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改编钢琴曲《陕北民歌四首》创作手法及价值

陈江鸿

(上饶师范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0)

自钢琴传入我国以来,如何借鉴和学习这样一种西方乐器,并促使其真正与我国传统音乐结合,一直以来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课题。显然,鉴于中西方音乐文化及艺术表现技巧的差异化,一味地追求西方钢琴技法,而摒弃中国传统音乐技巧,无疑存在着认知和理解上的偏差,但就我国钢琴音乐的发展而言,如何规避和切身解决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王建中通过其钢琴作品为后世创作者提供借鉴。

王建中通过积极的实践为我国钢琴音乐发展阐明了方面,其通过对民族特色的艺术解读和反思,不仅令传统曲目显得更为鲜活而富有艺术活力,而且流淌在钢琴语言下的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契合与自然。《陕北民歌四首》是王建中钢琴创作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作品根据民歌进行改编,既有浓厚的民族韵味,又不失钢琴的特色语汇,是民族钢琴曲改编的代表[1]。基于此,通过探析王建中民歌改编钢琴曲《陕北民歌四首》创作手法及民族特色,体悟传统文化与钢琴改编的融合发展。

1.王建中音乐创作的民族性解读

王建中在钢琴创作中之所以偏爱民族特色的解读与呈现,与其自身所沉淀的文化底蕴有必然联系。王建中自小便成长于书香门第之家,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这样一种知识分子家庭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无形之中受到了更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此同时,民国时期所遗存的“士大夫”文化,也同样在潜移默化中对其产生影响。王建中在接受“士大夫”文化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自觉地形成了一种救国救民的时代反思。伴随历史的发展,王建中的人生历程跨越了民国时期,进入社会主义新中国。在这种特有文化积淀之下,王建中所思索的以及在其钢琴创作中所呈现的内涵,形成了共鸣,那就是对民族性的关照与解读[2]。

王建中钢琴创作中所涵盖的民族情怀,一方面是源于其人生经历中所积淀的文化底蕴,并在此基础之上,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进而得到逐步升华,最终形成对民族特色的关照;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在这种文化积淀的影响和促进之下,王建中更是通过积极的反思与实践,将自身对于中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理解进行呈现,延伸到了更为宽广的范畴,其中所熟知的钢琴改编曲《陕北民歌四首》中西方文化的结合便是极好的实证。在历经各个历史时期的变迁之下,王建中对于民族特色的艺术解读和呈现,不仅更具特点,而且也更为丰满和充实,且这种极高的对于艺术的理解与实践,也是后世为之学习和研究的价值所在。

2.《陕北民歌四首》的基本内容

钢琴音乐发展的民族化路径,是我国钢琴事业发展的重点方向,唯有切身将钢琴音乐发展与民族化相结合,才更利于我国钢琴音乐的长足发展。《陕北民歌四首》是王建中于1972—1974年创作的民歌钢琴改编曲,包括《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绣金匾》《军民大生产》四首乐曲[3]。因这四首乐曲均由陕北革命民歌改编,因而被后世统称为《陕北民歌四首》。王建中在创作《陕北民歌四首》时,已经建立了成熟的音乐观和艺术观,其将民歌与西方作曲技法进行融合,将钢琴的旋律语汇与民歌的旋律唱腔进行结合,将“大生产运动”“农民翻身解放”“歌颂领袖”等时代、地域场景勾勒出来,是极具中国民族特色的钢琴改编曲。陕北民歌的甩腔滑音、陕北民族乐器的拟声观感等在《陕北民歌四首》中的每首乐曲中都有不同的体现。

1.和声结构巧妙弱化偏音

对于和声的发展探索始终是王建中先生艺术生涯所追求和关注的重点内容,这是由于在音乐的和声表达上,中西方差异显著,如在我国的传统民族音乐中,和声所采用的主要为五声调式,即“宫、商、角、徵、羽”,而反观西方音乐形式,其主要采用的则为三和弦式,其差异性不言而喻。鉴于多声部音乐呈现中和声的重要性,为进一步凸显民族特色,王建中倡导和声需容纳中国传统音乐技法及西方技法。

首先,在和声结构上,对于三度结构性和声,为进一步促使和弦和声与中华民族传统审美特质契合,王建中通过巧妙弱化偏音的方式处理,进而有效契合了民族民间旋律的调式特点,如在《绣金匾》这一曲目的改编过程中,便使用了三和弦;
在《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改编过程中,引子部分以七和弦中宫音代替三音[4]。如此一来,不仅没有破坏原型曲目的旋律,而且进一步使得改编乐曲更具民族特色。其次,对于五声纵合性和声而言,为切身弥补民族音乐中五声音调和声的短板,王建中在改编过程中,将五声纵合性和声作为主要关注,如此一来,改编之后的作品,不仅毫无生涩之感,还凸显了民族音乐的传统旋律。最后,在终止式的处理层面上,王建中也善于利用这样的和声形态,来进一步表现五声性和弦结构,如《军民大生产》的曲目改编,采用了空八度和弦模来展开。不仅如此,对于声部的处理方面,为进一步凸显民族特色,王建中则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如《绣金匾》的改编过程中,便采用四、五度和声;
而在《翻身道情》的改编过程中,引子部分的和声则采用了非五声音阶音。

2.运用复调多元音乐层次

在钢琴作品改编过程中,往往会融入新的素材,但需要关注的是,这些引入的新素材,往往是在基本旋律之上展开延伸的,即便存在差别,但最终的旋律发展依然会归宿到核心的旋律中,并不会对基本旋律产生破坏。以调性为例,在钢琴音乐中调性的应用必不可少,然而在《陕北民歌四首》中,王建中还是遵循了原民歌的调性,没有用钢琴本身的单一调性或多调性,而是运用复调手法进行创编[5]。例如,《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王建中采用了异调和弦的和声配置,通过还原音A,形成F徽调配合F商调的复合调式旋律,如图1所示。

图1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谱例

除了运用复调多元音乐层次外,与西方音乐形式所不同的是,重复和联缀无疑是我国民族音乐演奏中最为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为进一步丰富声音效果及再现富有民间韵味的生活场景,王建中在曲目改编过程中,关注到了音区变化对于效果所产生的影响,也多次通过重复和联缀的艺术手法,使得改编后的曲目更具民族性[6]。

3.润饰手法提高变奏效果

为确保传统民间曲目的基本旋律及自身结构不遭受改编破坏,务必采取恰当的处理方式来进行,通过润饰的手法达到变奏的目的,是王建中钢琴创作中常用的创作手法之一[7]。例如,在对《翻身道情》的改编中,为保持其原型不因改编而遭到破坏,进而失去其民族性特质,因而在改编过程中,王建中在原有基本旋律的基础之上,通过颤音、音符及附加音的变化,不仅进一步使得旋律织体与原型曲目相比,显得更为饱满而丰实.对于歌曲中“如今咱站起来做了主人”欢快景象予以钢琴呈现,如此一来,借助润饰的手法,不仅使得改编曲目变得更为丰富,更有音乐性,而且也做到了对民族性的保留与创造性解读和阐释。又如,在《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一曲目的改编过程中,王建中依然采用润饰手法,巧妙地通过变化音区、变换节奏、增长颤音等技巧处理,不仅更为贴切地表现出了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而且各种润饰手法的有机融入,更进一步使得改编曲目的旋律具备了鲜明的层次感[8]。不难看出,在对民族性的阐释和解读上,王建中可谓独具匠心,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传统音乐得以发展和繁荣的直接助力和巨大支持。

1.文化传承价值:植根地域音乐,展现传统文化

民歌改编钢琴曲《陕北民歌四首》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王建中植根地域民族音乐,用西方乐器展现了我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及走向国际化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王建中《陕北民歌四首》的每首歌曲改编都并非随意的,而是基于地方民族民歌主旋律延续,基于节奏、音区以及调性等方面的丰富和改编,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钢琴曲目的原型便来自陕北民歌,其地道的原汁原味,依然可以寻觅到原型歌曲的旋律特质。又如,《翻身道情》这首钢琴曲目,在改编过程中,王建中为进一步突出其同名歌曲的地方特色及民族性韵味,不仅确保了原旋律的不变,而且还在此基础之上,融入了间奏,进一步使得这首改编作品具备了说唱音乐的特点[9]。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作为一名钢琴作曲家,王建中先生尽管在其人生历程中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危亡及救国之路上的种种艰辛,即便其曾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西方音乐教育,但其骨子里,甚至在其所有的钢琴创作中,均具备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他始终将偏爱和执着于对民族特色的关注与反思。

显而易见的是,《陕北民歌四首》利用陕北地域素材,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最终通过艺术的形式来展现的方式,是王建中对于民族特色关照的客观呈现,因为他深知,中华民族的音乐发展离不开民间,更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若一旦失去了这些土壤,盲目地去追寻西化风格,那么不亚于失去了艺术赖以发展的生命源泉和基础。总之,王建中运用地域民族音乐作为改编素材,用钢琴描绘了陕北的地域画卷和陕北人民的精神风貌。

2.技术借鉴价值:多元饰音融合,模仿民歌唱腔

由上文所述的创作手法可知,王建中在《陕北民歌四首》中,通过模仿陕北民族唱腔,弱化钢琴曲的西式风格,将钢琴与我国民歌进行融合,体现了民族特色,升华了钢琴改编曲中的民族文化情感,具有重要的技术价值,对后世民歌钢琴改编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陕北地区民风彪悍、民歌的音乐曲调具有“信天游式”的豪迈和明亮特点,多用滑音、甩腔及断腔唱法[10]。首先是滑音唱腔的模仿。在民歌《绣金匾》原曲中,基本每句都有滑音,且为表达语气的装饰作用,下行滑音的使用居多。王建中在钢琴改编中通过下行的十六分音符作为装饰音,来模仿民歌中的滑音效果。其次是甩腔的模仿。甩腔是演唱者类似将音“甩出去”的演唱,具有顿挫的气势和婉转的音调。以《绣金匾》及《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为例,王建中在创编中在二分音符的长音后加入了二度短饰音来模仿甩腔效果,并且在演奏时,二度饰音力度加重,体现陕北地域豪迈的民族气势,在钢琴音乐中升华民族情感。最后是断腔的模仿。《军民大生产》原曲的主题陈述部分多运用断腔,“解放区呀么嗬咳、大生产呀么嗬咳”中的后缀语气词尤其明显,体现劳动人民喊口号时的激昂情绪。王建中在创编《军民大生产》时,通过在钢琴上进行强拍断奏来演绎断腔,生动形象,极具陕北人民的生活气息。

3.艺术审美价值:优化民族风格,中式审美需求

王建中在《陕北民歌四首》钢琴改编曲中,既通过模仿陕北民族唱腔来体现陕北人民的精神风貌和地域特色,还在改编过程中模仿了乐器技法,强化民族风格,更加接地气,体现了中式审美的需求,符合我国人民的喜好,将民歌改编钢琴曲内中西融合的艺术审美价值体现得淋漓尽致[11]。在《陕北民歌四首》改编曲中,王建中均通过装饰性变音模仿唢呐,恰到好处地模拟出了陕北唢呐发音的独特艺术风格,进一步凸显了鲜明的民族音乐风格。在《绣金匾》中,王建中为模仿扬琴音色以及扬琴的单音轮竹技巧,在演奏时左右手轮流快速敲击键盘。在《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中,王建中通过连续的琶音音阶,模仿古筝的刮奏;
在《军民大生产》中通过双音倚音模仿陕北的腰鼓;
在《翻身道情》中用带倚音的颤音来模仿陕北板胡音色。这些模仿民族乐器的改编,不仅明确强调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解读和呈现,进一步体现了钢琴作品创作的民族性基础,而且融入了西方文化环境下发展起来的钢琴音乐形式,因而进一步使其作品在彰显对民族特色展开诠释和解读的同时,又富含着细腻而格调清新的艺术呈现内容。由此,利用钢琴的音色模仿民族乐器,进一步凸显特有的民族民间韵味和风格,表达了中国式的审美需求。

溯源王建中先生对我国钢琴音乐发展所作的突出贡献,其最突出和最核心的一点,无疑是以其特有的艺术视角,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给予更为深邃的表达和阐释。通过探析王建中钢琴改编曲《陕北民歌四首》可知,尽管融入了多种类型的艺术表现技巧和手法,但无一例外地做到了对民间特质的保留,在丰富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对于进一步促进我国传统音乐的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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