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钰，刘家民，贾文利，李玉超
（1.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乌鲁木齐 830002；
2.新疆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乌鲁木齐 830012）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攻关期内，产业结构升级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如推动先进制造业、现代化服务业和信息化产业等深度融合（任保平，2021）[1]，有助于解决不充分不平衡发展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约，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然而，受国际贸易保护势力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改革开放后实施“两头在外、大出大进”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已过时，尤其对国内产业结构优化产生较大冲击（周剑明，2021）[2]。此时，抓住中央部署的“双循环”发展机遇，充分挖掘我国14亿多人口的超大市场规模消费潜力，并通过大口径外循环拓展内循环生产边际，是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路径（李晓，2021）[3]。由此，本文基于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结合理论机制和数理模型探讨二元经济结构影响下，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扩大开放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异质性，为充分发挥内部与外部市场的良性互动机制，破解产业结构升级矛盾提供新思路，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居民消费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居民消费需求引导生产发展方向，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之一（陈林，2021）[4]。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支出重心由衣食住行向中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转变，再转向多元化、个性化的高端产品和服务（杨天宇等，2018）[5]。另一方面，居民消费结构差异通过改变不同附加值商品的相对价格，诱致企业将更多资源配置到获利空间大的产业，并改变旧的运行模式。因而，居民消费需求结构的新特点、新趋势，促使企业调整资源配置方式和运行模式成为促使产业结构升级的时代机遇（梁达，2017）[6]。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非常明显的特征（Xie，2014）[7]，尽管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但这一鸿沟依然存在（周国富等，2021）[8]，导致消费需求结构存在差异，进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异质性影响。
就城镇地区而言，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 280元、19 109元和43 834元，前十年和后十年年人均收入增长率分别为20.43%、12.94%，且后十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较前者下降了7.49%；
除衣食住三方面消费外，其他消费增加作为引导产业结构升级重要的支出，城镇地区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人均总消费支出分别为1 961元、5 890元和10 524元，前十年和后十年年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分别为20.04%、7.87%，且后十年年人均消费支出增长速度较前者下降了12.17%①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显然，相较于2010年之前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消费支出，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有所下滑的情况下，城镇居民近十年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消费支出大幅下滑，伴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降低。主要原因是，其一，近年来，城镇地区经济发展带动人口的快速集聚导致生活成本和房价上升（彭俞超等，2018）[9]，使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
其二，人口规模上升挤占了公共消费（龙少波等，2021）[10]，促使地方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支出，相对减少居民转移支付，引起居民收入相对下降而支付能力下滑，从而弱化了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
相较于城镇地区而言，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查道中、吉文惠，2011）[11]。本文查阅城乡居民收入相关数据发现，农村居民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 131元②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20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stats.gov.cn）。，相当于2010年城镇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由此可见，农村整体居民收入位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对中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随收入水平的上升持续提高。一方面，缩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党和国家人民的共同夙愿，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数据显示，2009年农村居民纯收入中，转移性收入占7.72%，2012年上升为8.67%，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转移净收入占17.47%，2019年高达20.58%（刘雯，2021）[12]，农村居民公共转移支付增加，在提高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同时，也会优化农村内部居民相互间的收入分配状况，刺激农村消费，进而加强农村地区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交通、信息及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居民的消费认知，加速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从而不断增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逐渐下降。
假说2：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逐渐上升。
（二）扩大开放与产业结构升级
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方针，推动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合作，掀起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三次浪潮（张瑞等，2021）[13]。对外开放的深化，必然加速要素在国际间的优化配置，不仅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徐春华等，2013）[14]，也有助于物质资本积累，刺激消费需求（蔡海亚等，2017）[15]，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同样，受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交通便利性及文化环境等因素影响，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在城乡地区存在异质性。
就城镇地区而言，伴随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城镇地区凭借天然的地理优势，必然最先受到对外开放的影响。如扩大开放使城镇居民增加国外高端制造业、数字化及智能化等高附加值产品，导致消费外流。同时，对外开放扩大引起国内相关行业出现“低端锁定”。因而，受对外开放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速度降低。当然，自2008金融危机以来，国内稳定经济的警惕性上升，不断优化对外开放政策时，快速提升城镇地区劳动力素质。这不仅促进了我国与产业优势国家之间的合作交流，引致劣势产业快速发展。而且也增强了对国外先进技术、管理和经验的学习能力，从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上升。
相较于城镇地区而言，扩大开放产生的经济效益向农村地区溢出，有助于减少乡村贫困人口、改善民生、提高生活质量，也推动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更多外资企业向农村地区转移。其一，企业及产业向农村地区的流入能够提高农村地区就业量，使部分外出务工人员留在本地就业，产生的竞争效应或者模仿学习促进农村劳动力质量上升，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其二，扩大开放产生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够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进一步加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对于城镇地区，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可能产生“U型”影响。
假说4：对于农村地区，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影响逐渐上升。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的对外开放政策，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创造了数千万的就业岗位，加速了产业结构升级。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受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以及外部环境变化、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低迷的影响，使得开放背景下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逐渐消失（张礼卿，2021）[16]。显然，在外部环境恶化、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下，以消费为主体的内需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缓慢上升，扩大开放在提高产业结构中的作用会相对下降。此外，我国产品供给从外需向内需转变的过程中，随着国内居民消费率逐渐上升和消费结构优化，外需的重要性下降（江小涓、孟丽君，2021）[17]，所起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则会减弱。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5：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扩大开放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产生负向调节作用。
（一）变量描述与单位根检验
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香港、澳门、台湾、西藏等地部分数据无法获取，故未纳入），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各变量解释如下：
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IND），鉴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更能体现产业升级的特征，本文使用三产比二产衡量产业结构升级（干春晖，2011）[18]。
解释变量：本文的门槛变量包括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INC1、INC2）、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CON1、CON2）及扩大开放（FD），其中：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参考陈冲、吴炜聪（2019）[19]方法，将生存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发展型消费纳入测算方程计算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①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测算公式为其中，i=1表示城镇；
i=2表示农村；
P表示城乡人口数；
Pt表示总人口；
Prt表示城乡居民生存型消费；
Mid表示城乡享受型消费；
Adv表示城镇或乡村发展型消费。其中，生存型消费的权重为1/6，享受型消费的权重为2/6，发展型消费的权重为3/6。；
扩大开放，使用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表示（陈斌开，2013）[20]。
控制变量：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城乡人均居民收入表示，取对数处理；
城市化（CITY），以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表示；
人口年龄结构（OY），以65岁以上和0～14岁人口数的比值表示；
基础设施（MED），用地方医疗结构床位数表示，并取对数；
城乡收入比（CD），以城乡人均收入比表示。
根据表1，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本文实证分析的面板数据为平稳序列。方差膨胀系数（VIF）结果表明，本文使用的面板数据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其中，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与农村人均居民收入的VIF检验值是分别替换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优化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变量后检验得到。
表1 变量统计与检验结果
（二）模型设定
首先，考虑到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扩大开放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引入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和扩大开放二次项进行初步研究。同时，模型中也纳入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和扩大开放交互项，以考察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能否调节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公式（1）中，it表示i地区t年；
IND表示产业结构升级；
FD表示扩大开放；
CONn表示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
CONn*FD表示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与扩大开放的交互项，n=1表示城镇，n=2表示农村；
X为控制变量；
μ为个体效应；
ε为随机误差项。
其次，为进一步检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本文借鉴（Bruce，1999）[21]的方法，构建的单一门槛模型如下：
公式（2），J（·）表示指示函数；
thr为门槛变量。其中，公式（2）中thrit1分别取城乡人均居民收入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作为门槛变量；
thrit2分别取城乡人均居民收入和扩大开放作为门槛变量，其余符号含义与公式（1）相同。此外，考虑到实际模型中可能存在多个门槛值，而单一门槛模型估计结果有限，由此设定如下双门槛模型。
（一）基准回归
本文使用公式（1）初步探究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由第3列回归结果可知，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非线性驼峰型关系，即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优化程度相对较低的阶段，能够有效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反之，产生的影响作用下降。相较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居民消费结构优化的回归系数为不显著的负值，二次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第6列），说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之间也存在非线性关系，即随着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其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影响。此外，从第4列和第7列可以看出，扩大开放在城镇层面和农村层面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二次项回归系数均为负，表明扩大开放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也存在非线性驼峰型关系。另外，城乡居民收入、城乡收入比、老少比与产业结构升级均呈正向关系；
城市化率和基础设施建设均与产业结构升级呈负向关系。
（二）内生性问题
进一步地，考虑到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扩大开放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导致实证结果出现偏差。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扩大开放不仅可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也可能是产业结构升级滞后性导致的结果，因为一定的产业结构升级需要与一定的居民消费结构及开放程度相适应，这意味着居民消费结构优化、扩大开放的行为内生于产业结构升级，即变量间可能存在内生性，而表2中的静态模型得不到无偏有效一致的估计结果。由此，本文借鉴唐未兵等（2014）[22]方法，将模型（1）修正为包含被解释变量滞后一阶的动态模型（4）。
根据表3估计结果，自相关检验中，模型回归结果均未拒绝不存在二阶自相关的原假设；
Sargan检验的p值表明，回归中使用的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说明选择的工具变量有效。通过对比静态模型（表2）和动态模型（表3）的估计结果可知，两种方法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本文实证结果稳健，可以很好地解释经济活动变化。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表3 Twostep SYS-GMM回归结果
（三）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扩大开放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门槛效应分析
由基准模型估计结果可知，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非线性影响。下文通过公式（2）、（3）的面板门槛模型做进一步分析，门槛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以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城乡人均居民收入均存在两个显著的门槛值。分别以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本身为门槛变量时，均不存在显著的门槛值。同时，以扩大开放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城乡人均居民收入均存在两个显著的门槛值，而以扩大开放本身为门槛变量，城乡层面均存在一个显著的门槛值。此外，本文参考洪源（2017）[23]方法，在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将人均居民收入水平低于第一个门槛值定义为低收入水平，人均居民收入水平位于两个门槛值之间定义为中等收入水平，人均居民收入水平高于第二个门槛值定义为高收入水平。（3）～（6）面板门槛模型所估计结果如表5～6所示。下文将依次按照表5-6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即先探讨以城乡居民收入为门槛变量，分别以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和扩大开放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再分析以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和扩大开放本身作为门槛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表4 F检验结果
首先，表5第2列和第4列估计结果表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显著存在于居民收入的双重门槛效应。
一方面，对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优化（CON1）而言，在城镇人均居民收入（CON1）＜9.260的低收入阶段，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正，估计系数为0.853，而在9.260＜INC1＜9.711的中等收入阶段，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降低，估计系数下降到0.645，最后在INC1＞9.711的高收入阶段，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进一步下降，估计系数降为0.468，这与前文假设1的结论一致。由此可见，随着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上升，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降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影响的原因是：伴随收入水平上升，城镇居民会逐步增加除衣食住外其他方面的消费，引导产业结构升级。这种正向影响呈下降趋势的原因是：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由低收入向中收入转变阶段，城镇人口快速集聚引起房价上涨和公共消费不足，挤占了城镇居民对高附加值产品的消费。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上升，我国服务型、高质量国产供给不足，导致高端消费外流（刘胜等，2016）[24]，且地区间差异也会削弱消费层级需求（张春晓等，2016）[25]。由此，受消费供给结构和环境因素制约，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呈下降趋势。
另一方面，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CON2）而言，在农村人均居民收入水平（INC2）＜9.369的低收入阶段，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也产生正向影响，估计系数为0.913，在9.369＜INC2＜10.046的中等收入阶段，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加强，估计系数为1.056，最后在INC2＞10.046的高收入阶段，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进一步上升，估计系数为1.360，这与前文提出假设2的结论一致。主要原因是：农村居民对食品、家庭设备用品、文化教育娱乐、医疗保健及其他等中高端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高于城镇（吴薇，2010）[26]，居民收入水平上升之后，会大幅增加多元化、高质量食品、服装及房屋等高附加值的产品需求，从而拉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及服务业等第二、三相关产业发展。当农村居民收入达到更高水平时，消费意愿侧向于高端产业，比如高端化妆品、特色旅游、精密仪器以及高级轿车等，这进一步加大了对第二、三产业发展的贡献率。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比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分别跨越第二个门槛值后，城镇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整体于2012年就跨越第二个门槛值，验证了现阶段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供需结构失衡。农村地区居民收入的对数整体分布在8.369＜CON2＜10.046区间，验证了消费能力依然是制约农村消费结构优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因素。
表5第3列和第5列的估计结果表明，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同样显著存在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双门槛效应。
表5 城乡居民收入作为门槛变量的回归结果
一方面，对于城镇地区而言，在城镇人均居民收入（INC1）＜9.200的低收入阶段，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影响，估计系数为3.729，而在9.200＜INC1＜10.845中等收入阶段，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有所下降，估计系数为1.842，在INC1＞10.845高收入阶段，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加强，估计系数为2.401，这与前文提出假设3的结论一致，即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上升，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在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转变阶段，从原始数据观察，大部分城镇地区居民收入水平于2006年就达到这一水平，此时国内部分中高端产品和服务市场还未成熟（贾根良，2016）[27]，而扩大开放导致城镇居民消费意愿转向国外产品和服务，减小对国内相关产品的需求，则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降低。在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变阶段，从2019年原始数据观察，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超过第二个门槛值的地区包括北京、上海、浙江少部分地区（表8），这些地区集聚了大量的人才、资金与便利的交通等优质资源，扩大开放不仅有利于数字化、智能化、金融业等相关高端产品和服务业的发展（孙早，2021）[28]，也能够吸引海外高端消费回流，进而通过国外产业升级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张梦霞，2020）[29]，由此，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在这一阶段会逐渐上升。
另一方面，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在农村人均居民收入（INC2）＜9.323低收入阶段，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影响，估计系数为1.467，在9.323＜INC2＜9.882中等收入阶段，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上升，估计系数为1.813，最后在INC2＞9.833高收入阶段，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进一步提高，估计系数为2.467，这与前文提出假设4的结论一致。主要原因是相较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中高人均居民收入水平实际上更多地相当于城镇地区的中下收入阶段，因而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由低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高收入阶段转变的过程中，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仍不断增强。
其次，通过表6所示的单门槛估计结果，探讨以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和扩大开放自身为门槛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
一方面，由表4可知，分别以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为门槛变量的情况下，尽管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分别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无显著的门槛效应，但为比较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差异，本文也列出两者的门槛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具体来看，城镇层面，在CON1＜1.818、CON1＞1.818的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优化的两阶段，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逐渐降低；
农村层面，在CON2＜1.890、CON2＞1.890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的两阶段，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逐渐上升，进一步验证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分别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存在差异。
另一方面，根据表6，以扩大开放为门槛变量的情况下，扩大开放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具体来看，城镇层面，在FD＜1.088、FD＞1.088扩大开放的两阶段，扩大开放对外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逐渐下降；
农村层面，在FD＜1.230、FD＞1.230的两阶段，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也下降。同时，相较于城镇地区，扩大开放在农村层面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相对较小，这主要是由于城镇地区相较农村地区具有资源及地理位置优势，其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更大。
表6 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和扩大开放作为门槛变量的回归结果
最后，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受到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的负向调节（表5～6），主要是城乡居民对产品和服务需求存在结构性差异的情况下，随着国内大循环重要性的逐渐上升，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替代”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使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下降，验证了假说5。
（四）不同门槛变量分组下各省份空间分布情况统计
从表7可以看出，以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情况显示，2019年东、中、西三地区的城镇居民收入均达到高收入阶段。东部地区的河北、辽宁、江苏、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农村居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其他地区达到高收入阶段；
中部地区所有省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均位于中等收入阶段；
西部地区的甘肃、贵州、青海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位于低收入阶段，其他农村地区则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与此同时，以扩大开放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情况显示（表8），东部城镇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均位于中高收入阶段；
中、西部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均位于中等收入阶段。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均位于中高收入阶段；
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均位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贵州和甘肃外，西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均位于中等收入阶段。上述统计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东、中、西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仍然不平衡，城乡消费结构优化、扩大开放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较为明显的分阶段特征，进一步印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非线性影响。
表7 2019年各省基于城乡居民收入门槛变量的空间分布（CON1、CON2）
表8 2019年各省基于城乡居民收入门槛变量的空间分布（FD）
本文基于“双循环”发展背景，首先通过理论分析探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其次构建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扩大开放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基准回归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做进一步验证，所得结论如下：
第一，随着城镇人均居民收入水平上升，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呈下降趋势；
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特征。第二，随着农村人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和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正向影响均呈上升趋势。第三，以城乡消费结构优化、扩大开放本身为门槛变量时，城镇层面，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和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均呈下降趋势；
农村层面，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呈上升趋势，而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呈下降趋势。此外，扩大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受到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的负向调节。
上述结论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首先，应提高城镇地区创新性、高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研发投入，以缓解供需失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性。同时，结合城镇住房需求存在的结构性差异，健全住房政策，释放因住房问题引起增加的私人储蓄，使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得以发挥。此外，应完善三次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为农村居民创造更多的收入渠道，提高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水平，进而增加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以提高对中高级产业发展的贡献率。
其次，改变以往我国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有助于获得出口催生出的规模经济，也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和资源以优化外贸环境，并结合自身优势及角色定位积极参加国际分工，促进知识、技术创新及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发展，提高内部市场的消费规模和消费质量，推动内循环的良性发展，并为外循环发展创造条件，使其与内循环相互协调发展，进而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以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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