态分为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存在物所具有的自在属性显示它不是被创造出来的，也不是来自任何先于它存在的某种东西，从而突显自在存在的无依据性和无可论证，彻内彻外是偶然的存在。面对这种无法估量的偶然性时，人们会感到焦虑和忧愁[5]。萨特将这种自在的存在界定为“荒谬”和“恶心”。萨特将自在存在的环境视为个人异化的力量，让人厌恶的“粘液”，牢牢地缠绕着个人，时刻束缚着人的自由，显现出世界与我熔于一炉的同一，令人呕吐的因素环绕“我”，想要挣脱纠结，却又不可逃脱[5]。因此，人生充满着令人厌恶的荒诞，不确定、偶然性和极度动荡，荒诞性和偶然性控制着现实，以至于人的能动性步入绝境，客观世界的发展背离了因果发展的轨道，变得“不可解释”。
萨特认为自由就是规避任何标准的规范去造就自我的存在，人注定是自由的，他无外乎是他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存在[6]。以自由为核心的自为的存在，在竭力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会受到“为他的存在”的阻碍。对“为他的存在”的阐述聚集了萨特对“他者”的领会，“他者”是阻碍追求具有责任意识的本真存在的绊脚石。鉴于为他的存在，自我存在处于外在性被异化的一维处境之中，自我与他者之间形成了相互制约的关联性，如若这种制约延续下去，甚而影响自我的自由，自为的存在就处在束缚中[7]。
如萨特所言，自由在人介入世界之初便依附在其本性上，没有任何可以凌驾于自由之上来限定人的行为，人注定是自由的，他不外乎是本身所塑造的自为存在[6]。既然不能规避自由，那么必须责无旁贷，担负自由的使命，这种自由又是人不可逃走避开的选择，相应地为自己的抉择承担责任是必由之路。萨特的自由不但是从本体论角度出发来阐释其绝对性，也是从处境的视角来显示其相对性，因而萨特在着重提出本体自由的同时，也大力推崇自由选择的责任[8]。这种责任虽然艰巨且义不容辞，但呈现了自我的崇高价值感，从而达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高度。
在《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萨特存在主义的主要观点得以充分体现，即萨特存在主义的核心理念与小说所要表达的主旨相得益彰。小说中人们在找寻个性解放之际，打破所有束缚自己的元素，如法律、信仰和伦理的约束。在所有坚固的事物都荡然无存时，人们也陷入绝对自由所带来的异化困顿之中。崇尚随心所欲的绝对自由肆意到没有道德原则，主体性扩展而与周遭的环境不相容，文明崩裂，引发无限的虚无和荒诞。在这虚无的混沌环境之中，赛姆勒保持清醒的意识并肩负着修复文明和精神延续的责任，追寻人类本真的存在和道德的旨归。可见，贝娄某种程度上在这部作品的主旨表达方面与萨特不谋而合。文学的目标是让作家肩负道德教化的责任，从而弥补意识涣散的局面，用行动来表示济世情怀的呐喊[9]。
暴力受害者赛姆勒作为“自为的存在”，遭受着“自在的存在”即大屠杀记忆闪回的萦绕和被裹挟进荒诞离奇的反文化冲击中。《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用回忆的笔触呈现了大屠杀给赛姆勒带来的迫害和焦虑，荒诞而充斥着偶然性的世界给赛姆勒留下了病态的畸形。赛姆勒曾是通讯记者，和精英团体、知名作家来往密切，一直居住在英国过着自由而美好的生活。然而，当他和家人前往波兰措置岳父的财产时，不幸遭遇大屠杀，致使家破人亡。在萨特看来，所有存在物皆没有缘由地涌现，因怯懦而接连不断，因不确定性而殒命[10]。家人惨遭无妄之灾，生命的一头和一尾居然皆是“不可解释”，让赛姆勒面对存在的缺失和荒诞的世界深感焦虑。妻子被射杀的图景经常闪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和妻子以及同伴全身赤裸地挖掘着坟坑，一个个在扫射中倒进深坑，紧接着传来泥土重压的声音。他虽幸免于难，左眼却被打瞎，神经系统也受到毁伤。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所带来的难以控制的痛苦，无法改变自在的存在，赛姆勒在内心形成“多余”的感受，感应到周遭的环境与自我的存在皆是多余的，因而惶惶不可终日。他有时会癫痫发作，强烈的偏头疼经常发作，无法缓解不堪忍受的痛苦，唯有僵直地躺在黑屋子里。
在遭遇大屠杀之前，赛姆勒以通讯记者的身份为当地的报纸撰写文章。为了冲破犹太圈的桎梏，从而取得更好的发展，他和妻子去往伦敦，与当时的佼佼者往来密切并得到首肯心折，他们因此而感到志得意满。然而，变故之后，曾经的那些峥嵘岁月已如泥牛入海，一去不复返。大屠杀的恐惧和焦虑使他在战后的生活陷入无尽困囿与无助。在美国，他拘谨地用一只眼睛从事奴仆的劳动，只能靠侄儿格鲁纳接济度日。面对人生如此巨大的变故，赛姆勒对周遭的事情失去了兴致，这种百无聊赖让他连自己的年龄都不清楚，也不明白自己站在生命的什么阶段[11]。他踽踽独行于这由偶然所驾驭的荒诞世界，一切皆不可预料。赛姆勒觉得自己的生命毫无意义，漫不经心地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对车辆是否会从身上碾压过去满不在乎，对生命的漠视使他处于荒谬和虚无的混沌之中。面对“无法推断”和脱离主观意志的经历，赛姆勒不太肯定自己的判断力，因为周围存在物皆是“完美的无动机”[10]，包含着不确定和偶然性，以致难以驾驭。赛姆勒看到不登大雅之堂的自在的存在，人文信念遭到冷嘲热讽和无情践踏。人们认为怠惰、蒙昧、鄙陋、混沌和贪得无厌是理所当然的，曾经弘扬的人文价值遭受颠覆。处在这种罪恶的世间，世事难料的偶然性让赛姆勒觉得风云变幻，周遭的事情难以把握和理解，更忧虑没有地方可以接受他，有种“独怆然而涕下”的虚无感。
萨特尊崇无神论，认为人先天的价值并不由上帝所定义，人除了自己对自我的界定和判断以外，什么都不是，自我的存在取决于个体自由的选择[8]。倘若没有上帝，人就是形单影只的个体，没有先验的道德规范依据，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自己据理力争，没有可依靠的参照物[6]。换言之，人是孤苦伶仃、不容置辩的个体，任何事情的出现都是偶然的，难以把握的，从而让人产生了无意义的荒诞感。赛姆勒看到了现代人颠覆主流价值观和道德教谕的狂妄猖獗行为、文明的退步和世界的崩溃，这种受到纽约反文化混沌的围困与曾经所遭遇的杀戮经历处于殊途同归的维度上，即人类肆意宣泄着那种毁灭的激情。赛姆勒作为幸存者虽幸免于难，却难以摆脱精神之灾。纽约弥漫着罪恶和腐朽的气息，散布着各种不择手段的欺诈行为、文化断裂现象，面对这无可把握而虚无的存在，遭受百般折磨的赛姆勒殚精竭力想改变事态，但发觉无论是与他人倾心交谈还是唇枪舌剑都无法改变现状，对别人的反复规劝也于事无补。于是，他不禁扼腕兴嗟：“世界在崩溃吗？”[11]
存在就其本性而言是无法预期的虚无，它使赛姆勒困惑、茫然若失而不知所措，本以为可以驾驭，但伸手过去，其所具有的令人不胜其烦的粘性致使无法把握。正如萨特所言：“倘若觉得我已经掌握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它却掌握我。”[5]这种百无聊赖的虚无感围困着赛姆勒。面对千奇百怪、野蛮堕落的世界，他感叹到别无他法，必须让自己足够坚强以不被这荒诞离奇的场景所吓到。杀戮创伤记忆和纽约文明崩溃困扰着赛姆勒的心绪，他感到瞬息万变、难以捉摸，而被偶然性所驾驭的世界，让其无所倚仗、不可辩解。
自为存在的赛姆勒可谓是贝娄的代言人和外部异化处境的体验者。在一群疯子不顾一切的、放纵的围困之下被异化成“为他的存在”，对“不透明”的自在存在感到匪夷所思，但又无法挣脱。于是，他不禁慨叹，“无论在哪里遇到人类，总是那么错综复杂，层见迭出，提供着应接不暇的怪东西，叫你捉襟见肘。”[11]“当我们在自在的处境中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时，也需要为周围的人做出抉择。个体的自由选择仰仗于他人的自由选择”[6]，因此，自我与他人之间呈现彼此从属和束缚的关系，彼此间的冲突抵触在所难免。小说中，追求情欲和性刺激的侄女安吉拉脸颊淡红，眼眶呈现出深蓝色，浑身所具有“性”的韵味，给男性传达了关于性的强劲的表示。她淫荡的性观念与父亲格鲁纳传统伦理观大相径庭导致两人的关系如履薄冰，持有传统性观念的赛姆勒也与她产生了冲突。在赛姆勒看来，这个社会充斥着性交与粪便组合而成的搏斗精力，然而在让肉体“解脱”束缚之际，也引起了道德现状的紊乱。为了使她避免丢失人性，堕落为野兽，赛姆勒希望安吉拉在做出选择时，也把他人的自由当作自己的目的，在格鲁纳弥留之际能够恳求得到宽恕，然而安吉拉却不以为然，觉得这样的选择会阻拦她过上骄奢荒淫的生活。
萨特认为，如果把自我与他人捆绑在一起来体验自在的存在，自我会深深地进入疏离的境况之中，也失却了一切的依靠，从而处于完全被异化的状态[12]。自我倘若附属于群体，遵循群体的标准，就会演化成为他的存在，从而失去名副其实的自由。“人们屡见不鲜的观点是：斩钉截铁地做到别人能做到的样子，倘若是偏见，你也体现为偏见。若是气愤，那也得是气愤。假使是性，也就是性。”[11]人们以荒淫无度、颓废消沉、猖獗嚣张和自以为是为标准，绞尽脑汁地融入其中，使它们成为流行。在这种异化力量的摆布下，整个社会浮现出精神异常的形态，道德管束力成为过时、被藐视的元素。利欲熏心的华莱士为了贪财图利而不择手段，猜疑父亲将钱藏在家里的水管中，不顾病重父亲的安危，割断水管。性情乖僻贪婪的苏拉显露出平庸鄙俗，生活过得杂乱无章[11]。异常古怪、蛮横狰狞的艾森，屡屡对苏拉拳打脚踢，崇尚暴力，即使没有艺术天分，为追求钱财，也试图把很糟糕的画兜售给格鲁纳。年轻一代的各类猖狂行为在赛姆勒面前暴露无遗，涌现出毫无道德价值观念的病态。在与他人的沟通中，赛姆勒竭力灌注关于秩序、爱和真理的观念。然而因为长时间存在于这些没有灵魂之人的行列中，他对自我的认知也开始变得陌生而疏离，既身临其境，又置身事外。
赛姆勒受弗菲尔邀请到大学做关于英国文化的讲座，他原本以为会是一场谈笑风生的经历，然而轻视知识的学生觉得演讲内容索然无味，并蛮横地打断他，用羞辱的言语否定他口中的那些卓越人士，恣意妄为地捣乱和侮辱他。“你们为什么要听这个老而无用之人的胡诌乱道？”[11]被吞没在谩骂中，赛姆勒有种回到原始退化的感觉，大学生将亵渎和性放纵看成鉴定准则，令他感到荒诞不经，深切地体会到自己与时代的格格不入。纽约整座城市宛若处于纷乱混沌的状态，人人有着百般疯狂的行径。一簇疯子围困着赛姆勒，他触目兴叹，“他们在世界这个游乐场里玩得欣喜若狂，这真令人毛骨悚然啊！令人悲不自胜啊！”[11]在游戏中的娱乐和自我表演让赛姆勒不禁感叹，现代人绞尽脑汁、乐此不疲地表演一个人，欲望驱使着他们蓄意寻求自成一格、超群出众、趋名逐利。现代人极大地展示自我个性的行径乃是虚假个性的张扬，抉择适宜的行为举止进行自我表演，造就他人眼中的自己，也即为他的存在。萨特指出主体对自我的认知有一部分需要他者作为镜子来呈现，镜中的印象与本我并不是融为一体的同一，而是相互影响又彼此保持距离，我们会对照镜子里的模样改动神态，此时镜中呈现的“我”既是“我”也不是“我”，显示出黏着和疏离的状态。赛姆勒是城市古怪人的密友，是蛮横人和一个穷凶极恶女人先祖的辅佐牧师，又是神经错乱的记载人员[11]。赛姆勒自以为是大家中间的一员，但他清楚地知道他并不是。传统伦理道德所摒弃的罪与性成为现代人追求享乐的宠儿，道德的教化成为一种过时的、熟视无睹的力量。处在异化的他者环境之中，赛姆勒与同类他者疏离了，自我心境和异化处境的疯狂和混沌保持一定的距离。虽然困苦，但不能规避被牵涉进外部异化世界中。
“在铸造自己时，我铸造了人”[6]，自由的意义在于意识到在自由选择时，不仅对自我负责，并且对所在的处境负责。无意识的自由选择会导致存在的缺失，从而涌现出无限的欲望。在赛姆勒看来，纽约已然是一番断壁残垣的形势，弥漫着不胜枚举极力追求自我放纵和绝对自由的异化力量。赛姆勒将这种外部世界的异化力量比做大海，人们的思想观念比喻为陆地。存在的虚无意识形态对人们思维认知的麻痹影响宛如大海对陆地的风雨侵袭。追求虚假个性的张扬和任其所为的存在形式使得“灵魂，这只孤立无援的鸟儿，怏怏不乐地停留歇息在所以然的意识上，处于不领会何去何从的迷茫中。”[11]赛姆勒悲伤叹息人们推却道德规范的约束而一味追求绝对的个性自由，从而招致自我迷惘的虚无。文化裂变下叛逆的年轻一代拒斥与历史伦理的联系，不顾文化标准寻求标新立异的自由。华莱士有强烈的物质欲望，大脑完全被物质财富所占据。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父亲藏匿钱财的地方，以便可以随心所欲自由地生活。华莱士与那些“妄图轻而易举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的人一样疯狂[11]，他来医院并不是为了关心父亲的病情，而是想在父亲断气之前，获取一笔买飞机的钱，从而可以凭借航拍植物聚敛财富。这种抉择是疯狂的，使之具有可能性的是由于华莱士存在本身的疯狂，即绝对自由，归根结底呈现了他的存在之虚无。存在的虚无在赋予华莱士自由的同时，也激发了他存在的物质欲望，而华莱士依靠自由所进行的抉择，无非是应和以及实现疯狂的物质贪欲。疯狂的华莱士拒斥父亲的价值观，反传统，推崇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为了能让他有正经事可干，父亲为他开了一间律师事务所，而他却沉迷字谜游戏。他千方百计去玩乐，迷恋上开飞机，就想从父亲那骗取钱财买飞机寻开心。面对赛姆勒的责问，华莱士说到：“我们处在大相径庭的时代，我一直没有什么尊严，全然是一连串不同的概念，我介入世界之初就没有尊敬的情愫。”[11]华莱士的这番话流露出年轻人没有“根”的意识，并且认为在某个地方扎根也不是现代人的想法。华莱士这样“无根的自由”无凭无据，因而也是荒谬的、畸形的。依附这种自由为自为的存在所做的“谋划”自然而然会是疯狂的、毫无道理可言的。
萨特认为自我的塑造取决于个体的道德选择[6]，自由选择的主体必须负有道德意识来进行选择，得到自由的前提是履行道德责任和义务[8]。没有道德规范权衡的自由会带来一切不合理的因素和唯意志的个人主义现象。赛姆勒的女婿艾森遇事倾向以武力解决问题，从以色列来到美国就是希冀自己的蛮横不受约束。艾森具有疯狂的残暴力量，对赛姆勒的女儿拳打脚踢。用装有铁块的包凶狠地持续敲打扒手致使伤痕累累，“他展现姿态的那副神情里有一种为所欲为、我行我素的模样，然后他以矫健、粗暴的情态端详那个人。接着，这一切都倾注于他的敲打中，横眉怒目地惩罚他。”[11]赛姆勒责备他“疯狂地想要把人置于死地”[11]。艾森免于束缚的“敢作敢为”膨胀到没有道德，极端疯狂的行为导致主体性的倒塌，造成现代社会的野蛮荒诞景象。纽约那些猖狂的市区、荒淫的呓语、生活中怪诞不经的事物，吸毒和喝酒上瘾的人和黯然神伤的性变态，让赛姆勒看到没有道德规范的自由给人们带来了厄运和苦楚，使得情愫得不到回应，愁苦之心难以慰籍。无根的自由，无尽的虚无，无限的欲望。赛姆勒对现代人因自由而受苦怀有恻隐之心，认为他们得到解脱的最好方法是“获得某种内在的秩序”，也就是萨特所言的具有道德规范的自由。
二战后，萨特以主动“干预”的气度加入社会道德实践之中，在他看来“干预”是道德规范的体现，“干预”与“自由”和“责任”的关联性如唇齿相依。人不可避免地注定自由，每个人都与周遭的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联系，那么，每个人自然而然必须对他处境的一切承担分内应尽的责任[7]，无根的自由会引起内心庞杂、极端放纵的行为，从而让世界处于崩溃的边缘。除了像华莱士和艾森这样的青年外，赛姆勒所接触的学生知识贫瘠。男生“留着胡须和长发，言谈举止粗鄙，是一些污秽的愚蠢者”[11]。女生“身上散发着臭味，媚人、蒙昧、畸形、怨声载道、性意识太多”[11]。在赛姆勒看来，这种放浪形骸的生活见解使她们在轻蔑传统价值的同时，也让她们失却了温文尔雅，丢掉了尊严。在她们对权威产生极大反感之际，无论对谁她们都没有崇敬之意，连她们自己也不例外。他们的衣着装束、存在方式和想法意志，不外乎是他们内心颤动而混乱的冲动流露，使得自我特性呈现出虚假的张扬。反文化运动使激进的大众将性放纵和暴力倾向看作自由的价值符号，一些具有原始粗野性情的知识分子以放任的性意识、暴力、非理性的名义来抨击文明，为了餍足他们欲壑难填的欲望。赛姆勒认为，年轻人想以此来表明他们独树一帜的个性和见解，然而事实上，他们却被疯狂而盲目的冲动所摆布，这种冲动是绝对自由的衍生物。
个体从存在中显露时，就担负起世界的重量，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卸下这种重量[8]。自我对存在的世界和自己负有完全的责任，这种责任并非从他处承担的，而是自由选择的逻辑呼吁[8]。萨特举例说：“在战争中不存在无辜的殉难者，如果选择参战，你也必须担负起同谋的责任。”[8]格鲁纳可谓是《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的道德准则中心，在纽约这个腐化、异常、沉沦于唯我主义的大染缸里，他却能保持“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境，赛姆勒将他看作是匡正时弊的象征。即使儿女忤逆不孝，但他还是履行了对他们的责任与有原则的关怀。由于儿子奢侈无度的疯狂行径，格鲁纳给的钱仅仅够他生活度日，但弥留之际，他还心系华莱士。二战后，格鲁纳从难民名单上看到赛姆勒的名字，出于对家人的责任与爱，他将赛姆勒与其女儿苏拉从苦难的地方接回来照料，救济他们“没有一天疏忽和一句伤人的话。”[11]在垂危之际，他屡次叮嘱赛姆勒不用担心将来，含蓄地表明已安排好他们以后的生活。他默默无闻地矜贫救厄，留着车子，目的是让司机有工作。他设置打字员职位的意图毫无二致也是为了让苏拉有份工作。他虽重病缠身，卧床不起，但依然不忘对社会的责任与爱。赛姆勒在对格鲁纳的评价中说到：“他甘心愿意和尽力而为地做着他要做的事，甚至在他无以承受之时，甚至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甚至在奄奄一息之际，为的是符合他的契约的条件。”[11]以传播责任意识和戒律旨意为核心的契约观，表明了格鲁纳注重责任意识的道德关怀。格鲁纳当仁不让地肩负着作为主体对他人无条件的责任，与此同时也流露出担当道德义务的欣怡。在期望衰落的传统伦理兴盛的赛姆勒眼中，对他者具备真诚恳切责任感的格鲁纳好似拨云见日的一缕阳光。
正如萨特所言：“我被抛弃于世间，如果只是管中窥豹的话，仿佛处在一个不相容而相对抗的环境中，就好似一块浮动在水面的木板，具有遗弃和没有主动性的特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是指我蓦然觉察到本我是孤立无助地参与到一种责无旁贷的处境中。不管自己做什么，都不能在即便是片刻瞬间中挣脱这种责任。”[8]格鲁纳的这种个体对他人的责任“契约观”以独有的道德教谕启发着赛姆勒，在看待人类文明危机的问题上，科学家拉尔博士对地球上的凌乱和无秩序感到黔驴技穷，认为唯有逃离地球到月球才能解决文明困难处境。赛姆勒则认为“这不过是言过其实罢了，除非选择施行一种自我毁坏的行为，不然人类是不会湮灭的。”[11]赛姆勒虽对社会的疯狂针砭时弊，但对人类社会持有不抛弃的立场和拯救文明的责任。“去月球吗？如果能选择的话，我宁可去海底……大海有底有顶，然而月球的上空没有天花板。”[11]天花板代表道德约束，如果没有道德限制的自由和责任，即使搬离至月球，依然会让人不知所措。人类只有处理好现有困境，否则飞到月球上仍然是一片混沌。赛姆勒怀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心境，希冀人们能够回归秩序和责任，契合理性和正义。“当地球住满了圣人，而人们又迫切期望去往月球时，我们才可以飞上月球……”[11]由此可见，赛姆勒有着使地球脱离困境的责任感，冀望人们能够浸染在道德伦理秩序中，肃清无根的自由和无所依据的冲动所带来的无限欲望，肩负着个人的责任，从而使得地球上满是圣人。贝娄曾在讲座中提到：“文明可能确实在湮灭，然而它依旧存在着。此时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取舍：可以暴风骤雨般敲打它，也可以尝试修复它。”[13]显而易见，赛姆勒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流露出了贝娄的抉择，那就是要肩负起拯救文明的责任，重新建设伦理价值，回归传统秩序。“疯狂的人们接收着所有为众人所唾弃的东西。”[11]于是便出现了许多不负责任的行为，道德引领者格鲁纳和坚守地球的赛姆勒好似黑暗中的一线光明，在疯狂和野蛮中依然恪守秩序，担当责任，让人在绝望中看到了人性的希望。人始终都要为其所在的处境负责，囊括与其相牵连的百般灾祸。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从创伤见证者赛姆勒的角度，显示了反正统文化运动招致文化断裂与道德失范的现象。人们花费大量精力融入到文化虚无主义和精神涣散之中，成为为他的存在，在这种异化力量的控制下，整个社会崇尚无根的自由和疯狂的存在。在这种价值观沉沦的荒诞社会中，赛姆勒追寻承担社会责任的本真存在、坚守道德伦理观念，展现出贝娄对道德旨归的恪守、对人与人之间精神延续的推崇。
以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为视角，研究揭示出赛姆勒对文明断裂现象的批驳，这也正是作者的观点。批驳否定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挽救传统文化价值，鞭挞人们眷注身体符号而无视内心的光辉，从而招致无尽的欲望所带来的虚无。小说所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道德伦理秩序，给予身处道德虚无社会处境中的美国人开云见日的希望，呈现出贝娄的危机意识和人文关怀。研究的探索旨在启发人们在浑沌的自在存在中，找寻自我生存的价值所在，也同时为心灵探求至善至美栖息的归宿，促使在人生意义虚无中，坚信个人的终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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