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3)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的前提下，让全体人民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是现阶段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以知识贫困为代表的新型贫困，造成了生产与分配中的不均衡与封闭，给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带来了新挑战。推进解决知识贫困，实现更高水平的共享性，也为在新发展阶段优化数字经济中的知识生产提供了新方向。
共享性是共同富裕的核心议题，恩格斯在描述共产主义时曾提出，要在社会全体成员中让“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308。《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习近平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3]共同富裕的共享性，体现为人人尽责、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发展模式。除了体现在“全体人民”这一主体规定上，还体现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各个环节上：在社会经济层面，生产、分配、消费要体现共享性；
在社会制度层面，治理体系、治理机制、治理规范亦要体现共享性。因此，在中国不论是共同富裕的绝对标准还是相对标准，都要求把共享放在与发展本身同样重要的地位[4]。针对共享性，目前有三个主要问题：共享何以可能、共享如何保障、共享何以实现。
(一)新型贫困是实现共享性的新挑战
共享建立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历史上之所以会出现贫富差距，有其客观的历史条件。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历史前提，这个历史前提既是生产力的发展，也是人朝向自由全面的发展[5]。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6]因此，不能超越现有生产力水平讲共同富裕，否则共享的不是富裕，而是贫困。
目前，中国已经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但是由传统贫困演化出来的新型贫困还会长期存在。西方“富裕社会”理论认为，要针对“人的贫困”和“公共贫困”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权利公平。进入21世纪后，物质贫困(Material Poverty)逐渐转化为权利贫困(Rights Poverty)、能力贫困(Capability Poverty)等新的形态[7]。国际上关于贫困的研究，已经从曾经重点关注的物质减贫问题，向共同富裕问题靠拢，所谓的相对贫困、数字贫困、新城市贫困等议题[8]，皆瞄向的是贫富差距问题。
新型贫困中的共享性问题更为突出，多数新型贫困都不是绝对贫困，而是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贫困。这些新型贫困中的问题除了关注物质层面，还关注精神层面。习近平指出：“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9]这是一种新形态的贫富差距，让共享性有了新的内涵[10]。为解决新型贫困，学界总结出了信息化模式[11]、绿色共同富裕模式[12]、公共服务模式[13]等多种模式。
在新型贫困中，知识贫困的问题尤为突出。知识是知识经济、数字经济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多以技术知识、信息数据和知识资本的形态出现，也是衡量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标准。可见，知识已经与五大生产要素中的四个有密切关联，成为了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要素。知识生产是指产生新知识、构建新知识体系并转化至应用领域的生产活动。知识生产发展不充分、知识产品分配不合理就会导致知识贫困。所谓知识贫困，在狭义上是人力资本贫困，指劳动力教育水平低下、获取和生产知识的能力不足。而在广义上，知识贫困是涉及各个生产要素的贫困，既是劳动力知识水平方面的，也是知识资本流动、知识产品开放、知识创新等方面的贫困。在这个层面上，知识贫困是一种知识共享的缺失，是各个生产环节在知识获取和生产上的不足。在数字社会中实现共同富裕，知识贫困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实现共享性乃是核心路径。
(二)知识贫困是分配制度中共享性问题的集中呈现
共享需要合理的社会制度作为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从制度逻辑上确保了财富的社会性，为共同富裕确立了制度逻辑[14]。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遵循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共享的制度原则[15]。习近平指出：“要防止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16]这体现了经济制度在生产环节保障上的共享性与人民性特征，指明了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奋斗，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
针对上述问题，当前学界还对分配方面的问题给予了重点关注。在分配制度上，有学者提出，要以分配公平为导向完善分配制度，目前中国在分配秩序上依然存在不规范、不公平的现象，初次分配制度仍不完善，按要素贡献参与分配的市场化机制尚不健全[17]。也有学者指出，需特别注意，必须提高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让劳动要素与其他要素共享分配成果[18]。然而，笔者认为，上述劳动要素的内涵还需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考虑其新的知识生产形式，以及全民知识生产与共建共享的关系。在分配机制上，有学者提出，以包括道德信念在内的社会分配机制——第三次分配——可以维系和繁荣社会共同体；
通过第三次分配中的捐赠、企业价值实现、志愿服务等方式，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19]。
然而，分配机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知识贫困问题。分配根植于生产，分配制度中社会财富是作为结果的共享性，而没有涉及社会生产作为源头的共享性，知识产品在分配中问题越突出，越能说明知识生产封闭的严重性。有关分配共享性的讨论，如机会均等[20]和分配正义[21]等理论，皆是从公平性入手，未能涉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本身。共享性的实现，需要从生产资料配置等生产要素方面来解决相对贫困、精神贫困等新型贫困。
(三)解决知识贫困需要共享性知识生产
共享性的实现在于是否实现了共同生产之上的共同享有。列宁指出：“共同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将归全体劳动者享用而不是归一小撮富人享有。”[22]生产与分配两个环节都要纳入共享性的评价中。所以，新时代共同富裕是“共享”与“共建”的统一。共建注重过程，是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共享强调结果，是共同富裕的目标指引[23]。共享既是生产结果的共享，也是劳动权利、劳动机会的共享，这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活动的判断，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然而，现有研究对知识生产在解决知识贫困中的作用关注较少，多集中在实现教育公平、改革现有产权制度、推进全要素生产等方面。在教育公平方面，学界主要关注师资、设施等城乡和区域差距问题[24]，对知识本身的反思较少，鲜有关于让知识学习如何更好地服务生产的讨论。在产权制度方面，有学者开始讨论知识产权问题，但却也只是将其作为对高收入群体的保护性措施，未能探究知识产权的基本框架是否与共同富裕的理念兼容[25]。在全要素生产方面，虽然生产要素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还包括了知识、数据等，未来还可能涌现出其他新的生产要素，但是要根据不同的要素组合方式来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目前还缺乏有效途径[26]。
因此，在知识贫困中，知识生产需要被重点关注的原因有二：一是在知识经济、数字经济背景下，知识生产、知识分配和知识产权成为了造成贫富差距的新的主要因素，并且这些因素在经济领域中的影响力还在不断增强。二是知识本身具有很强的共享性，相较于传统的社会产品，其在分配上的共享阻力更小。数字化社会中的知识，既可以实现数字化赋权，也可能造成数字鸿沟[27]。有关数字化社会中存在的问题，通常集中在关于科技本身的讨论，也多从工具价值的角度来进行解读，但实际上，数字化所带来的共同富裕问题，往往是由数字化背后的知识问题所导致的。
以共享性为核心的知识生产，需要探索其克服生产领域产生知识贫困的路径。在这一问题上，知识社会主义与西方知识经济的发展都是重要的理论资源。知识社会主义强调知识生产这一环节，这与中国共同富裕的共建共享理念相符，有助于实现共享性贯穿生产、分配、消费全过程的设想；
西方知识经济的长期发展，也形成了其自身的开放共享理念，但却有其根本性的制度问题，因而知识社会主义很难彻底实现共享性。所以，需要在批判知识社会主义与西方知识经济的基础上来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
(一)知识社会主义的路径与限度
知识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是交往转向(Communicative Turn)，而交往转向则是基于三个理论源流[28]。第一个源流是科学形式化中的语言转向。从数理逻辑到维也纳学派，最终形成了科学哲学的认识论传统和语言哲学的语用传统，汇聚为语言转向，这让形式化深入了数学、哲学、经济学、物理学等领域，在社会文化中形成了科学逻辑的世界观。第二个源流是信息论。香农的信息论把可量化的电信号与可交流的信息联系起来，形成了物理介质与意义表征之间的对应关系，让数字化的信息生产成为可能，让知识社会在认知层次与信息量上都实现了根本性变革。第三个源流是控制论。随着信息论在经济学上的应用，社会科学出现了对社会行为的新的理解，即交往主体之间的信息发送与反馈。这一观点为经济现象找到了一种技术化的解释，为技术批判介入社会批判提供了新的路径。知识社会主义的方案以数字化知识的社会化生产来克服知识资本主义对共同富裕的阻碍，在西方社会取得了广泛的学术与现实影响；
但是，其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以及中国实践之间有诸多不匹配之处。
首先，知识社会主义共享性方案的理论预设存在问题。知识社会主义出现了一种退让，把知识经济放在第三产业中来批判，忽视了知识在生产上的物质特征的倾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知识网络(Knowledge Networks)是服务业的创新，体现了知识社会主义其实已经将交往活动从物质生产领域中移除，这偏离了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衷。
其次，知识社会主义忽视了物质性层面的共享。知识社会主义主张的共享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冲突在于[29]：一是减少了工作需求，模糊了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之间的界限，削弱了工作与工资之间的联系；
二是损害了市场正确调节价格的能力，供给的贫乏与信息的过剩导致了这一点；
三是协同生产的商品、服务和组织，不再受控于市场与管理上的科层制。这些主张都没能正面回应知识生产的根本问题，即知识服务的本质与知识生产的物质性，而是停留在了商品交换环节。
总之，知识社会主义是与知识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同时代的竞争性理论，在知识教育、政治经济学、科学知识论等领域都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其可取之处在于，知识社会主义直接处理知识贫困、促进知识开放共享，可以为中国在数字经济环境中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提供理论参考。但是，因其发源于西方社会，理论上仍然存在不彻底的问题，且这种不彻底根植于西方知识生产的发展。所以，为了进一步分析知识生产的问题，笔者将使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来分析西方知识经济中的知识生产，以澄清知识社会主义对于共享性的模糊之处，从而提出克服知识贫困的可能路径。
(二)西方知识经济生产方式的问题
目前，解决新型贫困的模式多是来自西方社会的经验，但社会主义国家实却有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性优势。即便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提出自己消除贫富差距、增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方案，但是西方国家的方案从本质上来讲只是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或延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需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马克思指出：“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成了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注定要终生从事劳动，为自己生产微薄的必要生活资料，同时还要为特权者生产日益丰富的生活资料。”[30]459马克思主义认为，贫富差距是历史中旧社会形态的根本问题，必须通过消灭阶级制度来达到共同富裕。
首先，知识生产是基于历史上形成的生产力条件的生产，因此是一种具有历史现实性的生产。知识生产是使用一般智力的生产，其产品是一种可以被交换的抽象劳动，不论是物质还是非物质的[31]。“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32]只要其剩余劳动被别人占有，就是一个生产范畴，这在国内学界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因此并不像知识社会主义所主张的是一种单纯的服务。
其次，知识生产的结果是物质产品。知识首先是一种劳动的资料，“那些把劳动的作用传达到劳动对象……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也都算作劳动过程的资料”[33]172。所以，知识生产并不是一种非对象性的脑力劳动，将其与物质劳动或者体力劳动简单地进行分离是错误的，“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后来它们分离开来，直到处于敌对状态”[33]235。因此，知识社会主义强调知识生产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而忽视其物质形态，这是由于知识社会主义只看到了知识生产的结果，而忽视了知识生产的过程。
最后，知识生产也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这种关系首先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工人的概念绝不只包含活动与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33]236。知识经济通过数字化知识生产方式，让大多数人依赖少数人创造的物质资料来进行生产的物质依赖性关系解体了，产生了新的所有人依靠自己的知识生产能力而不是占有知识劳动资料的共享性关系。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关系还因为知识生产是对象化在资本与机器自动化系统中的生产过程而产生了一种人与知识产品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一般智力”在知识生产中的内容，即组成社会生产与生活各个方面的知识[34]。而知识社会主义把生产关系的共享性简单扩展至社会关系的共享性，忽视了数字化生产力在西方社会尚未突破社会经济制度的现实。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共享性要求把全体人民知识获取、产权共享、知识生产等内容，作为在知识经济中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的途径。但是，从对知识社会主义与西方知识经济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知识本身带来的共享性困难属于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在于知识本身的开放性与封闭性之间的矛盾，以及知识生产物质性与非物质性之间的张力。如果知识生产可以迈向开放性与物质性，那么就会成为实现共同富裕共享性的机遇。
(一)共享性知识生态
共享性知识生态是数字经济环境下，知识生产共同体进行知识生产的社会环境与制度环境。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生态是知识生产消除知识贫困的自然要素，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知识产品的数字化存在方式，也是知识生产可能解决数字生态问题的途径，知识生产在数字社会的爆发所产生的不再是工业社会中的产品堆积，而是“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过剩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所有人的需要”[1]307。并且，知识生产活动不只是为了满足当下生存的需要，而且还是为将来的生产力发展做准备的生产。
知识本身的特性不仅在数字时代催生了新的知识生产，也结成了知识生产共同体，并凝练了新的知识生产方式与知识论方法。例如，跨学科传统(Transdisciplinary)和复杂性知识传统都认为，当今世界的现实维度过于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人类境遇、地球身份、相关性识别等全新的知识方法论正在建立知识共同体。知识共同体被认为是这些不同路径的结合体，可以通过全新整合公共和个人财富、管理资源来促进为了公共福利而进行的知识生产[35]。新的知识生产应致力于新的实践、伦理与改革，为的是让在数字经济条件下，人们可以更好地利用知识开放性、知识合作生产和集体智慧。马克思、维特根斯坦和布迪厄都认为，知识与知识的价值都根植于社会关系[36]，其并非资本或其他任何单一的生产要素。
随着新技术的革新和社会思潮的转向，知识生产开始不断寻找自己的新方案，知识生态需要让生产转向社区、协作和自组织，避免科层制与控制[37]。但是，有数字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新形态不论是什么，肯定不是知识的生产。因为知识生产强调非物质性和抽象性，这些理论转向了服务型生产，如关怀[38]。所以，对知识生态来说，虽然强调生产，却不一定只关注知识生产。知识只是代表了其共享性的核心，新阶段共同富裕的工作重点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共享性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只有把其他方面，如公平性、可持续性做好，才能更好地实现共享性。
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中的共享性，就需要把共同富裕看成是从生产到分配的全过程富裕，看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生态，建构以知识共同体、知识社会文化为核心的知识生态。通过知识生态来实现知识生产、知识分配的共享性，可以给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新的思路。
(二)共享性知识生产方式
共享性知识生产方式是以共享性为核心的生产资料分配与占有的方式，以及知识生产中生产者之间的交往方式。强调共享性就是要发挥知识本身的开放性本质和参与性本质，即知识需要更广泛地占有才能提高生产力、需要更广泛地参与才能提高知识生产效率。基于对知识生产的这两点判断，知识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要实现如下三个要素：一是国家主导的开放知识生产系统；
二是大众生产知识；
三 是 知识民主化和公平分配[39]。并在上述三个要素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公共知识文化。如此，在知识经济下公众才有可能更好地共享和参与点对点的生产，做出更好的社会创新，形成更强的集体智慧[40]。显然，上述主张在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s)的主导下乃是有效的。
知识经济确实让生产力得到了又一次提升，并且数字知识产品的非竞争性、低排他性和不透明性改变了政治经济学对于商品的理解，但也催生了对工业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新解释，数字劳动与数字殖民成为了数字社会中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新领域。这沿用了马克思主义内在一贯的现代性批判路径，对现代化的批判，在工业社会早期是对工业化的批判，在数字社会则是对信息化的批判，这些批判让知识产品开始向公共产品转变[41]。
上述共享性方案一开始在整体社会文化层面便有深刻洞见，返回至经济学领域也仍然坚持现代性批判，最终退回至公共福利领域来改善知识贫困，体现了失去生产环节批判这一关键阵地所导致的不彻底性。同时，在对信息社会的批判中，也产生了以学习机会均等替代知识产品分配公平、以知识生产分工掩盖数字剥削、以数字红利消除数字鸿沟等诸多具有妥协性的倾向。在克服这些不彻底性问题的基础上，共享性知识生产应该在生产资料与生产关系方面有所变革。
首先，共享性知识生产资料的变革。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前提，“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30]436。然而，知识生产关注的是知识的社会占有情况，数字化知识没有了传统生产资料因其物质性所带来的独占性，而是具有被全社会共同占有的物质基础；
并且，生产知识基于人类历史中一直自由共享的知识资源，是对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瓦解。
其次，共享性知识生产关系的变革。参与知识生产的方式，决定了知识产权分配的方式。“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42]数字化社会的知识生产不再是科层制的权威管理，而是全民共同参与的、点对点(Peer-to-Peer)的而非组织性生产。这让知识生产回归了劳动者本身的生产目的，避免了人与劳动产物的异化。同时，基于这种生产方式，产品的分配也是基于知识的再生产，而不是资本增殖，实现了知识的共享性分配，避免了知识产品的商业化。
因此，需要坚持物质生产方式的基础地位与交往转向所预示的社会整体性、全层次的变革，来重新看待知识贫困的问题，以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带动在数字化社会中实现共同富裕。
(三)共享性知识产品
共享性知识产品是一种知识生产下的新产品形态，以服务型产品与数字化产品为主，以期在分配与消费环节实现共享性。有关知识产品的非物质性形态，其本身也是探索共享性的知识基础。非物质性是知识生产面临的一个困难的两个方面，论证知识生产是物质，就必须论证生产过程本身的物质性；
而要论证知识生产不只有服务性产品，就要论证其劳动资料的物质性。数字化产品使用价值的意义是非物质的，但其形态是物质的。形态来自生产环节，意义来自社会交换的需要，这是政治经济学不变的原理。然而，生产的物质性不是以需要本身的性质来判断，而是以劳动对象化的结果来判断。对生产过程来说，是以劳动过程的物质因素来判断，而不是依靠劳动的目的和生产制度来判断。
知识作为公共产品，具有排他性。因为学习知识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并且集中体现了人在天赋上的不平等。知识的消费是共享的，但是知识的生产却是封闭的。这更是在基础层面上消解了产品的公共性，是虚假福利公平掩盖经济上不独立、被排斥的手段。消费上的非竞争性没有消除生产上的封闭性，任何排他性的物质基础都是在拒斥社会性，只要拒斥社会性，就是对真正的生产与真正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拒斥。
所以，知识生产目前仍然存在共享性与排他性之间的张力。共享性没有消除知识产品本身的有用性，而只是改变了限于某种传统物质性的交换假设。这种交换假设理论认为，当交换实现时，物质性产品的排他性会导致交换关系中的一方失去物质性本身。当这种排他性在数字社会中被取消后，这种传统的交换假设就没有了基础，而新的交换关系的基础仍然是物质性的，但是这种物质性将不受产品意义的影响。换言之，不构成形成意义本身的成本与障碍。因此，交换的意义与交换物质性真正分离开来，人开始返回人本身，而不是限于对象性存在之中，是共享性的本质含义。只要共享仍然受到物质性的限制，真正的共享就不能实现；
而只要共享性可以实现，共享的仍然是物质性与意义的统一体。
要解决上述困难，需要重新强调知识作为一种信息而存在的社会基础。首先，知识的生产必然是集体的生产过程与对历史中无数他人劳动成果的再加工。科学共同体崇尚公有主义，对于知识除了发现的优先权外，不主张任何其他形式的所有权，这是今天知识社会的基础，也是知识生产力的历史基础。否定他人对于知识的共享权利，既是在否定知识本身的社会来源，也是在否定生产力将来发展的物质基础。其次，知识的意义必须依靠结成的知识共同体才能彰显。只有通过学习，即在一个不断融入文化共同体的过程中，才能真正了解这个知识和共同体本身的意义。完成这个过程后反而工具化甚至剥削这个共同体，这本身就是异化的表现。
因此，知识产品的共享性既是建立在知识本身的共享性之上，也是建立在目前知识生产的排他性之上，这种矛盾张力在意义分析与交换假设中保持平衡，是知识生产的共享性在消费环节的集中体现。
共享性知识生产克服知识贫困的路径最终要回归到知识的社会化生产上来，因为“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30]263。今天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赋予了社会化生产以新的形式，这是克服一系列新型贫困的基础。信息与知识被数字化技术一体化，成为了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柱，但是目前，信息、数据仍被认为处于政治经济学的下游，一般放在分配和所有权部分来讨论。实际上，以信息与数据为载体的知识应该是全链条问题，从生产资料到生产都需要考虑知识的问题。应该将按劳分配与按要素所有权分配结合起来，全面调动劳动者和资本、经营管理、科学技术、信息、数据等各生产要素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43]。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物质生产方式的核心地位需要纳入共同富裕的讨论中，以便寻求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共享方案，解决知识贫困本身的问题。
首先，知识生产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生产，让知识构成了一种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生态。数字经济中的知识生产，既是在生产一种有意义的信息，也是在生产承载信息的数据。信息的意义是非物质的，但是信息的载体是物质的。不同于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知识垄断以及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财富垄断，知识生产方式让生产资料在非物质与物质层面都是开放的，放弃对这种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损失的只是私有制传统，而不是个人的物质与精神权益。因此，知识生产本身让今天正在不断创造财富的知识，可以在全体人民的范围内实现共同富裕。
其次，知识生产方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共享性，是一种创造新生产力的要素。在工业社会中，共享的内涵是产品的分配与占有，富裕表现为剩余的生活资料，这就导致了分配与消费与生产相分离，甚至敌对。而基于知识社会主义理念的知识产品，在满足个人必要生活需要之外，不损失其下一步继续投入社会生产的潜力，这是由教育和科研两大知识生产领域的特征决定的。知识产品在生产与消费领域都会实现积累，可以比以往的生产方式更快地扩大生产、创造新的生产力。
最后，知识消费不受必要生活资料消费的限制，可以充分满足劳动者提升自我的目标与诉求。知识生产与共同富裕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面是高度一致的，解决贫穷就是解决知识匮乏，同时也是探索包括资产收益扶贫、教育扶贫在内的对新型贫困的解决方案[44]。不同于以往需要依赖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分配，知识生产本身既是一种物质生产方式，也是一种实现人全面发展的方式。并且，知识产品没有物质性上的必要消费界限，当自我无法消费知识产品时，可以以知识共同体的社会节点为单元来消费、存储这些产品。只要信息鸿沟和信息壁垒在知识社会主义中被克服，就不存在知识产品消费的极限，这可以在开放共享的基础上满足每个知识产消一体者的生产、消费以及自我发展的需求。
总之，实现共享性是为了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以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前，有很多可以作为知识生产方式的理论资源，但其本身的矛盾与张力需要人们在迈向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去探索、解决；
而共享性知识生产在从生产、分配至消费的各个环节中，都发挥了知识本身的共享性特质，这为解决知识贫困提供了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