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杨军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社会变得满目疮痍。人性被撕裂，存在的意义和完整性被破坏，一切关系都在重塑。个体的人在精神荒漠中异化，变得一无所有，无家可归。存在主义心理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兴起的。尼采、克尔恺郭尔等哲学家是存在主义的先驱，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加缪等存在主义哲学家是主要的理论根基缔造者，弗兰克尔、马斯洛、梅、布根塔尔和亚隆等存在主义心理学家是当代的主要实践者和发展者。简言之，存在主义心理学是一种以存在主义哲学作为理论基础，以个体存在的具体和主观体验为研究对象，依赖于现象学，以个体的存在分析为技术手段，以探求人的存在意义和恢复存在完整性为目的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流派。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是存在主义哲学和心理学理论的实践运用，既是一种心理咨询与治疗形式，又可以理解为是哲学治疗，从而隶属于应用哲学范畴。或者说，“存在治疗”根本上就是一种临床性的哲学治疗[1]。按照马斯洛[2]11-12的理解，存在主义心理学实质上包括两个要点。第一，其根本重点在于认为同一性概念和同一性体验是人的本质，也是任何与之有关的哲学或科学的必要条件；
第二，存在主义心理学十分强调从个体的经验知识出发，而不重视概念体系、抽象范畴或先验的东西。存在主义依赖现象学，即个人的、主观的体验，将其作为获取抽象知识的基础 。
如果说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在诞生之初主要沿袭了精神分析、行为主义等哲学心理学观点和方法，那么在当代，它则大量吸收了认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和计量心理学的观点和方法，越来越呈现出科学化特征，有的学者甚至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视作科学的医疗手段，如正在兴起的所谓技术折衷主义运动主张通过实证手段或者通过对技术有效性的现有研究，将多种不同的治疗统一起来[3]。然而，无论存在主义心理治疗能否被归入真正的科学，抑或仅仅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潮，“每一种科学方法都有赖于哲学前提”[4]37，存在主义心理治疗自然也必须奠基于一定的哲学前提之上。这里的所谓哲学前提，本质上就是对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本身的分析和评价。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价值哲学基础的探究，包括对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价值前提、价值定位、价值目标进行探讨，进一步把握其价值实现形式。从理论意义的视角看，价值哲学基础研究有利于厘清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中客体属性与主体尺度的关系，理解价值评价的依据和标准，揭示概念、观点、体系的深层结构。价值是一种主体性的、以主体的尺度为尺度的关系性存在，对价值哲学基础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的是对人本身的理解。任何心理治疗流派都无法回避人的问题，或者说必须将对人本身的理解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这也是不同的心理治疗流派之间的主要区别。从实践意义的视角看，价值哲学基础研究可以为存在主义心理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价值疑难、价值错位、价值冲突及其引发的身心症状提供有益的现实指导。对价值哲学基础理解不到位，可能会导致治疗师陷入只见“病人”，不见“人”；
只见“过去”，不见“当下”；
只见“治疗”，不见“叙事”等困境之中，背离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初衷和基本精神，从而使得治疗效果大打折扣，甚至使患者病情恶化。由此可见，我们只有对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价值哲学基础进行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反思，才能充分理解其核心观点、理论气质的丰富内涵和独特性，保证在实践运用过程中真正发挥治疗功效。
存在主义哲学不是“一块整钢”，其内部观点繁杂，有的甚至互相对立，如有神论的存在主义和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但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领域，“存在先于本质”被认为是基础性的核心观点之一。对于动物而言，本质先于存在，因为动物只能按照其所属的物种的尺度生活，即自降生之日起直到死亡，个体只有量上的变化，如体长、体重、颜色。对于人而言，则是存在先于本质，因为人能够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生活，即从降生之日起，个体不仅具有量上的变化，如身高、体重、肤色，还有质上的变化，也就是成为某种具有独立意识、生活方式、行为风格的人。人之所以能够做到“存在先于本质”，是因为人是理性存在者，能够在成长过程中进行自由选择，并在这种选择过程中塑造自身，从而成为某种具有独特意义的人。“在选择过程中塑造自身”意味着人是根据观念中的目的，即未来目标，先行选择存在和发展方式，并在现实中将这种观念中的目的实现出来。换言之，人是由未来所决定的，必须根据先行的选择去生活。只不过，人之理性并不是所谓绝对理性或是无限理性，而是有限理性。因而一方面，人的选择范围是有限的，必须与外部世界所能提供的生存资源相一致，必须遵守自然规律；
另一方面，在自由选择之后，还必须对其所产生的后果负责，否则与个体在世界中共在的他者就会剥夺这种自由选择权。
以存在主义哲学作为理论基础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就是以“人有自主选择的自由，应为其行动后果负责”为基本价值前提的，重点关注人的现世存在等本原性问题，认为不是从过去出发去寻找“现在之为现在”的决定性因素（弗洛伊德学派），而是从未来去筹划现在。亚隆[5]235认为，“当今的病人更多要应对的不是被压抑的本能驱力，而是自由。病人不再受到‘必须’要做什么的内心驱策，也没有‘应该’做什么的外在要求，他们要应对的是选择，选择自己想要做什么”。这就是说，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只有在“人有自主选择的自由”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自由是主动开启一种状态的能力，“人通过愿望而启动，然后凭借选择而实施”[5]319。如果没有这种自由，如行为受制于病理性的躯体，那么首要的问题就在于用药物等祛除、减轻这种束缚而不是进行纯粹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
如果不用为后果负责，自由就成了任意，个体就可能会在这一过程中变得疯狂，并在他人的任意中丧失安全感，变得极度恐惧。因此，“人有自主选择的自由，且应为其行为后果负责”的这一基本价值前提直接决定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适用领域。
宾斯旺格指出，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产生于对精神病学中盛行的想要获得科学理解的努力的不满。已经公认的是，心理学和心理治疗作为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人”，绝不仅是心理上有“病”的人，而是人本身。这种新的关于人的理解，我们应将其归功于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分析，这种新的理解是建立在这个新概念的基础之上的，即我们不再根据某种理论—可能是一种机械论的理论，一种生物学的理论，也可能是一种心理学的理论，来理解人类[6]3。宾斯旺格关于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论述及对“人”的理解至少包含三层含义。
一是传统心理学和心理治疗关注得更多的是心理上有“病”的人，而不是人本身。只要有“病人”，治疗师就必然扮演“医生”的角色，以减轻或消除症状为治疗目的，治疗过程的本质就会演变成主体对客体的某种改造。实践证明，诸如死亡焦虑、意义焦虑之类的关于人的本体性存在的问题，通过这种主客体关系的“治疗”是不可能起到明显效果的。究其根源，是因为存在性焦虑存在于存在者自身，“病人”作为一类存在者，既具有存在性焦虑，又有某种“病”。“病人”之“病”遮蔽了“人”之本身，把治疗的方向吸引到了“病”而不是人本身，因而也就忽略了存在者本身的存在性焦虑，使心理治疗难以收获成效。
二是传统的精神病学是根据某种理论来理解人类，但“某种理论”本身可能是有局限或者有问题的。机械论试图将人无限地还原成机器零件，生物学试图将人仅仅理解为动物，普通心理学则试图运用实验、计量、统计等方法概率性地描述部分群体的心理现象。然而，从复杂性哲学的视角看，世界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具有组分复杂性、结构复杂性和功能复杂性等特征。人在客观世界中存在因而与世界浑然一体，即作为客体而存在。同时，又因为自我意识的存在而与客观世界相分离，即作为主体而存在。作为客体的人不仅是极其复杂的物质个体和意识个体，作为主体的人及其认识机制也是极其复杂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人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各个方面都相互联系，无法将其割裂开来进行有意义的考察[7]。这就意味着依赖简单性建构的“某种理论”只能在某些方面窥见人的某个部分，永远不可能实现对人的完整而全面的理解。
三是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关于存在的分析，提供了对于“人”的新的理解。海德格尔分析的重点不在于存在物，而在于被遗忘的存在本身。按照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解，“存在（existence）这个术语源自于ex-sistere 这个词根，字面意思是‘突出，出现’……存在主义者的取向都是动态性的；
存在指的是形成、生成”[4]41-42。在海德格尔看来，正因为人是在自由选择中不断生成的个体性存在，与他人共在，与世界共在，因而能够成为哪一种人是未知的。与此同时，凡是生成的存在必然也会成为非存在，人从存在到非存在的转变即是死亡。海德格尔认为，一方面，人之有死性是确定无疑的，或者说，人向死而生，先行到死亡之中去而后才在现实中生成。这就要求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必须探究死亡的本质，尤其是其哲学意义。另一方面，人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死亡却是不确定的。死亡作为人最大的命运，必须由个体独立完成，无法由类或他人取代，“死亡是焦虑的原始来源，因此也是心理病例的根本源头”[5]31。这就意味着，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所要探究的存在，“从一开始就不同于统计学意义上的普遍存在，而是和每个存在者的内在世界相一致的独特存在”[8]12。
从以上分析可知，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价值定位就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活生生的人本身。之所以强调具有“本体论意义”，是因为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关心的是“人”而不是“病人”，或者说在其视阈之中，只有“人”而没有“病人”。人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和出发点，也是一切所谓“答案”的落脚点。之所以强调“活生生”，是因为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是从有机、动态、复杂的视角看待完整性的人的存在。之所以强调“人本身”，是因为人处于不断地生成之中，死亡既是不断生成的人的终局，又是人的生存之意义的来源，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必然适用于死亡焦虑及其引发的其他心理问题。
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人作为唯一能对自身存在意义发问的存在物，渴求理解自身的存在。意义就是理解之可能性。加缪曾经使用“荒谬”这个词来形容人在世上的基本情境，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寻求超越和意义的人类却必须面临生活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中的困境[5]452。为什么加缪会认为世界没有意义？因为包括人在内的存在物必须服从于必然性的自然规律，没有意义存在的空间。人为什么必须寻求意义？因为“意义的存在能够减轻人在面对缺乏规律和结构的人生和世界时所产生的焦虑”[5]490。那么，作为依赖意义的存在者而言，在没有意义的世界中找到意义何以可能？很显然，世界中的意义只能来源于作为主体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赋予，也就是说，人创造意义、追求意义，又在意义中不断地生成。如果意义失落，人就会感觉到自身的不完整，理解的可能性受到阻碍，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就是要将失落的意义重新找回来。
为什么人会在特定的阶段丧失意义从而进入心理困境？在马斯洛[2]13看来，人的困境来源于人的抱负和局限之间的差距，即人是什么和人想成为什么，以及人能够成为什么之间的差距。人既是现实的，同时也是具有潜能的。当人是什么与人想成为什么，以及人能够成为什么相一致时，人就会觉得有意义。如果特定阶段未能达成这种一致，人就会对自身存在及行为的价值产生怀疑，从而在意义中迷失，甚至否定自身存在的意义。而现实在于，人生之不如意十之八九，人的欲望与外部世界的一致性仅仅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实现。这是因为外部世界具有资源稀缺性，并且，利用资源还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人的能力同样是有限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新弗洛伊德主义学者埃里克森认为，人在其成长道路上可以大致分为八个心理社会阶段（或危机）。例如，在12 岁～20 岁，即儿童期和成熟期之间的过渡时期，就处于同一性对角色混乱的阶段；
在20 岁～40 岁，基本任务是发展友谊和亲密关系，主要的冲突变成了亲密对孤独；
在40 岁～65 岁，基本任务是成为能干的人或是努力满足年轻人的需要，主要的冲突转变成了繁衍感对停滞。亚隆[5]466对埃里克森的观点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在他看来，人在一生的不同阶段会逐渐发展不同的意义。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与中期，人关心的主要是自己，要努力建立稳定的认同感、发展亲密关系、在专业领域上建立掌控感。在成年中期四五十岁的时候，人会进入另一个阶段（除非没有完成早期的发展任务），开始在自我超越的冒险中找到意义。也就是说，当人处于某个特定阶段，而那个特定阶段又没法发展出相应的意义时，人就可能陷入危机。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不仅要找回失落的意义，还要将这些意义准确地放回到人的特定发展阶段之中；
另一方面，尽管人在不同阶段会发展出不同的意义，但这些意义之间不能互相取代，并且，人生的意义，其实就是不同阶段的意义的总和。也就是说，完整的意义意味着完整的存在或者存在的完整性，意义的缺陷意味着存在的缺陷。这种“缺陷”不仅会导致心理问题，极端情形下甚至会引发对生命的否定。正因为如此，亚隆[5]446强调，“意义的问题，作为最让人迷惑、无法解决的问题，坚决不能在治疗中被否认。选择性地忽略它，回避它，或者把它转换为次要的、更好掌控的问题，都没有用”。
基于以上理解，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价值目标就是探求现实的人的存在意义和恢复存在完整性，帮助人重构信念。人不断地面向未来生成，充满了不确定性，信念是主观上的信以为真，不以客观上的确定性作为前提条件。按照亚隆[5]486的说法，“基本信念和努力实现基本信念是建立生命意义感的必要条件”。因而，相比于知识，信念是有温度的，更能带给人以希望。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视阈中，重构信念的过程与追寻意义、恢复存在完整性的过程是一致的。
价值是一种主体性关系，这种关系只有实现出来才能对人产生效用。与其他形式的价值实现相同，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价值实现必须依赖一定的方法论。在《存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新方向》一书中，梅等[6]99-115专门介绍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方法。但是，他们对这些方法未作深入的价值阐释或是阐释不足，因而还需要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解读与重构，以更好地理解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方法和价值实现形式。
一是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适用多样性的技术。一般而言，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在技术手段上强调超越主客二元对立，从人生在世的角度把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理解为统一性整体，重点关注死亡、自由、孤独和意义等存在论层次问题。这种治疗方式以来访者为中心，特别强调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特别重视个体的生涯叙事，较少使用实验、计量等现代心理学常用方法，也很少有专属于自身的特定的治疗方法（意义疗法等少数方法可能例外）和规范性的技术。更准确地说，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反对一般性、普适性的纯粹心理测量方法。但是，这种“反对”并不是“拒斥”，相反，存在主义心理治疗非常开放。它虽然在理论方面整体上基于存在主义立场，但同时也强调技术手段在治疗服务中的价值。也就是说，只要心理治疗师认为有必要，认为对某一患者有充足的理由使用某一个特定技术，那就无须在意其派别属性，可以直接使用。例如，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家鲍斯使用了传统的弗洛伊德式方法中的躺椅技术和自由联想技术，并允许大量的移情表演；
弗兰克尔主要使用了意义治疗；
亚隆在治疗过程中会大量使用团体治疗（有时也将心理行为治疗和人际心理治疗纳入其中）、梦境治疗、催眠和各种行为疗法。
二是对在场的强调，从来访者自身的、即时的生活存在情境中获得意义和心理动力。存在主义心理学虽然关注自我与他人、环境之间的关系，但其研究对象是具体的个体及其所处的当下情境，也就是说，采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时，研究者与个体面对面谈话的情境，即当时当下的情境才是最真实的情境，在该情境下呈现出来的个体才是最真实的个体。由此可见，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特别关注两个聚焦：第一个“聚焦”是指聚焦自身，关注来访者个体的想法与生活史，要求通过意义重构的形式，帮助个体成为他自己；
第二个“聚焦”是指聚焦即时的情境，也就是“此时此刻”的在场。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强调通过患者对其内心体验的描述，通过治疗者对患者当前经验的现象学分析，对其言语报告和行为的分析来描述在患者的当前经验中所展现出来的东西”[8]20-21。正因为如此，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对各种各样的“中立”“客观”“普适”的技术保持高度警惕，强调技术必须服从于理解，为理解服务。若没有理解，技术再熟练也是无效的，甚至还会破坏治疗过程，使来访者的症状加重。究其原因，客观的技术与来访者自身是相异的存在，只是对某一类来访者某些方面的描述，因而不可能对个体的内心体验有全面、准确的描述。有时，这些技术还会产生误导或暗示作用，妨碍个体对自身经验的表达，破坏医患双方关系的在场。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存在哲学坚持认为抽象的思考不足以把握丰富的内心经验，运用自然科学的计量方法也无法测度每个人在不同情况下的内在心理生活的奥秘”[8]13。
三是将治疗的目标定位于帮助来访者体验到他的存在是真实的，治疗试图“分析出”破坏在场的行为方式。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主张从人的主观经验、现实生活经历等出发，对个体存在价值、自由选择、人际关系和生活意义等方面进行研究，特别是通过深入其生活世界挖掘人生意义和本质，把握人的内心世界，发现自身潜能、体验身心存在，使人真正成为“在此—在场”。例如，运用释梦、催眠、自由联想、澄清概念等技术，深入人的潜意识，找出破坏人之“在此—在场”的认知、行为和情感体验，把存在者从“在彼—不在场”的状态中拉回到当下，恢复“在此—在场”的状态。这种“拉回”技术的目的是使来访者能够尽可能充分地意识到他的存在，这包括意识到自身的潜能和人生的意义，并能够在此基础上做出行动。需要指出的是，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仅仅是将来访者拉回到真实的“在此—在场”，而不是将这种真实的情形做出好坏之区分并且祛除所谓“坏”的方面。因为，“区分”和“祛除”是对真实情形的主观评估，本质上可能会对“在此—在场”造成破坏，而这种状态恰好是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所试图矫正的。例如，焦虑是来访者的“在此—在场”形式，来源于存在者与他人共在、与世界共在的基本现实，从存在论的视角看，其本身不存在好与坏的问题。然而，现实中的人却可能因为过度焦虑而感觉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不适，死亡焦虑令人战战兢兢，关系焦虑令人彻夜难眠，意义焦虑令人郁郁寡欢，有时还可能出现心悸、气短、偏头痛、肠胃功能紊乱综合征等。存在主义心理治疗虽然可以处理过度焦虑带来的症状，但不会也不可能使人彻底地摆脱焦虑，特别是存在性焦虑，何况“焦虑是人们能量的源泉，这种源泉赋予我们生命的活力，所以完全不应被看作是避之不及的病症而加以医治和清除”[9]。
四是强调承诺在治疗过程中的重要性。心理治疗师帮助来访者重构意义之后，真正的治疗才刚刚开始，这是因为意义重构仅仅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某些观念上的问题。一方面，诚如梅引用克尔恺郭尔的话所指出的，只有当个体自己在行动中创造真理的时候，真理才会存在。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观念发生了变化，行动自然而然也会发生变化，在这个意义上，首先解决观念问题是必要的。例如，面对有自杀倾向的来访者，有的治疗师会要求与其签署“承诺治疗期间绝不实施自杀行为”的协议，否则就会终止治疗，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后续治疗的前提性问题。因为如果来访者持续实施自杀行为，那就必须对其进行人身限制和药物干预，不再适宜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另一方面，解决了观念上的初级阶段问题之后，必须在一定的行动基础之上，才能解决深层次观念问题。深层次观念问题仅仅通过短期心理咨询是不可能暴露出来的，必须在一段时间的知行互动中才能有所体现。只有来访者承诺行动，将重构之后的意义付诸实践，更深层次的观念问题才会逐渐去蔽、显现出来。经过治疗师的引导，来访者在实践过程中重新反思意义，并以新的反思指导新的实践，如此循环反复，才能真正获得“痊愈”。因此，心理治疗师应该在治疗出现进展之后，及时地做出澄清、归纳，帮助来访者树立继续治疗的信心。由此可见，承诺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价值哲学基础以“人有自主选择的自由，应为其行动后果负责”为基本价值前提，以“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活生生的人本身”为价值定位，以“探求现实的人的存在意义和恢复存在完整性，帮助人重构信念”为价值目标。这一目标是通过多样性的技术适用，对在场的强调，从来访者自身的、即时的生活存在情境中获得意义和心理动力，将治疗的目标定位于帮助来访者体验到他的存在是真实的及治疗试图“分析出”破坏在场的行为，强调治疗过程中承诺的重要性等方式实现的。由此可见，价值哲学基础的探究揭示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对人的独特理解方式，丰富了理论内涵、展示了精神气质，并使其在逻辑起点及理论方面与其他心理治疗流派相区别。同时，这一探究还为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整个方法论体系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南，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那么，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价值哲学基础是否完备呢？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对其进行系统性反思，就会发现存在一些深层次的价值问题。首先，价值前提中的“人有自主选择的自由”的观点，主要来源于萨特。萨特认为人是有绝对自由的，只不过因为必须对结果负责，所以很多时候人在具体选择上出现了所谓的“迫不得已”。问题在于，“绝对自由”这样的范畴缺乏规定性，仅仅能存在于观念之中。它在本质上意味对现实的完全脱离，只不过是幻想而已。具体的人必然受制于外部自然和社会，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尽管正确地看到了人有自主选择的自由，同时，要为选择的结果负责，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夸大了这种自由，从而陷入到观念论和绝对主义的泥淖之中。其次，出于特定的理论立场，存在主义心理治疗虽然要求技术适用的多样性，但从治疗实践中可知，其对于许多现代心理测量和治疗工具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缺少了这些工具的支持，实际上就是将科学因素逐出了整个治疗过程，心理治疗就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或者形而上学治疗，效果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再者，也正是因为缺乏标准化、普适化的科学治疗方案，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对心理治疗师的经验和水平要求之高前所未有，以至于“治疗”成为了一种“冒险”。也就是说，如果来访者足够“幸运”，遇到合适、合格的心理治疗师，那就能够获得较好的疗效；
反之，如果不够“幸运”，那就可能治疗效果不佳，甚至病情恶化。这些隐含的价值问题，如果不认真对待，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沦为“玄学”“形而上学”，甚至是“巫术”“宗教”，研究者不可不察。
综上所述，一方面，存在主义心理治疗要求必须准确把握价值哲学基础，唯有如此，才能被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才能充分发挥出自身的独特优势，帮助来访者依靠自身主观能动性走出心理困境，寻回存在的意义，鼓起生活勇气。另一方面，必须要加强对价值哲学基础的反思和批判，妥善处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隐含的内在价值问题及其与哲学治疗、一般心理治疗、医学心理治疗等的关系，避免走入歧途。未来研究中，学界除了要进一步深化对包括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在内的各个心理治疗流派的价值哲学基础探索之外，还应加强价值观整合和价值共识体认。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心理治疗，落脚点终究是在“人”，主旨均在于满足“人的需要”，这是共同价值之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心理治疗价值哲学基础的差异不应成为门派偏见，更不能把观点的纷争演变成治疗过程中的障碍。心理治疗是属人和助人的，这一初衷任何时候都不应被忽略和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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