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飞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指出，要大力“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而教科书无疑是培养时代新人过程中最重要、最直接和影响最深远的工具和载体。也因此，不管是从国家教育治理的宏观角度还是学科教学优化的微观角度来说，合理阐释并恰当运用教科书都是“教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思想背景下和建党一百周年的时间节点处，从文化内容革新的角度对在传递国家意志和社会主流文化方面具有先天优势的语文统编教材（即“教科书”）进行透视、分析及教学反思和重建，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价值及其教学功能。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新课标”）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养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的创新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其中“革命文化”的提出是语文课程在文化内容方面的新变化和新取向。虽然革命文化一直以来都是语文课程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在新的时空背景下进一步强调革命文化，必有其特殊内涵和用意。
（一）革命文化是中华文化思想体系中的宝贵资源
政治思想领域中的“革命文化”一般是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在激励中华儿女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争取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各个时期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形成的，凝聚中国精神、汇集中国力量、展现中国风格的文化形态。”[1]不难看出：第一，革命文化是在挫折、困苦乃至灾难中孕育而成的；
第二，革命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伟大人民；
第三，革命文化的提炼和萃取依托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中华文化具有连续性、一致性、继承性等特征，所以革命文化中潜涵的团结一心、众志成城、艰苦奋斗、勇于拼搏等精神实则都是中华民族自古有之的精神传统。也就是说，革命文化一方面继承和丰盈了中华文化的历史脉络，成为中华文化思想体系中的一种重要表现形态；
另一方面它又体现和弘扬了中华文化的现世价值，成为中华文化思想宝库中的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
（二）革命文化的学习是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方式
革命文化虽孕育并形成于中国革命实践中，但其内涵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因此，通过学校渗透革命文化教育，不仅是革命文化本身的内在需求，也是国家落实思想教育的迫切需要。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世界一体化的今天，何以让“数字一代”（在互联网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独特和优势，何以让他们体悟到中华文化的历史感和崇高感，这既是一个时代对学校教育的提问，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对文化承传的求索。革命文化不同于其它优秀文化、先进文化，其在德育、智育、美育等方面都有极其重要的引导价值。可以说，革命文化是思想教育的重要资源，对革命文化的理解与传承是思想教育的重要方式。
（三）渗透革命文化体现语文课程的价值导向功能
我国语文教育的“知识内容与其所处的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甚者它们本身就是文化选择的结果”[2]。语文教育虽不等于思想教育或政治教育，但作为传递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和反映智慧文化的系统符号，在宣传社会主流思想和党的治国理念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课程标准作为学科教学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具有一种“承上启下”的功效。“承上”即体现顶层设计在教育价值理念方面的具体要求；
“启下”即引领教材编写、课堂教学以及考试评估等。据此就不难理解语文课程标准和语文统编教材为何会如此强调和凸显革命文化内容了。换言之，践行融入革命文化的语文课程，不仅是对语文教育文化价值导向的澄清，更是对语文教育以文化人功能的确认。
语文教材从内容要素上来说，一般由选文系统、助读系统、知识系统和练习系统四大部分构成，其中选文系统是最核心构成部分。基于“文质兼美”选文标准来组织教材一直是我国语文教材编写传统，而将革命文化有机融入到语文教材中的最重要方式也正是选文系统。正如有研究者总结，仅小学语文统编教材中革命文化题材选文就有34篇，占课文总数的10.67%[3]。
如果说语文教材中的革命题材选文是语文课程承载革命文化的主要手段，那么在具体的编排方面又有何匠心之处呢？
（一）革命文化的内容编排
从学段角度看，小学一至三年级教材主要选编单篇课文；
四至五年级上册教材在前三个年级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增加了革命文化题材选文在单元中的份量；
五年级下册至六年级教材还专门编写了革命文化主题单元，如六年级上册第二单元“重温革命岁月”收录了《七律·长征》《狼牙山五壮士》《开国大典》《灯光》四篇经典课文，提醒学生不忘历史，牢记使命。初中阶段在编排方面不如小学阶段有规律，相关选文主要以渗透的方式糅进各个单元中，其中较为集中的单元，如七年级下册第二单元“家国情怀”四篇中收录了三篇革命文化题材选文《黄河颂》《老山界》《土地的誓言》，另外八年级上册名著导读部分安排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本红色经典。高中选择性必修和选修课程分别设置了“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中国革命传统作品专题研讨”两个学习任务群。据此，语文统编教材对革命文化题材选文的设计思路为：从“单篇”到“单元”再到“名著”，最后到“专题”，形成一个由易入难、由浅及深、由一到多的层级化的逻辑链条。
（二）革命文化的呈现位置
革命文化主要依托“选文”呈现，但其它部件如单元导语、课后阅读链接、单元学习任务、综合实践活动等也相应地编写了革命文化内容。单元导语如“重温革命岁月，把历史的声音留在心里”（六年级上册第二单元）、“家国情怀，是人类共有的一种朴素情感，它意味着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热爱家乡的土地人民”（七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等；
课后阅读链接如五年级上册《圆明园的毁灭》课后链接阅读材料《七子之歌（节选）》《和平宣言（节选）》、六年级上册《灯光》课后链接阅读材料《毛主席在花山》《狱中联欢（片段）》等；
单元学习任务如高一必修上册第一单元“学习任务二”中要求查找毛泽东《沁园春·长沙》的写作背景材料，阅读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自传》，了解其青年时期的革命经历等；
主题实践活动如七年级下册综合性学习“天下国家”中设置了“爱国人物故事会”“爱国诗词朗诵会”“爱国名言展示会”等内容。此外，相关选文插图、知识框、习题等也都有所体现。
（三）革命文化的表达方式
无论是选文或插图，还是单元导语、课后习题或阅读链接，亦或是单元学习任务、知识框或综合实践活动，革命文化表达方式主要有两种：显性直陈与隐性渗透。“显性直陈”如单元主题、单元导语、文章主题、文章标题、经典革命话语等，就像《延安，我把你追寻》《回延安》这样的题目，有助于把读者拉回当时语境情境之中；
再比如“（白求恩）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读完便会在脑中留下长久印记，进而成为影响日后行为处事、人际交往的警句。“隐性渗透”主要是以侧面烘托或不太明显的方式进行革命文化的熏陶，如朱德的《回忆我的母亲》，表面写“母亲”，实则反映了中国革命的艰难与革命者的大孝精神，再比如伟人肖像等插图，也都彰显了浓厚的革命文化意味。
生长发育指标：在各处理中选择长势均匀的 5 株棉花定株进行各项指标的连续测定。从6月6日开始每10 d分别测定选定棉株的株高、茎粗和叶片数。
综上所述，中小学革命题材选文类型多样，理解难易程度呈递进趋势，符合学生心理认知发展的逻辑顺序。另外，革命文化的呈现形式多元和表达方式多变，在学习语文教材的过程中，学生能够时刻感受到革命文化的熏陶与渲染。
一线教师虽然普遍认同革命题材选文的教学价值，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常常会陷入一些误区，进而折射出一些问题。
（一）革命题材选文教学的价值性问题
“新课标”强调革命文化，基于课程标准编写而成的语文统编教材也收录不少反映革命文化的选文作品，这都表明革命文化在新时期仍具有独特的现代价值，在教学中需要重新审视它的精神实质。但遗憾的是，很多教师并未关注到革命题材选文在培养学生智育、德育、美育等方面的特殊性和优势，而是将其等同于一般性的选文，进而导致教学活动设计平淡无奇、乏善可陈。革命题材选文在凝聚信仰、传承文化、立德树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倘若无视这类文本的特质和篇性，无疑会模糊、弱化乃至消解革命题材选文的独有意蕴。
进一步反思的话，部分教师之所以会将革命题材选文的教学等同于一般性的选文教学（误区一），实际上主要在于教师们忽视了一个基础问题，即革命题材选文教学的价值性问题。结合前文所述，此处的“价值性”主要指革命题材选文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导向功能。对此可从三个层面来回答：第一，个体精神品质涵养层面；
第二，社会文化氛围营造层面；
第三，国家主流价值观弘扬层面。学生是未来社会的建设者，现在有什么样的学生，未来就有什么样的公民，进而就可能有什么样的社会。借助革命题材选文的核心思想，一方面打造人格健全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另一方面为中国打好底色，植入红色基因[4]。可以说，革命题材选文蕴含丰富的“正能量”，如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等。这些深厚的民族记忆不仅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诉求，而且还能彰显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强大的国家凝聚力。为此，教师在教学中要坚持思想情感的传递与语文能力素养的结合，进而实现德育与智育齐飞。
（二）革命题材选文教学的语文性问题
对革命题材选文的学习，有助于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的情操、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朴素良善的人格。这些基本已得到教师们的认可。也正因此，在教学中容易出现将课文与“政文”混淆，片面追求这类文本的思想主题、精神理念等现象（误区二）。甚至还有教师直接将课文所谓的“中心思想”或“核心主旨”等“硬塞”给学生，使其成为一种“既定答案”，这“严重扼杀了学生的探究欲望，剥夺了他们表达自己想法的权利，使得课堂失去了该有的活力”[5]。此外，因革命历史故事、英雄事迹等与当下学生距离较远，进而有教师盲目借助多媒体、网络甚至课堂表演来落实对革命题材选文的理解、品读、鉴赏和评价等目标，以期达到对文本思想精神的深度把握。与误区一相比，误区二有些矫枉过正。
这其中实则隐藏一个关键问题，即革命题材选文教学的语文性问题。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教育曾有过一段沦为政治附庸的历史，但不久后就得到了纠偏。尤其是到20世纪80年代后，以人文精神大讨论为标志的语文教育改革，旨在祛除语文教育的泛政治化、强工具化倾向，还语文教育一片人文、人性的天空。但又因矫枉过正，致使语文教育从天平的一端滑向了另一端。直至21世纪后，在总结以往教改经验的基础上，语文课程标准才明确提出语文学科的基本特点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两者不可偏废。语文课程中的革命文化虽指向人文精神思想领域，但其教学必须根植于“祖国语言文字运用”的土壤之中，决不能任凭师生架空文本语言进行无边界的多元阐释和自由解读。何况语文是以提升和发展学生“语言建构与运用”素养为核心旨归的，思维、审美、文化素养方面的培育活动都要紧紧围绕“祖国语言文字运用”这个中心来开展和设计，这也是保障语文课真正成为语文课的底线规则。质言之，革命题材选文教学必须要贴合教材文本，通过对关键词句的咀嚼、对比、想象、迁移等去调动学生的情感体验和激发学生的价值认同，进而促使学生获得革命精神的熏陶和革命思想的启迪。
（三）革命题材选文教学的有效性问题
还有一种极其常见的现象：课堂上，在教师的引领下，学生围绕革命题材选文，就其中所折射出的革命理想信念、革命道德情操、革命精神风范等进行热切地交流和讨论，好似每个人都深刻地领悟并都切身地确认了选文的核心思想。但走出课堂，原先那些说起来滔滔不绝、头头是道的学生，连最起码的诚信交友、勤做家务都做不到，更何谈“为人民服务”“为国家之崛起而读书”等更宏大目标。显然，这里面存在一个“知”与“行”相互脱节的问题。或者说，教师在确定革命题材选文的教学要点时，只看到了“认知”层面的目标，而忽略了“行知”层面的目标（误区三）。因为语文学习是为将来生活、工作做准备的，所以不仅要知道、了解革命文化精神，更要去贯彻、践行革命文化精神。
为了规避革命题材选文的教学误区并解决其所折射的教学问题，我们需要系统化地思考革命题材选文的教学原则、教学形态等，只有指明教学原则，才能更好地保障革命题材选文教学的合理性和专业性；
而厘清教学形态，方能更好地实现革命题材选文教学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一）明确“三相”教学原则
1.言语形式与言语内容相统一
就文章而言，言语形式与言语内容息息相关，前者总是承载着后者，而后者也需要借助前者来表达，甚至前者的运用水平直接制约着后者的表达效果。如果言语形式是“文”、言语内容是“道”的话，那么“文何以载道”就是语文教学的根本着眼点和落脚点[6]。据此，革命文化题材选文教学既要观照该类文本的内涵价值，更要思虑承载这些内涵价值的文本形式。把握好此条原则可以有效规避误区一和误区二的问题。
2.知与行相融洽
叶圣陶先生曾指出，语文学习“出发点在‘知’，而终极点在‘行’”，而后进一步强调“一定要把知识（静态知识）跟实践（动态运用）结合起来，实践得越多，知道得越真切，知道得越真切，越能发挥指导实践作用”[7]。尤其是革命文化素养方面的学习，决不仅限于认知层面的知道、理解、懂得等，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通过知行合一，促进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把握好此条原则可以有效规避误区三的问题。
3.校内与校外相结合
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相等。为此，在设计教学时应充分挖掘和利用身边的红色文化资源（如革命遗迹、烈士故居等），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以游访、研学等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革命文化教育，进而让学生切己体察、具身感受革命文化的魅力和红色经典的不朽。把握好此条原则可以有效规避误区一和误区三的问题。
（二）构建“三种”教学形态
1.聚焦单篇作品的教学
尤其是小学中低学段，革命题材选文多以单篇形式呈现，此时难免要面对“这一篇”的教学问题。在设计时，一方面要依据文本的思想情感、语言风格、写作特色等，尤其是文本的关键点和学生困惑点相互重合的地方来确定核心教学点；
另一方面要依据学情（学生认知水平、学习准备状态等），通过朗读、理解、体验、交流、分享、研讨等言语实践活动以帮扶学生解决教学点问题和掌握较难的语文知识，进而促进学生获得语文能力的进阶和语文素养的提升。比如二年级下册第5课《雷锋叔叔，你在哪里》，根据文本内容和学情特点，可围绕“识写生字、朗读课文、讲讲故事”三个方面来确定本文的核心教学点，并据此设计“看雕塑，听故事，初识雷锋；
读课文，学短语，认读生字；
抓住动作，想象画面——冒细雨送小孩；
活用方法，想象画面——踏荆棘背大娘；
认写生字，寻身边雷锋，感温暖春风；
朗读全文，巩固字词，书写得体”[8]六个教学活动，既落实了识字写字、正确朗读、刻画人物等语文能力目标，又通过诵读、联想后的表达等言语活动引领学生体认雷锋身上的无私奉献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2.基于单元整体的教学
五年级以上教材在编排革命题材选文时多采用单元体例，此时教师将面对“这一类”的教学问题。而一个单元实则就是一个完整的“课程资源包”[9]，所以为了更好地把握教材的编写意图，设计教学时既要站在单元整体的高位上去把脉教学方向，又要依据单元主题、单元导语、选文内容、课后习题等具体要素来组织整个单元，使之结构化、逻辑化和教学化。比如六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理想与信念”，收录古诗三首（《马诗》《石灰吟》《竹石》）和革命题材选文三篇（《十六年前的回忆》《为人民服务》《金色的鱼钩》），其中还穿插两篇（《囚歌》《十里长街送总理》）阅读链接。口语交际是“即兴发言”，习作主题是“心愿”。在教学时围绕导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思想内涵，可以采用“精读—自读”的整合方式，实现课文与链接的串联；
也可以采用“阅读—表达”的整合方式，实现课文与练习的勾连；
还可以采用“现代文—古诗文”的整合方式，实现革命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互动。但不管何种教学设计，都要紧扣革命文化的人文主题，都要经由与情感态度内化路径相协调的言语实践活动来落实。
3.依托专题研讨的教学
所谓“专题”就是“在语文学科特定研究领域，基于核心阅读材料建构的，需要通过探究和合作去解决的个性化研究问题”[10]。从教学实践角度看，专题研讨设计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对教材的重构，比如教材中有多篇与毛泽东有关的选文，一年级《吃水不忘挖井人》、五年级《青山处处埋忠骨》、六年级《开国大典》等直接以其为主人公，《为人民服务》《七律·长征》《纪念白求恩》《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沁园春·雪》《沁园春·长沙》等更是其所创造的革命题材作品。据此，可根据不同内容、不同主题来整合并重构教材中的有关选文，进而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来设计专题研讨活动，以全面展现革命领袖的风采气质和思想情怀。另一种是基于课标的创生，尤其是高中语文学习任务群9和15都是有关革命文化的内容，分别以作品研习和专题研讨的形式来要求教学。前者“旨在阅读和研讨语言典范、论辩深刻、时代精神突出的革命传统作品”；
后者旨在前者学习的基础上，“选择反映中国革命传统的代表性作品”，如老一辈革命家的诗文专集、传记和相关研究文献，或者反映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历程的长篇文学作品等。为此，有研究者依据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三个阶段，贴合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四个方面的逻辑关系，将革命题材方面的阅读专题设计为“峥嵘岁月，家国情怀；
情怀烛照，伟人气度；
人间正道，波澜壮阔；
文章典范，情理昭然；
人物传记，叩问人生”[11]这五个部分，并相机融入各种革命题材选文，或从课外遴选的有关革命题材的经典文章和著作。
（三）提出“三点”教学建议
虽然明确了教学原则和厘清了教学样态，但在具体的单篇、单元、名著、专题的教学中，仍要注意以下三点要求：第一，重点把握语文学科特点与语文学习规律。学科特点即处理好文与道的关系，在对学生进行思想熏陶和价值引领的同时，还要关注到语文能力、语文思维的提升和发展；
学习规律即处理好语文与生活的关系，让语文向生活“敞开”，进而让语文融入生活，服务生活。第二，合理安排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单元或专题并非是对单篇的排斥，而是在单篇的正确解读基础上进行教学统整，实现对相关人文主题的深度理解和相关语文能力的深度掌握。第三，要恰当理解革命题材选文的限定性和时代性。现在一线教师多是“80后”“90后”，对革命题材选文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革命的历史的理解并不透彻，在确定教学重难点时容易浮于表面或惯性说教。为此，教师既要还原文本的历史语境，让学生充分了解故事的发生背景或人物的生活场景，又要在数字化、全球化语境中重新阐释文本的新时代价值，进而实现历史与现实的整合，革命题材与语文教学的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