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君，江 颖，丁金华，陈炬炬，李 娟，王金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科，重庆 400016)
宫颈癌威胁着全球女性健康，目前，手术在治疗中仍占据主要地位[1-2]。疾病引起相关刺激后患者会对刺激的含义及构成等进行总结归纳，当其无法实现这一过程时就会产生疾病不确定感，而宫颈癌子宫根治术后躯体功能障碍、术后康复进度、疾病预后、经济能力等因素均会让患者产生疾病不确定感[3]。社会支持是个体从各种社会关系中获得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能鼓励其建立健康行为模式，提高自我效能感[4]。本研究调查了宫颈癌子宫根治术后患者的疾病不确定感和社会支持水平，探讨了二者的相关性，旨在为减轻患者疾病不确定感进行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1.1资料
1.1.1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7月至2022年1月重庆市某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收治的宫颈癌子宫根治术后患者50例作为研究对象。
1.1.2纳入标准 (1)符合 2018年国际妇产科联盟癌症报告中宫颈癌最新诊断及分期标准[5]，诊断为Ⅰa～Ⅱa期宫颈癌并已行子宫根治术6个月；
(2)年龄小于或等于65岁；
(3)神志清楚、能阅读文字并填写问卷；
(4)有自主认知能力，对病情知情并自愿参加本研究。
1.1.3排除标准 (1)精神障碍或合并中枢神经系统疾病；
(2)合并严重心、肝、肾疾病；
(3)智力障碍、听力障碍或交流障碍；
(4)近半年有引起情绪波动的重大生活事件；
(5)药物、酒精依赖。
1.2方法
1.2.1测量工具
1.2.1.1一般资料调查表 自行设计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患者年龄、婚育情况、文化程度、职业、家庭收入、医保类型、合并疾病、疾病类型等。
1.2.1.2疾病不确定感量(MUIS)[6]包括4个维度，33个条目，其中13个条目的不明确性维度、8个条目的复杂性维度、7个条目的信息缺乏性维度和5个条目的不可预测性维度。采用Likert5级评分，从强烈同意至强烈不同意依次计1、2、3、4、5分。其中第6、7、10、12、20、24、26、27、29、30、31、32条为反向计分题。量表分数越高表示疾病不确定感水平越高。32.0～74.7分为较低水平，74.8～117.4分为中等水平，117.5 ～160.0分为较高水平。
1.2.1.3中文版医疗社会支持量表(MOS-SSS)[7]由美国SHERBOUME等[8]研制，适用于测量慢性病患者的社会支持水平，在妇科癌症患者中应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该量表为非自陈式问卷，共20个条目，第1个条目测量患者支持网络大小，即支持者数量及覆盖面；
其余19个条目测量4个维度分别为实际性支持4个条目、讯息及情绪性支持8个条目、社会互动性合作3个条目及情感性支持4个条目。根据发生次数计1～5分，从来没有计1分，少许时间计2分，有些时间计3分，大部分时间计4分，所有时间计5分。分值越高表示医疗社会支持水平越好。
1.2.2资料收集 由研究者担任资料收集者，首先向患者解释本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参与自愿性，取得患者知情同意并充分理解后由患者独立填写各测量工具，并保证测量工具各条目填写完整。
2.1一般资料 50 例患者年龄32～64岁，平均(48±16)岁；
婚姻状况：已婚42例，离异5例，未婚1例，丧偶2例；
文化程度：大学本科及以上7例，大专7例，高中及以下36例；
工作状况：在职21例，务农10例，无业15例，退休4例；
家庭平均月收入：<5 000元24例，≥5 000元26例；
病理类型：宫颈鳞癌36例，神经内分泌癌2例，腺癌10例，腺鳞癌2例。
2.2不同特征患者MOS-SSS评分比较 不同年龄患者MOS-SSS的情感性支持、讯息及情绪性支持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不同婚姻状况患者MOS-SSS的情感性支持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不同职业患者MOS-SSS的支持网络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不同病理类型患者MOS-SSS的社会互动性合作、情感性支持、讯息及情绪性支持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不同特征患者MOS-SSS评分比较分，n=50]
续表1 不同特征患者MOS-SSS评分比较分，n=50]
2.3MUIS评分 50例患者平均MUIS总分为(101.46±9.86)分，呈中等水平，具体得分情况见表2。
表2 MUIS评分(n=50)
2.4MOS-SSS评分 50例患者社会支持水平不高，其中MOS-SSS的实际性支持、情感性支持评分均较低。见表3。
表3 MOS-SSS评分(n=50)
2.5相关性分析 MOS-SSS的实际性支持评分与MUIS的信息缺乏性评分呈正相关(P<0.05)，MOS-SSS的讯息及情绪性支持评分与MUIS总分呈正相关(P<0.05)，MOS-SSS的社会互动性合作评分与MUIS的信息缺乏性评分呈正相关(P<0.05)。见表4。
表4 相关性分析
3.1不同特征患者社会支持现状有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50岁患者比小于35岁者讯息及情绪性支持评分更高，随着患者年龄增加，情感性和讯息及情绪性支持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已婚比离婚/丧偶患者讯息及情绪性支持更好；
待业比在职患者的支持网络较好，与临床现状有所不同，可能与本研究样本量较小有关；
神经内分泌癌患者预后较差，但该类患者的社会互动性合作、情感性支持、讯息及情绪性支持均相对较好。在今后的护理工作中对年龄较小、离婚/丧偶、非神经内分泌癌的宫颈癌患者应加强社会支持水平的有效措施。
3.2宫颈癌子宫根治术后患者疾病不确定感现况 疾病不确定感主要源于肿瘤患者对疾病的不确定性,影响其疗效和生活质量[9]。本研究结果显示，宫颈癌行子宫根治术患者普遍存在疾病不确定感，属中等水平，其中不明确性维度得分最高[(39.14±5.9)分]，与韦荣泉等[10]研究结果一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对自身健康的关注不断增强。一方面宫颈癌患者缺乏疾病专业知识，亟待了解疾病严重程度、治疗方案及疗效等；
另一方面子宫根治术的手术范围较广，术后可能面临膀胱功能障碍、淋巴水肿等并发症，根据病情还需承受放化疗等后续治疗；
再者疾病随访压力、复发风险、经济压力、性功能障碍、社会定位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让患者产生疾病不确定感[11]。本研究宫颈癌患者的疾病不确定属中等水平，其中多个维度得分均较高，提示医务人员应加强对宫颈癌术后患者疾病不确定感的评估，识别诱发因素，提供针对性健康教育或心理护理等有效护理措施，减轻患者疾病不确定感。
3.3宫颈癌子宫根治术后患者社会支持现况 社会支持是癌症患者疾病不确定感重要的预测因子和影响因素，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对患者积极应对、配合治疗、积极康复具有重要促进作用[12-14]。石嫣等[15]研究表明，医疗社会支持对治疗依从性呈正相关。本研究患者社会支持水平不高，其中MOS-SSS的实际性支持评分[(15.62±4.08)分]、情感性支持评分[(15.76±3.13)分]均较低。宫颈癌术后患者在治疗期间的支持性照顾需求未得到满足,可能与宫颈癌患者多数来自经济状况低下、卫生条件较差的地区，家庭主要劳动力往往无法在旁边照顾有关；
医务人员和家属对患者的心理、情绪等方面的照顾不够。故医务人员应关注宫颈癌患者的实际支持、心理、情绪等问题，鼓励患者的家属积极参与患者的治疗及康复，尽可能提高其社会支持水平。医务人员也可通过日常护理、电话及网络微信随访等途径评估患者支持程度及需求并提供相应的个性化指导，以切实加强实际性支持和情绪支持。
3.4宫颈癌子宫根治术后患者疾病不确定感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 患者疾病不确定感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P<0.05)，良好的社会支持是减轻疾病不确定感的基石。本研究结果显示，宫颈癌患者MUIS总分不高，MUIS得分呈中等水平，而其中MOS-SSS的实际支持维度、社会互动性合作评分与MUIS的信息缺乏性评分均呈正相关(P<0.05)。说明患者患病期间收获的实际支持与社会互动性合作越多，信息获取越全面，越能做出正确决策，疾病不确定感越低。故医务人员要鼓励患者的家属积极参与，同时为患者提供疾病相关的一系列知识，以缓解其压力，促进心理健康，降低疾病不确定感。本研究结果显示，MOS-SSS的讯息及情绪性支持评分与MUIS总分呈正相关(P<0.05)。可能因为患者知晓了疾病相关信息，虽然能更好地执行康复措施，但也更清楚疗效及预后，由于社会支持系统不完善等因素，可能会加重其疾病不确定感。因此，医务人员在临床工作中应及时识别患者的负性情绪，鼓励患者的家属加强家庭支持，共同减轻患者疾病不确定感。
综上所述，疾病不确定感水平与疾病预后息息相关，社会支持的完善能提高患者自我健康管理水平及自我效能感。宫颈癌子宫根治术后患者疾病不确定感呈中等水平，社会支持水平不高。医护人员在平衡患者认知和增强患者社会支持中具有纽带作用，需通过健康教育、心理护理等积极措施为患者提供信息支持和专业性帮助，同时，敏感识别疾病不确定感诱因，提供针对性干预措施，鼓励患者的家属共同参与疾病的全程管理，以降低疾病不确定感，促进患者身心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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