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宜君， 张 冀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在当代文坛，王安忆是极其醒目的路标式人物。作为一名持续写作的职业作家，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面对瞬息万象的文学浪潮，她踏浪前行，以其烟火漫卷的人间情怀，始终关注尘世肉身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活，在人性与真实、市井与欢愉、时代与内心的多重视角观照下，成就了不可复制的日常之谜。功成名就、著作等身的王安忆，以“我所能做的就是提供精神的东西”(1)王安忆：《作家的压力和创作冲动》，《王安忆说》，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48页。自我期许；
而对于评论家而言，拍案惊奇之余，不免时常遭遇阐释危机。如果说相通的人性、细密的逻辑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安忆长篇小说“故事与讲故事的方式”的经验总结(2)张冀：《心灵世界的精神荒原——〈遍地枭雄〉再解读兼论王安忆的创作症候》，《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的话，那么，她在创作生涯第四个十年陆续推出的《天香》、《匿名》、《考工记》(3)王安忆：《天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王安忆：《匿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王安忆：《考工记》，广州：花城出版社，2018年。本文所引《天香》、《匿名》、《考工记》原文，均出自上述版本，后面不再重复注释。，我们是否还能如是观之呢？颇多评论家超越小说文本，分别就“绣”、“林”、“楼”或微言大义或自由言说，这种困于作家文字陷阱与时间迷宫而无法自拔的尴尬处境，到底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去有效把握上述三部长篇小说的叙事图景、叙事策略和叙事意图呢？王安忆此间的小说创作，究竟是其自成体系的“心灵世界”小说理论的惯性实践，还是在其虚构叙事上存在某种程度的自行调整？诸如此类问题，需要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去认真地加以研究。
多年以前，王安忆评点余华小说可谓力透纸背。她说，“时间是一种容易使人悲观的东西”，“余华的世界是基于一种时间的观念，世界是时间的流程，生命是这流程中的一段，生命与生命在流程中偶尔碰撞却必然分离，这便是所有痛楚之感的所在”；
与此同时，王安忆也颇为自负地直指同行的局限，说时间“给我们带来的每一样东西都要失去，它使我们作出人生一无所得的结论，余华将这最悲哀的一层揭给我们看了，接下去，他还会让我们看什么？”(4)王安忆：《我们在做什么——中国当代小说透视》，《独语》，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77页。毫无疑问，王安忆试图比余华走得更远。
众所周知，无处不在却又悄然潜行的时间，不仅属于科学或哲学的概念范畴，还是个人的内心体验和时代的文化认知。这是因为，“只有时间才是构成生命的本质要素”(5)亨利·柏格森：《创造进化论》，王珍丽、余习广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页。，“真正的时间是一种不受变化制约的、更高实在的永恒”(6)A.J.古列维奇：《时间：文化史的一个课题》，路易·加迪等：《文化与时间》，郑乐平、胡建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9页。。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生命的本质，不过是一个时间段落。世人使用时间的方式，就是自我塑形的方式。有心理学家如此看待时间的悖论：一方面“你对于时间的态度将对你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但你自己却很少会意识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对待过去、当下和未来的适中的态度预示着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极端的态度则会导致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关于时间的问题，本质上就是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7)菲利普·津巴多、约翰·博伊德：《时间的悖论》，张迪衡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6、11页。。《天香》、《匿名》、《考工记》正是在这个维度上，以时代的隐身人作为切入口，重构中国人的时间体验，找寻中国人的内心真实，具有不同以往的内涵和价值。
《天香》是一个繁复的文本。小说纵情讲述的“天香园绣”的虚构故事，有其本事，那就是上海的“顾绣”。长期以寻找上海作为写作志业的王安忆，这一次将视线上溯到从明嘉靖年间到明末清初这一时间段。表面上看，小说呈现了大上海传奇的前传；
又因涉及“顾绣”这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致有学者特别聚焦小说之于“‘物质文化’——从园林到刺绣——的社会史意义”(8)王德威：《虚构与纪实——王安忆的〈天香〉》，《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2期。。后起一些看似有所新意的研究观点，多以此论点衍生。诚然，绣比人长久，上述观点自有其合理性；
但世道与人心更是不可或缺的，绣若规避鲜活的人，也只能是没有情感的工艺品。王安忆自然明白这一朴素的道理，她注意到绣品并不曾留存绣娘的名字，但在时间的针脚中，她们却真实而隐秘地活着，“用她们的方式记录个人史，就是绣”(9)张旭东、王安忆：《对话〈天香〉》，张旭东主编：《传统与形式创意：喜玛拉雅美术馆文化思想论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0页。。但又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她们曾经来过？于是乎，借物起兴，返观人情。青史之外的如花美眷，在似水流年中的命运和作为，成了王安忆的核心关切。正所谓：时间能塑造人，正如河流塑造河岸。
小说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晚明上海，一开篇便是一派花团锦簇、烈火烹油的三春胜景。申家二老爷申明世奢靡无度，营造的天香园，无异于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其长子申柯海，亦放浪无形，与小绸做少年夫妻不满三年，阴差阳错又纳苏州织户女闵氏为妾。用情专一、性格倔强的小绸遭遇情殇，从此与柯海冷战；
而独守空房的闵氏，上绷落绣，用家传的绣艺，“在申家渐渐有了人缘”。一时间，申府女眷刺绣成风。出身书香门第的小绸，亦是满腹心事，唯有将世代诗心化入绣中，方能排遣心中的郁结。经由镇海媳妇的穿针引线，这一妻一妾都“感到了天地的久远”，在人力与天工之间辟出了“以针线比笔墨”的新路。闵氏原本寻常的针黹闲活，有了小绸的文气书香加持，成了市井坊间争相模仿的“天香园绣”。
沈希昭是“天香园绣”承前启后的第二代传人。她尚未出阁时，祖父就期愿其成为才女，“不宜沾染闺中习气”。待到嫁入申府成为阿潜妻后，她不习绣而专心学画；
不过之后也拈起针来，却反小绸之道而行之，以绣作诗画，“武陵女史”成了“武陵绣史”。小绸不免生发“多少时光过去了呀”的感慨：“这么多的时光几乎就是用针线绣成的。世人只知道天香园绣，其实是锦心一片！”阿潜弃家出走，独居的沈希昭，遂接受小绸的邀约，上绣阁绣画以安顿自我。她的绣品成天下一绝，落款“天香园”的四开屏人物绣画，甚至置换回了申明世相中的“金不换”寿材。而后申府落败，惟有希昭的绣画，才是“这通篇败迹中的一脉生机”。
申蕙兰是“天香园绣”继往开来的第三代传人。她命运多舛，仅有“天香园绣”的名号为其寒碜的妆奁增色；
成亲方才两年就做了未亡人，家中光景很是惨淡。她开始绣董其昌行书《昼锦堂记》，“好像无尽的虚空的岁月都变成有形，可一日一日收进怀中”。在阿暆帮衬下，她以绣活为全家的唯一生活来源。申府上下一应用度也全凭女红，诚如沈希昭所言，“天香园绣最终竟是养活生计了！”“锦心犹在”的蕙兰，在天香园外设幔授徒，将几经蝉蜕、数度新生的绣艺发扬光大。时间流转，世道无常，天香园终归付于断壁残垣，“诗书画作底”的“天香园绣”，却代代相传，迎来了“字字如莲，莲开遍地”的高光时刻。
“天香园绣”三代人闵氏、小绸和沈希昭、申蕙兰，遭遇生命的困局，执着地以其绣艺获取了自身生命的现实意义，在逼仄的生存空间接通了历史与未来。而《匿名》中的“他”/“老新”，则从繁华都会到荒野山村的空间位移(更准确地说是时间旅行)中，突破社会规训与个体局限，从社会人退化为自然人，重塑心智、回归本真，在不确定性愈发明显的当下，实现了拯救与飞升。这是正史和秘闻之外的时代寓言。
“他”只有平凡的履历，既无专业技术，也无过人才华，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具有“归类的爱好”，一辈子过的都是按部就班的顺遂生活，久在樊笼，失却自我。也正是这位年近七旬的退休再就业者，被人莫名其妙绑架，从而有了一段找寻时间的奇幻旅程。绑匪驾车星夜兼程，“他”被困在车后厢，“这才发现时间的重要性，没有时间，人就好像陷入深渊，无依无靠”。当绑匪意识到闹出了乌龙后，“爱往山里钻”的“哑子”，把“他”“带去山里边，带进无限的时间”。故事至此才真正开始。
从世俗社会进入到蛮荒世界，这种偏离常态，对于“他”来说，“无论是过往还是未来的时间都湮灭在混沌中，只有正经历的现在才是具体可感”。与自持理性、征服自然的鲁滨逊(《鲁滨逊漂流记》)有所差别的是，“他”对突如其来的“世界的末梢头”——林窟无能为力。哑子教会“他”荒野生存之道，“他”逐渐变得没有时间观念，记忆也在时间中尘封，“所有的存在都退进无名状态”。荒野上的精灵——放牛人“二点”适时出现，这个追时间的人，“相信世界的永恒性”。谨小慎微的上海老男人，与之灵犀相通，生发出“我”是谁的身份困惑。而另一边，妻子杨莹瑛获悉“他”的失联，感觉“当下的时间突然静止”，整个人“变成空壳子”。然而，“时间的修复力是惊人的”，她遍寻无着后也不得不承认“适应变故要好过寻找”。她深知“时间的厉害”，“一个市民，时间是以生活为代言的”，“日子总要过下去”。小说走笔至此，犹如《舌尖上的中国》附体，花费大量笔墨描述从采买食材到加工制作鱼圆的全部工序，看似文字游离主题且无比冗余，但传递出一个信号：“生活挖了一个坑，时间弥漫过来，填平了”。她主动注销丈夫户籍的惊人举动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他”只能够以匿名的方式隐身在失落的世界。
一场山火，林窟化为焦土。死里逃生的“他”，辗转被人送到了九丈老街。这个“被新世界遗弃得差不多”的地方，“时间就像河岸塌了的河水，漫流的状态”。“他”有失忆失语的双重症状，又来历不明，养老院人称其为“老新”。历经林窟的疗愈，“他”如再生般，变得“有些婴儿相”。无论是在九丈养老院还是后来的新苑福利院，“他”都像肠道中“一粒未被消化的什么籽”，多次陷入“老新是谁”、“‘我’是谁”的谜团，真是“万物有灵，都有一个‘我’”。在志愿者的帮助下，警方确认了“他”的真实身份。就在即将返回上海时，“他”意外落水。“时间就像一个漩涡”，也是一切谜的谜底。在坠入死亡的那一刻，“他”找到了自我——那个曾经“沿着苏州河，跑啊跑啊，跑得脚底生烟”的孩子。“他”从世俗世界逸出，在前现代、非工业环境走了一遭后，便再也回不去了。小说并非致力于呈现一场“退化与进化”的智力游戏，而是为我们去重新理解、再度认识个人和世界的血缘关系提供了重要契机。
“赤裸的时间保持流淌的状态，流淌，流淌，一去不回”。与《匿名》泛滥的思辨形成反差的是，同题异构的《考工记》回到了王安忆的正常水准。小说依然在意的是小人物的存在与时间问题，主人公陈书玉就是大时代的隐身人。阿陈生逢乱世，人若飘蓬，一座祖传的宅院，是其无法告别的文化遗产。他是晚熟的人，终其一生过的都是“似乎有恒常的性质”的“百姓的日子”。1949年以后，他成了小学教员。“新的生活渐渐展开画卷，覆盖了陈旧的日子”。然而，“有产”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让他终归是“身份不确定的人”。他并不留恋祖宅，却在日渐颓败的祖宅独居多年。在书案上，“他看见自己的脸，又似乎是祖父和父亲的，他们彼此相像”，这种相守，终致人宅合一。他有多次对祖宅实施大修的计划，却因种种原因作罢，就连承诺要做修缮工程大木匠的大虞，也突然故去。小说第25章有一场阿陈和阿小的对话，值得我们高度重视。阿小因父亲“早已经被时代放逐”而不愿做“父亲的儿子”，但子与父思维方式的相似性，让阿陈确证阿小“到底是父亲的儿子”。阿陈并未“活出别一路人生”，在晚年才找到自我，他是他那毫无存在感的父亲的儿子，他父亲是“向来与世隔绝”的祖父的儿子。所以，77岁的阿陈，才有在台风夜飞身跃上房顶与祖宅共存亡的悲壮之举。这是一个人的落寞，更是一代人的挽歌。小说题名《考工记》，讲述的不仅仅是修葺房屋的小故事，而是在强调主体时间体验的前提下，呈现现代人把握永恒的在场感，践行了“从其根源上揭示隐匿的生活”的“小说家的职能”(10)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冯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第48页。。
“天香园绣”三代人、“他”/“老新”和阿陈这些隐身人，在他们各自的活动空间，都面临着囚徒般的生存困境，这是人生的常态。王安忆所关注的，是他们在钟表计时的物理时间尤其是在精神世界的心理时间中，如何在人间道努力开掘出一条“自我”的路。至于绣艺、丛林、祖宅，不过是时间摆渡的载体或者隐喻罢了。这是因为，他们首先得活着，不是在世外，而在红尘中。如果我们从世俗人情的接地视角出发，便有可能把握小说的叙事策略，也能明晰小说的创作资源。
《天香》故事，以上海“顾绣”的源流作为主要线索，杂糅了实存的历史与虚构的传奇，汲取了明清世情小说那种纯粹的文人白话书面语，颇有雅趣与俗情。小说第一卷“造园”，事无巨细地穿插交待天香园营造时的良辰美景，又精心剪裁与仕途经济渐行渐远的申明世申柯海父子一夜莲花、香云海、园中市、蟠桃会的赏心乐事，走心的读者自然都知晓世事无常、兴衰不定的人生真谛，不免直接联想起孔尚任传奇剧《桃花扇》中“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一语。果不其然，申府的“男人们都喜欢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往往一事无成”，天香园自初造起就有“忽喇喇大厦将倾”的潜在风险。比如在流光溢彩、创意十足的“香云海”夜宴现场，申明世的长兄申儒世，一位心如止水、物我两忘的长者，先是暗自叫好，“继而不安起来”。他何以不安？申府父子毫无节制地挥霍家业，一来“多少偏离读书人之道”，二来势必有后患。各种症候都在预示着申府无可逃遁地家道中落，终将混迹于寻常百姓家。如果小说只是表达一切归于虚幻、人生就此完结这样的幻灭感，那无异于是对思辨天道之命与人道之情的红楼经典故事的单向度模仿。王安忆的志向并不在此，她从不讳言自己的世俗心：“我喜欢人世的热闹，中国古画的山水总是有寂寞之感，水墨亦是虚无，所以倾向写实的西画。在二维平面中由透视原理，明暗影调立体出来的具体和生动，让人喜悦。”(11)王安忆：《朝圣》，《成长初始革命年》，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237-238页。因而，《天香》绝对不会走向悲剧的虚无，而是面向尘世、崇阴抑阳，申府的男丁都只是作为陪衬而存在，天香园的三代女眷才是小说叙事的重心所在。
小说借助闵师傅和吴先生的共同观感，力证繁华落尽的天香园依旧拥有不可限量的气数与生机——“一种盛极而衰，衰极又盛的阴阳转合，周而复始，也是命的意思”。“有一点像观音”的小绸，敏锐地意识到“天灾人祸全是命运，又是谁能护得了谁？”这一悖论处境，进而产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达观心态。孤独无人诉情衷的沈希昭，透彻明白天工造物需要“无数次天时地利人杰相碰相撞”，方才成为天香园绣自在花开的一代人。而自度亦度人的蕙兰，则是天香园将看似现世安稳的“一夜莲花”推向当真岁月静好的“莲开遍地”的关键人物，天香故事终究没到曲终人散那一天。阿城在谈及“既无悲观，亦无乐观”的世俗时，特别看重女子的“韧”。在他看来，“女子有母性”，“因为要养育，母性极其韧，韧到有侠气，这种侠气亦是妩媚，世俗间第一等的妩媚”(12)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77、42页。。天香园三代女眷未尝不是如此！小说采用联缀式结构，设“造园”、“绣画”、“设幔”三卷，接力呈现小绸、沈希昭、申蕙兰每个人的生命故事。这种结构“类似中国画长卷和中国园林”(13)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349页。，各个局部相对独立又紧密勾连，合成一个有机的全局。小说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王安忆此次寻根的晚明上海，“清雅就是杂在这俗世里面，沸反盈天的。老庄也好，魏晋也罢，到此全作了话本传奇”。
《匿名》中的“他”/“老新”，远离安顿肉身的蜗居，被动来到林窟，开启了追寻自我之旅，这是小说的情节主线，也激发了王安忆无限的想象空间。或许是作家对时间概念的智性思辨太过执着，以致经常脱离故事本身而不加节制地大段议论，小说给人的阅读体验并不美妙，时刻考验读者、研究者的耐受能力。一个广被学界精英忽视的重要现象是，俗世奇人“哑子”与“二点”、江湖异人“麻和尚”与敦睦等人的传奇故事及他们和“他”/“老新”的各种互动，既是小说的重要看点，又暗含了小说的叙事策略。
“凡身上有缺损，都是受过天谴，然后才能通天地”。在荒郊野岭行动自如的哑子，是一个在自然人、社会人两种身份之间自由穿梭的人。他本是弃儿，被阿公一手带大，在大山中“养成一种自由的习性”；
后被“识得异禀”的江湖浪子麻和尚收留。麻和尚是库区移民，孩提时“从麻疹里劫后余生”，再加之父母离异，难以顺利实现阶层跃升、融入主流社会，便在街角社会变身为江湖儿女。他早年“称得上美少年”，与讲究攻心计谋的“大王”(《遍地枭雄》)一样，不崇尚暴力，却有契约精神(后又如老僧入定，告别江湖、远离俗世)。哑子和麻和尚这一仆一主逐渐成为“岁月熬出来的知己”。他们受托绑架了“他”，却被雇主退了货，“不杀生”的哑子，将之放生到“计划外的村庄”——林窟，带入“生息的循环”。小说一再出现“洞中一日，世上千年”一语，意在以人世与“仙乡”的时间差异来强调某种巨变，“他”因哑子的善举而陡然有了从社会人向自然人复归的转捩点。对“他”而言，失去的岁月和不定的将来“都是黑洞”，唯有现在“莽野中实现农耕”，“手脚的劳作使天地间活跃起来，有一股热闹劲”。也真是巧合，哑子为“他”选定的栖身之所，正是“二点”家弃置了的过渡房。并非野火而是人气的炊烟升起，招来了已随家人外迁野骨的二点。二点是还俗道士的小儿子，自在地在深山老林中生存。林窟是这位“通灵犀”的中年傻子“记忆的洞穴”，时间“开始的那个源头”。他将这“生活在过去式里”的陌生人当作“爹”，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支撑着“他”继续活下去。
林窟好比“传说里的仙人洞”，“他”得以脱胎换骨，学会了刀耕火种，具备了活着的能力。在九丈，“他”成了“老新”，结识了养老院的管事兼杂工——一位还俗的尼姑。这苦命女人“有一种兽类的母性，凶悍威猛”，“活着就是她的使命”，“啃着劲向下活”是其最大特点。“老新”借此开启回归人类世界之旅。此时，刑满释放人员敦睦现身。“美男子”敦睦原是不务正业、无脑打杀的无赖青年，在监狱中被死囚点化，重获自由后变得古道热肠，“心性皆全”。他渴求高人的心智，视“从自生自灭里活出来”的“老新”为知己，认定其“所谓忘性，就是不告诉你！”然而，“老新”的记忆只能逐步恢复，除了向信奉“无为而治”的派出所所长报告自己上海人身份外，还需另一个人来激发，这个人就是白化病患者新鹏飞。与麻和尚、敦睦一样，寻求自由人生的新鹏飞也是“美少年”。他称“老新”为老师，成忘年交，对其各种照顾，后又在上海联系志愿者，为其重返社会人生活竭尽所能地提供帮助。既惊心动魄又刻骨铭心的是，流水带走了“老新”，将其永久地留在了匿名的世界。在边缘社会匿名生存的哑子、麻和尚、二点还有还俗尼姑、敦睦、新鹏飞等人，极其细微而又完整地介入了“他”/“老新”摆脱理性世界种种钳制、走向心灵永恒归宿的全过程。
《匿名》回归传奇志异的古典小说传统，讲述的是一个类似凡间仙窟的游仙故事。“他”/“老新”的“游仙”，一是抛却肉体长生、感官享乐的形游，转而看重精神超越、生命自由的神游；
二是将“遇仙”的内容淡化为形式——“主要是组织全书的结构，推动情节的发展，暗示人物的命运，它不再是小说情节的主干”(14)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69页。。小说在描述“老新”和新鹏飞的人际关系时，只是简单地借用了张果老与蓝采和的人物搭配。而在《考工记》中，八仙是陈书玉家“半水楼”(后名“煮书亭”)的房屋装饰主题，既有人情味，又有世态相，呈现仙缘尘缘交织的精神底色，这是显在层面。而在隐性层面，八仙故事存在一个众所周知的叙事母题——“铁拐(姓李名玄)得道，度钟离权，权度吕洞宾，二人又共度韩湘曹友，张果蓝采和何仙姑则别成道”(1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0页。——度人。返观小说扉页所言，“他这一生，总是遇到纯良的人，不让他变坏”，一边是一幢老宅门扉窗棂上的八仙雕饰，另一边是几枚旧友聚散浮沉中的人际交往，这种对应关系，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阿陈在祖宅孤独终老，用了一辈子时光才完成了自我的塑形，应验了叔本华的话，“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16)阿·叔本华：《人生的智慧》，韦启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5页。。但他在几乎每天和时间生死疲劳对抗、犹如等待“靴子落地”的过程中，朋友扮演了极其重要的支撑角色，也正是“西厢四小开”的其他三位挚友及其关联人的精神托付，他才成为自己。一次说走就走的神秘出行，终结了洋场小开的浮浪交游，转而是一对一的度人与受度。
出身小康之家、弃艺从文的奚子，在摆渡重要人物“妈妈”的西行之旅启程时突然不知所踪，阿陈只能与“弟弟”等人成行。回到上海后，“弟弟”推荐阿陈去立志小学任教。校长王钧志将阿陈的家庭成分定为“城市平民”，使之得以规避后续一系列运动的冲击。那个夏天来临前，王钧志即退职在家给学生补习功课，兼顾家务事与儿女情；
高考制度恢复前后，这位“引路人”又将生源共享给“老爷叔”阿陈，两个人一道济人济世。那位在火红的年代高喊“向我开炮”的“独当一面，应付着狂乱的世事”的中心校女书记，也是一位度人者。她赠予阿陈“不卑不亢”的四字箴言，显然属于高人指点。“弟弟”更是度人者：他先是热心给阿陈介绍工作，让其得王钧志照拂；
继而交待阿陈要“顺其自然”，成其立身之本；
在担任市委统战部主要领导职务时，又保荐阿陈成为区政协委员，使其从此有了政治生命。而串联起阿陈与“弟弟”、王钧志等“新知”的“故旧”——奚子，历经改名换姓、失联多年之后，终于在特殊历史时期露面，不过是失权人物寻求政治避难罢了。阿陈将其带往大虞家藏身，也是度人之一种。
阿陈遇到的“纯良的人”，还有大虞和朱朱家的冉太太。家境殷实的大虞，“受教于文艺复兴里的世俗心”，木工手艺活好。他和阿陈最为亲密，曾让其在自家的铺面挂牌修理钟表以贴补家用；
后因家产被罚没充公而避居市郊。在随后的数十年交往中，大虞简直就是阿陈的精神庇护所，向其分享“人各有命，顺其自然”的人生经验，两人携手走过了多少寂寞困顿的日子；
他还特别关心“煮书亭”的命运，从专业的角度就保护和修缮问题多次提出建议，只可惜老宅不可避免地濒临坍塌。冉太太“是个有情的人”。朱朱入狱，阿陈与其一起去找“弟弟”斡旋，去提篮桥探监。“弟弟”忠告阿陈，与之保持距离。为了这份“体恤”，他疏远了患难生情的冉太太。朱朱减刑出狱，举家远走香港。饥荒年代来临，国人生机委顿。冉太太寄来“都是吃食”的包裹。每到夜深人静时，阿陈才很有仪式感地满足口腹之欲，却并未恢复和冉太太的通信联系。与许三观以想象的方式让全家人享受到一顿精神会餐(《许三观卖血记》)迥异的是，阿陈是实打实的宵夜。十几年后，冉太太又发来赴港探亲邀请函，阿陈笃信“一动不如一静”，婉言谢绝。冉太太认为阿陈“只帮人，不让人帮”，可她的存在对于阿陈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精神慰藉呢？《考工记》传奇叙事的时间跨度从抗战后期绵延到新世纪，长达六十年。这是其虚构故事的纪实背景，历史以压缩的方式再现，但却深刻地隐喻着生活世界的真正本质——“世道皆为困窘”，度人的主题因之具备了普遍性意义。
王安忆化用红楼故事、游仙模式和八仙母题等中国文学传统叙事资源，逐一再现了“天香园绣”三代人、“他”/“老新”和阿陈等隐身人的时间体验和自我塑形的全过程，实现其小说叙事题材的开掘，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天香》、《匿名》、《考工记》三部长篇虽情节万殊，但讲述的都是光阴的故事。时间永是流逝，世事依旧变迁，滚滚红尘中的本然生命，在与精神困境的对话与交锋中，只有走向躲避虚无的世俗世界，才可能减轻时间之于现世生存的重重束缚。面对时间宿命的王安忆，在各路题材间随心所欲地腾挪转移，反复尝试探寻自我可能的精神出路，是其长篇小说创作的新动向，我们也能真切地感知她对活着的意义的冥想玄思。
在新时期以来的长篇小说中，最早涉及时间体验这一主观感受的，当为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感言：“我似乎能够看到时间的流动。时间呈现为透明的灰暗，所有一切都包孕在这隐藏的灰暗之中。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土地上，事实上我们生活在时间里。田野、街道、河流、房屋是我们置身时间之中的伙伴。时间将我们推移向前或者向后，并且改变着我们的模样。”(17)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年，第27-28页。王安忆接续了余华对于时间的前瞻思考，在不同的场合坦陈自己面对时间的惶惑：“如我们这些以纸笔为生的人，时间的流逝是多么迅速啊。以白纸黑字承担思想，真是不堪重负，于是，一切变得虚无，正合了时间的虚无性质，这才显得光阴如梭，生命在沉思默想中流失，伸出手去，握住的是什么？”(18)王安忆：《一挥十年》，《独语》，第165页。“人不能够在这种虚无状态中停留太久，他必须找到一些实在的东西，否则无法生存”(19)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作家》1995年第10期。。王安忆急切想要“握住”的“实在的东西”是什么呢？无疑意指着作家长久跟踪的世道、世相和世情。
回望王安忆的创作历程，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前期，她的小说文本历经知青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女性叙事、先锋派小说等文学潮流，几乎可以被视作触摸一个时代文学体温的利器，这一看法已经逐步成为王安忆研究的一大共识。90年代以来，她的“心灵世界”理论体系逐步成型并趋于完善，《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长恨歌》以及《我爱比尔》、《富萍》、《桃之夭夭》等小说，就是“将经验加以严格的整理”，用“逻辑性的情节”构建“逻辑的推理性”，以此实现“开拓精神空间，建筑精神宫殿”(20)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8、17页。的重要价值。在她收获文坛盛誉和热度的《长恨歌》中，却突生不易察觉的异变，随处可见对于时间体验的诗性咏叹。主人公王琦瑶渴望做一个幸福的女人，一辈子都在寻情，却困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未能得偿所愿，只能在“那砖木格子里过自己的日子，好一点坏一点都无妨”，因为“市井生活是没有虚无感的”(21)王安忆：《市井之趣》，《独语》，第260页。；
但她还是死于非命，人生长恨水长东。2005年，《遍地枭雄》横空出世。小说借助非典型劫匪——“大王”之口，正式提出了时间体验的概念命题：“我们的未来，就是回去到永恒”，“‘现在’的意义就是‘度过’”。但是，何谓“永恒”，“现在”又该如何“度过”，大王没有回答也根本无法回答。到小说结尾，大王一干人被警方抓捕。个人在时间长河中何以自处的灵魂之问，通过远离日常生活的特殊情境提出。王安忆并不热衷于探索人的深层心理状态，小说重申“所谓‘自由’，其实也就是‘自然’，顺其自然的意思”；
但骨子里崇尚自由的韩燕来，直到被押解回上海时，对大王“在自由中找回自我”的思想启蒙，依旧还是一片茫然。
受余华“苦难三部曲”(《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影响触动，王安忆在生存之苦与存在之难的话题领域深耕细作。如果说《长恨歌》是生存之苦的探索前奏、《遍地枭雄》是存在之难的初次试水，那么，直到《天香》、《匿名》、《考工记》的印行我们才得以管窥王安忆版本的解决方案。面对时间流逝，人生轨迹各异的小说中人却有相似的精神内核，完全不必在到底是自己存在于时间之内还是时间存在于自己之中这样的哲理思辨中纠结。他们要想余生能在尘世逍遥，只有踏上市井红尘的修行命途，让时间来作摆渡者。在创作层面上，王安忆对“心灵世界”小说理论进行了自我纠偏，“时间”的体验取代了拧巴的“逻辑”，“自我”的塑形置换了先验的“人性”。“时间”与“自我”互动的结果就是，“时间”雕刻“自我”，“自我”将在“时间”中得以成全。不过，“一旦自我的身分在时间上出现了不确定性，个体就会表现出这样的趋势，试图依赖空间的手段来确定自己”(22)R.D.莱恩：《分裂的自我：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林和生、侯东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3页。。“绣”、“林”、“楼”就是王安忆用艺术直觉创造出来的和小说中人的情感形式、生命活动一致的空间符号，是苦难修行的人间道场。在此，不必有佛教的精修，亦无需禅宗的顿悟，要的是顺适本性，在现世领受苦形苦心的自我沉潜。“天香园绣”三代人，在“绣”房安顿了生命，申蕙兰甚至还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创新；
“他”/“老新”在“林”中始终无言，却发现了自我；
阿陈则在“楼”顶完成了对时间和自我的双重确认，“慢慢开始在自己的体验中看到某种生命的活力在意识中显现”(23)阿迪亚香提：《真正的修行：发现纯粹觉知的自由》，奥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32页。。但有一问题无以回避：时间是我们存在的基本维度，线性不可逆的时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会让人产生宿命般的无力感，这是常识；
那么，他们在空间化的时间中自我塑形，是否就拥有自由意志了呢？
自由意志历来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命题。纵观中国新文学的百年发展历程，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24)郁达夫：《〈散文二集〉导言》，鲁迅等著、刘运峰编：《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2页。，陈独秀和胡适有关“个性”与“自由”的理论倡导，的确唤醒了一代代中国作家去发现自我、认识自我、表现自我。《新青年》初创伊始，陈独秀就曾召唤“自主自由”(25)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号。的新青年，为“独立自主之人格，平等自由之人权”(26)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1916年第1卷第5号。而奋斗。胡适将批判理性的思想锋芒直指压抑青年个性的罪魁祸首——“家庭”和“社会”，竭力控诉“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性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针对这一症候，胡适开出了他的药方：“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27)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6号。对于胡适的言论，我们不免产生困惑：个体反抗社会，已有合法性论证；
但个体游离社会的非理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我是谁”的生命追问，又该如何理解？还是胡适的导师杜威看得更为真切，他曾警告说，不要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由”，“个人只有跟大规模的组织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自由”(28)杜威：《自由与文化》，傅统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6页。，也就是说，个人只有在与社会的和谐共存中才会实现其自我价值。因此，“自由”是人的本质，“意志”是相对的。“自由”之所以成为人的本质，是因为人具有思想和意识，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离了思想、离了意欲、离了意志，就无所谓自由”(29)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册，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24页。。“意志”之所以又是相对性的，除了“必须由我这一主体作出决定”之外，还需一并满足“非先定”即“这一决定不能由之前的事件决定”(30)马克·巴拉格尔：《自由意志》，余渭深、王旭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7页。的必备条件。在厘清自由意志的概念内涵后，我们还是重新回到具体的作家作品。
“天香园绣”三代人中，闵氏和小绸寄情刺绣，虽说是其精神困境下的自主选择，但却是受外力所迫。倘若没有申柯海自行纳妾这一前因，就不会有小绸产生永失我爱的错觉和闵氏做小伏低多年这一后续结果。两人如若没有任何机会形成交集，“天香园绣”也无从发端。她们作为创始人，是由因果关系而非自由意志决定。同样的道理，沈希昭如果不成为弃妇，终究只是“武陵绣史”，而不会成为“天香园绣”的重要传人。唯有“几乎一下地便摸针”、“在绣阁中长大”的申蕙兰，简直就是为“天香园绣”而生。与沈希昭类似，她未遁入虚无，也是为生计奔波劳碌，但其格局更大，从闺阁走向社会，在她手上，“天香园绣”实现了物质不灭、能量守恒。可以这么说，申蕙兰是三代人中唯一拥有自由意志的人。至于小说反复出场的、开晚明中西文化交流风气之先的徐光启，则构成追寻自由意志的精神典范。此外，小说还以小绸与希昭、希昭与蕙兰彼此守护的不同代际的姐妹情谊，精心营造了王安忆心目中的女性乌托邦。必须指明的是，对时间体验的想象书写替代不了身体意义的社会实践，《天香》鲜有触及个体生命的真实痛感和女性生存的真正反思，带有某种套路化的创作倾向。
《匿名》中的“他”/“老新”，本来就是社会人，缺少的是变化，每天都是庸常：长年程式化坐班，没有自我，人生底牌早已揭晓。如果不出现意外，这就是“他”日常生活的常态。只因一起绑架案，“他”才脱离了社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将个人从社会背景中抽离出来，并由此强调他自豪的自给自足和目中无人的孤独这种趋势”(31)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上)》，曹海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26页。。“他”在林窟却得以存活，在养老院、福利院的底边社会各色人等共同见证下开启第二人生，这种遭际极易与余华“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32)余华：《活着》，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前言”，第4页。一语形成参照。区别在于，“他”/“老新”在时间旅行中，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故“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寻找到了自我。但这一结果具有偶然性，“赋予时间方向的是因果关系”(33)D.H.梅罗：《时间旅行》，里德伯斯主编：《时间》，章邵增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51页。，“他”并不曾积极地掌控自己的人生，也就无所谓自由意志了。
《考工记》中的阿陈，在人世与市廛中，一辈子都随遇而安，既没乘风破浪，也不披荆斩棘，这与其“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密切相关。“顺其自然”是“弟弟”和大虞对处理祖宅难题的建言献策，却成了他的处世原则。何谓“顺其自然”？按阿陈的理解，就是“保持现状”，“让自己贴世界的边缝，最不起眼”，以致“被忘记，被时代忘记”，“就像影子，到哪里都不留下深刻的痕迹”。我们从人之常情的角度来说，“顺其自然”即顺势而为，是对于命运和时间的一种态度。人总是无奈地被未来所牵引，倘若采取了不放弃、不勉强的退守心态，个人意识会变得虚无，对象世界也会变得虚无，人生满是虚无。虽说人能由此摆脱因果关系的外在牵制，但灵魂就有可能变得日渐单调和贫瘠。阿陈家祖宅有“八仙”装饰，他没访仙问道，亦未求神拜佛，而是“在克制欲望与满足可能的欲望之间，保持平衡，求得一点心理的稳定。达到这种稳定，就是所谓‘自在’。‘自在神仙’，此之谓也。这是一种很便宜的，不费劲的庸俗的生活理想”(34)汪曾祺：《八仙》，《汪曾祺全集4·散文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341页。。阿陈“顺其自然”的生存观念，是旁人取代了他自由意志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来自“他者”的启蒙。康德就曾明确强调说：“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35)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2页。但阿陈后来为保全祖宅纵身一跃，既是聊发少年狂般成全自我，又是对于“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宿命论的回光返照式的最后抗争。仅仅在这一刻，他才具备自由意志。总体而论，在《天香》、《匿名》、《考工记》中，小说中人大多主体意识缺失，自由意志自然失却。
2020年，《一把刀，千个字》在《收获》杂志第五期重磅推出，2021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单行本。这是王安忆第15部长篇小说，也是其创作生涯进入第五个十年后的首部长篇。小说一问世，无论是学界还是坊间，照例好评如潮。然而，当我们面对一部小说时，首先需要把握的就是其叙事图景。主人公化名陈诚，1960年代初出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沉默寡言的他，少小离家，在颠沛流离中长大成人；
后又凭其转益多师的过人厨艺，成为纽约法拉盛唐人街承办私人订制宴席的淮扬菜大厨。他“并不是那种一心奔生计的人”(36)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收获》2020年第5期。本文所引该小说原文，均出自这一版本，不再一一注释。，奉行“走哪座山，唱哪支曲，相信天无绝人之路”的人生态度。然而，不管是时间的推移，还是空间的变换，前尘往事并未成为过眼云烟，他的生命中一直都有一个无底黑洞，那就是消失的母亲。与“日复一日之中”“会生活”的父亲参差对照的是，出身教会家庭的母亲，其“真理在星空”，才会在特殊历史时期“由着光的吸引，直向祭坛”。拨乱反正后，母亲又被追认为烈士，成为一座让人仰视的“纪念碑”。母亲但凡有招娣的母性本能、孃孃的生活算计抑或大学舍友“出来一个是一个”的古道热肠三者中的一项，陈诚就绝对不会成为“驮碑的龟”，“缩在自己的壳子里，与外界筑起一层障壁”。
虹口弄堂的玩伴小毛曾对陈诚说“你长得像你妈”，倩西和姐姐也都说他“恋母”，但他“一点不像妈妈的孩子”，也深知“做不了母亲的孩子”。说到底，与《考工记》中的陈书玉一样，陈诚也是大时代的隐身人。区别只在于，前者必须直面实存的遗产，后者深受消失的母亲无形的影响。小说表面上讲述的是一个中国厨子的前世今生，但其精神内核依旧是时间体验和自我塑形这一重要话题。小说三次出现“马兰花”的童谣，“勤劳的人在对你说话”，暗示陈诚将在勤苦劳作中安身立命。这位因故只能在绣像本《红楼梦》、黄历、《易经》中汲取精神资源的识时务者，从上海亭子间开始历练，经高邮、哈市、呼玛、旧金山，最后定居纽约法拉盛，辗转半生，在空间化的时间中、在平庸的市井中修行。陈诚以“一把刀”(厨艺)去救赎自我，却又有如竹影下踩“千个字”般虚妄，在无法言说的母亲缺位的长久创痛中失却自由。王安忆对时间体验和自我塑形的四度书写，在上海、女性和拧巴的逻辑之外走上了一条写作新路，这充分验证了自己在第四个十年叙事变奏的有效性。
王安忆的叙事变奏，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现场与精神氛围密切相关。伴随着市场经济和世俗化时代的到来，市民阶层逐步壮大。新时期以来的当代作家，最初都以严肃文学立身，但大众化想象与精英化现实的二元对峙，又倒逼作家的创作观念和文本的审美特征向中国通俗文学传统急剧倾斜，以求雅俗新变。他们以介入现实的精神姿态，去整合运用西方现代小说叙事技巧与中国古典小说精神，高度关注饮食男女、衣食住行、烟火人气、人情世故等世情生活。“先锋作家”从形式革命的精神狂欢转向古典传统的理性回归，寻根作家对民族文化的精神返乡持续发酵，“新写实”作家积极尝试接续世情小说传统。这三类作家并未割裂与中国传统叙事资源特别是明清世情小说的血脉联系，而是以其长篇小说实现了世情传统的重构与突围。
世情小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大传统，这是文学史的常识。鲁迅曾说：“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3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186页。作为小说创作的艺术传统与小说家的精神资源，世情叙事始终是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的重要选择之一。苏童率先以《妻妾成群》向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复归，在接受访谈时更是坦承“给我启发很大的是我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三言二拍》”，“知道了如何用最少最简洁的语言挑出人物性格中深藏的东西”(38)林舟：《永远的寻找——苏童访谈录》，《花城》1996年第1期。。余华同期也宣称“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使这种传统(指小说传统——引者注)更为接近现代，也就是说使小说这个过去的形式更为接近现在”(39)余华：《虚伪的作品》，《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83页。，他相继出版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刷新了对于中国传统亲子伦理的情感认知。贾平凹自《废都》起就在长期寻求借用古典小说的叙事资源，保持着对于当下生活的严正关切，以期达成“境界上的现代意识和形式上的民族作派”(40)贾平凹、谢有顺：《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3页。。陈忠实的《白鹿原》，熟稔化用民间故事、秦腔故事，围绕兄弟的较量来展开故事情节，借助于白鹿原、家族历史、乡绅文化和“白鹿精灵”的民间神话，真实地还原了乡绅的崩溃这一“民族秘史”。莫言的《檀香刑》，借由传统的戏曲资源向说书人由衷致敬；
《生死疲劳》更是自由运用章回体形式，以乡绅冤魂的“六道轮回”去重新认识人与土地的复杂关系。毕飞宇的“玉米三部曲”，在延续“三言二拍”的“淫人妻女者，其妻女必被人淫”的因果报应思想的基础之上，传达出张爱玲式的、对女性性格“杀人”的极度忧虑和鲁迅式的、对男性道德“吃人”的深入思考，隐现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传统(41)参见张冀：《民族的秘史与寻根的迷途——论〈白鹿原〉的叙事图景与陈忠实的精神危机》(《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传统人际关系的现代演绎——评“玉米三部曲”兼论毕飞宇中短篇小说的叙事策略》(《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等论文。。
当代作家由张扬“西化”转为以中“化西”的运作策略，继承了中国现代文学想象中国、对接世界的根本方式。恰如秉持“进步的回退”文学观的韩少功所说，“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并不是要转过来‘全盘中化’，照搬老祖宗的成法”，而是“不带偏见地同时利用西方资源和本土资源”(42)韩少功：《冷战后：文学写作新的处境》，《进步的回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0、21页。。新时期以来的长篇小说，在世情传统、读者接受和作家创作意图之间的化合努力，生成了古今融汇与雅俗共生的发展图景。这种文化转型，是当代文学自省与自信意识的集中体现，也是当代作家寻求身份认同的策略选择。返观王安忆，她从出道起就远离宏大叙事，在日常生活的“芯子”中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向读者奉献了市民阶层在时代激流和自我矛盾下的心灵史，这是她想象中国的方法。到了其创作的第四个十年，时代激流和自我矛盾升级换代为时间体验和自我塑形。我们都知道，时间体验是本土和西方各自表述的叙事资源，而自我塑形是西方人文主义文学烛照下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王安忆以时间体验和自我塑形作为小说新的叙事图景和故事内核，又以红楼故事、游仙模式和八仙母题等中国古典文学世情传统作为故事讲述的方法，以此来传达自己在市井红尘中修行的人生观念。这种对接，其缘由一是作家本人不甘程式化的创作焦虑所致，二是长期以来对世道人心、世态人情的切身感受，三是明清世情小说的阅读记忆。因此，其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也是毋庸置疑的：既是对中国文学世情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又能为不断累积的中国文学的本土经验提供一种探索路径。然而，我们又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承认，无论是王安忆这种书斋型作家，还是其他历练型作家，绝大多数都不以思想见长，不免会出现创作模式化与忽视个体的“人”的自由解放这样的时代症候。比如，用中国式的市井意识去诠释西方人文精神具体表征之一的市民哲学，未能真正地获取西方现代社会的人文精髓，彰显了当代作家某种身份困境与精神危机。
“所有欢愉，不过一瞬。所有烦忧，不过一瞬。唯有永恒，弥足珍贵”——这是米兰大教堂三重门上的铭文，它谕示我们：时间是支配世间万象的自然法则。我们无法跳脱物质时间的外在羁绊，只能在永远变化的“此刻”修行，过去留存在记忆里，将来寄身在想象中。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历史对话，与未来联结。对中国问题研究颇为通透的费孝通早年就深入浅出地指明：“中国人讲顺，就是接受一切，不择地择时，更不择命。”由此出发，他倡导国人理应多样化地去应对生命：“生命不应叫岁月来消磨，是要我们去消受的呀。”(43)费孝通：《过年过日子与过渡心理》，《费孝通全集·第3卷：1942—1945》，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5、246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安忆在《天香》、《匿名》、《考工记》的写作阶段，坚信时间可以改变一切，注重时间体验的复刻和市井修行的提倡。这种结合，虽在创作实践的层面上对“心灵世界”小说理论进行了自我纠偏，但“在自由中找回自我”的原始初衷却陷入了“在自我中失却自由”的泥沼地带，小说中人并未在尘世中真正地实现逍遥，不免会让作家本人有些始料未及。如何在时代与自我之间、公共领域与私人精神生活之间，去更深层次探求心灵世界的自由秘响，依然是王安忆乃至当代作家需要勇敢直面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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