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雨 孟维杰
(鲁东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问题青少年教育矫正研究院，山东 烟台 264025)
在电子社交时代，大学生的网络欺凌不可避免。网络欺凌是传统欺凌在信息时代的产物，一直受到研究人员的关注。研究者总结了校园欺凌的三个核心要素：力量不均、重复长期、意图伤害[1]；
作为欺凌的一种形式，网络欺凌也同样具备这三个要素。然而关于网络欺凌的概念尚未统一，人们对网络欺凌有各种相似的定义，如通过数字手段进行的蓄意攻击性活动[2]，通过电子媒介故意反复造成的伤害[3]，通过电子媒介故意羞辱他人、发送有攻击性的文字、图片或视频等在线行为[4]，等等。总之，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可匿名的电子通信方式。结合以往研究与社会现实，本文将大学生网络欺凌界定为发生在高校校园辐射范围内，大学生及与之相关的人员多次使用互联网、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发送旨在伤害、侮辱、骚扰别人的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形式信息的行为。
与中小学生相比，大学生有更多时间、更高能力去接触和使用互联网，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的界限也更加模糊。在高校的管理规章中，大多是关于人身财产安全、宿舍管理安全等内容，很少看到关于校园欺凌的部分。在公众潜意识里，大学生是自律性较高的群体，暴力、欺凌、攻击之类的行为可以自觉避免，无须明令禁止。然而现实情况不尽如人意，网络欺凌在大学生群体中时有发生且非常隐蔽，这使大学生情绪无常、失去自信，严重的甚至有自杀倾向，影响其社会适应能力[5]；
且大学生普遍在18岁及以上，到了独立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其欺凌行为容易涉及违法犯罪，而这些事件的起点往往是极易被人们忽视的高校校园欺凌。关注高校网络欺凌，是破解大学生欺凌现象的重要突破口。
社会文化理论由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L.S.Vygotsky)提出，关注个体认知、情感、社会和情境方面的变化，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在人类成长发展中的作用。该理论强调，个体行为与其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经历紧密相关，人们对某个事件的理解是基于社会性的存在，只有在其经历的文化背景下来理解他们的发展才有意义。社会文化理论更加关注事件的情境性与社会构成，文化实践渗透在人们的日常活动中，与身份认同、道德表现、归属感等紧密相连。有研究者认为，社会文化理论不仅为理解互动中的认知发展提供了一种机制，还通过与同伴和教师共享学校空间提供了社会情感学习的机会。[6]现如今，社交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友情联系、日常沟通等社会情感互动过程不可避免的媒介，也是建立和维系同伴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由此看来，大学生网络欺凌是基于互联网时代情境和高校校园环境下的欺凌形式，网络世界与社会环境通过它的文化物品、语言、社会机构等“工具”影响到大学生对欺凌的认知与实施，同时影响到破解欺凌的难度。
(一)大学生网络欺凌的特点
网络社会的信息化不仅使人际交往趋向虚拟化和抽象化，而且削弱了传统权威和人际关系的纽带。[7]网络媒介构筑了一个新的符号世界，相较于传统“在场的”“有形的”欺凌方式，在网络这一新型社交媒介中，大学生涉入的更多是一种“不在场的”“无形的”隔空欺凌，这种跨越时空的欺凌模式，打破了实体区域的限制，扩大了欺凌的范围。通过网络渠道可以隐藏欺凌者身份，欺凌者在网上使用匿名或假身份保护自己，轻松传送信息实施欺凌，有时甚至意识不到其行为对受害者的影响。
物理地点曾是限制场景的重要决定因素，网络虚拟场景的出现，打破了实体场景的约束，带来虚拟、不可见、模糊性的欺凌方式。传统欺凌需要欺凌双方在同一生活场域下即时发生，通常是客观可见的地点，比如宿舍、操场、教室、厕所等；
而网络欺凌没有任何时间、地点、人物的限制，甚至它会有较长的时间后效，受欺凌者未必能及时发现被欺凌的迹象。媒介和场景的转换给人带来边界逐渐消失的错觉，同时会失去一些有意义的非语言线索(如动作、表情、神态等)，这会动摇人们对自我的定位，导致某些不良行为发生。在网络平台上大学生可以随意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在意事实真相如何，只是想要借助这样的表述来传达某些关于受害者的负面印象；
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形象出现，以此来保护自己。
网络新媒介的出现为跨距离的虚拟连接提供了方便，给人际交往模式带来了新的样态，也使交往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非直接性因素。科技的进步带来新的社交模式，从显性的身体接触到隐性的精神碰撞，对线下的面对面互动感到为难或现实表达渠道不太方便的大学生来说，通过社交媒体建立人际关系相对更容易，特别是对于那些缺乏吸引力的、害羞的或被同伴拒绝的大学生，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较面对面交流更少焦虑的环境来与朋友互动，但同时也为不方便当面对抗的情形提供了网络渠道。广泛的虚拟连接使网络欺凌被转发、扩散，引来无数未知的、陌生的围观者。由于统计标准不同，网络欺凌旁观者的比例各不相同，总体上在20%～50%之间，这远高于15%左右的欺凌者与受欺凌者[8]，对受欺凌者来说，这比传统欺凌更加可怕。
网络媒介交流与面对面交流的最明显差异在于网络交流的匿名性与伪装性，网民身份的数字化、多重化和多变性等都增强了网络社会匿名性的特征，在社交媒介、公共论坛里，恶言恶语、随意发泄等不负责任的话随处可见。在其影响下，一部分大学生容易迷失自我，助长他们在社交平台释放内心深处恶意的想法。网络时代信息变幻万千，形成“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场景，欺凌者可能很快就忘记自己的行为，但给受害者的损伤难以磨灭。网络新媒介的传播是短程化的，网络空间的舆论载体丰富，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一套强势的话语体系来碾压受害者，导致了网络欺凌的不可预知性，其危害以放射性和跳跃式发展，且在扩散过程中会产生新的欺凌者和受害者，即便是成年人对这种通过电子通信形式实施的欺凌也常有无能为力之感。
(二)大学生网络欺凌难题之辨
网络媒介不单单是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必备工具，甚至成为其寄托和寻求感情认同的载体。对大部分大学生而言，他们不仅能够意识到自身所处的规训之网，而且清楚地知道欺凌行为要付出的代价，所以他们尽可能隐蔽地在暗地里用网络欺凌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大学生对网络欺凌的处理多是采用谈判、调和、朋友帮助、在社交平台拉黑或删除等自行解决的方式，几乎没有人去求助老师或父母，也很少采取法律措施。在大学生看来，依靠他人的方法无法减缓欺凌，反而招来更多麻烦，给他人留下软弱无能的负面印象。此外，部分欺凌者并不在意舆论的压力、惩罚的条例等形式的外部约束条件，导致某些欺凌行为升级到需要刑事处罚的结果。
大学生的校园生活很多不是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的，同伴交往更多依靠宿舍距离、社团活动等班级外因素，其人际圈子也是由宿舍、课堂、团体小组、社团活动等为起点发展而来的，在此基础上延伸出其他关系，有内生性特点；
大学生是一个高度自治的群体，团队合作活动较多，学生自主性强，由此带来的利益冲突问题多，累积的欺凌风险高。传统欺凌一般会有一个或几个带头发动欺凌的主要组织者；
网络欺凌表现为没有明显的组织者，甚至没有组织者，因为网络传播信息将以往“一对一”的模式转变为“点对点”的双向交流或“一对多”的多线性交互，网络本身就成了组织者，或者说人人都可以成为组织者，即通过发送信息而扮演组织者。大学生的网络欺凌在初发阶段很难被外人发现，参与者和知情者一般也是圈子内的人，外人很难了解实情，这也使得受害者难以求助于同龄群体，一方面学生不会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另一方面学生之间关于网络欺凌的传言真假难辨。这些给高校网络欺凌的应对带来很大难度。
学校的某些行为可能无意间影响着大学生的欺凌现象，这也是社会不良环境侵蚀教育系统的一种表现。市场经济大环境下，社会上不自觉地形成一种以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为最显著特征的风气和氛围，教育从原旨在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使每个人的内在禀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迅速地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比如，学校教育自身有矛盾性，在奖评机制与考核成绩的压力下，既要教学生勇于竞争，又要教他们团结友善，两者间的度难以把握。在许多相互竞争的动机之下，如果在某一方面处于落后位置，部分学生很可能为了在同伴间更好地“生存”或跻身“班级赢家”之列而欺凌别人，这样才能显示出比别人强，才能更快在集体中获得地位。
人们往往倾向于关注参与网络欺凌的个人，忽视了网络欺凌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虽然已有研究提供了大量关于网络欺凌的普遍性、影响因素、危害与后果的信息，社会、学校、家庭、个人都与网络欺凌的发生息息相关，但关注的多是单一方面的“个人模式”，对网络欺凌行为屡禁不止的社会性根源了解甚少，忽视了制度、文化和体制的相对“集体模式”。[9]信息社会以不确定性、流动性和多元化为特征，信息化的操纵性功能与过程在拆分格式化空间后却实质地生成人与空间形态分离、外部经验与内部体验割裂的间隔，当下人们习惯于接纳“屏幕文化”，大学生倚重手机、计算机和互联网进行信息沟通、诉求表达和社交群聚，在屏幕后释放真实的本我。有的人把网络游戏作为闲暇时间的消遣，甚至靠挑战传统道德底线来博人眼球，这是一种畸形的文化氛围，并不是对文化的引领。社会各部门及网络媒体将网络欺凌问题笼统地归于“每个人的责任”，忽视了发生网络欺凌的意识形态问题和社会文化背景，掩盖了背后的人际排斥和不平等现象，抹杀了社会整体的责任。学生、家长、教师和学校只是广泛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他们受到社会强制规范和排斥多样性风气的影响。[10]个体社会性行为的获得不是独立、即时或自发的，而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需要个体参与或接触特定的社会活动才能习得。[11]网络欺凌同样如此，大学生对同伴的欺凌也是在模仿了某些其他场景的欺凌后习得。
大学生的网络欺凌通常不需要特别的原因，而且从来不是单一的因素造成的，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一方面大学生逐渐“去传统化”，想脱离外界的规则和约束；
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社会的影响，自由与个性的张扬不会使其变得与众不同，大学生认知的局限性及其对社会环境的依赖性决定了他们无法独立面对来自复杂社会系统的矛盾，他们的行为总是带着被社会熏陶的色彩。社会文化理论可以解释多种因素的共生作用，人的认知发展是由社会文化环境所构建的，通过与同伴和他人的交往互动而得到内在的发展，受到文化、情景、语言以及社会关系的调节和制约。调节的过程一般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外物调节(object-regulation)阶段，个体完全被外在物理环境所控制；
其次是他人调节(other-regulation)阶段，个体的认知活动需要他人(特别是能力比较强的人)的协助；
最后是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阶段，即个体能够自主决定并控制自己的高级心理过程。[12]这个过程是个体认知不断内化的渐进过程，大学生大多处于第三阶段，这建立在完成前两阶段的基础之上，整个过程不是简单的对外部社会文化环境的适应，也不是对既有社会文化资源或活动的挪用或侵占，而是一种重构和改变，其间如果受到不良因素的侵袭，就容易干扰个体思维认知的正向性和积极性，表现出一些恶劣行为，欺凌便是其中之一。当现实中的欺凌方式无法满足欺凌者需求时，他们就会选择在网络平台宣泄来获得代偿性满足和精神抚慰。
(一)自主性较大的高校生活
与中小学生生活的有序固定不同，大学生日常活动的自由度较高，高校对学生行为的约束多从宏观层面入手，其校规校纪里很少有直接针对校园欺凌的规定。大学生脱离了中学时期的高压与束缚，借助网络平台的便利，随时可以了解外界信息，因此一旦发生严重欺凌事件极易在网上发酵出后续不良影响，也容易被外界炒作利用，给个人和学校带来重大隐患。尽管在年龄、认知、心智等方面，大学生比中学生更加成熟，但他们脱离了中学时期教师和父母全方位的监督管理，处在自控力较弱且时而冲动的阶段，受暴力、腐朽、不良网络文化的影响，容易纵容自己。有些人的欺凌可能只是贪图情绪表达带来的快感，比如超越别人的虚荣心，宣泄之际也是满足之时；
而有些人的欺凌更多有传递信息的作用，比如想诋毁、排挤他人。
同学关系是大学生校园关系的主要部分，由于同学之间矛盾引发的孤立、排挤、谩骂等较为常见。进入大学，学生要与素不相识的人共同生活，人际交往圈子迅速扩大且更为复杂，其群体异质性较高，不同的家庭环境、成长经历、生活习惯、性格特征、价值认知等，带来太多容易引发冲突的不确定因素，而大学生普遍自我意识较强，对差异的包容度不够。有的大学生原生家庭情况不佳，在人际认知上有所怯懦，极易对同学关系产生不利；
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更加复杂化、利益化，特别是同一宿舍几乎没有距离的关系，如果出现矛盾会有很严重的后果。为了维持短期、表面的和谐，不想出现直接、正面的对抗，或因难以稀释和消化与同学失和的痛苦，学生便会选择在网络空间发泄、辱骂、散布对方的负面消息。
(二)消极与低俗的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由人民群众创造，与广大群众生活实际紧密相连，具有地域、民族或群体特征，有着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满足大众文化需求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多元发展，社会文化走向百花齐放但良莠不齐，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不断涌入，各色文化充斥于社会并呈泛滥态势。虽然网络社交媒介是高效快捷的交流平台，却存在着诸多语言暴力的问题，社会谣言、人身攻击、侮辱谩骂等现象。正邪并存的社会文化现状，鱼龙混杂的网络文化环境，对于离开父母与教师监管又几乎没有生活经验的大学生来说像是一种“思想污染”，如何区分和选择有利于其健康成长的文化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容易引起大学生文化认同的混乱，继而产生暴力举动的思想意识，导致欺凌行为。文化环境中的不良因素通过助推欺凌行为作用的同时，还对个人社会化过程中的价值观念产生影响。在社会个人主义风气的熏陶下，学校的教育生活也开始导向自我关注，个体将生活的视野缩小在自我的世界里，唯我独尊，以冷漠的态度对待公共性的道德与善良，潜移默化地使大学生滑向精神的虚无化，为校园欺凌埋下了隐患。
(三)道德观念的模糊与折中性
和中小学生相比，大学生的质疑与探寻精神更强，因此更容易在分析行为利弊后选择网络途径实施欺凌。中小学生获得道德、信仰及其他行为规范的渠道主要来自父母的“灌输”与教师的教导，而大学生会从社会各个方面获取信息，并自行判断其曲直真假。在大学生看来，世界是发展变化着的，人们不宜对他人进行简单的道德上的是非评价。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道德“不评价”现象开始出现，他们对道德观、价值观开始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中性立场、模糊态度，社会的多元性导致大学生的道德观也变得多元化，多元化的道德观容易导致道德判断的模糊性和内在道德价值体系的不稳定性。没有明确的是非标准，每种行为都有它的合理性，而虚拟无际的网络世界对道德自律的要求更高，这对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及价值观的建立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更不利于从根本上除去大学生心中欺凌他人的想法。
大学生的认知发展是一个受到文化、情境、语言以及社会关系调节和制约的互动过程，个体行为的习得受到外部活动和内在思维的调节，在形成高级思维功能的过程中受社会文化环境(包括社会文化活动、社会文化产物、社会关系等)的渐进影响。人的许多行为是嵌套于社会环境的结果，网络欺凌同样是受信息时代影响的复杂的人际关系过程，其发生、发展与应对可以在社会属性层面得到进一步解释。在人们所看到的欺凌结果之前，往往有一段较长时间累积的、不为人知的前因，从社会文化的视角不难理解大学生网络欺凌频发且难控的原因，在应对这一问题时不能将错误归咎于一方，需从社会多方面角度入手，通力协作，建立有效的社会防护网络，营造正义、积极的社会环境氛围。
(一)高校外力层面的支持
个体出现的问题往往是被社会表象掩盖的问题，网络欺凌的存在与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是强势群体价值取向的一种反映。高校中的网络欺凌现象是社会问题的表现之一，个人层面的欺凌和社会层面的欺凌十分相似，本质上都来自力量的不平衡，表现为通过打击受害者来维持欺凌者的优越感或正当感。如果仅仅对出现欺凌的个人进行教育指导，不利于整体良好氛围的形成，需要着眼于大局，思考经济、文化、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面原因。
网络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某些人来说，网络欺凌只是偶发的、可忽略的事件，但对受欺凌者来说，这是一种长期的甚至影响一生的折磨，因此必须严厉禁止、及时处理。对于大学生的网络欺凌行为，与其惩治在后，不如预防在先。从宏观层面来看，离不开规范的社会文化环境，其预防功能的实现取决于各因素之间关系的整合。大学生的日常欺凌行为经常通过网络传播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不仅要严厉打击各种利用非法手段传播不良文化信息的行为，使其无隐身之所，而且要严把网络的正式“关口”，将可能以伪装形式混入的不良文化信息一一滤除。虽然出于对用户个人隐私信息的保护，已经制定了相关的防治性条例，但目前社交媒体平台的功能不足以防范网络欺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应该在其服务器上设置易于使用的安全功能，如在网站上设置醒目的按钮，让用户在面对网络欺凌时能够寻求专业帮助，或者使网络用户能够从他们自己的页面上删除那些损害他们声誉的内容。网络媒体不能以盈利为唯一宗旨，还要充分重视社会效益。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必然有竞争，但不能牺牲社会效益。网络媒体的广泛使用对于人的行为、对于社会文化环境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的重要性不能低估。因此，网络媒体应以社会效益为第一原则，其经济效益只能服从于社会效益而不能超越于社会效益之上。净化网络媒体的影响，就是社会效益原则的具体要求。
尽管目前对于伤害较为严重的网络欺凌可以进行治安处罚甚至刑事处理，但法律不能完全覆盖或控制网络欺凌，受害者很难得到相应的救助；
另外，很多网络欺凌行为未达到现有法律的惩罚规定，给欺凌者造成侥幸心态。大学阶段学生行为主要靠自觉，校规校纪对学生的约束力有所减弱，所以仍然需要时刻为学生敲响警钟。大学生基本已经成年，可通过立法赋予高校处理网络欺凌的权力，让高校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反欺凌策略，要细化惩罚量化的标准，根据网络欺凌行为的过程、恶劣性、损害程度等做出规定，明确是由司法、公安机关进行惩罚，还是由学校进行纪律惩戒、家长进行教育等协商处理。这种间接方式不仅可以发挥法律的威慑力量，还可以平衡学校教育与学生合法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减小顾此失彼的概率。
(二)高校内部与学生自身的改进
除了外界环境力量的改善，作为事件主体的高校更是打击网络欺凌的主阵地。在竞争压力大、社会焦虑弥散、主导价值缺失的背景下，互联网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之外的替代性空间，网络信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善用其优势，可成为科学高效的生活学习工具；
如果缺乏适恰的教育理念引领，网络空间容易幻化为不良信息传播的场所，辱骂、攻击他人平台。高校需要提高对学生欺凌尤其是网络欺凌的重视，加强班级与宿舍氛围管理，为处于紧张人际关系下的受害者提供安全的途径来表达诉求、反映实情。大部分网络欺凌的参与者特别是受害者的社会支持系统力量不足，他们与教师和家长的关系疏远，身边缺少积极正向的朋友。如果有来自朋友、同伴、教师等方面的社会支持资源，可以帮助调节大学生的消极情绪，降低人际关系的风险，为满足大学生的心理需求提供强大后盾，提升学校对学生的支持性动力，使其能够积极应对网络欺凌。只有树立符合大学生需求的反欺凌教育理念，善用网络信息工具，方能引导大学生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进步推动了信息爆炸式增长，复杂的社会生活给心智尚未成熟的大学生带来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冲击，价值观念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他们更加独立自主，追求个人权益，彰显自我个性。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容易缺失公共责任意识，非常不利于他们道德品格和公共精神的成长。社会上流行的一些倡导独立的价值观使大学生在面对网络欺凌时保持被动，例如，我应该为自己的最佳利益行动，人应该对自己负责，管这种事对我有什么好处，等等。类似的功利主义想法不仅变成了一套处事方法，也内化为大学生的价值观，随着这种观念诱导出来防备、冷漠、焦虑甚至嫉妒等，都是引发网络欺凌的导火索。防范网络欺凌不是仅仅建立在外部禁止的前提之上，更要建立在内部抑制的基础之上。大学生需要学习与网络技术使用相关的责任规定，从认知上改变对网络信息和社会不良现象的态度，从而改变对网络欺凌的看法，提高自我控制能力和分辨能力，以免受网络不良暴力信息的误导，陷入其中而不自知。
大学生网络使用率较高，其他类型的欺凌经常与网络欺凌交互发生，或者通过网络途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社会媒体与大众普遍关注中小学生的欺凌情况，对大学生的欺凌少有涉猎，只有危及大学生生命安全时才会意识到事件背后的一系列问题，网络欺凌是其中避不开的一环。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社交化网络媒体越来越多，且逐渐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人际交流、学习和娱乐的主要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周边、公共参与、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社会化过程。对于新生一代的大学生网民，简单的对抗与隔离很难阻止他们的网络接触，而网络的快速发展与其提供的虚拟环境经常给大学生带来一些与之不符的信息，影响着他们不太成熟的价值观，致其产生一些网络欺凌行为。高校自由开放的环境与大学生自主学习的模式给网络欺凌的防范带来一些困难，这需要高校重视反欺凌教育工作，了解网络欺凌事件的动态，及时疏导有关学生的心理问题；
大学生也要注意使用网络的规范性，明辨是非，理性应对网络评论，用合理合法的方式处理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