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平
2021年3月，习近平在考察朱熹园时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光明日报调研组.以时代精神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福建南平打造“朱子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实践与启示[N].光明日报，2022-03-25(5).。
江南地区山水相连、气候相近、文化趋同，江南文化在长三角的江浙沪皖四省(市)中有着深厚的根基。长三角各地区在一体化过程中要求同存异——只有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才能展示其独特的魅力。那么，如何从挖掘本地文化、发展本地资源禀赋入手，准确定位，将人文与地理很好地结合起来促进区域的发展？或许可以让“让历史告诉未来”，因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2)高洁.“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以改革开放以来新民主主义的四次论争为线索[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2)：24-31.，本文将从江南文化的历史嬗变来论述其对长三角一体化的启示。
关于“江南”的几个概念，《江南四重奏：从梦江南、文学江南到地理江南、文化江南》一文指出：江南的核心区域为唐宋时期形成的、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以南的地区；
其辐射区域基本相当于现在长三角的江浙沪皖(3)施建平.江南四重奏：从梦江南、文学江南到地理江南、文化江南[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5)：79-85.。江南文化简而言之，分为四块：徽文化、吴文化、越文化、海派文化，或徽派文化、吴地文化、越地文化、上海文化。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江南文化的核心区域为吴语区，即北到海门、东到上海、南到温州、西到宣城一带(古称宣州地区)。它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代表性的地方文化。因此，江南文化的核心区域即苏南、浙北和上海，即环太湖流域。江南文化的次核心区域即苏中(淮扬文化)、皖东(徽文化)、浙南；
外围圈层即安徽其他地区和苏北地区，具体见图1所示。明代及清朝初年，整个安徽、江苏地区皆为江南省，因此长三角的整个地区都曾是“江南地区”。
想象，是文学中一个常用的术语。在世人的心目中，“江南”往往是作为一种文学形象而存在的。在诗人的笔下，“江南”更多的是一种基于想象的文学意境。在人们的印象中，“江南”是温润甜美的：“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江南”更是美丽的画卷——“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而当安史之乱发生后及由此引起的晚唐战乱，“江南”一词才更多地由文学意象转化为社会现实。这时，人们对社会的天崩地裂也充满了无尽的哀愁——这时的“江南”仿佛也是“迷离动人”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因此，我们认为唐代的江南文化首先表现为“乱世乐土”的文化；
其次，由于大量移民的涌入，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力，江南的部分地区的生产力在五代时甚至有所发展，因此江南文化也是中原文化的延续；
再次，五代时的江南，由“乱世乐土”衍生出和平发展的理念。随着出版业的崛起，江南也兴起了相关的手工业生产链。到了两宋，重商主义盛行，契约观念兴起，平民思想流行，一些具有独立人格的高人、名士开始眼睛向下，关注民生，眼睛向内，省察自身，追求较高的精神世界。
(一) 江南文化的唐代表征之一：“乱世乐土”与移民文化
五代时期，中原战乱不已，相比之下，“江南”便成了人间的乐土——“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江南，这个汉代时中原人眼中的蛮荒之地，东晋王朝的避难之所，自安史之乱起，便成为北方中原人士逃离战乱的首选目的地。随着大运河的开凿，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江南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对于大唐帝国，“江南”是粮仓，是国之命脉所在；
对于豪门士族而言，“江南”是“可缓缓归矣”诗意的栖居地；
对于庶族寒门而言，江南是“桃花源”般的理想避难所。因此，江南在晚唐及五代就是人间乐土，江南文化在当时更多地表现出“安宁祥和”的一面。这一观点有史料为证：以图1江南核心区的苏州(吴郡)为例，安史之乱四十多年后的元和年间苏州人口比唐天宝元年(742年)增长了31%(4)李伯重. 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4。北宋初年，江南的人口又有了大量的增长(5)王育民.中国人口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213-217.。
而即使是江南次核心区域的皖东地区，如宣州和徽州，因其群山环抱，几乎与外界隔绝，自然也是一个避乱的理想世界。宣州的人口从唐初的2万多，增长到了安史之乱后的20万，百年间人口增长近十倍，其中虽然有其自身繁衍的因素，然移民仍是主要原因。根据唐力行先生对《新安名族志》的统计，中原士族向徽州的迁徙共有3次，其中唐末五代移民人数最多，占54%(6)唐力行.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由此得出结论：因动乱而凸显的地理要素是历史上世家大族迁徙徽州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二) 江南文化的唐代表征之二：发展文化
江南文化的兴盛离不开当地生产力的发展。江南的文化兴盛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其中，以江东犁为代表的农具即是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融合的结果，它的结构和功用被著名文学家陆龟蒙写在《耒耜经》中——曲辕犁由北方直辕犁改进而来，由于它首先在长江中下游的苏州地区得到应用和推广，因此也被称为“江东犁”。此类农具的改良，大大促进了江南农业经济的发展。
此外，吴越时期的海塘治理与“撩浅军”的设立，以及南唐圩田的盛行和“盐米”制度的设立也为江南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7)施建平，曹然.五代出版与新闻传播研究[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9：51.。
吴越国濒临东海，饱受水患灾害，因此其在修筑海塘和疏浚内湖等基础设施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后梁开平四年(910年)，钱镠动用了大批劳力修筑钱塘江沿岸的海防石塘(也称“石海塘”)。钱镠还在太湖地区设都水营使以主水利之事，这便是“撩浅军”，又称“撩清军”。“撩浅军”约有七八千人，专门负责疏浚湖泊、筑牢堤岸，使得苏州、嘉兴等江南核心地区得享灌溉之利(8)施建平，曹然.五代出版与新闻传播研究[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9：57.。
南唐时期丹阳(今江苏丹阳市)、句容、楚州(今江苏淮安市)等地兴修水利，灌溉了不少良田，并将疏浚的淤泥用于大规模修筑圩田，解决了因河床较高、田地较低而导致的洪涝问题。南唐对税赋的管理趋于精细化，制定了合理的赋税制度和便民措施。如歙州(安徽歙县)人汪台符提出，按照民田、物畜等条件的高下，制定上、中、下三种不同的征税标准。尤其是提倡让百姓用余粮换盐巴的 “盐米”制度，让百姓在交粮的时候顺便把盐也换回来，极大地便利了百姓的生活。
概言之，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圩田在五代的江南地区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解决了大量移民带来的人地之争，而“石海塘”“撩浅军”等创造性发明也奠定了农业发展的基础。
(三) 江南文化的宋代表征之一：重商主义流行
到了宋代，重商主义从实践到理论都已经成形。北宋李觏提出了一整套的重商主义理论。他批判了孟子“何必曰利”的陈旧观念，认为“人非利不生，曷为不言”。王安石在地方为官时就是个“理财高手”，常常用经济手段解决民生难题，因此也反对“耻言理财”的旧传统。这些都表明新的“义利”观(重商主义)在北宋颇有市场。
到了南宋，陈亮和叶适把这些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完善。陈亮认为人的欲望是与生俱来的：耳之于声也，目之于色也，鼻之于嗅也，口之于味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出于性，则人之所欲同也(《龙川文集·问答·七》)。人们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是由人性决定的。陈亮认为，人都有追求物质欲望的本性。叶适还批判了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为“功利”正名。这里的“功利”，即重视商业利益。由此可见，在宋代，尤其是南宋士大夫阶级中，重商主义的“功利”思想非常普遍。这种“义利”合一的思想，体现了江南文化的进一步发展(9)郝云.利益理论比较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259-260.。商业活动的盛行使得市场经济的理念在江南一带深入人心。比如江南地区沿袭至今的农历初五“烧利市”，即传承于宋代。
在南宋时期，统治者积极鼓励商业的发展，甚至连海外贸易都大力支持。绍兴七年(1137年)，针对地方官员提出因外商在广州港胡作非为而欲取缔其交易点、将其驱除出境的建议，宋高宗赵构的意见是：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稍)宽民力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6》)。从政府到民间，重商主义十分流行。单单从事海外贸易的就达十万人，进出口贸易额达2 000万贯，财政收入达200万贯(10)肖明.他们的经历比你想象的更传奇，他们的力量比你猜测的更强大：中国古代海上丝路上的民间英雄[J].中国国家地理，2015(10):342-357.。费正清等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南宋时期的商业税收已远远超过了绢谷的赋税(11)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M].陈仲丹，潘兴明，庞朝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138.。
(四) 江南文化的宋代表征之二：契约意识的建立
中国的契约制度滥觞于春秋时期，从战国至西晋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使用。而至东晋时则有了政府备案的红契。五代时由于土地、房产及稻米布匹等商品交易的盛行，政府从中获利的税契制度逐渐建立。到了宋代，政府“立榜公布”，即颁布契约的标准格式，在全国推广。
在农业人口向商业活动转移的过程中，科举不顺或仕途不畅的士子，往往转身投入商品贸易活动。他们较高的文化素养促进了契约文书的规范和发展。随着商业活动的发展，地契、房契、当票、借据等与商业有关的文书大量进入社会生活，这为江南城乡居民契约意识的培养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同时为中国早期市民阶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商业活动的开展，这些契约意识逐渐向全国各地渗透，如江南地区发达的商品经济及其契约意识即使对远在贵州的中国边远地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动摇了数千年来的宗法关系(12)张秀娟.宗法关系在清代经济活动中解体的时空差异——基于吉昌契约文书的考察[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78-81.。
(五) 江南文化的宋代表征之三：市民阶层的崛起
到了宋代，由于经济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科举的发达，百姓教育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市民阶层逐渐形成。
西方学者对江南地区宋代城市的繁华作了很多令人艳羡的描述，认为当时的城市生活是自由和奢华的。城市成了娱乐和享受生活的中心，各种酒馆、茶馆和饭馆等，成了人们流连忘返的地方(13)同②：142.。南宋时期，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解散了“会食厨房”(类似机关食堂)，把伙食费四十贯发给诸官员，“听其方便”(14)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M].杭州：西泠印社，1986：190.。与此同时，照顾孤老、收留乞丐的慈善机构也渐次产生。因此，在这样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大多市民的独立人格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
比如流落江南的李清照，由于再婚时遇人不淑要求离婚，官方在听其陈述之后，也准许了她的请求，这在元明清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另外，普通的杭州市民也会利用题壁、诗歌等形式对朝政进行讽刺和批判，南宋著名的“江湖诗案”即是鲜明的例子，尽管他们有人因此付出身陷囹圄的代价。有时，伶人也参与其中，借用戏词讽刺权臣。南宋时，民间甚至利用张贴传单等方式，制止了奸臣史弥远的胡作非为。
江南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简言之，在晚唐五代，对逃离北方战乱的人民来讲，江南是“安宁祥和”的代名词。到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寒门士子和失地农民步入城镇，加入到了商品经济的社会潮流之中，传统的鄙视商人的观念得到了扭转，因而江南文化从“江湖”(这里的江，指长江、新安江等，湖是指太湖)走向了“江海”。其特点为重商主义、纸币流行、市民崛起。而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西班牙大三角带来的世界贸易的影响，江南文化又一次地走向了蔚蓝的海洋。
明代以来，江南地区人们接受西方思想的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的人，如浙江接受西学的科学家李之藻、上海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理》的徐光启、苏州的戴鹤善(泰西画派)等，是他们把目光一点点从江南的平原逐渐拓展——从“江河”“江湖”转移到“江海”之上。可以说，他们是中国最早一批接触西方的知识分子，江南文化也得以最早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
随着上海的开埠，江南文化在近代开出了艳丽花朵——“海派文化”，这是传统江南文化在近代与西方文化的结晶，其特点是：有容乃大，中西并蓄，至今仍有顽强的生命力。
而在近代的革命活动中，从南社到同盟会，乃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都与江苏、浙江、上海、安徽有着重要的关系。因此，江南文化对中国近代革命活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后移至浙江嘉兴南湖)，从这个意义上讲，江南文化又具有“孕育新生、化蛹为蝶”的红色革命文化的基因。
这种红色的文化基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直接推动了“苏南模式”的不断发展。苏南人民首创的乡镇企业模式，不仅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还间接推动了国企改革。1984年，邓小平到苏州考察，对这一“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模式作出了肯定。而“小作坊、小商品，走街串巷，打开大市场”的“温州模式”更是江南文化中“江海”基因的进一步升华。20世纪90年代后，以温州人为代表的江南企业家更是把市场的触角延伸到了国外。图2为江南文化的演进脉络图。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15)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N].光明日报， 2020-09-30(1)。从唐宋以来江南文化的嬗变过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要营造好宽松、安宁的环境；
二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因势利导，解放生产力；
三要与时俱进，善于治理，特别是要以现代化的手段，用市场的方式来对社会进行科学管理；
四是放松管制，内通外联，方能搞活经济。概言之，长三角的一体化发展需要“新江南文化”助推。
(一) “新江南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时代结晶
“江南文化”从“江海”走向“海派”孕育出“红色文化”的历程，也是江南社会的主体“农民”逐渐转化为“市民”的艰难曲折的历程。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之后，江南各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创造性地探索出了各种具有示范意义的发展模式，除了上文提到的模式外，还有“小岗经验”“上海模式”“合肥模式”等。这些发展的成功经验，聚沙成塔，共同构成了“新江南文化”的基础。
2022年8月底，上海在奉贤召开了“新江南文化与新城建设”高峰论坛。与会专家认为：“新江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伟大的“中国梦”。概言之，“新江南文化”是对传统江南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它以红色文化为魂，面向未来、服务于国家战略，是具有开放包容、敢为人先、尚德务实、崇文重教等现代意识的精神和理念。
“新江南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时代结晶，它讲究天人合一、细腻精致，以诗意栖居为目标，有着开放包容的精神内核(16)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胡晓明认为江南文化的核心是“刚健、深厚、温馨、灵秀”。，体现在制度文化上，是以新的村规民约、城市文明守则、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等为社会管理准绳，以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将传统江南文化导入现代性；
体现在行为文化上，是崇尚举止优雅、低调务实、不断创新，等等；
体现在物质文化上，是依托古村、古镇、古城(或古建筑)和湖泊，以及当地的丘陵或山脉等，推陈出新，打造山水城市，体现出江南特色。江南的各种图文LOGO及本地特色工艺品的制作和推广，“江南好”“好江南”“忆江南”等商标则是新江南的形象表征。
(二)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传统的工业化模式已无法支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中国GDP总量已超过114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超过1万亿美元。以上海、苏南、浙北为代表的江南文化核心区，从经济指标上看，实际上已正在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17)按国际机构“最低标准”(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算，江南文化核心区有6个城市已步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但一般认为，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为4万～6万美元。浙江三市数据较低，与实际观感有较大差异，一是由于浙江有藏富于民的传统；
二是外来人口落户较多，以2021年嘉兴为例，其中仅海宁就增加了12.9万人口。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202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10年间，浙江省外流入人口增加436.2万人，增幅高达36.9%。，具体见表1所示。但同时也发现，再按以往的“跟跑模式”，我们已无法支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伴随消费升级和产能过剩，长三角地区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遭遇到极大的挑战。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后，其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必然要随着经济的增长而迅速增加。因此，长三角地区的各个城市必须统筹城乡资源，进行创新式发展，以满足各种差异化需求，走出一条一体化发展之路，方能摆脱困境。这既是国家赋予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历史使命，也是长三角城市群与世界其他城市群竞争的必由之路。
表1 江南核心区域城市人均GDP一览
2. 长三角各地发展差异明显。如果把长三角区域比作一只大雁，那么雁头是上海，两翼是苏浙，雁身是安徽。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由于历史渊源及地缘优势，苏浙两省与其密切合作，经济发展方面差距不大，上海与苏南和浙北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相差无几，但与苏北、浙南及安徽地区，则差异明显。具体而言，各地主政者的管理理念、企业管理者水平，以及他们对文化认知的程度，都相差悬殊。以文旅融合为例，浙江省临安市(现为杭州市临安区)早在20年前，就将一个无论历史资源还是山水自然资源都无法胜出皖南的山区，打造出名为“浙西大峡谷”的景点，招徕了众多的游客，赚得盆满钵满。反观江苏和安徽一些人文资源、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由于管理者对区域文化的认知能力不足，管理方式不科学，导致景区开发多年而藏在深闺人未识。
3. 长三角一体化的沟通平台比较缺乏。长三角一体化，离不开三省一市之间的通力合作，这就需要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机制，用统一的平台协调各方的责、权、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陋规、陋习，有时还隐约可见，如“宰熟”“欺生”现象也时有发生。各地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条条框框也尚需打破。如断头路、断头桥依然存在，一山两虎、分而治之的现象也需要协商解决。江南核心区的企业家到安徽、苏北投资遇到种种的“水土不服”的现象屡有发生。就文旅融合而言，范仲淹、苏东坡、李白等名人都在江南各地游历或生活过。如范仲淹籍贯苏州，生于徐州，初仕宣州，历任泰州、睦州(治所在浙江建德)、杭州、苏州等地，其“先忧后乐”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但长三角各省目前尚未共同发起范仲淹研究的智库平台建设，也未建立起其“先忧后乐”精神的推广联席机制。以上种种问题，表明了长三角一体化的协调机制尚未完善。
(三) 新江南文化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启示
新江南文化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运用新理念，建立新机制，搭建新平台，鼓励新创意，发展新经济，树立新形象。限于篇幅，下面我们将就其中的几点择要进行探讨。
1. 新理念。所谓的新理念，即新江南文化中的“开放包容”引申出的“店小二精神”或者说“服务理念”。江南文化核心区的苏州之所以能在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列，有“三大法宝”，其精髓就是政府服务意识极强，“来的都是客”，甘当“店小二”。而近些年合肥异军突起，靠的也是这一新理念。该理念主张：不再以政府的规划为主，而是把市场交还给企业家和创业人员，政府退居幕后，甘当服务员，企业缺什么，政府补什么。概言之，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各地政府要把有限的精力和资金用在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上。即使其城市规划，也仅仅只能在功能区的科学设置上作文章，在城市风貌如何具有地方文化特色上下工夫。栽下有“本地文化特色”的梧桐树，才能引得八方凤凰来。
2. 新机制。所谓的建立新机制，即要创新联动机制，加强“线上+线下”沟通。搭建新平台，即各地区要携手加强研究，如建构“新江南文化”的长三角智库，联合起来搞文创大赛等；
横向上三省一市联合推进，纵向从“文化挖掘”到“元素提炼”再到推出“新江南文创产品”，形成“政—学—产”的垂直发展体系。
各地的垂直文创发展体系等比较容易构建。可以先从学术研究入手，专家、教授讲解文化名人在本地区的活动及事迹，提炼出优秀的文化品质(如爱国主义、清正廉洁、公正无私等)，撰写相关的图书，制作相关的动漫，或者以其姓名为新修的道路命名，等等。2022年夏，镇江推出的“西津·渡夏”文创雪糕，苏州推出的“虎丘塔”雪糕，受到年轻人的追捧。而无锡东林书院凭借其工作人员深厚的历史文化知识，亲自上阵开发无锡的本地文化，推出了一系列文创产品“状元之路”“小书生系列”“樱花系列”……既赢得了消费者，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有效地展示了“新江南文化”。
在垂直发展的基础上，江浙沪皖各地可以横向联合，挂起“新江南文化”的牌子，如联合举行研讨会，一起举办“新江南文化”文创大赛等活动。由地方政府牵头，成立“新江南文化”研究院，或者就在原有地方文化研究院的基础上，请专家学者等组建研究队伍。在江浙沪皖等城市成立“新江南文化”研究院的分支机构，如“新江南文化研究院XX分院”。除了将研究成果通过高端论坛、系列讲座等形式加以呈现外，更需要将研究成果写到供领导决策的简报中，以利于研究成果向社会推广，向行业、企业推介(18)凌金华.长三角一体化视域下“新江南文化”建构路径探析[J].新经济,2022(4):64-66.。
3. 新经济。所谓的新经济，就是不同于以往的发展模式、以服务业为引领的、满足不同的个性化需求的经济发展模式。众所周知，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往往超过70%。服务业不仅仅指的是传统的餐饮零售、公共服务、文化旅游等，还包括交通运输、邮政物流、教育咨询、体育娱乐、计算机和软件行业，等等。服务业已成为发达经济体的主导力量，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信息，2021年我国三产的GDP占比为53.3%(19)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201&sj=2021.，还有20%左右的增长空间。这为“新江南文化”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关于如何运用新江南文化在长三角一体化中发展新经济，有学者已作了深入研究。如：打造长三角江南文化产业发展的协同创新平台，形成长三角区域文化产业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协同创新生态系统，促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具体见图3(20)赖红波,钟坤.江南文化引领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研究[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20(1):38-43.。
在新经济方面，“新江南文化”大有可为。江南自唐宋以来，人文荟萃，历史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以衣食住行为例，江南文化中以精致著称的苏帮菜遍布吴文化的典籍，随园菜单也是金陵文化的一张名片，越文化、徽州文化等，更是自不待言。如果把江南各地的这些特色菜谱整理出来，从营养学、养生学等方面开发出新菜品，不仅能吸引本地人前往就餐，也会带动外地游客，甚至是海外游客前来打卡。湖南的“茶颜悦色”迅速走红，吸引全国年轻人的目光，对江南文化的挖掘和长三角一体的发展都不无启示。最近，苏州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苏州四季花宴》参加了第十一届江苏书展，获得广泛好评。如果能够在江南各大酒店推广开来，也能吸引众多的美食爱好者，其美食的相关制作视频已在苏州大学出版社的相关网站上设置链接，如果能在抖音等新媒体客户端传播，也能扩大影响，增加人们对苏州美食的了解。镇江的“三怪”、常州的萝卜干、铜陵的白姜等，各地只要认真梳理相关的美食图谱，都能在经济发展中大展拳脚。
在穿着方面，现代社会的年轻人讲究个性化的打扮，穿出“文化”和“内涵”，这也是消费升级的表现。各地如何将江南元素加入现代的成衣制作之中，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以苏州为例，其婚庆相关的晚礼服、婚纱在国内外都占有一席之地。但因其风格款式没有什么特色，利润微薄。这既是问题，也是机遇。当西方的“婚纱”邂逅东方的“江南文化”，那应该是一场怎样的“艳遇”？
在居住方面，作为江南文化的一部分，“诗意地栖居”一直是很多人的梦想。推窗见景，出门赏花，一直是理想居住地的标配。江南园林的一些文化元素，也可以用到现代的建筑中来。在城市的规划方面，如果要彰显江南特色，也可以引入钱学森推崇的“山水城市”的概念，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打造出更加符合人们诗意栖居的低密度住宅。黑格尔对园林也称赏有加，他说“园林艺术替精神创造一种环境，一种第二自然”。2014年美国《新闻周刊》评出21世纪全球12个大国的文化符号，其中“园林”位居前列。因此，园林般地诗意栖居，无疑是中外高端人士、文化爱好者们共同的理想，也是东方美学在居住方面实践的典范。
因此，深挖江南文化，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以促进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大有可为。围绕新经济，在开发新创意，构建新机制，建设新平台等方面有很多方面需要深入研究。
4. 新形象。最后，我们就“新江南文化”树立新形象作一点思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名声，早在数百年前就蜚声中外。比如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把苏州称为“地上的城市”，同时把杭州称为“天上的城市”，认为这两者都是当时中国和世界第一流大都会(21)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M].陈开俊，等,译.福州：福建科技出版社，1982：174.。马可·波罗的游记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淘金热。明代晚期苏州的富庶和风流，享誉全国，领先世界。18世纪末，英国使者马嘎尔尼访华返程时，也用艳羡的目光看待苏州。而上海作为海派文化的发源地，鸦片战争后就开埠通商，其名声更是远播海外，已成为世界十大城市之一。
由此，我们必须扩大认知视野。必须站在新历史起点来看江南文化，甚至跳出中国来看江南。比如有西方学者认为，不能笼统地把中西方进行比较，应该把在18世纪的苏格兰和江南作对比——而当时江南的富庶和繁华是胜过苏格兰的。如今，如何使长三角城市群在世界城市群中脱颖而出，吸引世界的目光，这是专家学者必须考虑的问题。由此，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大征程、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来看，“新江南文化”引领长三角一体化必将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体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一体化。
总之，江南文化是一种包容的文化，是一种崇文的文化，是一种创新的文化，也是一种革命的文化。江南文化是源，江河文化是流，海派文化是潮头；
根植于长三角的吴文化、越文化和徽派文化既是地域文化的血脉，也是江南文化之枝叶。我们只有响应时代的召唤，不断传承与发展“新江南文化”，运用新理念，构建新机制，搭建新平台，鼓励新创意，发展新经济，才能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向世界展示中国现代化城市的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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