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自强:科研报国,一生纺织

文/纺声 编辑/秦悦

他将毕生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中国纺织科学事业,为我国纺织工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梅自强院士简介

梅自强,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1929 年4 月生于江苏常州,1951 年毕业于南通学院纺织工程系,195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0年8月19日8时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 岁。

六十六载春华秋实,通用技术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纺院”)铸就了“艰苦创业、科技攻关、锐意改革、担当作为”的“建院精神”,不断创新发展,与时俱进。在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本刊特开设“建院精神”专题系列栏目,回顾先进典型事迹,传承与弘扬中纺院“建院精神”。

本期“建院精神”栏目将讲述我国著名纺织工程科技专家,高产梳棉理论和实践的创始人、学科带头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梅自强的故事。他把毕生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中国纺织科学事业,是中纺院科技攻关精神的奠基人,心系衣被天下,为我国纺织工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担当大任

自新中国成立起,我国就下大力气推动纺织行业发展,在纺织工业部和科研人员努力下,1954 年完成整套棉纺织设备的设计制造、定型工作,定名为“54型”。这套设备与前期制造的设备相比有较大的进步,接近当时国际棉纺织设备水平,但应对6 亿人口的穿衣需求尚有一定距离。

20 世纪50 年代末,国际上的纺织工业陆续出现了一些新工艺、新技术,酝酿着生产技术上的重大变革。纺织工业部要求由纺织科学研究院(中纺院前身)牵头对54 型棉纺织成套设备进行大幅改进。成立了由中纺院牵头,青岛纺织机械厂、山东省纺织工业科学技术研究所、青岛市国棉四厂、青岛市国棉五厂共同组成的高产量梳棉机工作组,梅自强担任工作组组长。

找到关键

梳棉是纺织工艺流程中纺纱的关键工序,有“纺纱工序的心脏”之说。初到纺织厂的棉花原料都是棉纤维纠结在一起的纤维团块,只有清除杂质,将纤维束彻底梳理,才能制成均匀的棉条以满足后续纺纱工序要求。用常识来说,梳棉好比梳头,纺纱就像是扎辫子,只有把凌乱的头发梳理整齐,才好扎辫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针布是梳棉工艺中的关键核心部件。当时,我国梳棉机多采用弹性针布实施梳理,速度慢、产量低,成为制约纺织工业技术和工艺发展的瓶颈。梅自强领导的团队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结束我国不能生产金属针布的历史,并力争使产品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这期间梅自强带领的工作组对金属针布材质及制造技术、提高针布的质量、规范金属针布维护保养方法等技术展开大量研究,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代金属针布,突破了纺织生产技术的重要瓶颈,是我国纺织工艺技术现代化的关键性事件。

全力攻关

梅自强正在用纺织设备做试验。

1958 年,装备了我国自主研发金属针布的梳棉机被命名为1181E 型,在单机实验基础上,由青岛纺机厂设计制造生产第一批20 台样机,经过半年多试生产及数十次改进,基本达到了台时产量15 公斤的设计要求,是当时国产机型效率的3 倍。该机型于1959 年6 月在青岛国棉五厂进行了鉴定,共生产了500 多台,分别在山东潍坊、河南华新、浙江萧山3 个新建棉纺厂进行扩大生产实验。

为进一步完善工艺、稳定产量,1960 年3 月,梅自强带领团队来到青岛国棉五厂对1181E 型国产梳棉机进行改进。设计了型号为A185 的梳棉机,研制出与其配套的三罗拉剥棉,在单产40 公斤时能顺利剥取,开创了高产梳棉机采用回转式剥棉的先例。自主制造的罗拉梳棉机构是中国纺织工业历史上的一大创新,后来在国际上被广泛应用。1963 年11 月,20 台样机在上海通过了鉴定并投入了批量生产,台时产量稳定达到15 公斤。

1965 年11 月,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钱之光亲自听取梳棉机工作组在上海实验情况的汇报,要求工作组在A185 型基础上改进设计,再制造一批新型样机,即A186 型。1966 年5 月21 日,台 时产量25 公斤的A186 型高产梳棉机在青岛国棉五厂通过了由纺织工业部组织的鉴定,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正式投入批量生产。

丰硕成果

高产梳棉机研究工作从1958—1966 年历时8 年,从小试、中试到大面积生产试验,试验工作从青岛扩展到山东、河南、浙江、上海又回到青岛,3 次大幅度修改设计,研制岀3 种型号的样机,3 次批量制造生产,终于使国产梳棉机的台时产量由5 公斤左右提高到25 公斤,也因为高产梳棉机的成功,我国棉纺厂每万锭的梳棉机配台由48~60 台减少到16~18 台,大幅度节省了棉纺工厂基建投资,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

A186 型高产梳棉机在上世纪60 年代到90 年代长达20 多年的时间里,成为我国纺织工业的主力设备。A186 型梳棉机的梳理适用性非常广,既能加工棉纤维、棉型化纤,也可以加工各类中长型化纤,即使到现在,在一些珍稀和娇贵的天然纤维加工领域还在使用,特别在毛纺半精纺行业中得到很大的延伸。

经过8 年的艰难攻关,梅自强和工作组成员为纺织行业留下了一系列科研成果,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我国高速高产梳棉机的基础。他们一直有一个不灭的信念就是不畏封锁、干扰,一定要为中国的纺织工业研制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纺织机械。

梅自强率领科研团队艰难攻关时期,正是我国遭遇连续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3 年。在青岛国棉五厂食堂,他们开始还有玉米饼充饥,后来玉米饼变成了地瓜干,再后来连地瓜干都没有了,只好吃一种叫“地瓜面儿”的窝头。梅自强回忆说,那东西不仅难吃,要命的是吃下去后强烈地反胃酸。后来,他们发现吃咸菜可以中和胃酸,遗憾的是当时想找点咸菜吃都很难。那时研发试验工作非常紧张,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实在饿得受不了,只好半夜爬起来烧开水喝。面对艰苦的科研环境,梅自强和团队没有人退缩。大家夜以继日地测试数据,分析改进,最终取得了巨大突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原会长王天凯说:“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人民是靠每年15 尺布票去穿衣的,1983 年全国取消了布票,梅自强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A186型高产梳棉机研制成功后,有人曾对A186 型高产梳棉机做出了经济效益“巨大”和中国纺织机械史册上“里程碑”的评价。可是梅自强却说:“成就和获奖不是科学家的追求,科技兴国才是科技工作者的使命。”也正是几年如一日的科研使命支撑着梅自强和他的科研团队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推动了我国纺织工业技术的进步。

恢复科研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在纺织工业部的支持和广大干部职工的辛勤努力下,中纺院在当年正式恢复。1982 年10 月,梅自强被任命为中纺院副院长,主管科研工作,加快了恢复重建的步伐,并明确提出要把中纺院建设成为纺织工业科研队伍的“国家队”目标。他在紧抓各项基本建设的同时,重点在合成纤维工艺研究和产品开发,棉和化纤纺纱、织造、针织、染整工艺技术、产品开发和新设备研制,纺织测试技术、仪器研制和纺织品标准制订,计算机应用方面逐步开展了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科研成果。

1984 年6 月18 日,经国务院批准梅自强被任命为中纺院院长。上任后,他提出了中纺院以科研体制改革、坚持科研为主的方向,把承担国家和纺织工业部下达的重大科研项目放在第一位,通过成果转让、技术服务、新产品试制以及中试生产等增加收益。在一系列措施实施后,中纺院成立了以科研成果的审查、鉴定、推广等为主要工作的计划处,促使中纺院从科研型向科研经营型转化,1984 年中纺院和各地签订的成果转让和技术服务项目共25 项,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1987 年,纺织工业部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梅自强任常务副主任,其间,他认真调查研究,为纺织工业建言献策,提出了利用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通过和国外技术交流、合作研发等途径,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提高科研工作起点。在1988 年5 月召开的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第十九届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他建立健全了学会所属各专业委员会的组织,发挥各专业委员会下属学组的作用,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发动广大工程技术人员总结交流生产技术经验,推动纺织工业技术进步。

他还多次率团出访和组织来访学术交流活动,提升了我国纺织工业在世界的影响力。1989 年10 月,他首次和台湾纺织工程学会取得联系,并促成1990 年2 月台湾纺织教授访问团首次来大陆介绍台湾纺织工业情况。改革开放以来,梅自强先后率团去欧洲,去澳大利亚、新西兰、朝鲜等国家访问,介绍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促进科技交流与合作。

打破垄断

上世纪80 年代,伴随着恢复建院时单纯科研型到科研经营型的改革,中纺院经历了体制变革的阵痛。不变的是,梅自强带领的中纺院依然扎根科研,把国家和纺织工业部重大科研项目放在首位,深化改革、转变机制,不仅加快了科技产业的发展步伐,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转制期间,中纺院承担国家攻关、技术开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项目300 余项,获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60 余项。其中,国产YG131 型条干均匀度测试仪经鉴定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于1988 年获国家经委技术开发优秀成果奖,1990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说实在的,我更愿意做实验,搞科研。那时,我看准了一个课题,就是测量纱条均匀度的条干仪,当时国际上只有一家瑞士工厂独家生产,我们曾通过各种方式想与之合作,但始终没有成功。”20 多年后梅自强回忆那段过往时说。纱线条干是纺织业的专业术语。纱线条干的均匀度是评定纱线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它不仅对纺织品的外观和内在质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还直接影响纺织生产过程的稳定性,因此条干均匀度的分析和测量对纺织品质量的控制和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自50 年代开始研制条干仪,但未能成功。改革开放以来,纺织品开始大量进入国际市场,纺纱厂急需的条干仪却只能依赖进口。当时,作为国际上独家生产的垄断产品,乌斯特条干仪的进口价格是每台5 万美元以上。对于恢复生产的中国纺织企业来说,昂贵的仪器买不起,送到香港等地检验的费用大大增加了产品的成本。在发达国家共同形成的技术壁垒面前,梅自强下决心要攻克难关,让中国纺织业的质量控制水平迅速接近或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中国纺织工业今后的发展构筑一个起飞的平台。

1982 年10 月梅自强牵头组织中纺院和长岭机器厂合作,在吸收瑞士、日本等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研制国产条干仪,以达到乌斯特条干仪同等性能水平为目标。国产条干均匀度仪研制工作很快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列入了纺织工业部“六五”攻关新产品试制计划,并申报了一个技贸结合项目,一次性引进乌斯特公司50 台条干仪。后来梅自强发现经过电子部雷达局和纺织工业部机械局研究通过的条干仪总体设计方案,有可能存在性能差距。他先后三次去长岭召开研制三方工作会议,对总体设计方案做了重要改进,把波谱仪由原设计任务书规定的50 个频道扩展为55 个频道。虽然加大了研制工作难度,但为实现国产条干仪要达到乌斯特条干仪同等性能水平的目标提供了保证。1984 年7 月,国产条干仪设计任务书和选型总体设计方案通过了审查,项目历经3 年研制,于1986 年年底研制开发成功并通过了由纺织工业部和电子部组织的联合鉴定,随即批量投产,装备于各纺织企业和科研单位,这就是著名的国产YG131 型条干均匀度仪。

海峡两岸纺织科技信息工作联谊会会议照片(从左至右梅自强、陈明、杜燕孙)。

原纺织工业部科技司副司长谢应安对条干仪项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出这样的评价: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百业待兴,纺织工业作为传统产业承担了为国家整顿复兴积累原始资金的任务,急待打开国际市场。梅自强在分析了各方面情况后,敏锐地看到条干仪研制的必要性和行业本身的技术局限,开发研制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纱线条干均匀度仪,提高了我国纺纱技术水平,突破了技术壁垒。

培养人才

梅自强任院长时期,中纺院有科技人员345 人,约占全院职工总人数的53.7%,其中1979 年以后分配来院的研究生、大学生170 人,占全院科技人员的49.3%。这些年轻技术人员正处在出成果和将要出成果的最佳时期。为此,梅自强在院务会上提出:人才培养是需要抓紧解决的问题,要挑选那些有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强烈革命事业心的青年同志,为他们投身科研、生产工作积极创造条件,关心和帮助他们在科研工作上迅速做出成绩。

在他的带领下,中纺院根据各研究所/室的方向任务,确定了各单位的编制和人员,并相应地调整和组织各单位的专业结构和人员配套结构,组织一支精干的、熟悉业务的、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才队伍,为合成纤维、棉毛纺织、针织、印染整理,化纤和纺织机械行业的产品开发、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研究,标准工作和测试技术的应用与研究,计算机应用和软件开发及纺织工业自动化研究,基础理论和技术经济研究方面打下较好的基础。在这些学科领域内,也涌现出一批有成就、有影响,能推动这些学科发展的带头人和一批政治素质、业务水平较好的科技骨干。此外,梅自强还对职工出国进修培训、考研究生、博士生、业大、电大的学习等做了一些规定,鼓励各类深造人员学用一致,学以致用,引导科技人员把精力放到科研和生产业务工作上来。同时,他还推动办好在职或各种业余的学习班,为自学的各类人员,提供了适当的工作岗位,发挥他们的专长。

20 世纪80 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开始,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变革,梅自强出色地以一个学术带头人的身份,顺利完成了建成纺织工业科研队伍“国家队”的目标。他培养、造就的一批学科带头人和科技工作骨干正在继承着他的志向践行着中纺院科研攻关精神。

积极建言献策

上世纪80 年代末,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百业待兴,中国纺织业靠产品出口成为外汇收入的支柱产业。当时国际上在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行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1987 年,梅自强率中国纺织工业代表团参观巴黎第10 届国际纺织机械博览会,他感到我国纺织工业的技术水平和国际上的差距正在逐年拉大,科技上不去,我国纺织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会越来越弱,就不得不再次引进技术和设备,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老路。

同年,纺织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在京成立,梅自强就任第一副主任。他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科学技术委员会是对纺织工业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政策及重大科研问题进行咨询、参谋的组织。我要认真执行部党组的决定,结合各阶段纺织工业的形势和任务,调查研究,为振兴纺织工业建言献策。在现实中他也是这样去做的,他分析了国内外技术现状和发展方向,对棉纺织加工链整体进行技术思考,发表了“国外棉纺织技术发展趋向和我国棉纺织工业的技术进步”一文,提出了集中力量以发展清梳联合机、精梳机、自动络筒机、无梭织机为重点的主攻方向。

清梳联合机、自动络筒机、无梭织机是解决传统工艺用工多、劳动强度大、产品品种受限的关键,精梳机是纺织产品上档次的关键,这几项设备对纺织工业设备科技攻关、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技术改造规划和实施能够起到示范引领作用。这个建议在上报国务院后,得到了时任副总理朱镕基的大力支持,认为这个建议符合国情,具备兼顾基础建设和长远发展的前瞻性,契合纺织工业战略目标的方案,最终形成了纺织工业4 个“重中之重”成套技术引进项目,对提高纺织装备整体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解决原料供应

在中国纺织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作为纺织原材料的棉花,特别是优质棉花始终是制约因素。当时我国棉花的自给自足率在60%~70%之间徘徊,进口棉花量一度达到世界棉花贸易量的40%。棉花生产不仅牵制着纺织工业的生产,还对国民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多年来,为稳定棉花生产主要采取的依据是粮棉合理比价原则,以提高棉花收购价格,稳定种植面积。但粮价逐步放开后,棉花供需只能强制实行国家规定价格,棉花市场得不到合理开放,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农民经营种植的选择更多,棉花种植面积更难以得到保证。

1990 年,梅自强赴新疆考察,他看到了新疆发展棉花生产的巨大潜力。南疆属大陆性气候,晴天多、光照好,气温高且温差大,有利于棉花生长。南疆土地资源丰富,地广人稀,在保证粮食种植的基础上,其余农田都可以种植棉花。在相同土地条件下,按当时粮棉比价,每亩土地种棉比种粮可增收30~90 元,当地农民都愿意多种棉花,再结合原建设兵团的国营和集体农场领导力量强、管理水平高、经验丰富的特点,发展棉花生产具有很大的优势。

在经过详细的研究和比对后,梅自强以“科技委委员建议材料”的形式,向中国纺织总会(原纺织工业部)党组、总会提交了《关于大力支持新疆加快发展棉花生产的建议》。他在建议中指出,应适当调整我国棉花生产的地区规划,为加快新疆棉花生产提供有力支撑,逐步把新疆建设成为我国棉花主要产区,我国棉花、纱布、纺织后加工产品的生产基地。这是梅自强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结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的一份卓有远见的专业性建议,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并为此建议制定了一系列的鼓励政策,大力支持新疆发展棉花种植。

现在回看近30 年前梅自强的建议,仍然可以感到这是一份既有远见又有实际调查数据支撑的报告,不仅为纺织工业消除后顾之忧,而且将大大推动新疆经济的发展。报告提交的20 年后,新疆已经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棉花生产基地,全疆棉花产量占全国棉花产量的60%以上,其中优质长绒棉的产量,新疆占全国的90%以上。

拯救国之瑰宝

我国是丝绸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但是自1994 年下半年以来,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丝绸行业陷入了前所未有困境。为尽快帮助我国丝绸行业摆脱困境,在1999 年3 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梅自强作为第一提案人提出了《建议进一步采取措施拯救丝绸行业》提案。他详细介绍了我国丝绸领域的背景资料和行业数据,并逐一分析、列举了造成丝绸行业陷入困境的具体原因,这其中既涵盖了多年积累和深层次问题,也有近年产生的新矛盾,为了重振我国丝绸这一“瑰宝”雄风,他提出了进一步改革茧丝绸经营管理体制,加强科研力量、加速新产品开发,设立丝绸新产品科研开发专项经费,分设丝绸产品宣传专项基金,并依次解读了各项建议的具体做法。这一提案受到政协九届全国委员会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经提案委员会建议,该提案由国务院交国家经贸委研究办理。

同年6 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梅自强提出《建议进一步采取措施拯救丝绸行业》的提案给予答复。答复表示:

一是经有关专家论证和国家茧丝绸协调小组会议审定,国家茧丝绸发展风险基金已将一批关键技术科技攻关、丝绸产品的科研开发项目列入国家茧丝绸发展风险基金第二批发展性项目,用于丝绸产品科研开发必要的资金支持。

二是经行业内专家论证,将采取国家资助方式,中国丝绸协会统一组织,通过央视黄金时段和有影响的报刊推出联合广告、在国际互联网上设立中国丝绸宣传网站、组织丝绸企业参加国内外有影响的博览会,加强丝绸新产品的宣传。

梅自强在上海国际纺机展参观。

三是在推进现有茧丝绸贸工农一体化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和论证茧丝绸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此举有效提高了我国丝绸科研技术水平,规范丝绸行业的流通秩序,带动了市场发展。

在担任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梅自强还提出有关纺织工业发展的提案10 余件,其中,《建议进一步采取措施拯救丝绸行业》的提案被评选为第九届政协优秀提案。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把纺织工业推到了创新发展的岔路口。梅自强用他坚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实事求是、具有前瞻性的分析为纺织行业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梅自强的一生都与我国纺织行业发展紧密相连,他一生都在为我国纺织工业振兴奔走疾呼。即使80 高龄,他一年中的一半时间都奔走在全国各地的科研一线。面对各种活动邀请,他始终坚持非科技学术活动不去,技术条件不成熟的不去,推广时机不成熟的不去。而对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企业在科研技术、项目攻关方面的求助,他不仅有求必应,还充分利用一切资源为他们的技术创新铺路搭桥。他几十年如一日秉承高效勤勉的工作习惯,每天晚上9点就寝,凌晨3点起床,3 点到6 点是他学习和查阅资料的时间,6 点以后吃早饭上班,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这种习惯在出差开会期间也是如此。去世的前几天,梅自强还以81 岁高龄前往一家中小企业主持科技成果鉴定,这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后主持的鉴定。直至病危的前一天,他仍然在办公室伏案工作。

2010 年8 月16 日凌晨,梅自强心脏病突发被送进北京医院,抢救前他对医生说:“我下周要出差去参加会议,还要发言,发言稿还没有写好。”医生惊讶地回答:“你的病情非常严重,参加会议肯定不行的。”梅自强因抢救无效逝世后,工作人员在清理遗物时都惊讶于梅自强过人的精力和工作的繁忙程度,他的工作计划安排已经从逝世的当天排到了9 月26 日。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前会长王天凯回忆梅自强时说:“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一种态度,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
是一种作风,对科学谦虚谨慎的作风;
是一种胸怀,对学术精益求精、包容各派的胸怀;
还有一种精神,就是献身行业的技术进步、忘我工作、不计报酬、勇于付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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