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军
（吉首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首 416000）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种“宏大”的语言理论[1]470，力图在其理论框架下对语言的结构、社会和发展特征等作出解释。在其60 多年的发展中，系统功能语言理论逐步从“阶和范畴语法”进化为“适用语言学”，其一系列的语言研究思想和方法充分彰显了其普通语言学性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元功能思想、系统思想、层次思想、语境思想、盖然率思想等早被学界所广泛认同[2]。近年来部分学者梳理并诠释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整合思想[3]、互补思想[4]、复杂自适应系统思想[5]、概念意义分析思想[6]、选择思想[7]、量子力学思想[8]等，使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学理渊源与流变得到了进一步挖掘和更为深刻的阐释，然而该语言理论中所蕴含的“共生性”在学界鲜见对其核心本质的探讨，尚未明确诠释和考察其核心地位。本文尝试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共生思想进行梳理和阐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介绍共生思想的发源和基本内涵，然后梳理共生思想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体现，最后探讨和评析共生思想对认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构型的重要意义及其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一） 思想发源
共生（symbiosis）原为一个生物学概念，用来指不同生物体间形成的互利互惠关系。自德国学者Antonde Bary 于1879 年首次提出“共生”概念以来，共生思想逐步成为一种逻辑严谨、视角独特的描写生物物种间关系的方法论[9]，并被不断拓展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经济学、语言学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面向21 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命题的核心要义[10]。共生思想源于东亚传统哲学，与墨家的兼爱思想、道家的阴阳学说和儒家的“和而不同”思想联系紧密[11]，倡导共生单元的变生和模糊性。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文献中，“共生”一词最早见于Halliday 关于反语言（anti-language）的论述[12]。他用该词来描述“社会”与“反社会”的关系，认为“反社会”是一种被动共生的抵制模式。Halliday[13]在描述日语书写形式时指出“日语是两种不同次系统的共生-一种是本土字，一种是汉语借词”。后来 ， Hasan[14]、 Martin[15]490-491、 Martin & Rose[16]209、Mithun[17]472、McDonald[18]262-263等系统功能语言学者多次使用“共生”一词来描述语言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决定关系，其中Hasan[14]明确指出“语言”与“言语”以及“语言”与“社会”是一种共生关系或相互关系，即产品和过程关系。语言作为一种既有的并不断演化的系统，系统使过程的有效性成为可能，而过程塑造并维持了此有效性的特定规则。
（二） 基本内涵
共生在本质上是一种描写系统各组成单元之间的关系以及共生单元与共生环境关系的一种方法论。在内涵上，共生是建立在包括对立与矛盾关系之上的一种创造性关系。共生单元之间在相互对立的同时，又给予彼此必要的理解与肯定，进而形成相互赋能的共通领域[19]vi。在现代意义上，共生涉及不同层次内容，包括异质文化的共生、人与技术的共生、内部与外部的共生、人与自然的共生等等。较之其他发展理论，共生思想具有以下显著特征：第一，凸显共生单元的特异性、互惠性和同时性；
第二，反对“二元对立”；
第三，强调复杂系统各要素在互动中的整体发展[11]。以共生为基础的共生哲学强调进化理念、合作理念、共同理念和相变理念，从哲学层面回答了共生单元之间如何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为人与自然、社会的共生实践提供了重要哲学基础。
共生思想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贯穿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始终，是其语言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论立场。众所周知，互补性、拓扑性和盖然性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三个重要概念。从方法论的视角看，此三个重要概念根植于共生思想。在Halliday 看来，互补性是一种“亦此亦彼”（both+and）而非“非此即彼”（either/or）的关系[20]84。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复杂性，互补性是把语言中不同类别的复杂性整合到一起的方式，其基础是矛盾对立关系。语言系统中的词汇与语法、系统与语篇、口语与书面语等都是一种并协与互补关系，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这种根植于共生理念的互补性揭示了一体性中的相对角色和功能关系，体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学术体系的内禀属性。拓扑性本指拓扑空间所具有的集合性、连通性和连续性，即无论怎么变形，其基本特征不变，同胚空间具有同构的基本群[21]。拓扑性以渐变体为特征，认为语义特征不是独立分散的，而是以一种连续不断的变体形式出现，一种可无限分级的连续统。这种根植于共生性的拓扑关系成为细化类型和划分模糊区域的参数，对语言中大量存在的不确定性或模糊性具有极强的解释力。盖然性是语言系统或语域次系统的定量特征，代表着语篇中相关频率的升华。Halliday[22]400指出，语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盖然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任何特征意义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它相对于其他相互定义特征的盖然性。从全域上讲，系统的盖然性是整个语言系统的特征；
从本域上讲，盖然性是既定语域次系统的特征。这种根植于共生思想的盖然性表明，语言某个语义特征的选择与其他选项之间其实是一种盖然率问题，其差别在词汇语法上就是选择概率的不同。综观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系列研究思想，共生性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整体理论构型中具有系统性、持续性和根本性。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语言为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生态系统[23]393，并主张将语言与社会、语言与心智、系统与结构、聚合与组合、语境与语义、理论与应用、口语与书面语等联系起来研究。这种研究范式使得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学理上坚持整体泛时（panchronic）语言观，强调互补性、拓扑性和盖然性在语言理论建构中的功能，以做到人文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蕴含了丰富的共生思想。Halliday 在早年形成共生思想后，在其后来的语言研究中很少谈及该思想，但他始终运用共生思想来研究语言及其与语言相关的问题，在语言研究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念。下面分别从语言与言语、历时与共时、语义与语法和语言与社会四个方面阐述该理论的共生思想体现。
（一） 语言与言语共生
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概念旨在解决语言学的真正研究对象问题。在他看来，语言具有社会性和系统性，而言语具有个人性和多变性[24]25-30。基于这一认识，索绪尔认为语言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语言”，即研究那些构成“语言”的组合规则和单位，而非描写言语活动。这种区分打破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束缚，确立了现代语言学的真正研究目标。
索绪尔“语言”和“言语”的二分影响深远，“语言”逐渐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主要目标。与索绪尔类似，乔姆斯基也区分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语言能力作为范畴的概念化和理论化，体现为一定的规则系统，是理论语言学的主要研究任务。Halliday 并不把“语言”和“言语”或“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视为不同的现象，而是视为一种具有生态特征的渐变体，即示例渐变体，分别概念化为潜势（potential）和实例（instance）。语言被视为系统（意义潜势）和语篇（意义实例，即意义行为），其中语篇示例系统。在渐变体的两极之间有语域变体和语码变体两种功能变体模式。在Halliday 看来，“语言”和“言语”或“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的区分会引起盖然率的配置问题，“语言”或“语言能力”侧重范畴的概念化和理论化，而“言语”或“语言运用”则主要关注语言的使用频率、潜势、持续性等定量特征。因而，Halliday 将语篇频率理论化为系统所固有的盖然性，视系统与语篇为同一现象，是不同观察者视角的反映。“言语”的普遍特征源于言语与言语社团生活的紧密联系，同时言语社团生活的社会语境的各个方面又都依赖于言语。由于人类社团的社会维度是动态的，语言也不可能是维持社会符号的静态产品。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语言”和“言语”实质上是一种共生关系，即一种产品与过程的关系[14]258。语言作为一种不断演化的系统是基于“语言”和“言语”的共生性，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定义。每一种语言理论都是基于其对语言本质特征的基本认识。Halliday 将语言视为资源，认为儿童学习语言就是将语言概念化为一种创造意义的资源。学习语言就是“学习如何表达意义”，不断地建构表意资源。将语言视为资源和将语言视为规则的区分，反映了功能主义和形式主义语言理论的区分。功能主义者将系统和语篇视为具有渐变体特征的同一种现象，这一现象通过示例渐变体的潜势和实例相联系，同时关注系统和语篇，更注重自然语篇。形式主义者将系统和语篇视为不同的现象，其主要关注点是语言系统。因此，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其核心特征是将语言概念化为创造意义的资源，涉及将语言整体视为一种复杂自适应系统[5]，采用系统思考的方法，持一种整体语言观。这种整体语言观使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从语言不断向符号系统扩展，即从第一位的物理系统扩展到生物系统，再扩展到社会系统，最后到符号系统。每一种系统扩展伴随新的组织形式出现，进而形成较高等级的符号系统。在Halliday 看来，语言的功能是内禀的，语言使用并也并非是难以驾驭的混乱和离散状态，而是更像语言系统本身那样经得起检验的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来说，语言学只关注“语言”似乎缺乏根据，没有言语的语言学无法解释语言变体的证据，也无法解释语言。“语言”和“言语”这种产品与过程的关系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共生思想的重要体现。
（二） 历时与共时共生
索绪尔区分了语言学研究中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并认为历时是“静态的”，共时是“动态的”，不存在泛时视角[25]94。语言学研究的历时性强调语言系统发展的历史性情况，而共时性则强调某个特定时期语言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自索绪尔之后，虽不乏共时与历时严格区分的必要性之争，但共时视角明显占据主导地位。
系统功能语言学采用的是一种整体泛时语言观[26]，认为语言系统是种系发生、个体发生和语篇发生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人类进化、个体社会化的历时维度，又有实例性语篇发生的共时维度。在Halliday[27]看来，过去总是处在现在的状态，历时与共时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这种整体泛时语言观，实质上就是历时与共时的共生性思想，即从语言和言语的同时性（simultaneity）出发，强调系统的第一性或先导性。在Halliday 看来，现代英语是语义克里奥语化的一种复杂产品[23]217。文化语境下的种系发生与社会化过程中的个体发生使语言系统在特定情境语境下得以示例化。Halliday[28]12认为任何书面语篇都可以再语境化，共时表达的语境可以以历时的方式出现。因此，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系统的先导性不支持历时和共时的简单划分，而是持一种历时与共时共生的泛时语言观，同时关注相关成分的历时演进与共时选择[29]。历时和共时被中立化。
历时与共时共生的泛时语言观，是一种描写-民族志视角的普通功能语言观。以实例为基础的系统第一性是以整体泛时语言观为基础的，顺应了现代认识论的发展。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这种共生思想使得发话者（作者）、语篇、听话者（读者）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事实上，任何一个历史语义范畴或特征都可以进入共时视域，进而形成一个历时-共时连续体。语言实例构成语言系统，语言系统又反过来支配语言实例[30]。因此，系统功能语言学涉及的是一种同时关注先导性与实例化的张力性辩证哲学[29]，它一方面强调系统的先导性，另一方又注重系统的实例性。
（三） 语义与语法共生
形式与意义的二元区分与争论由来已久。不管是理论语言学还是应用语言学都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大量讨论，其讨论背后的基本假设是：形式与意义或形式与功能，是可以对立看待的两个事物[31]12。这一假设进而衍生了语言学研究的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对立。形式主义者一般认为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语法成分之间的形式关系；
而功能主义者则注重研究语言的功能。
系统功能语言学源自 Firth 的语言一元论，主张思维和行为的整体性，将语言视为一种行为模式，主张真实语境下的语言研究。在Halliday 看来，作为一种复杂自适应系统的语言包括内容层和表达层，其中内容层又包括语义层和词汇语法层，表达层又包括音位层和语音层，各层次间为体现关系。语言学界长期争论的形式与意义的二元对立问题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下得以消解。Halliday[32]F45-F46指出：“语法与语义是自然关系，两者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功能语法是朝着语义方向推进的。语义与语法的关系是一种体现关系，措辞（词汇语法）体现意义。问到底是意义决定语法还是语法决定意义这一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是一种象征关系，意义是作为一个整体编码在措辞中。”由此看来，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每一个语法范畴都以意义为基础，语义与词汇语法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即一种体现关系。语言作为意义系统，通过词汇语法（形式）得以体现；
语言的形式是表达和创造意义的重要资源和手段，意义通过形式的选择以表征经验和实现交际目的。
语言形式与意义的这种体现关系，实质上表明了语义与词汇语法之间是一种双向共生关系。语言符号系统的功能就是将形式转换成意义，同时将意义转换成形式，意义和形式共生。由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本理论目标就是研究和探索意义系统，不断把语法向语义推进，语言的形式特征并非Halliday 关注的焦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重心是语言的功能而不是形式，是语义而不是句法，其研究的对象是语篇而非句子[33]444。形式被看作是表达意义的手段，是意义和功能的体现。但Halliday[22]403指出“聚合表征使语法摆脱了结构的制约；
但结构（很明显）也是需要解释的”。可见，系统功能语言学并没有忽视语法形式的描写。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一种重要模式的加的夫语法所开创的系统功能句法理论就受到了Halliday 的高度认可[34-35]。因此，在系统功能语言理论中，意义与词汇语法是共同演化的，任何意义的选择都离不开语法的体现，任何语法的不同都必然在意义变化上有所体现。系统功能语言学这种多维和多层次的语言研究方法具有理论模式的整体性特征。词汇语法为语义系统的识解提供了资源，二者形成并协与互补的共生性。
（四） 语言与社会共生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早在索绪尔的著述中就得以强调，但后来的语言研究更加偏重“机体内”现象，强调理想化的说话者的理想化句子，忽略语言表达的社会环境。这种语言学的“语法”是一系列的规则，其组织概念是结构的一种语言模型。因为结构功能是由逻辑关系定义，语言关系被视为不同类别范畴的形式关系。
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言视为一种社会符号，从社会的角度来研究语言，即在社会文化语境内解释语言。在Halliday 看来，语言是人类交流信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交换意义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创造性过程，其中语言是一种象征性资源，语法是一种可选择的语法而非规则。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符号不是一种静态概念，而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和产物，是在社会文化背景下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Halliday[36]12认为语言的机体内视角和机体间视角是互补的，没有语言就没有社会人，没有社会人就没有语言。语言和社会人的关系是语言作用于整个人类的功能。通过语言，个体变成人类社会的一员；
通过参与社团活动，个体不再是简单的生物人，而是一个社会人。语言学习也是一种社会行为，是与社会的其他成员合作实现的，包括“能做”“能表”和“能说”三个层次。“能做”指人的行为潜势，“能表”指语言的意义潜势，而“能说”指语言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语言实质上编码了行为潜势和意义潜势，即从行为系统到意义系统再到词汇语法系统。Halliday[36]23指出就经验而言，个体的独特性必须通过社会文化得以确认。环境由社会文化塑造，学习语言的条件也是由社会文化决定。社会文化塑造了我们的行为模式，我们大量的行为是通过语言介入的。儿童学习母语也是在一定的行为背景语境下进行的，通过学会一定的社会文化准则，被社会化到一定文化的价值系统和行为模式中。
可见，语言与社会是一种共生关系。语言作为社会符号是基于言语与社会语境的相互关系[14]。言语的普世特征，即其有序的变体和弹性规则，都是功能的，这些特征根植于其与言语社团生活的关系。言语社团社会生活语境的不同维度依赖于言语的创造、维系和演化。在Halliday 看来，语言是社会过程的产品[36]1，言语意义在本质上是社会意义。语言作为一种共享的意义潜势，既是经验的一部分，也是经验主体间解读的一部分。语言既是反映事物的工具，也是作用于事物的工具，社会现实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符号建构。语言是组成文化的重要符号系统之一，语言的变体是社会系统基本特征的直接表达。语言不仅仅是简单地“表达”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而是能动地象征着社会系统[36]3，用变体模式隐喻式地代表着象征人类文化的变体。语言的这种状态是因为其不断演化以服务于人的功能决定的[36]4。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目标就是解释语言在社会中是如何工作的及其理据，该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系统和过程。语言与社会的共生性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社会符号学属性的本质特征。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种开放性和包容性理论，采取进化的路径，是一种典型的“外生性理论”（exotropic theory）[37]51。共生思想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中的应用是这一特征的又一例证。共生思想为我们从整体上透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构型提供了重要的窗口和切入点，充分体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整体认识论，使其具有普通语言学、适用语言学和生态语言学性质。
首先，共生思想集中反映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整体认识论。索绪尔从语言系统出发，区分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语言和言语、联想关系和组合关系等一系列概念组对，并主张语言研究应注重内部语言学、共时语言学、语言、组合关系等。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言视为创造意义的资源，在整体上视其为一种复杂自适应系统，采取系统思维而非笛卡尔分析。这种整体认识论使系统功能语言学由语言理论扩展到一般符号系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展现了其泛时、辩证和互动本质。系统功能语言学虽持一种机体间的社会学视角，但并不否认机体内的心理学视角，而是将两种视角视为互补的共生关系，认为两种视角的有效融合更利于语言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因此，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研究路径上属于“整合派”[3]，强调语篇与语境、社会环境与心理环境、语义与语用之间的互补共生性，主张寻求语言的功能解释。在Halliday & Matthiessen[38]27看来，语篇是系统的示例化，系统是语篇的潜势，语篇和系统互利共生。Halliday 还将系统与语篇的关系比作“气候”与“天气”，对语言的解释既要考虑语言系统与语篇，又要考虑语言使用及其使用环境，生动地阐释了它们之间的共生性。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语言的三大元功能也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作用。三种元功能表达三种不同的意义，并由不同的结构予以体现，三种元功能互为联系。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这种基于共生性的系统与语篇的整合、语法与语义的整合和元功能的整合充分体现了其学理上的整体认识论。这种整体认识论使其在本质上是一种普通语言学理论，是采取整体性方法对语言的共性问题和普遍规律所作的综合性研究[39]。正是这种共生思想，使得系统功能语言学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学科融合性，在继承中不断发展，自我完善。
其次，共生思想体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适用语言学性质。纵观系统功能语言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无不为解决与语言相关的实际问题相联系[40]。Halliday[41]61明确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为语言的实际应用而建构的，以解决语言及其相关问题为导向。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适用性首先在于它能为语言应用提供强大的理论基础，其次在于该理论为语言应用搭建了一整套条件。系统功能语言学提出的一系列理论思想，如社会符号思想、语境思想、层次思想、系统思想、复杂自适应系统思想等，为其直接应用于语言实践奠定了基础，也为跨学科语言应用研究探明了路径。Halliday 提出的超学科理论是系统功能语言理论在应用上的升华。在Halliday[41]61看来，理论与应用，或者说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因此，作为适用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与应用共生，即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共生，相互依赖，相互促进。语言理论的建构必须遵循“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发展路径，语言理论必须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因此，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看来，要泾渭分明地把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区分开来是不太可能的。Matthiessen[42]48-52指出语言理论模式构建涉及分析、描述、比较和理论化四个阶段，其中语篇分析是语言理论建构十分重要的方面。可见，系统功能语言学在本质上是为解决与语言相关的问题而设计的，在语言本体研究、语言教育、语言类型学、计算语言学、多模态研究等领域影响深远。可以说，适用性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立本之基，使其语言模型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包容性和超学科性。如果既有范畴无法合理解释，均可确立新的范畴，并纳入其整体模型中[26]。作为适用语言学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从不轻易肯定或否定某个学科或理论，而是从目标、条件、方法和效果等多种因素和数据考虑其适用性[43]。这一特点，使得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不断“联姻”，以综合各学科优势解决各种语言应用问题，进而不断拓展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领域。
第三，共生思想折射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生态语言学思想。生态语言学是生态学与语言学融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旨在通过研究语言与生态的关系，揭示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作用[44]。Halliday[30]一直重视语言在生态问题中的功能，告诫语言学家应重视生态问题，突出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进而形成了生态语言学研究的Halliday 模式。语言学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比如Humboldt、Sapir、Malinowski、Firth 等。维果茨基的意义建构论和萨丕尔-沃夫的语言相对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生态语言观的基础[26]。Halliday[30]通过对语言系统的生态考察，对“增长主义”和“等级主义”进行了批评，但也认为语言学研究对生态问题的“干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引起人们对“语法”的注意。语法作为人类经验的理论，反映了社会现实，因为现实并非是事先存在的，而是人们构建的。在构建现实的过程中，语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Halliday 从语法入手探讨生态语言学问题，并提出“系统生态语言学”以意指语言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在Halliday 看来，语言是现实的一部分，予以反映现实，但语言并非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通过自身内在的系统-过程塑造现实。语法既建构了现实也解构了现实，形成一种共生关系。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社会歧视以及各种冲突往往是通过语言实现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生态语言观，关注语言使用的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效应，体现了一种具有认识论意义的生存危机感和社会责任意识[44]，强调语言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看来，自然语言的语法既是人类经验的理论，更是社会行动的原则[38]32，强调语法的生态性，以建构生态语言理论。这种理论导向成为绿色语法的重要思想来源[45]，使得系统功能语言学具有较强的“生态语法”特质，从生态和环境的视角审视语言与生态的关系，以凸显语言在解决生态问题中的功能。共生思想使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语言与生态关系研究中持一种“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生态哲学观[46-47]，强调生态哲学关照下人与自然和社会的统一性，以建构和谐统一的生命共同体为目标，为系统功能语言理论在生态语言学上的应用研究指明了方向。
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主张并运用共生思想来描写和解释语言，其共生思想主要体现在语言与言语共生、历时与共时共生、语义与语法共生和语言与社会共生四个方面，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共生思想还体现在及物与作格、肯定与否定、情态与意态、析取与合取、一致式与隐喻式、理论与实践等各个概念组对上，相关成对范畴具有互动性，彼此之间并无明确界限。共生思想为我们从整体上透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构型提供了切入点，是其语言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论立场，也是其普通语言学、适用语言学和生态语言学本质属性的体现。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共生思想表明，语言学研究具有生态上的“共生性”、空间上的“包容性”和时间上的“传继性”特质[48]，使得系统功能语言理论成为当今最具适用性和社会进步的语言理论之一。共生思想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构型影响深远，具有方法论上的根本性特征。对系统功能语言学共生思想的认识，有利于更加准确地把握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学理，进一步深刻认识语言的社会符号本质，以解决与语言相关的新问题，彰显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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