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思 源
(陕西师范大学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陕西 西安 710100)
19-20世纪，欧洲对全球一切领域具有绝对性的影响力，地理历史知识也逐渐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接受。从19世纪末开始，日本“东洋学”在欧洲东方学的刺激下形成，它是站在日本的立场上研究亚洲问题的综合性学科，在此框架下，日本学界开始系统的进行了北亚史研究，北亚史作为日本东洋史学中的其中一门学问，经过一百余年的研究历程，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细致的研究方法和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日本学界在进行北亚史研究的过程中，不但受到不同史学观念的影响，还与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国势发展与国策变化息息相关，在时代背景的影响下，日本学界主动对亚洲进行塑造和论述，在此过程中北亚史研究为早期发展的重点内容之一，对之后的内亚史、中央欧亚史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蔡长廷先生是中国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研究所博士，现任国立嘉义大学应用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领域为北亚史、魏晋南北朝史、台湾民间信仰与族群、近代日本学术史、中古游牧民族史，并发表多篇相关期刊论文与会议论文。《日本对北亚史的研究历程》是蔡长廷先生的博士毕业论文，作者以明治(1868-1912)末期到大正(1913-1925)初期这一时间段为背景，对北亚史研究的相关日本学者学术成果进行考察，在东洋学的成立、满鲜史的发展等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北亚史”概念的形成，其次将“北亚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做了整体性的论述，最后指出日本学界接受了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和塞诺的“中央欧亚”的概念，展现出日本学者在研究中的独特性和连续性。
从德川时期的宝历元年(1752)至明和九年(1772)间，井上金峨等学者进入清帝国学习，产生了一群考据主义者，因此也成为明治时期考证史学的前身；
1872年，太政官正院设置“历史科”，接替之前“国史编辑局”所负责的国史编纂任务；
1875年，“历史科”改为“修史局”，局中的学者有重野安绎等人，这批学者就是日后带领日本史研究的重要人物；
1877年，“修史局”改为“修史馆”，重野安绎任第一等编辑官，隔年重野安绎等学者决定采用西洋史的历史叙述法；
1881年，重野安绎更动原以儒教史学为基础的《大日本史》编撰体制，改为以考据史学与西洋叙述方式的《大日本编年史》编纂体制；
1886年，日本政府废止“修史馆”，同年公布“帝国大学令”，东京大学改组为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的东洋史学主要是从德国实证主义历史学中产生，基于西方研究法的采用与对中国史料的批判，重建全新的东洋史。
近代日本对历史的认知，大体可分为两个潮流，一个是在江户时代(1603-1867)汉学中的儒教史学传统，其重点是历代兴亡的政治史与劝善罚恶的道德教化历史。另一个潮流是江户时代后期，兰学引进日本后，开始对于西洋史的关心，兰学让日本人在江户幕府锁国时期(1641-1853)得以了解西方的科技与医学，奠定了日本早期的科学根基，有助于解释日本自1854年开国后，能够迅速且成功地推行近代化的原因，特别受到兰学中启蒙思想的影响，最终于明治初期形成文明史的潮流。1886年从“古典讲习科汉书课”毕业的市村瓒次郎、长尾雨山等人组建东洋学会，刊行《东洋学会杂志》，在日本近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诸学者萌生了东洋的概念，即是以研究中国、日本的古典文化为主体的东洋学。1894年，那珂通世参加由高等师范校长嘉纳治五郎为主的教授举办的历史课会议，在此会议中，那珂通世提议将外国历史分为东洋历史与西洋历史两部分，列席者皆表示赞同，此为东洋史成为学科科目的开始。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学界开始注意到东洋诸国家历史的重要性。需要注意的是，“东洋史”的学术领域概念在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被明确提出，在当时极其重要的时代背景下，“东洋史”的提出把日本国民的关心直接转向亚细亚大陆。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东洋学研究者以刊行《东洋学报》为主要任务，主张将世界历史分为东洋史和西洋史，并把中国史作为东洋史的核心，被称为“东洋史”者；
而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与中国学者的密切交流互动也成为有别于东京帝国大学的特征之一，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创刊了《支那学》杂志，主张把中国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放在一起来研究，被称为“支那史”者，逐渐发展成为不同于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研究的特色，最终形成“支那学”。1898年，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对东洋史的概念以及涉及到的地理范围作了规定：所谓东洋史，即主要阐明东亚的民族兴衰及国家兴亡的一般史，它与西洋史并列，构成世界史的一半。据今日之山川地形，应将亚洲大陆划分为五部分：即东亚、中亚、南亚、西亚、北亚。东洋史以东亚为主，因其沿革自古皆明，同时亦须略述多少与之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南亚及中亚历史。至于北亚气候寒冷，人烟稀少，因此未能成为与亚洲大局相关的历史舞台，而西亚与欧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故而一同排除在东洋史的范围之外[1]。此时同时东洋学中已出现了“北亚”一词，但仅仅是初步的划分，主要是指俄属西伯利亚，对于此时东洋史的理解，仍以中国史为主轴，但对于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动也有所注意，对于北亚、西域、印度、朝鲜等论述，则是以中国与周边交流的角度考察论述。
对于东洋史早期的发展，蔡长廷首先从地域上由东至西进行探讨，共分为五部分：满鲜史、塞外史、南北对抗论、西域史、西藏学。日本人对于朝鲜的关注从江户时期就已开始，明治中期关于日本与朝鲜关系的研究，主要可以分成国史学与东洋史学两派。1908年，白鸟库吉在后藤新平的支持下，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设置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研究对象就是满洲与朝鲜的历史，日本对东北、华北(包括内蒙古)广大地区的占领又使其学者有条件深入各地进行调查，获得了更多资料。塞外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是在明治后期由白鸟库吉开始进行研究后才出现的，明治30年代开始，白鸟库吉选择亚洲北部的戎狄撰写论文，是东洋学中进行游牧民族研究的开创者，并注意到游牧民与农耕民的敌对状态。白鸟库吉在明治后期到大正年间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塞外史研究、满鲜史研究。在满鲜史、塞北史相继发展的同时，白鸟库吉、桑原骘藏、藤田丰八等人进行西域史研究。最初的西域史研究，可以分成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是清朝发展的“西北史地之学”，第二条则是欧洲学界中汉学研究的一部分。日本西域史研究向欧洲汉学研究学习，吸收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学习多国语言、各种古代语言，使用语言学方法进行比较研究。日本西域史研究中以民族分类、历史地理、物质文化交流为重点，以物质文化交流，人类移动为主的研究，成为新的学科，名为东西交涉史或东西交通史，主要学者有松田寿男、前岛信次、羽田明、石田干之助、榎一雄、前田正名、长泽和俊等。
随着塞外史研究成果的积累，对于游牧世界的主体性逐渐明确，一方面是松田寿男为主的干燥亚洲史观的研究发展，另一方面是异民族王朝统治中国的论述。松田寿男以亚洲大陆历史地理的多元性为线索，首先以季风的影响将亚洲分为湿润亚洲、半湿润亚洲、干燥亚洲三种，这三个风土带中存在农耕、捕鱼兼农耕、狩猎、游牧等古老生活方式构成的社会实际就是亚洲历史的基础。其中干燥文化带就是以游牧民为主的地带，松田寿男将游牧民的活动地带扩大到中亚、西亚，提升了中亚史、西亚史在东洋史中的重要性，重新建构新的东洋史。1943-1944年间，东亚研究所的诸学者们基于“南北对立论”，将北魏、辽、金、元、清王朝视为不同于传统汉人建立的王朝，让日本了解如何从异民族的角度统治中国。在对征服王朝论的理解下，日本学界从北亚史的角度理解征服王朝，将先前积累的研究成果纳入，之后田村实造和江上波夫提出了北亚史的概论书。1948年，江上波夫根据亚洲自然环境的不同，将其分为五块地域，分别是湿润地带的农耕民族、干燥地带的游牧民族、中间地带的半农半牧民、亚湿润地带的狩猎民、半狩猎农耕民与半狩猎半游牧民五种，并进一步论述干燥地带的游牧民族得知掠夺资源的好处外，转化为骑马民族，逐渐发展为东洋史上的南北对抗，进而影响到中间山岳地带的半农半牧民与亚湿润地带的狩猎民也转化为骑马民族。1956年田村实造定义北亚的范围“以蒙古利亚高原为中心，东边以兴安岭与满洲利亚相隔，西边以阿尔泰山与准噶尔利亚相隔，再与中亚大草原相连，南边是以阴山、祁连山、天山山脉与中国相隔”，并使用文化圈的概念，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与以蒙古利亚为中心的北亚文化圈区分开来，以匈奴、鲜卑、突厥、回鹘等游牧民族为主体，依时间论述，将其建立的国家类型分为以游牧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游牧国家型和以牧农混合政权形式成立的征服王朝型。于此同时，“内陆亚洲”“中央欧亚”等概念也陆续被纳入北亚史的讨论。
二战后，需要负起战败责任的日本，在历史学领域中也开始检讨反省，其中的课题之一就是检讨反省自明治以来的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的三分体制。在相关讨论中，最重要的课题应是如何处理横(共时性)与纵(历时性)的关系，虽有不少研究成果，但仍无法充分讨论，使得当时撰写世界史教科书的学者们无所适从，所以教科书中只是将东洋史、西洋史混合，并非有体系的世界史。将东洋史、西洋史合并为世界史后，学者们除了正确把握世界史外，还需考虑世界史与日本史的关系。北亚与中亚、东亚的关系，护雅夫认为，北亚诸民族的扩张，往东亚建立渗透王朝、征服王朝，往中亚促使突厥斯坦的成立，影响阿拔斯王朝内部军阀的突厥化，塞尔柱克等王朝建立也与其有关。更往西，匈人、保加尔人等对于匈牙利国家之形成有莫大影响。
1945年日本宣布战败，原本兴盛的满鲜史研究也进入停滞状态，1950年，成立了以天理教团为主的朝鲜学会，重新建构朝鲜史，汇集散居于各地的朝鲜史研究者，推动了战后朝鲜史研究。江上波夫认为以蒙古利亚、南西伯利亚、满洲利亚、朝鲜为中心的民族史就是北亚史，其核心的共通概念则是上述地域的民族都属于阿尔泰语系，而且各地域的社会与文化基础也有不少共通要素，北亚史的核心单位仍是民族。1977年，间野英二提出中亚史的主体是北方的游牧民与南方的绿洲民共同创造，批判东西交流的观点，继而引起争论，最终学界认为东西交涉、南北共生的概念需并重，也将突厥斯坦的成立纳入，中亚史的轮廓基本定型。50年代，塞诺提倡的“中央欧亚”概念被引进，至此学界多使用中央欧亚史、内陆亚洲史，较少使用北亚史。
中央欧亚史的核心是以干燥地带为活动地域的骑马游牧民形成的游牧文化圈，以此为基础形成游牧国家，在政权发展时，研究者注意到由绿洲地带中各城邦形成的丝路，是游牧国家得以获得足够经济力，进而扩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伊斯兰世界与中央欧亚世界产生了重叠，一方面从西亚发迹的伊斯兰教，东进传入中亚形成影响，另一方面突厥系民族的向西迁徙也影响了中亚。西亚的民族结构、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以及伊斯兰因素与北亚游牧民因素交互影响，使得西亚史与中央欧亚史也有重叠的部分。战后，日本东方学会、中东调查会、日本伊斯兰协会等相继成立，继续发展出以西亚为主的伊斯兰世界的概念。“回教圈”或“伊斯兰世界”概念本身以及相关研究虽因为二战结束而一度式微，但并非从此消失，经过战争期间回教圈研究兴盛期的积累，一个概念的确作为日本知识分子对世界认识的一部分而固定下来[2]。而中亚史研究由白鸟库吉等人进行，研究者们一直努力寻找中亚史的主体性，最终将“南北共生论”与“丝路史观”并重，奠定中亚史研究的基本架构，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也注意到北亚游牧国家，对于中亚的丝路路线掌控非常紧密，游牧国家并以此进行扩张并维护统治，此外，北亚游牧民在向中亚的移动过程中，无论是统治北部草原还是南部绿洲，都显示出北亚与中亚的紧密联系。因此如田村实造等研究者，在定义北亚史范围时，都将中亚史纳入到北亚史的研究范围。吸收了塞诺的中央欧亚概念后，田村实造等人提出中央欧亚史，以干燥地带为活动地区的骑马民族形成的“游牧文明圈”的历史。游牧民的存在，让以“点”为方式存在的大小绿洲被串联起来。不仅如此，被视为“文明圈”的农耕地域，其实也要避免互相孤立。甚至可说，中央欧亚大陆是借由以面及移动维生的游牧民，成为一个整体“世界”[3]。
在回顾日本对北亚史的研究历程的过程中，蔡长廷从整体性的角度论述了日本北亚史研究体系的建立，指出自白鸟库吉的南北对立观点、松田寿男的干燥亚洲观点、东亚研究所的异民族王朝观点、田村实造的征服王朝观点与北亚的历史世界等相关研究基础之上，日本学界构建了完整的北亚史体系。通过对日本学界研究成果的梳理，蔡长廷提出了以下两个重要观点：
首先，作者认为中央欧亚史就是北亚史的延伸，而北亚史的核心是以蒙古利亚为中心的“骑马游牧民”所建的“游牧文化”，加上临近的狩猎民、绿洲民而形成的“游牧文化圈”。日本学者将游牧文化圈的概念超越东洋史的范畴，拓展到世界史，进而将范围扩展到南俄草原。虽然中央欧亚的概念出自欧美，但日本学界并未完全接纳，而是重新审视以往的研究成果，结合新概念或理论放在本身的研究脉络中进行讨论并进行批判性的使用。
其次，作者认为世界史的单位在前近代的欧亚大陆中应该包括东亚、中央欧亚、伊斯兰、南亚、欧洲五个地域的历史较为恰当。东亚世界包括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地，是一个以儒教、佛教、汉学、律令、中国科学技术(特别是医学、天文学、算学等)为共同要素组成的世界；
中央欧亚包括满洲、蒙古、西藏、突厥斯坦、南俄草原等地域，这是一个以游牧民为核心，同时与绿洲民和森林狩猎民一起创造的游牧文化圈世界，多为印欧语族、乌拉尔·阿尔泰语族；
伊斯兰世界主要以西亚的范围为主，包括近东的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阿拉伯半岛、伊朗、土耳其等地，尽管在8世纪受到突厥民族所带来的游牧文化的影响，但整体仍是伊斯兰文化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
南亚以印度为中心，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等地，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欧洲则以地中海世界为基础，自成一个脉络。
可以看出，蔡长廷先生在梳理日本的北亚研究时，并没有仅仅局限在北亚的地理范围中，而是强调各个地域相互之间交流的影响，以一种全球的视野，对日本学者进行历史研究的中亚、北亚、内陆亚、中央欧亚等概念进行分析与对比，将地域范围置于更广阔背景下的历史叙述，与其说是强调关联和互动，不如说是突出了亚洲历史的连续性和多元性，各个地域是在不同社会间紧密交往，彼此相融的过程中共同塑造的。这些地域概念并非单纯的地理概念，也有文化、历史发展分期、生活方式等概念，进而形成并发展成为完整的历史世界。不同时期对于不同历史世界都有不同的范围。战后，梅棹忠夫以文明为基本单位，将不同地域根据自然环境和生态条件划分为第一地区和第二地区，以生态学的观点来解释两个地区根据不同的文明走上了不同的历史道路[4]。梅棹忠夫的文明史观，与战后日本将文明视为基本单位，强调世界史发展的多元化等看法是相同的，但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福泽谕吉的西洋文明论，认为日本虽地处东洋却更像西洋，以此显示日本的独特性与优越性。再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将世界划分为八种文明圈，对于世界的划分扩展到了文明层面，它提供了一个易于把握和易于理解的框架，用来理解世界秩序与冲突[5]。但亨廷顿忽视了各种文明相互交流和融合的历史，是用西方排他性、对抗性、集团性的思维方式来看当代世界，否认了文明共同性的存在及其意义。“文明圈”是个具有弹性、灵活性的概念，具有共性也有个性，“点”是文明的发源地，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圈，文明的多样性十分鲜明，不同地域的人群既不享有相同的时间观念，也不遵循相同的发展逻辑，尽管各种文明可能相距遥远，但在历史进程中他们并没有孤立的存在和发展，用文明圈的概念来诠释世界历史的形成，不但完善了对世界史的理解方式，更好的解释各个历史世界的重叠部分，也强调了彼此之间相互交流的影响。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国势蒸蒸日上，认为自己已经代表了能与西方分庭抗礼的东洋文明，故以德国实证主义为基础的“东方学”,重新发展对东方的整体了解，发展出东洋学，研究区域为被欧洲称之为“东方”的地区。“东洋”不再指原先中国语境中的东方之海，以及海中岛国日本，而是作为“西洋”的对立词，泛指整个亚洲。东洋史在历史叙事上的最大特征在于空间表述，在空间上打破了儒家传统的由中原王朝和四裔构成的中心-周边的差序结构，将中原王朝与周边势力的关系描述为“东洋诸民族”间竞争与对抗的历史[6]。北亚史的发展在塞外史、西域史、中亚史、西藏史、内陆亚洲史研究的影响下，北亚的地域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涉及到草原、绿洲、沙漠、森林等多个板块，但由于游牧民、狩猎民等自身的移动性，仍难以论述一个确定地域的历史世界。近代日本学者在研究亚洲时，潜移默化地吸收了欧美东方学的思想观念和理论方法，以种族和文明的视角为基底，对亚洲进行塑造和论述，借定义亚洲来重新定义自己。日本若要从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体系”进入到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若要使自己比其他亚洲国家更文明现代化，就要比西方的东方主义者更坚定尖锐的批判东方[7]。因此，只有与亚洲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才能看出日本的独特性与优越性。日本东洋学创立动机主要是与西方学界争夺东方研究的话语权、解释权，因而在研究中拔高了亚洲的地位，以显示日本在亚洲甚至国际学界中的实力与影响力。
“亚洲”是西欧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为了确立自我认同而使用的他者概念，它不仅是欧洲的他者概念，而且也成为亚洲人的主体性概念。随着近代欧洲不断的殖民扩张，这个地域被赋予对立性和文明性，在东方学的视野下，欧洲和亚洲有了各自的轮廓。亚洲大陆中存在多个文明圈，将其均质化进行分析本身就是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表现方式，近代以来亚洲被迫接受西方的殖民，丢失的不仅是领土主权、物质资源、还有精神文化与文化传统乃至主体尊严[8]。近年来，孙歌等学者试图寻找论述亚洲的范畴，依靠“亚洲式”而不是“亚洲人”的思考，“亚洲式思考”以亚洲的历史为基础，突破以往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的约束，建立亚洲新的价值尺度和理论模式。今天，中国同样面临着“亚洲史”建构的问题，若无法认清“亚洲”便无法认清“中国”，因此亚洲的多元性特点和亚洲问题不能仅在东西方相对的前提下进行讨论，但也不能把亚洲切割成几部分，孤立起来进行研究，然后再强行拼凑在一起成为亚洲史。它需要借助亚洲自身演变的历史，回到亚洲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思想、日常生活中，作为理解历史和认识自身的方法。尽管亚洲是区域文化差异最大的洲，但各个区域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需要寻找和理解差异性文明，掌握空间变化，探讨亚洲内部与内部之间，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互动，尊重各自的差异性与独特性，用多元的时间观看待亚洲问题，重新进入历史的进程，重新勾勒自己与他者的关联性，以不同的视角审视亚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才能真实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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