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东巍
(内蒙古开放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1)
《礼记·礼运》云：“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汉代郑玄注：“污尊，凿地为尊也；
抔饮，手掬之也……”这些古籍记载为我们描绘出早期人类饮酒的场景，自然发酵的酒被存放在低洼的天然“容器”中，人们用手捧起酒直接饮用，果酒成为最早的酒，而古人的手掬成的捧和低洼的天然的凹地或凹石就成了最早的“酒容器”。除了天然的“酒容器”外，还有一些较早的酒容器是植物的某一部分，如叶、果壳或是更高级的竹木制成的容器；
或是动物的某一部分，如兽角、脑壳、内脏(胃、膀胱等)或是更高级的用兽皮缝制的容器。只是这些材质的容器易腐蚀，难以保存，早已湮没在那个遥远的年代了。
通过考古发掘，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最早盛装液体的容器是陶器。陶器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和代表性器具。在“红山文化”和“庙子沟文化”两大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与酒有关的陶器，如双耳红陶罐、彩陶尊、红陶杯、小口尖底瓶、小口双耳罐、卧式灰陶壶等等,都是酿酒和储酒器具，照此看来，新石器时代人类似乎已经开始酿酒了，而这些陶器成为他们酿酒的最好的物证和现存最早的酒容器。
器具的实用功能是首要的，这一点在人类早期体现得尤为突出。无论是一件石器工具还是一件器皿，设计制作的目的是实用，而绝不是为了美观，美观只是其附加值或附属品罢了，但造型美观、符合美的规律的陶器确确实实产生了。谁又能说一件设计合理、造型美观的陶器不是将实用功能发挥到了极致的产物呢？人类在新石器时代制造陶器的过程中，其创造和设计能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彩绘双耳小口红陶罐
彩绘双耳小口红陶罐是红山文化早期的一件彩陶精品，出土于魏家窝铺遗址，魏家窝铺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魏家窝铺村东北约2公里的丘陵地带。出土陶器分为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这件彩绘双耳小口红陶罐为泥质红陶，陶壁较薄，火候较高。罐体造型为：小口，丰肩，深腹，小平底，敦实挺拔，比例协调；
罐体中腹位置有一对对称的桥形耳。陶罐口部至上腹部施红彩窄带垂弧纹，下腹部素面。垂弧纹是由水波纹发展而来，一般装饰在罐、壶的腹部，这也说明罐、壶一类的器物一般是用来装液体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筒形陶罐为大敞口，适合装一些固体类物体，比如谷物、果实等，而小口形罐应该是为了盛装液体专门设计的，这样倾倒时就更容易控制液体的流量和流速，不同造型的器物会有不同的作用。这些器物在红山文化遗址中数量较多，应为日常实用器，既可以装水，也可以装酒，还可以酿酒，古代先民常常一器多用，因为当时尚不具备把器物细分的条件。彩绘双耳小口红陶罐的特点是腹大而口小，在酿酒过程中既能最大限度地盛装谷物，又便于封口酿制，如若用来储酒，也能够有效地避免酒的挥发。
小口双耳壶
小口双耳壶系储酒器，为内蒙古庙子沟遗址出土的典型器物，距今约5500年，泥质红陶，壶颈部由短弧线依次叠加呈鱼鳞纹，鼓腹位置饰流畅的两组细线上下交互而成的波浪纹，鱼鳞纹和交互波浪纹中间饰细条带纹，底腹素面。壶整体为小口，折沿，鼓腹，小平底，壶体鼓腹位置设两个对称的扁平桥形耳，便于穿绳提握。庙子沟遗址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最大的聚落遗址，通过分析出土遗物陶器、石器、玉器、骨角器、蚌器和装饰品等，可知庙子沟文化先民已经进入以原始农业为基础渔猎经济为辅助的社会经济形态。此处发现的灰坑、窑穴遗迹有上百座，是用来存放粮食、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地方，说明当时原始农业较为发达，粮食产量巨大，具有酿酒和储酒的有利条件。小口双耳壶就是庙子沟文化最流行的酿酒和储酒器具。庙子沟遗址发掘出同类型的小口双耳壶有几百件之多，说明当时的酿酒规模大和普及程度广。
肖形酒器是原始先民模仿动物的形象制造的一种仿生容器，内蒙古地区遗址出土的这两件凤鸟形酒容器，堪称我国造型艺术珍品，它们最大的艺术魅力在于将凤鸟的形象进行了极度的概括，将减法做到了极致，这样的艺术处理不仅没有使凤鸟的形象弱化，反而突出了整体感，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此外，凤鸟的形象与容器的完美结合，浑然一体，没有丝毫的牵强附会之感，使其成为实用和艺术相结合的早期典范，为之后的青铜器艺术奠定了基础。
凤形陶杯
凤形陶杯是距今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赵宝沟文化类型陶杯，据专家考证，这是中国最早的凤的造型，被誉为“中华第一凤”。陶凤杯通高9.1厘米，长18厘米，宽10厘米。凤形陶杯整体造型与中华传统的“凤”的形象极为相似，杯首为凤的造型，长冠，长喙，丹凤眼，杯身为椭圆形，矮圈足。器壁上饰交叉的几何纹、细线纹以表示羽毛。简单质朴的造型已将凤的特征完全显现，凤形陶杯整体的形象与神态在追求写实的同时加以神化，显示了史前艺术家们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雕塑水平，体现了中华民族祖先的智慧。
原始先民对大自然的神秘力量产生恐惧，继而又产生无限崇拜的复杂意识，在自然崇拜中，对天的崇拜最盛。鸟是原始先民对天的原始崇拜的物化，人类幻想能够像鸟一样自由飞翔、遨游天空，对天的崇拜继而转化为对鸟的崇拜。人们通过自己的想象，可能还融入了巫术意志，创造出了能够代表他们精神世界的神鸟——凤，对凤的崇拜和祭祀活动本质上还是祭天的活动。凤形陶杯是人类远古时代的一种精神追求。在赤峰地区出土的“中华第一龙”和“第一凤”引起了考古学界和史学界的震动，具有重大价值，开创了中华民族龙凤崇拜的先河。凤形陶杯应该不是实用器，而是祭祀专用酒器。该杯现藏于内蒙古赤峰市博物馆。
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仿照动物形象制作肖形酒器，如黄河流域良渚文化的鸟形和鱼形壶，仰韶文化的鹰形陶鼎，长江流域大汶口文化的狗形鬶等，这些都是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制肖形容器的典型代表。而在内蒙古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也同样有陶制肖形容器的身影，如内蒙古东部小河沿文化出土的鸟形壶。
这件鸟形壶是小河沿文化杰出的陶器代表，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石棚山墓葬，该墓葬属于新石器时代距今约50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址。该壶通高36厘米，腹径32厘米。壶身整体模仿禽鸟，壶口呈鸟首状，鸟口大张，犹如昂首待哺的雏鸟，头顶戳凹两个黑彩小圆窝代表眼睛，壶颈短粗，头部和颈部施黑彩，壶身流肩鼓腹，两侧各一环耳，壶身后为短尾，微微上翘，尾端饰有七个小孔，在举行仪式时可以将羽毛插入孔中。我们可以想象，在祭祀活动中，一只装满酒的鸟形壶，壶尾插上鸟类的羽毛，把鸟形壶装扮得更加形象逼真，那时的人们始终认为，这样虔诚的做法更能达到祭祀活动的目的。鸟形壶造型运用大写意的艺术手法，线条简练，形象生动。虽然未经精雕细琢，却将嗷嗷待哺的禽鸟形象表现得形肖神似，体现出远古先民对事物的观察能力和概括能力。鸟形壶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双耳双颈连通红陶壶
1977年，在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乡二道杖房大南沟村石棚山的一处红山文化墓葬遗址，出土了一件双耳双颈连通红陶壶，它属于红山文化晚期饮酒器具，外形奇特，令人惊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对墓地出土的碳化物和人骨做过两次碳14测定，年代约为距今4500年。陶壶腹径22厘米，底径9厘米，双颈高7.8厘米，双口径5.6厘米，通高21.6厘米。陶壶材质为夹砂红陶，外施当时流行的黑彩。此壶腹部呈扁圆形，平底。腹两侧有环形耳，便于提拿。最为独特之处在于壶腹顶部竖立的筒状双颈，并列对称，颈部顶端两个壶口微敞，均与腹内相通，两颈间还有两个相对的乳钉状凸起。壶形制作精美，处处体现着“对称”的观念。“对称”是世间万物普遍存在的一般规律，是美学的基础，古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很早就认识到“对称”这个普遍法则。“对称”代表着平衡、和谐之意，总是与优美、庄重联系在一起。看来古人在观察世界的时候，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类似的陶壶在多地也有发现，如甘肃省定西市漳县晋家坪遗址出土的双颈红陶壶、河南省郑州市大河村出土的彩陶双连壶、山东省邹城市野店遗址出土的红陶双连鼎等。
这件双耳双颈连通红陶壶应为盛酒的礼器，它奇特的造型似乎象征着某些含义。在原始社会，自然环境恶劣，生产水平低下，人类除了受到自然界的威胁外，还有来自氏族或部落间的冲突，甚至升级为争斗，这些因素必然迫使氏族或部落之间走向联合。在石棚山墓葬遗址中，男性多随葬石铲、骨刀、石镞等农具或渔猎工具，女性则多见陶器、石纺轮、骨针和装饰品，说明当时正处于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变革期。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也引起了更为明确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进步，贫富分化开始出现，为了抢夺资源和财富，争斗甚至战争在所难免。这时，氏族或部落为了生存和壮大势力，开始结盟。在部族结盟仪式上，将双耳双颈连通红陶壶装满酒，双方首领共执此壶，一饮而尽，以示结盟诚意，后来演化为结婚时两人共喝交杯酒的仪式。交杯酒在古代又称为“合卺”，古语有“合卺而酳”。汉代《礼记·昏义》记载：“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孔颖达疏：“共牢而食者，同食一牲，不异牲也……合卺，则不异爵，合卺有合体之义，共牢有同尊卑之义。体合则尊卑同，同尊卑，则相亲而不相离矣。”共牢和合卺都含有夫妻互相恩爱，从此合为一体之意。也许在当时，双耳双颈连通红陶壶已经开始用于婚姻的仪式了，因为在遗址中已经发现少数男女双人墓葬，当时还出现了更高形式的对偶婚制。在对偶婚制下，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而他对于这个女子来说，也是她的许多丈夫中的一个主夫，这样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婚姻关系，对偶婚制是继群婚制而出现的一种婚姻家庭制度，是从群婚制到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形式。因此，双耳双颈连通红陶可能是为了双方以示修好诚意而设计制造的礼器，它象征着合二为一、同心聚力等意义。双耳双颈连通红陶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人类早期受生产力水平所限，酒容器与其他容器区别较小，甚至共用一器的现象非常普遍。但据专家推测，尖底瓶极有可能是最早的专用酒器。独具特色的尖底瓶在新石器时代非常流行，一度成为人类早期的标志性器物。
红陶小口尖底瓶 古埃及墓葬壁画
从内蒙古地域人类早期的酒容器造型艺术特点分析，早期人类的酒容器主要以实用为目的，在实用的基础上又包含了原始崇拜、象征、艺术审美等精神文化。内蒙古地域早期的酒容器造型也并未体现出强烈的北方游牧民族器形特征，而是和中原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等遗址出土的酒容器造型类似，说明在人类早期各民族、各文化之间存在着高度的融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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