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
孟令子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脑海里形成的关于人物的印象，形象的形成过程涉及读者心目中先在知识与文本内部线索的互动。其中一项重要线索是人物的话语，而人物言说的方式往往与人物性格有关(Culpeper， 2001：
215)，参与构成人物形象。体现人物言说方式的一项重要资源即为报道动词，它是作者用以进行人物形象塑造的手段。翻译时，译文中选用的报道动词势必对目的语读者解读人物形象起到重要作用。
本文探讨长篇小说《小团圆》英译本中使用的报道动词对小说中四个主要人物形象塑造所起的作用，主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 源语文本通过报道动词塑造了什么样的人物形象？(2) 英译本通过报道动词塑造的人物形象与原文相比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3) 人物形象发生改变的原因何在？
以往对报道动词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语对翻译中的显化现象上，如：
从英语到西班牙语(de Sousa & Pagano， 2016)、到意大利语(Mastropierro， 2020)或到德语(Winters， 2007)；
从德语到法语(Ben-Ari， 1998)；
从汉语到英语(刘泽权、闫继苗，2010；
赵秋荣、郭旭，2019；
张丹丹、刘泽权，2016)等的翻译中都存在报道动词翻译显化现象。还有研究通过报道动词探讨译者风格(Winters， 2007；
刘泽权、闫继苗，2010；
赵秋荣、郭旭，2019)，发现不同译者在翻译英语中的SAY或汉语中的“说道”这类高频报道动词时采用的目的语词汇丰富程度有明显差异。
一些研究涉及报道动词的翻译对人物形象再现的影响(丁立、刘泽权，2021；
张丹丹、刘泽权，2016)，但这类研究只关注某一些报道动词(“道”、“笑道”)的翻译与某一个人物形象(王熙凤)的再现，研究范围有限。专于报道动词的翻译与人物形象变形的研究目前尚不多见，据文献调查，仅有以下三项。Yu和Guo(2016)对比了《坛经》四英译本中报道动词的翻译及重塑的慧能法师形象，发现汉语为母语的译者使用了比英语为母语的译者更丰富的英语报道动词，且不同译本重塑的慧能形象有明显区别。Ruano(2017)分析了狄更斯名作《艰难时代》中的报道动词在四部西班牙语译本中的翻译，发现四个译本皆存在人物形象的损失。Mastropierro(2020)讨论了“哈利波特”系列意大利语译文中报道动词的使用对主要人物形象的影响，发现译文中使用的报道动词导致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趋同化，也没有完全体现出人物从孩童到青少年的成长变化。这些研究虽然论证了报道动词的翻译与人物形象塑造之间的密切关系，但只关注原文中报道动词的翻译，没有注意到译文中增译的报道动词，且鲜有探讨与报道动词共现的修饰语的作用。
本文将研究原文报道动词的英译以及译文中增添的报道动词对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并关注报道动词修饰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具体而言，本文将通过报道动词及其修饰语，分析《小团圆》四位主要人物——九莉(张爱玲在小说中的化身)、之雍(九莉恋人，原型为胡兰成)、蕊秋(九莉母亲，原型为张爱玲母亲)、楚娣(九莉三姑，原型为张爱玲姑姑)——在译文中形象的变化。
《小团圆》及其英译本是研究报道动词与人物形象关系较为理想的材料。2009年出版的《小团圆》是张爱玲的自传式小说，它的一个明显特点是“重人物言行”(祝宇红，2013：
136)，人物话语是呈现人物关系、推动情节发展、刻画人物形象的关键资源之一。此外，小说借九莉之口回忆的是她生命前三十年间与不同亲友之间的过往，故人物形象及关系是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另外，张爱玲晚期写作风格看似平淡，实则字字有意，张爱玲曾解释自己在一篇英语作品中为何用“said”一词来报道以问号结尾的人物话语，且强调这个词只能翻译成“说”(宋以朗，2009：
153)。由此观之，《小团圆》中的报道动词无一不蕴含作者对人物性格及说话态度的阐释，而译文处理这些词汇的方式直接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
本研究采用的是自建《小团圆》汉英平行语料库，小说原文146 597字，译文113 646词。原文与译文利用ParaConc(Barlow， 2009)辅以人工进行句级平行对齐。为获取原文及译文中使用的报道动词，以引号为检索项通过ParaConc对原文进行检索，得到包括直接引语在内的所有引用3 936项。译文没有增添新的直接引语，仅增加了报道小句，故这种检索方法不会遗漏译文中的报道动词。一处直接引用有开头和结尾两部分引号，故实际直接引用的数量为1 968 项。人工剔除非人物对话的引用(书信、诗词等)及报道动词出现在所引话语中间(因此同一引用被计算两次)的情况，小说中实际包含1 509处人物话语的直接引语，其中有361处原文没有报道小句，译文也没有添加报道小句，不予以考虑，其余为包含报道小句的直接引语。主要人物话语的直接引语共586处，约占全部人物话语的51.22%，其中九莉199处，之雍135处，蕊秋102处，楚娣152处。
关于报道动词的分类，有研究采用Ardekani(2002)的划分方式(如：
刘泽权、闫继苗，2010；
张丹丹、刘泽权，2016)，但Ardekani没有对各类别进行详细界定，且承认其分类方式存在“模糊性”(Ardekani， 2002：
125)。另外还有Yu和Guo(2016)将报道动词分为“笼统的”和“具体的”两类，这种方式适用于报道动词种类比较简单的文本(如Yu和Guo的研究对象《坛经》)，但《小团圆》英译文中报道动词种类较多，划分为笼统和具体两类操作性不强。鉴于此，本文采用Caldas-Coulthard(2004)对报道动词的分类方式，便于对本研究涉及的语料进行分析。Caldas-Coulthard基于话语报道者对所报道话语的介入程度将报道动词分为七大类(见表1)。
表1. Caldas-Coulthard报道动词分类系统(Caldas-Coulthard， 2004：
306)
“说”和“道”是原文使用最多的报道动词，在四个人物话语中占比皆超过85%。译者处理报道动词的方式包括对等翻译、替换、添加，改变原文报道动词的修饰语或添加修饰语等。其中对等翻译的比例约为九莉38%，之雍55%，蕊秋45%，楚娣45%，可见出现偏移的比例更高。原文中“笑”及“笑着”作为修饰语出现的频率很高，译者常将“笑道”、“笑着说”译成一个英语报道动词，如：
chuckle、giggle、joke等。这些处理方式使人物形象发生改变，以下分别讨论。
1) 九莉形象的变形
原文塑造的九莉内向、敏感、温顺、内敛克制、小心翼翼。首先，用于九莉话语的结构类报道动词出现次数明显多于其他三个人物(21对4、4、8)(1)原文及译文中四个人物的话语使用的报道动词、修饰语及它们出现的频数和比例详见附录表1、2、3、4。，且都是“问”字，说明九莉较于其他人问的更多。这21处问句中，只有3句是出于对之雍的关心而发问，其余都是以获取信息为目的的发问，不涉及情感和人际关系。事实上，九莉有更多的问题藏在心里没有问，全文出现了25次她“没问”及“没敢问”的情况。这些表明，九莉虽然内心渴望对亲人有更多了解和关心，却往往情感深藏不露。其次，九莉感情克制还表现在用于她的话语的元命题类报道动词和副语言类报道动词只有“呻吟”[1](2)方括号内的数字为引号内单词或前述内容出现频次。下同。、“叹”[1]和“叫”[3]，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明显少于蕊秋和楚娣(数量：
2对5、5)。九莉话语报道动词的修饰语中，共有95处含有积极意的“笑”(3)其他五处“骇笑”、“诧笑”、“嗤笑”、“苦笑”和“暗自笑”为消极意的“笑”。，约占76.6%，说明九莉在和他人对话时多是温和、亲切的形象，注重维持与他人的和谐关系。此外，九莉在说话时常是“轻声”、“低声”(共出现14次，约占11.3%)，或“讪讪的笑”、“忙笑”、“有点忸怩的”，说明她的内向、温和、小心翼翼。
英译本中的九莉与原文相比形象有明显改变。
首先，译文中九莉更为健谈且主动。译文中有多达63个结构类报道动词，占31.50%，九莉不仅问，且积极回应别人的话，甚至会插话(语篇指示类chime in)，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如：
例1. “游泳就是怕那种果冻鱼，碰着像针刺一样疼。”瑞秋说。九莉笑道：“嗳，我在船上看见的。”
“The worst thing about swimming is bumping into jellyfish—their stings hurt like needle pricks，” Rachel added. “Oh yes，” Juliechimed in， “I saw them from the gunwales.”
原文中，九莉笑着对母亲的评论做出回应，后面紧跟着的叙述语言交代了她曾在船上看见水母“黄雾似的一团团”，但此处她仅报告自己看见过，表明她与母亲交流时虽是温和的态度，却不愿多说。译文选用的“chime in”一词显得九莉不仅迫不及待与母亲沟通，而且随意、无拘束。
其次，译文中九莉在人际关系中显得较强势。译文中的元命题类报道动词与原文相比增加了约12倍，九莉不仅会“declare”、“announce”、“blurt”，更会“protest”、“demand”、“insist”、“exclaim”。这些含有鲜明态度和情感表达的词汇说明九莉会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显得强硬。譬如：
例2. 有一天他讲起华中，说：“你要不要去看看？”
九莉笑道：“我怎么能去？不能坐飞机。”
One day Chih-yung mentioned central China. “Do you want to visit me？”
“How can I？ I couldn’t even board the plane，” Julieprotested.
之雍半真半假地提议带九莉去他工作的华中地区，九莉知道不能当真，之雍也明白九莉没有当真(“见她微笑没有接口”)，便给自己找了台阶(“你还是在这里好”)，二人都知道九莉不能去的原因是她的身份问题(“家属是妾”)，下文“她知道他是说她出去给人的印象不好”表明九莉对之雍是理解且包容的。因此九莉的“笑道”更多的是嗔笑，虽不满他的提议，却依然用亲切的口吻婉拒，给彼此留有面子。译文的“protest”一词则将原文描述的复杂心理变成了直白地拒绝，甚至带有抗争的意味。
再次，译文中九莉性格活泼、情感外露。译文中描写九莉感情表达的副语言类报道动词增加到24例，约占12%(原文中只有0.5%)。这些词汇主要来自原文的修饰语“笑”，原文通过描写“笑”，刻画的是九莉的温和、恭顺，而译文中一部分笑变成了咯咯的傻笑(“giggle”[8](4)包括作为报道动词和修饰语的情况的数量。下同。、“titter”[1])，大笑(“laugh”[6]、“chuckle”[2])以及开玩笑(“banter”[1]、“joke”[2])，九莉因而显得活泼、开朗。副语言类报道动词“groan”、“mutter”、“gasp”以及修饰语“genially”、“solicitously”、“cheerfully”，也呈现出一个情感更为外露的九莉。
最后，译文中使用的 “politely”、“coldly”及“with a distant smile”等修饰语刻画出一个对亲人时而疏离、冷淡的九莉。“politely”一词对应的原文修饰语都是“笑”或“带笑”，而译文则将这种温和变成了客套，显出九莉与亲人的疏远。使用“with a distant smile”和“coldly”的话语都与她母亲有关，增加了九莉与母亲之间的距离感，譬如：
例3. 她只说：“二婶的钱我无论如何一定要还的。”
“I will definitely repay Second Aunt，” Juliereplied coldly， “no matter what.”
原文出自九莉和楚娣的一次对话，楚娣误以为九莉因为八百块港币记恨蕊秋，便“笑道：‘她倒是为你花了不少钱。’”楚娣所说的“花了不少钱”指的是蕊秋供九莉受教育的花费。九莉十分明白楚娣对她的误解，“她知道楚娣以为她就为了八百块港币”，但是“只说”了例8中这句话，一个“只”字包含了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感情，颇有“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味道，符合九莉内敛克制的个性。译文“coldly”一词简化了九莉的内心活动，强化了她对母亲的冷淡。
2) 之雍形象的变形
之雍在原文中是集多种矛盾于一身的形象。首先，他能坦率自省。之雍话语中有两处论断类元命题报道动词“承认”和“猜测”，他承认的是“我是喜欢女人”，猜测的是“你三姑一定知道了”，展现出他在九莉面前坦诚又自觉自省的一面。其次，他自私滥情。音律类报道动词“叫”出现在“‘但是她那么美！’他痛苦的叫出声来。”这句中，描写的是之雍在九莉面前谈起他的出轨对象时的剧烈情感反应，全然不顾及九莉内心的痛苦，表明他坦然的滥情与自私。再次，他侃侃而谈又油滑诡辩。之雍话语中的语篇指示类报道动词在四人中数量最多，且修饰“说”和“道”的“又”字[13]远多于九莉话语(“又”字出现2次)，说明之雍在和九莉交谈时常是主导谈话的一方，是侃侃而谈的形象。他的油滑诡辩展现在他以“从容”、“有点抱歉”、“有点不好意思”的方式与九莉进行交谈。
英译本保留了原文塑造的自负、自私、滥情的之雍形象，但译文通过改写、添加报道动词，扩大了他的正面形象。首先，译文通过使用元语言类报道动词强化了之雍诚实的形象。原文报道之雍的话语并没有使用这类动词，而译文中使用了8例，是四个人物话语中最多的(其他三人分别为2、1、1)，其中7例由“说”或“道”转化而来，1例为译者添加的“report”一词。之雍“recall”、“recount”及“report”的话语都与女人有关，他向九莉转述别的女人对他说的话、叙述关于别的女人的故事或者回忆自己与别的女人的往事，在表达这些话语时，译文反复使用的元语言类报道动词塑造突显出之雍诚实的形象，如：
例4. “她说：‘我难道比不上她吗？’”
“She said to me，”reportedChih-yung， “‘Surely you don’t think I can’t compete with her？’”
原文是之雍向九莉转述自己太太评价九莉的话，译者添加的“report”一词暗示之雍在转述时是客观、毫无保留的立场，表明他对九莉诚实无欺。这种诚恳的形象通过表达类报道动词“confess”得到进一步强化：
例5. 后来他有一次说：“那时候我想着真是不行也只好算了。”
Later heconfessed， “At the time I thought if it really couldn’t work out then I should just forget about it.”
第5例是之雍向九莉说明他早先追求九莉受挫后的心理，译文使用的“confess”相比原文的中立表达“说”带有明显的积极评价色彩，更显出之雍的诚实。此外，译文还使用了表达类报道动词“suggest”[2]、“propose”[1]对应原文的中立类报道动词“说”，使之雍显得彬彬有礼。总而言之，与原文没有使用任何报道小句或仅使用了意义模糊的“说”字相比，译文中添加或改写的报道动词显然对读者有导向作用，左右他们对这一人物的理解和评价。
3) 蕊秋形象的变形
母亲蕊秋在原文中是对子女严厉、冷漠、暴躁的形象。她脾气暴躁，爱“发牢骚”，在家中“闹”；
对女儿说话时则是“咕哝”，甚至“咒骂”。虽然蕊秋话语报道动词的修饰语有多处“笑”字，但这是她和其他人说话时才会出现的表情。在面对子女时，她则是“不耐烦的”、“自言自语喃喃”、“忽然恼怒的”、“含酸”、“厉声”、“生气”、“恨恨的”、“皱眉”。另外，关于女儿的恋情，母亲并没有流露出多少关心，只是“闲闲的”问了一句。综合这些描写，一个冷酷、对子女缺乏关爱的母亲形象跃然纸面。
译文首先强化了蕊秋爱发牢骚的负面形象。译者在多处使用了与抱怨、发牢骚这种情感特征有关的报道动词，即表达类的“complain”[1]、“grumble”[2]、“whine”[1]、“bemoan”[1]以及“lament”[4]，其中一例“lament”为译者添加的报道动词。
例6. “——好像我是另一等的人，高高在上的。我这辈子已经完了。其实我都已经想着，剩下点钱要留着供给你。”
蕊秋与九莉之间仅有两次可称得上掏心的谈话，表现出母亲对女儿的些许关爱，例6描写了其中的一次。此句之前，九莉向蕊秋表达自己为拖累蕊秋，使她“白葬送了这些年”感到“非常难受”。蕊秋回应道“我不喜欢你这样说”，紧跟着说出例句中的话。结合上下文，蕊秋说“我这辈子已经完了”并不是哀叹自己，而是通过客观的陈述用以劝慰九莉。译文切断蕊秋的话语，在中间添加报道小句，仿佛蕊秋在九莉面前抱怨自己青春不在。
其次，译文建构了蕊秋喜欢并善于表达观点、极有思想的形象。原文中四个主要人物只有蕊秋的话语没有使用论断类报道动词，而译文使用了十分正式的论断类报道动词“expound”、“claim”、“maintain”等，塑造了一个有思想的现代女性形象：
例7. 蕊秋没走的时候说过：“现在不讲这些了，现在男女平等了，都一样。”
Before Rachel left China， shefrequentlyadmonished：“Those customs don’t apply now. Boys and girls are equal—they’re all the same.”
译文不仅将原文的中立报道动词“说”改成了能够体现说话人态度的“admonish”，还添加了修饰语“frequently”，使蕊秋的形象更为鲜明。
4) 楚娣形象的变形
原文中三姑楚娣的形象有一些复杂。首先，楚娣作为蕊秋的对照，开朗、直率。在楚娣话语的修饰语中，“笑”出现的频率超过62%[67]，仅次于九莉，远高于蕊秋话语中“笑”的频率，约33%[16]。她“打趣”老仆，“抱怨”亲戚，会“得意的笑”、“噗嗤一笑”、“好奇的笑”。其次，楚娣对晚辈平易近人，常“悄悄”或“悄声”向九莉透露亲戚朋友的内幕消息，在她面前会“窃笑”、“怅然笑着”说话，还会“有点不好意思的”、“有点自卫的”说。最后，她是九莉的监护人，会行使长辈的权威，对九莉“叫”或“催促”。
译文中楚娣话语元命题类和副语言类报道动词相比原文增加的最多，分别从3.29%[5]增加到24.38%[39]、1.32%[2]到12.50%[20]，另外，一些报道动词修饰语的含义也发生改变，这些变化给楚娣造成两种新的形象：
第一，楚娣喜评论，显得对自己自信。译文楚娣话语中与评论有关的论断类报道动词最多，远远多于之雍(2例)和蕊秋(1例)，包括“comment”[8]、“remark”[3]、“observe”[1]。
《商品学》教学质量评估多以试卷的形式，考察的内容以理论知识为主，不能有效的了解到学生是否能学以致用、举一反三，目的性太差。《商品学》课程中实行实践教学后，实践教学成果的相关信息如何反馈、实践教学的质量如何评估也是一个待解决的难题。
例8. 楚娣笑道：“他倒是会弄钱。”
“Well he certainly knows how to acquire funds，” Judycommented.
例8是楚娣看到之雍给九莉的一箱钱之后说的话。原文用“笑道”表达的是一种戏谑的口吻，译文省去“笑”的义项，将“道”改为“comment”，失去了玩笑的语气，而增加的“certainly”一词加强了楚娣肯定的语气，显得楚娣有主见且口气不容置疑。
第二，楚娣喜对人或事加以嘲弄。译者在楚娣话语中使用了多个含有嘲弄义的报道动词和修饰语，包括表达类报道动词“tease”[3]、“scoff”[2]，副语言类报答动词“snigger”[2]、“sneer”[2]，修饰语“with a smirk”、“laughing derisively”、“with a sneer”以及“sarcastically”。除了1例tease外，这些报道动词和修饰语都对应原文的“笑道”，如：
例9. 楚娣攒眉笑道：“这名字俗透了。”
“How utterly common，” Judysneered， frowning bemusedly.
此例原文是楚娣对九莉的父亲给九莉取的别名的评价，原文的“攒眉笑”及中立类报道动词“道”并不含有嘲笑之意。事实上，原文在修饰九莉、之雍和蕊秋话语报道动词时，都使用过“嗤笑”一词(参看附录)，惟楚娣除外，说明喜欢嘲笑并不符合原文中楚娣的形象。
英译本由于报道动词及修饰语的改变与添加，导致四个主要人物形象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译文为什么这样处理？以下从目的语语言规范、译文体裁定位、目的语文化中的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及译者的主体地位叙事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在英译本中使用不同的报道动词替换原文最常出现的“说”与“道”字，与目的语语言表达规范有关。Ben-Ari(1998：
4-10)早已指出，按照西方语言的文体规范，重复不是优雅的文风，只能说明词汇贫乏，因此在译文中避免原文的重复表达是最常见的翻译规范，无论原文在源语文化中是经典文本还是非经典文本。在这一规范的要求下，译者往往通过牺牲译文的“充分性”换取其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可接受性”，即使译者无意如此，出版社编辑也极可能对译文中的重复表达进行“修正”(同上：
11)。虽然Ben-Ari所举的例子没有涉及报道动词，但是如果那些对刻画人物形象或者表达作者风格有重要作用的重复都可能被译者消解，那么对于报道动词这种能够根据上下文对其进行明晰化处理的词汇，译者更有充分理由去避免原文中重复出现的“说”或“道”。另外，“翻译的地位越处于系统边缘，译文越会向译语的既定模式和固有规范调整”(Toury， 2001：
271)。张爱玲小说在目的语社会显然处于边缘位置，这决定了译者在叙事时势必以保守的姿态使译文尽可能接近目的语规范。《小团圆》英译文的两位译者中，Jane Weizhen Pan是旅居澳大利亚的华人学者、译者，Martin Merz是澳大利亚人，两人必然对英语表达规范熟稔。而出版LittleReunions的New York Review Books是传统的出版社，致力于以“清晰的写作”打动“普通读者”(5)参看出版社官网上的介绍，https：//www.nyrb.com /pages /about。。因此有理由相信，译者或出版社(或二者兼有)出于对目的语表达规范的考量，要求译文在可能之处采用不同报道动词替换原文中高度重复的词汇，即以牺牲译文的“充分性”来成全译文的“可接受性”，从而造成人物形象的改变。
其次，人物形象的改变可能与目的语文化中译文体裁的定位也有关。英译本封底的介绍词称《小团圆》为“黑色罗曼斯”(dark romance)，汉语文学中并没有罗曼斯一类的体裁，这种界定不排除是出版社为了推广的目的。罗曼斯小说在北美市场读者群庞大，有数据显示，在2000年就已占据大众市场简装书图书销量的一半以上(Regis， 2003，转引自Arvanitaki， 2019：
18)，因此将译文包装成主流文学类型更能引起潜在读者的兴趣，进而增加销量。从目的语文学的角度，这种界定有其合理性。按照西方文学类别，罗曼斯小说多以冒险和爱情为主题，当代罗曼斯小说又往往是女性作家创作的、以女性为主角的、主要面向女性读者的爱情故事(Childs & Fowler， 2006：
208；
Abrams & Harpham， 2012：
351-352；
Bagchi， 2000：
30)，而《小团圆》正是女性作者创作的以女性为主角的故事，爱情是其中一个重要主题。因此将译文定义为“罗曼斯”不失为一种“忠实”。当代英语罗曼斯小说往往倾向于使用饱含感情、有张力的、写实的以及具有画面感的语言吸引(女性)读者(Olivarez， Hardie & Blackburn， 2018)。而《小团圆》原文作为张爱玲晚期写作风格的代表，一改其早期作品中文字的华丽，“瘦劲枯涩”(许子东，2011：
89)，实验其“含蓄的中国小说传统”的写法，“含蓄最大的功能是让读者自己下结论”(张爱玲，2019：
147)。这种含蓄的风格具体到报道动词的使用上就是作者常用没有任何修饰语的“说”字，甚少使用定义话语性质的元命题类报道动词和描写性的音律类和副语言类报道动词，描写心理活动的修饰语远少于含义极为模糊的“笑”。这种风格显然与追求写实与情感抒发的罗曼斯小说的语言风格有很大差距。因此，要使译文接近罗曼斯小说的风格，需要使用含义更为具体的语言以使读者获得更为直接的感性理解，但付出的代价是人物形象的变形。此外，西方罗曼斯小说总是需要男主角以“白马王子”、翩翩君子的模样出现，在精神和物质上满足女主角，对她们宠爱有加(Bagchi， 2000：
30-32)，而之雍的形象在译文中得到美化之后，更符合这种要求。结合之雍对九莉的欣赏和经济上的供给，他对九莉的坦诚以及礼貌为九莉的动情提供了更充分的理由。之雍的正面形象与他的所作所为形成更明显的冲突，加剧了人物的矛盾性，他的自私与滥情最终导致二人关系破裂，小说并不像罗曼斯惯常的那样，结局是女主角最终与相爱的人幸福生活在一起(Bagchi， 2000：
31)，这也许是为何英译本被界定为“黑色”罗曼斯的一个原因。
第三，译文中三位女性人物形象的再塑造还可能受到目的语社会女性主义话语的影响。西方罗曼斯小说一直是女性主义关注的对象，女性主义者对它的态度不断变化(Gill & Herdieckerhoff， 2006：
490)。本世纪，罗曼斯小说为了迎合女性主义运动，开始加入女权元素，挑战传统价值观的女性形象成为罗曼斯小说的新卖点(Gill & Herdieckerhoff， 2006：
493；
Arvanitaki， 2019：
18)。在这种大趋势中推出一本关于第三世界女性的罗曼斯小说译本，以营利为目的的出版社不可能不体察市场的导向。事实上，有数篇英译本书评论及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元素：“非凡女性的非凡时刻”(Mitchell， 2018)，“这本小说写的是三个女人不同的独立方式，写她们怎样超越压抑的文化，及在此过程中遭遇的惊险、危机及牺牲”(Rutter-Bowman， 2018)，“她的女主角是困在旧世界和新世界社会规范中的人，为了一丝幸福而奋力争夺”(Suher， 2018)，“这本书中讨论强奸和性骚扰的方式令人意想不到……张爱玲的观点在她的时代是十分超前的”(Blumberg-Kason， 2018)，更有书评作者动情地谈到九莉的抗争及成功给自己带来的鼓舞(Fuller， 2018)。Goodreads(6)https：//www.goodreads.com /book /show /34857576-little-reunions？from_search=true&from_srp=true&qid=AOddSS5tu3&rank=1，获取于2021年7月22日。上也有多位读者的反馈涉及女性主义问题：“女性在不公平的环境中过于小心谨慎，因此永远不可能自在”，“她的女性故事是走在时代前面的，表明再强大的女性也无法逃离父权制”，“她和她母亲及姑姑是非常不遵守传统的人……属于古老东方向现代过渡时浪尖上的人”。可见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理解小说是目的语读者的一个主要角度，像New York Review Books这样有经验的出版社，对读者的接受不会没有预期。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这种解读方式是出版社希望看到的结果。虽然张爱玲从未正式表达过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但是在女性主义思潮方兴未艾的目的语社会，从女性主义视角去解读一本讲述第三世界女性的成长、成功、家庭、爱情、婚姻故事的诱惑力几乎不可抗拒。在这种背景下，译者对三个女性人物形象的理解多少受到影响。译文中，蕊秋善于表达观点、极有思想，楚娣喜评论、对自己充满自信，这样的形象更贴近勇于挑战父权社会传统的女性的形象。原文中温顺、小心翼翼、隐藏自己感情的九莉与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罗曼斯小说中女主角形象(7)譬如Arvanitaki(2019)以及Gil和 Herdieckerhoff(2006)所讨论的英语罗曼斯小说中的女性多是外向、有力的女强人形象。明显不符，而译文中的九莉强势、外向、开朗，更贴近典型的女主角形象。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译文中保留了“sheepishly”、“weakly”、“obsequiously”、“apologetically”这些显得她软弱的修饰语，但这些词汇都出现在她与母亲的对话中或涉及母亲的话题中，而弗洛伊德式的紧张母女关系是译文着力突显的另一个与女性有关的主题。译者曾坦言，母女关系是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甚至将标题“小团圆”解读为母女间的数次团圆也不为过(Pan & Merz， 2018)。此外，这一主题对读者的吸引力之深，从所有书评不约而同对其加以探讨以及多位读者的反馈中也可略窥一斑。译文不惜改写多处报道动词修饰语(如例3)，强化蕊秋的负面形象(如例4)，制造更显冲突的母女关系。
最后，楚娣形象的改变可能与译者从主体地位进行叙事有关。Hermans (2014：
292-293)提出，翻译是一种报道语言，译者以作者的身份存在于翻译话语中，使 /允许原作者以自己的名义发言。因此，翻译存在“叙事成分”，译者在报道原文——即叙事——的过程中，势必要对被报道话语进行“不同程度的控制”，表达他 /她的“主体地位”及价值判断和态度立场(同上：
294)。《小团圆》英译本中存在“叙事成分”，这从两位译者写给某位书评作者的回信中能够找到较为明确的证据。译者在信中谈及某些译文与原文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时说道：“重要的是理解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和语言背景，从而以整体的方式破解出作者的信息”(Pan & Merz， 2018)。也就是说，译者将自己对原文历史背景的理解带入翻译中，允许他们所“听到的[原文发出的]文学叹息”(同上)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就楚娣的形象而言，这种突显译者主体地位的叙事应该在很大程度上与第一译者Jane Weizhen Pan有关。Pan从高中时代就是张爱玲的忠实读者(8)见英译本扉页译者简介。，必然熟知张的所有作品。而《小团圆》作为张的自传体小说，其中的人物在现实中都有原型，楚娣对应张在现实世界中的姑姑，因此小说极可能触发译者的先在知识，包括她通过阅读张的其他作品形成的对现实中姑姑的评价。张爱玲在多部作品中记录过她姑姑的话，如《对照记》和《姑姑语录》等不一而足。其中《姑姑语录》中写道她姑姑嘲笑一个胆小的演讲者“人家唾珠咳玉，他是珠玉卡住了喉咙了。”译者通过再叙事对人物形象进行了重构，将自己对真实历史人物的理解加入其中，刻画出一个爱以嘲弄口吻说话的楚娣。
本文基于语料库对《小团圆》原文及英译本中使用的报道动词及报道动词修饰语进行了分析，发现原文倾向于使用含义十分笼统的报道动词及修饰语，而译文则使用了十分丰富的报道动词及语义更为具体的修饰语，此外，译文中还包括译者添加的报道动词和修饰语。由于报道动词及修饰语的变化，译文中九莉、之雍、蕊秋和楚娣四个主要人物的形象都出现了变形，九莉变得外向、强势、感情流露；
之雍显得坦诚；
蕊秋是一位善于表达观点、有思想的女性，但她的负面形象也被强化；
楚娣自信，喜评论，但说话常带嘲弄的口吻。本文认为，人物形象出现这些变化与目的语语言规范、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定位、目的语文化中的女性主义话语及译者的主体地位叙事有关。
本研究只分析了涉及四个主要人物的直接引语，这些话语只占全文直接引语的一半左右，未来研究可以关注其他的人物在翻译过程中形象是否发生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另外，译文使用了远比原文丰富且含义具体的报道动词，对作者在原文中刻意营造的叙述风格是一种影响，原文风格在译文中出现多大程度上的改变，尚需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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