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再凌，蔡宇莹，赵雨亭
（内蒙古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董事成员雄厚的社会资本无疑会为企业经营带来红利，但从群体决策层面分析，“全明星”阵容的董事会可能会陷入成员间对地位争夺的漩涡，增加许多无效讨论的时间，从而降低董事会监督管理层的能力［1］。有学者提出，董事会成员社会资本差异较大时，董事会内部能够建立清晰的非正式层级［2］。层级的产生，可以使董事会内部达成一致意见，提高决策效率和监管能力［3，4］。同时学术界也基于中国背景下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治理效力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比如企业绩效、企业资本结构、企业行为等［5-11］。在此研究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索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费用粘性的关系：一方面，现有研究有关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内部运营决策研究相对较少；
另一方面，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否对公司治理产生积极效果仍存在一定争议［6］。费用粘性是经营业绩下滑时企业资源配置决策的体现，是企业运营效率和风险不同方面的重要表现［12，13］。企业存在费用粘性现象，则收入下降时利润会加速下滑，同时说明企业资源配置不当，难以适应经济波动，容易陷入经营困境［14］。近年来，受疫情等影响，我国企业普遍存在收入下滑现象，在费用粘性现象中考察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作用，探讨抑制费用粘性的新途经，控制利润下滑速度，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基于此，文章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费用粘性的关系进行分析，并验证两者间的作用渠道，以期能够丰富费用粘性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
本文的研究贡献，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本文从董事会个体层面入手，分析与董事成员兼职数量、董事的政治关系、董事的影响力相关的非正式层级对费用粘性的影响，为更好地认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费用粘性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与证据支撑。第二，区别于以往学者通过某一种学说来阐释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意义，本文以预期地位理论为主，辅以关系契约理论进行分析，可以较为系统和全面地理解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作用机制，拓宽组织中非正式层级的研究［3，9，11］。第三，现有公司治理相关法律规范，只对董事会正式结构等作详细的安排，忽略对董事会运行过程的重视，最终导致董事会治理合规性得到改善而有效性不足［15］。文章研究结论为相关政策制定者探索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有效作用提供政策依据。
（一）费用粘性的相关研究
费用粘性（Cost Stickiness）是指企业业务量上升，成本费用支出变化的幅度超过企业业务量下降时的变化幅度的情况［16］。Anderson等人以美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首次验证了成本这种非对称变动现象，部分上市公司近20年财务数据表明，销管费用（包括销售费用、一般费用和管理费用）在业务量每增加1%时增长了0.55%，而在业务量每下降1%时只减少了0.35%［16］。针对这一现象，Anderson等人借用了经济学中价格粘性的定义，即价格的调整慢于商品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定义这种费用调整慢于业务量变化的现象为“（成本）费用粘性”。
大部分学者研究的结果表明，费用粘性对企业的经营不利，是企业资源错配的表现，会导致企业投资不足以及经营风险增大［14，17，18］。蒋德权认为费用粘性会挤占企业现金流，是一种资源的闲置，因而在企业可用于投资资源有限的前提下，费用粘性会导致企业投资不足［17］。为降低费用粘性的负面影响，学界从费用粘性的成因出发，以探索抑制粘性的机制和渠道。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管理者行为，特别是其机会主义（自利）行为是导致费用粘性的重要原因［12，19］。孙铮和刘浩研究认为，经理人的薪酬作为费用的一部分，面对收入的波动，经理人更偏向于维持或扩大费用规模，而非减少，从而产生“粘性”现象［12］。秦兴俊和李粮以并购重组次数及规模、自由现金流、经理人任期，以及薪酬结构作为管理者自利行为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其与费用粘性呈正相关的关系［20］。因此监督和制约管理者行为，是控制企业费用粘性的较好出发点。董事会作为约束管理者行为的利器，一直备受学者关注。
（二）董事会治理与费用粘性
董事会治理对费用粘性影响的研究，主要围绕董事会正式结构、过程、独立性，以及非正式因素等。一般而言，较大的董事会规模、较高的独董比例以及两职分离情况，可以通过提高董事会监督能力以及保持其决策的独立性来控制费用粘性［21］。董事会治理过程主要指董事会会议频率的影响。高频率的董事会会议可以反映董事会治理的积极性，同时会议也给予董事间更多的沟通时间，更加了解企业资源配置情况和监督管理层，进而抑制费用粘性［22］。董事会与高管之间的关联程度是董事会独立性的重要指标。张俊瑞等研究高管与独立董事社会关系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两者间现在或以往共同的任职经历削弱董事会独立性以及监督能力，强化“机会主义”引起的费用粘性，随着独立董事的离任，这种情况得到改善［23］。杜兴强和殷敬伟则从董事长-CEO间可能的联结关系出发，认为当两者姓氏一致时，尽管董事会独立性隐形层面可能会受影响，但双方间产生的身份认同感成为规范CEO行为的一种机制，从而导致费用粘性降低［24］。董事会非正式因素是指考虑董事会在具体人口统计学特征和社会资本对费用粘性的影响。陈豪力从董事长早年经历出发，考察青少年时期经历的饥荒经历对粘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饥荒经历会改变董事长乐观预期，会使董事长倾向于保守决策，从而削弱企业成本粘性［25］。可见，董事会治理是抑制费用粘性的重要因素，而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作为董事会发挥治理效用的渠道之一，其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尚未受到足够关注。
（三）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治理效果
组织层级可以理解为个体根据一个或多个有价值的社会维度的排序，权力和地位是层级重要的两个维度，以权力为基础的是正式层级，而以地位为基础的是非正式层级［26］。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构建，是以社会资本差异性为基础的。非正式层级在董事间交流和互动过程中产生，是成员们基于对彼此能力和影响力的排序而逐步形成的隐形纽带［3］。研究认为，董事会各成员间地位差异越大，团体所形成的非正式层级越清晰。层级有助于满足群体成员减少不确定性和认知的需求，即谁的观点值得关注、谁应该是正确的、应该服从谁的指令、哪些信息可以被忽略，以及如何对待特定的他人提供一致的方案，因而被群体所需要［27］。董事会的工作描述模糊不清，分工不明确，难以通过正式的规则和程序对工作进行指导［28］。且基于一人一票的决策规则，董事会成员（包括董事长）在显性层面上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正式的层级，因而需要非正式层级来弥补层级的空缺［5，7］。此外，董事会若缺乏明显的地位差距认知，会导致成员间无效争论增多，难以在有效的会议时间对决策等达成共识，容易被管理者干预其意志，因而董事会需要隐形力量——非正式层级来减少冲突，提升决策效率和监管能力［29］。
现有研究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于企业决策行为具有异质性的影响。积极层面而言，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提高了董事会对企业经营信息的有效整合和利用，避免董事成员间无效的决策争论和冲突，继而提升决策效率和决策质量［5］。比如在制定战略决策时，非正式层级可以简化决策程序，降低战略变革的复杂程度，帮助企业加快战略决策的制定［30］。同时非正式层级被认为是基于董事成员间的信任所建立的，可以增强成员凝聚力，避免少部分董事成员被管理者所控制，保持董事会决策独立性［9］。但也有学者认为非正式层级可能减少多元化思想的碰撞和信息的共享，导致决策所包含有效信息减少，给企业带来非理性投资增加等负面影响［31］。武立东等研究发现，非正式层级可以使董事成员间相互结盟，形成小团体竞争，减少了决策多元化意见，但同时使得决策过程中决策信息源减少，最终降低决策质量［31］。而有关非正式层级对决策结果的影响，同样具有争议。较多学者研究发现，对于企业绩效，非正式层级具有正面的影响力，在相同条件下，越清晰的非正式层级，越有助于绩效的提高［2，5，7］。黄文锋等在对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与公司绩效进行研究中发现，非正式层级清晰度与公司绩效负相关，这一结果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相异［6］。
总体而言，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治理效果具有异质性，且相关研究还没有涉及企业成本管理方面。基于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选取从费用粘性的角度，分析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于企业资源配置决策的作用，可以拓展董事会对于费用粘性治理效果的研究，为更好地理解公司治理环境与企业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提供帮助。
（四）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测量
在组织管理研究中，层级清晰度通常通过基尼系数或者变异系数来测量，系数越大，表明组织层级越清晰。He和Huang在确定各董事地位赋值的条件下，采用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进行测量，得到层级系数几乎一致，因而可以取两者之一作为参考［2］。而有关董事个体地位的测量，He和Huang以董事外部兼职数量作为衡量指标，国内部分学者也以此作为参考进行了衡量［7］。张耀伟等在此基础上添加中国情景的考虑，地位测量包含董事兼任政府职务或重要协会任职的情况［5］。武立东等又加入家族成员这一背景的影响［31］。陈仕华和张瑞彬则以兼职数量、媒体关注度、政治关联作为因素，测量董事地位［3］。综合以上，我们认为在中国情景下，政治关联是董事可能带给组织红利的重要渠道，兼职数量则是董事能力的体现，加之媒体关注度会影响成员间影响力的判断，因而本文借鉴陈仕华和张瑞彬的做法，对董事个人地位进行测量，再以基尼系数测量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
（一）理论基础
1.预期地位理论
预期地位理论（Expectation State Theory）认为，群体成员会根据彼此间能力和影响力的差异对自身在群体中的地位进行预测，从而形成非正式层级，也就是地位层级（status hierarchy），且差异越大，层级越为清晰［32］。个人能力和影响力越大，越能得到成员的信任和尊重，占据层级中越高的位置［33］。对个人能力和影响力的衡量，主要源于以下三个维度：一是成员所控制资源；
二是成员对群体可能的贡献；
三是如性别、年龄和政治背景等个人特征［26，32］。
群体成员预期地位的差异会影响成员间的互动，具体表现为高层级成员的领导行为与低层级成员的顺从行为，越为清晰的层级，领导和顺从行为强度越大［2］。高层级成员往往更为自信，且出于维护自身声誉的动机，更愿意将资源投入企业中，重视决策目标的实现，同时在团队发生争执时，充当“仲裁者”角色，对冲突双方进行调解，并达成一致意见［2］。低层级成员则体现为顺从行为，顺从行为也分为主动顺从和被动顺从。主动顺从是指出于对高层级成员能力的认可和对其绩效贡献的期望［26］。在互动过程中，低层级成员往往更依赖和信任高层级成员，发表更少的反对意见，且避免冲突［3］。被动顺从是指为了避免高层级成员的敌意以及其他成员的排挤，即使成员所发表意见错误，低层级成员也选择遵从［2］。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正是基于能力和影响力的差距而形成的地位层级［2］。由于董事会是非绩效团队，专业性知识和能力不能直接在履职过程中体现，董事会成员能力和影响力的测量一般基于个体显性资源因素，包括社会资本和中国情景下较为重要的政治联系［2，32］。
2.关系契约理论
Macneil提出，人与人之间存在一种关系性的交换关系，称为契约。契约有几个基础性特点，包括交往过程中私人关系的嵌入，交换物品难以被估值，交换持续时间长且延续时间不确定，契约成功依赖于交换双方的合作，共同分享的收益和成本难以平均分摊，包含隐形的义务，难以被转让，包含多个交换者，交换者对利他行为有期望，履行契约过程需要协调等，同时Macneil指出关系契约治理不仅依赖对契约结构的计划，还依赖于契约履行过程中的社会过程和社会规则。其中社会过程包括交易双方间互动过程及信息交流，社会规则类似于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约定的习俗，包括信任、团结和相互性［34］。以上是关系契约理论（Relational Contract Theory）的主要内容。而董事会正式规则较为模糊，我国法律和公司章程对于董事的职位义务描述不清，只具有简单的决策和表决规则，董事会是具有明显关系契约的团体，因而更需要社会过程和隐形的社会规则来协调成员间的关系［7］。
基于成员间能力和影响力差异，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得以形成。而能力和影响力的判断依赖于成员的主观思想，成员所在层级依赖于互动过程中被信任和尊重的程度，是关系契约的体现［2，4］。在信任和尊重的社会规则指导下，低层级成员往往会顺从高层级成员，减少团队间冲突和地位争夺，高层级成员则对低层级成员更为包容，鼓励低层级成员发表意见来得到他们的认同［3］。
（二）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可能从以下两个方面影响费用粘性。一方面，清晰的非正式层级可以减少董事间冲突，提升董事会资源配置决策质量，减少企业资源错配行为，从而降低费用粘性。费用粘性是管理者自利行为导致企业资源错配的体现［14］。企业进行资源配置时，若董事会不能及时达成一致意见，决策容易被管理层自利行为所主导，导致资源错配，产生费用粘性。从预期地位理论可知，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使董事们更容易达成共识，董事有了在组织中的定位，工作任务也更为清晰，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和认知缺乏［27］。此时，地位低的成员会更倾向于顺从地位高的成员，因而成员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减少，在对公司决策进行讨论时，更容易达成一致意见，提升决策效率，避免决策因拖延而受管理层控制［3，26］。以上推理存在一点质疑，即地位差异可能会抑制多元化的意见，长期的压抑可能会激起低层级成员对地位的竞争欲望，从而使得成员间发生地位冲突［28］。但从关系契约理论出发，非正式层级是建立在董事成员之间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低层级成员的顺从是源于对高层级成员过往经验和预期会为组织做贡献的能力的认可，因而是一种隐形的关系契约，而非具有强制性的正式契约［4］。且低层级成员的顺从基于自身理性判断的结果，并不会盲目顺从［5］。其次，层级的优越性赋予高层级领导者自信心和安全感，使他们对不同的意见更具有包容性，鼓励低层级成员发表意见来得到他们的认同，从而加强了成员间沟通交流，提高资源决策质量［9］。综合以上，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可以提高董事会资源配置决策质量，减少管理自利行为的干预，优化企业资源配置，从而降低费用粘性。
另一方面，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通过加强董事会监督的动机以及强化监督能力，提升企业信息公开程度，使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更容易被识别，从而达到抑制效用，进而降低费用粘性。由预期地位理论可知，越高层级的成员兼职董事数量越多或者具有更强政治关联及社会影响力，基于维护自身声誉和进一步提高在资本市场中影响力的动机，越可能主动为企业获取信息和资源履行监督职能，对管理者消极对待资源削减行为起到强有力的监督作用，减少其自利行为［10］。同时清晰的非正式层级有利于构建董事间多维沟通网络，使成员间享有更多信息和知识的共享，董事会可获得更多与资源配置决策相关的信息，降低董事与管理层对经营信息了解的不对称程度，更容易识别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从源头上制止费用粘性的发生［11］。
总体而言，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使董事间冲突减少，增加了沟通及信息共享，从而提升决策质量；
同时增强董事对管理层的监督动机和能力，形成威慑和防范的影响力，减少管理层自利活动存在的空间，从而减低费用粘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1：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企业费用粘性水平越低。
企业不可能在“真空”中运行，受到政治经济环境变动的影响，董事会决策过程必然会面临旧政策仍未很好适应且新政策频繁出台的局面。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增加，意味着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潜在风险也越大。Forbes和Milliken指出，越是在复杂且混乱的经济环境中，董事成员接收外界的信息差异性更大，同时面对决策数量增多、决策时间的问题，沟通更难以达成一致，且决策程序容易发生缺漏［35］。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提高，信息数量增加，时效性却降低，董事会对于信息判断的准确度下降，从而更加依赖非正式层级发挥资源整合的作用。非正式层级的存在，加强了董事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互动，提升董事对于企业管理决策相关问题的理解水平，加速推进成本费用的调整以适应政策变动，减少管理层自利活动的干扰，进而减少费用粘性。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当企业处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高的情景下，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与费用粘性相关关系增强。
在所有权和经验权分离的现代企业，董事会成员是由股东投票选举产生，是股东监督管理层的代理机构，成员的决策观点和意见体现的是股东意志，特别是大股东的意志。在对董事成员的选择上，往往受到大股东的默认许可，因而处于非正式层级较高层级成员的决策思想也受到股东的支持，进一步强化高层级成员的影响力。因此，在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中，高层级成员的决策意见不仅受到低层级成员的认可，同时也容易得到控股股东的推崇，决策意见更容易通过，进一步提升董事会决策的效率，强化董事会非正式层级降低费用粘性的作用力。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3：股权集中度越高，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费用粘性相关关系越强。
（一）数据来源
本文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指标，从CSMAR及CNRDS数据库中获得董事兼职企业数量数据、部分董事政治关联信息，同时通过巨潮数据网、新浪财经网、企业年报渠道手工收集数据，对相关信息进行完善，通过分析及统计6家媒体文章内容来获得董事积极及中性报道数量数据①，其他董事会及企业层面指标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中国各省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比率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数据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来自于网站：http：／／www.policyuncertainty.com／china_epu.html。
由于董高监个人特征数据从2008年开始具体公布，本文数据选择从2008年起。以沪深A股部分上市公司为样本，样本年限区间为2008至2019年，并做出以下处理程序：删除金融业公司、已退市公司、当年被列为ST*、ST、PT名单的公司、当年新上市的样本；
删除信息不足的样本；
删除公司未上市时披露的数据。
（二）变量定义
1.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衡量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hierarchy）清晰度的测量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构造董事个人地位指标；
第二步以个人地位指标为基础，测量出层级的清晰度。
（1）董事个人地位指标包括董事兼职数量、董事的政治关联以及董事的影响力。董事兼职数量仅考虑作为非独董的兼职企业数量。董事的政治关联赋值分不同层级，其中具有中央政府关联的，赋值为2；
具有地方政府关联的，赋值为1；
其他情况，赋值为0。董事影响力由我国影响力较大的6家媒体对董事积极及中性的报道数量进行衡量，综合以上三者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合成，获得董事个人地位指标。
（2）层级清晰度的测量：层级的分化程度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进行测量，依据现有研究，做以下测量，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hierarchy表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
y表示董事个人地位指标；
ry代表董事在董事会中地位的排名；
cov（y，ry）代表协方差；
N代表董事会规模；
表示个人地位指标的平均值。hierarchy取值范围是［0-1］。当hierarchy系数接近1，说明董事成员间地位差异大，内部所形成的非正式层级清晰度高；
当系数接近0，董事间地位差异小，形成的非正式层级清晰度低。
2.费用粘性测量模型
Anderson等提出验证和测量费用粘性的模型，模型中费用构成为美国企业“销售、一般和管理费用（SG＆A）”［16］，孙铮和刘浩指出，该费用构成类似于我国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费用支出，而非财务方面的费用支出［12］。本文主要围绕企业费用粘性进行研究，因而参照梁上坤的做法，本文以销售和管理费用之和作为费用变动的主体［14］。
同时以Anderson等模型为基础进行改进，结合我国学者相关研究，检验上市公司费用粘性的存在性，以及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粘性的关系。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expri，t代指i公司t年的费用变动，以当年费用与上一年费用比值取对数表示。revri，t代指i公司t年的收入变动，以当年营业收入与上一年收入比值取对数表示；
Di，t是虚拟变量，若当年收入相对上一年下降则取1，否则取0。该模型主要关注系数α1与α2，若α1大于0，α2小于0，意味着收入同等变化幅度下，费用向下变动幅度比向上变动幅度要小，费用存在粘性，且α2越小，粘性越大。
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
Banker［19］等人编制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标，该指标基本能反映当前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本文参照相关研究，选取该指标进行测量。因该指标是月份统计数据，借鉴饶品贵和徐子慧的经验，将历年月份数据进行加总后计算出平均值，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年度数据，以年度数据除以100作为本文指标值［36］。且对该组数据进行分类，其中属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高的年份为2012、2015、2016、2017、2018、2019年，其余年份属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低的年度。
4.股权集中度（htop）
本文选取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来反映企业股权集中度。此外以同一年度内同一行业的前十大股东所持有份额中位数为划分标准，区分出股权集中度高与低的数据组，分组进行回归。
5.控制变量
参照梁上坤、Anderson等研究，控制变量包括ABJ模型四个必要经济变量（Eco_Var）以及公司层面控制变量（Controls）［14，16］。四个必要经济变量包括经济增长（ecogrowth）、收入是否连续两年下降（drev）、人力资本密度（empden）、固定资产密度（assetden）。公司层面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盈利水平（croa）、企业杠杆（lev）、企业性质（state）、企业规模（firmsize）、企业年龄（lnage）。各变量具体说明参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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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构造
1.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费用粘性关系的检验模型
以上模型主要关注系数β2，β3，若β2显著为负，β3显著为正，则说明企业出现费用粘性的情况，且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越能抑制费用粘性。
2.调节变量的检验
有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调节效果检验，在模型（3）的基础上分别加入四位交乘项得到模型（4）进行检验。股权集中度检验方法类似，以模型（5）进行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其中费用变动（expr）、收入变动（revr）等统计值与梁上坤［14］的研究结果相接近。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hierarchy）的平均数为0.120，中位数（p50）为0.107，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618，这说明了我国上市企业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较低，且不同企业层级清晰度具有差异。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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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
表3是主要变量的相关关系分析，除了部分与费用变动及收入变动的相关变量间系数大于0.4，属于较强的机械相关关系外，其他变量间相关系数均小于0.4。此外，通过测算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该值结果均小于2，说明回归模型并不具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3 变量相关关系系数
（三）回归结果分析
1.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费用粘性
表4报告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费用粘性关系的回归结果。第（1）列仅控制了年份和行业效应，用于验证费用粘性的存在。其中收入变动（revr）系数为0.562，说明营业收入每增加1%，销管费用增加0.562%；
费用粘性（D×revr）系数为-0.320，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当营业收入每下降1%，销管费用仅下降了0.242%（0.562%-0.320%），费用变动幅度下降，即企业存在明显费用粘性现象。
表4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费用粘性的回归结果
续表
第（2）列中，加入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及其与费用粘性的交乘项。一方面，费用粘性存在的结果没有发生改变；
另一方面，三项交乘项（D×revr×hierarchy）系数为0.781，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可以抑制费用粘性，即费用粘性水平随着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增加而有下降趋势，假设H1得到验证。
第（3）、（4）列中加入相关控制变量，三项交乘项（D×revr×hierarchy）系数分别为0.488、0.426、且在5%水平上正向显著，仍支持假设H1。
2.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分组检验
为检验不同经济政策环境下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费用粘性间的关系，我们进行全样本及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第（1）列以全体样本进行回归，其中四项交乘项（D×revr×hierarchy×epu）的系数为0.362，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非正式层级更能抑制企业费用粘性。第（2）列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组别，样本数为3582；
第（3）列为低组别，样本数为2718。两组回归结果显示，三项交乘项（D×revr×hierarchy）系数在不确定性高组别显著为正，而在低组别系数为正但不显著，由此可以说明，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的环境下，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更能降低企业费用粘性，结果支持假设H2。
表5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费用粘性
3.基于不同股权集中度的分组检验
同理，划分高于同一年份同一行业股东持股比例中位数为股权集中度高组别，其他为低组别，我们对非正式层级与费用粘性间关系变化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第（1）列以全样本进行回归，其中四项交乘项（D×revr×hierarchy×htop）的系数为1.609，且在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了，股权集中度越高，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费用粘性作用力更强，同时，第（2）列，即在股权集中度高的组别，三项交乘项（D×revr×hierarchy）系数为0.897，且在1%水平上显著；
第（3）列，在股权集中度低的组别，系数显著为-0.288，且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结果可以说明股权集中度高的情形下，非正式层级更能抑制企业费用粘性，以此验证假设H3。
表6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股权集中度和费用粘性
（四）稳健性检验
1.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为克服由样本自选择所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通过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对样本进行控制。以分年度、分行业以变量hierarchy的中位数作为标准设置处置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高）与控制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低），基于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D×revr×hierarchy在清晰度高的组别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高，费用粘性水平越低，与前文结果一致。
表7 稳健性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法
2.Heckman两阶段模型
同时，本文尝试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来解决样本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首先构造Probit回归模型，以确定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是否取决于经济及公司层面的因素，模型如下：
其中，hierarchy_group为i企业在t年度是否建立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虚拟变量，当hierarchy等于0时，hierarchy_group取值为0，其他情况取值为1；
hierarchy_group＝1时，表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已建立，否则为未建立。模型（6）可以计算得出逆米尔斯比率（Inverse Mills Ratio，简称IMR系数），同时将该系数加入模型（3）进行回归，具体结果见表8。其中IMR的系数不显著，且三项交乘项（D×revr×hierarchy）系数为0.486，在5%水平下显著，说明样本不存在明显的选择偏差问题，结果与前文一致。
表8 稳健性检验：Heckman两阶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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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固定效应模型测试
固定效应模型有助于解决不随时间变化的公司遗漏变量的问题，前文引入了混合回归模型，现引入公司固定效应模型并重新进行回归，检验结论如表9所示。第（1）列为全样本回归、第（2）列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组、第（4）列为股权集中度高组，非正式层级与粘性的三项交乘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而第（3）、（5）列三项交乘项系数不显著，与前文结果一致。
表9 稳健性检验：固定效应模型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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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制造业样本回归测试
各行业之间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会影响实证结果，借鉴He和Huang［2］、梁上坤［14］的经验，仅采用制造业企业样本回归，回归结论由表10列出。第（1）列到第（3）列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第（1）列结果所示，粘性（D×revr）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制造业企业存在费用粘性现象，第（2）、（3）列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费用粘性的交乘项显著为正，说明非正式层级清晰度提高，可以抑制费用粘性。
表10 稳健性检验：制造业样本回归测试
5.改变因变量的衡量
人力成本受到《劳动保护法》的规定与限制，因而调整成本较高，导致人力成本粘性可能大于其他费用的粘性［14］。本文尝试将董高监薪酬从管理费用中剔除，获得新的费用变动值（expr1），再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11所示。第（1）列仅控制了年份和行业效应，其中收入变动（revr）系数为0.569，费用粘性（D×revr）系数为-0.323，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减去董高监年薪总和的销管费用变动仍存在非对称性。第（2）、（3）、（4）列中，三项交乘项（D×revr×hierarchy）系数为0.761、0.462、0.405，且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该费用粘性水平随着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增加而有下降趋势，与前文结果一致。
表11 稳健性检验：不含董高监薪酬的费用回归测试
从以往学者对于费用粘性成因的探讨中可知，在信息不对称和监管不完全的条件下，管理者会采取一系列的机会主义行为来保证自身利益，使得企业资源调整不符合业务量的变动，使得企业费用表现“粘性”特征。清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减少内部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提高决策效能和监督力度，一方面降低了管理者自利行为对资源分配决策的干预，另一方面控制并减少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降低费用粘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依托委托代理理论，从管理者自利行为的中介效应出发，探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费用粘性影响渠道的问题。
对于管理者自利行为的衡量指标有很多，但由于费用粘性通常与企业资源配置方式相关，本文借鉴罗炜和朱春艳［37］的做法，选择总资产周转率（acr）作为管理者自利行为的衡量指标。总资产周转率快慢体现着管理者对企业资产的运用效率，资产周转率越高，说明同等的资产可取得更多的收入，所以总资产周转率越高，管理者自利行为表现越弱。
本文参考方杰等［38］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检验模型结合模型（3）及模型（7）、（8），检验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管理者自利行为与费用粘性之间的关联。
表12每一列代表以上三个模型回归结果。第（1）列中，D×reve×hierarchy系数为0.488，同时在5%水平下显著，验证假设H1的说法；
第（2）列中，hierarchy系数为0.211，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提升了资产的使用效率，并遏制了管理层自利行为；
第（3）列中，D×revr×hierarchy系数为0.424，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且该值小于第（1）列中该系数值，说明管理者自利行为呈现部分中介效应。
表12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费用粘性作用机理检验
本文以2008—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预期地位理论、关系契约理论，探讨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费用粘性的影响关系，具体研究结果包括：（1）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企业费用粘性水平越低。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可以提升董事会资源配置决策效率，增强董事会监督能力以及保持董事会决策的独立性，降低资源错配率以及抑制管理者干预资源配置的自利行为，从而抑制企业费用粘性。（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的情景下，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与费用粘性相关关系增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提高，董事会更容易发生沟通混乱和程序缺漏，获取信息的时效性下降，对信息的判断力也随之降低，从而更加仰赖非正式层级对董事会资源的整合。（3）股权集中度高的情景下，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与费用粘性相关关系增强。当股权集中度比较高时，高层级成员的决策意见不仅受到低层级成员的认可，同时也容易得到控股股东的推崇，决策意见更容易通过，进一步提升董事会决策的效率，强化董事会非正式层级降低费用粘性的作用力。（4）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抑制管理者自利行为，从而抑制费用粘性。管理者自利行为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费用粘性的影响中呈现部分中介作用。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以下实践启示：其一，本文研究结果为相关政策制定者探索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有效作用提供政策依据。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不仅董事会正式结构如董事会规模、独董比例可以发挥治理效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也可以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改善公司治理环境。其二，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增加可以发挥公司治理作用，降低费用粘性。因此挑选董事成员时，企业不应追求全明星阵容的董事会，而应塑造适度的非正式层级，这有助于企业提高运营效率、防范宏观经济风险，对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改革措施发挥积极作用。
本文的不足及未来研究展望：第一，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构建重点在于董事成员个人地位的构建，现有研究主要根据公司公布的部分董事成员信息来进行衡量，所获得指标具有普遍性，没有考虑到时代变迁或地域的影响，因而未来希望通过问卷调查或实验研究等更为精确的方法，研究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企业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治理效果；
第二，本文探索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费用粘性的影响效果，补充了现有董事正式层级对费用粘性影响效果的研究，而正式层级和非正式层级两者对费用粘性的交互作用还有待研究。
［注 释］
① 6家媒体包括《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证券时报》《21世纪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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