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玉 黄舒雯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南京 211815）
自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世界经济下行，逆全球化思潮上升，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冲突不断。同时由于亚太地区各种区域贸易协定的优惠待遇难以统一和原产地规则出现 “意大利面碗效应”，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受阻[1]。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东盟在2011年最早提议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RCEP在积极推进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的同时，基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事实，积极探讨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等新兴议题，符合未来各方经贸发展需求[2]。
全球数字经济迅速崛起的背后是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ICT）的不断突破，ICT产业的发展决定着一国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潜力[3]。各国争相布局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贸易，全球ICT产品贸易也得到快速发展。2020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 《ICT产业创新发展白皮书（2020年）》①将ICT产业的研究范畴界定为ICT制造业（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制造和消费电子产品制造等）和ICT服务业（电信服务、软件服务和IT服务等）。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将ICT贸易分为三大类：ICT产品贸易②（包含计算机及周边设备、通讯设备、消费电子设备、电子元器件和其他）、ICT服务贸易和数字交付服务。据UNCTAD统计，2020年我国ICT产品出口总额为7018.68亿，占世界ICT产品出口总额的29.80%。其中对RCEP伙伴国出口的ICT产品总额占我国ICT产品出口总额的23.41%。我国是ICT产品出口大国，RCEP国家是我国ICT产品贸易的重要伙伴。
各国之间的ICT产品贸易势必因RCEP深入实施带来的经贸合作关系的收紧[4]而得到进一步发展。ICT产品的贸易关系到我国数字贸易的竞争优势和我国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提升[5]，所以研究我国出口RCEP国家ICT产品的贸易效率及潜力有利于我国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把握住ICT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机，实现ICT技术的新突破，加速我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也可以根据贸易非效率因素深挖贸易潜力，促进我国ICT产品出口，同时在亚太地区创造更加便利、高效的贸易环境，实现超高水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1.1 ICT贸易的相关文献
学者们对ICT贸易的研究围绕ICT贸易的增长路径、时空格局演变和影响因素展开。
（1）ICT 贸易的增长路径。刘瑶和丁妍（2015）[6]实证得出中国的ICT产品出口增长正在由 “数量拉动”转向 “价格拉动”，逐步实现以质取胜；
ICT产品出口的价格边际与贸易国的人均GDP、进口国的法律保护和产品在进口国市场份额有关。刘海云和陈弘（2017）[7]研究发现：中国 ICT产品出口迅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出口规模扩张带来的平均成本下降以及产品质量提升和虚拟价值增加带来的虚拟边际上升双重影响。中国ICT产品出口路径正在由传统的规模扩张向虚拟价值驱动转变。
（2）ICT贸易的时空格局演变。王晓红等（2020）[5]研究了中国ICT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同阶段，自2016年以来我国的ICT服务贸易便步入高质量发展时期。
Stefaniak和 Ambroziak（2021）[8]研究欧盟内外的ICT服务贸易，ICT服务在欧盟贸易中的地位上升，但在各国拓展不同。李光勤等（2022）[9]分析得出中国ICT产品贸易发展迅速，但中国ICT贸易伙伴仍集中在少数国家（地区）。李光勤等（2022）[10]基于 QAP方法对 ICT出口贸易网络进行结构演化解释：中国成为制造设备出口贸易网络的核心节点，发达经济体依旧占据主要市场。
（3）ICT 贸易的影响因素。
孙玉红等（2021）[11]实证发现RTA数字贸易规则可以明显提升ICT产品贸易流量。刘似臣和支国林（2022）[12]分析认为信息通信产业基础、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本国ICT贸易的有利因素，且组织内部统一的贸易政策，尤其是东盟，促进作用明显。王晶和徐玉冰（2022）[13]借助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我国与RCEP成员国ICT产品的出口贸易效率，发现制度质量、互联网普及率、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外贸易开放度对贸易非效率有抑制作用。王晶和徐玉冰（2022）[14]研究发现：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可显著提升中国对其的ICT产品出口贸易。
1.2 贸易效率及潜力的相关文献
引力模型及其拓展模型被广泛用于研究贸易效率和潜力，但由于该模型无贸易摩擦的假设不合理且无法得出贸易最优水平，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现在更多被使用。谭秀杰和周茂荣（2015）[15]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一步法研究得出自贸协定、关税及便利化水平、海运和交通基础设施显著影响我国与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沿线国家间的贸易效率。李明等（2021）[16]的实证结果表明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有利于提升中国出口RCEP成员国农产品的贸易效率，而较低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不充分的政府支出和廉洁程度是贸易效率的不利因素。曹芳芳等（2022）[17]利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发现贸易国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时间越长，越能提升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ICT贸易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贸易效率及潜力的研究方法也已经较为成熟，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1）对于贸易效率及潜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产品等，只有王晶和徐玉冰（2022）[13]研究了我国ICT产品出口RCEP国家的贸易效率及潜力；
（2）王晶和徐玉冰（2022）[13]采用两步法来探索影响 ICT产品出口贸易的非效率因素，两步法存在前后假设矛盾的缺陷；
（3）在对ICT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的选取上较为局限，缺乏与ICT产品贸易紧密相关的变量。鉴于上述不足，本文选取2006～2020年的相关数据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一步法研究我国出口RCEP国家ICT产品贸易的效率及潜力，同时在非效率模型引入ICT发展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这两个与ICT贸易高度相关的变量，深入挖掘我国向RCEP国家ICT产品出口潜力，在RCEP框架下针对性地提出建议，从而助推我国ICT产品贸易的发展。
2.1 贸易规模
由图1可知，中国对RCEP国家的ICT产品出口贸易额总体上呈稳定的增长趋势，2000～2020年增长近14倍；
我国对RCEP伙伴国ICT产品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自2007年起就保持在一个稳定的上升水平，但近年来对RCEP国家ICT产品出口贸易额的增速疲软，下降趋势明显。可以总结，在过去的21年里，我国与RCEP成员国ICT产品的贸易合作越来越紧密，但ICT产品出口贸易额的增长近年来已经遇到了瓶颈。
图1 2000～2020中国对RCEP伙伴国ICT产品出口贸易
2.2 产品结构
在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统计标准中，ICT产品贸易被分为5类：计算机及周边设备、通讯设备、消费电子设备、电子元器件和其他。
分析表1可知，我国向RCEP国家出口ICT产品结构变化很大。2005年前，我国大量出口计算机与周边设备和消费电子设备这类组装的成品设备。2005～2015年，计算机与周边设备和消费电子设备的占比将近减半，而通讯设备和电子元器件的出口额增长迅速，这一阶段我国谋求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的转变，积极倡导自主创新，ICT产品的技术含量得到提升。2015～2020年随着我国技术的进一步提升，电子元器件贸易额一跃成为占比第一，而计算机与周边设备的出口额也因代加工业的发达呈倍速增长。李光勤等（2022）[9]认为2013年以后是我国ICT贸易的稳步发展期，我国向RCEP国家出口ICT产品结构逐渐稳定。
表1 中国向RCEP国家出口ICT产品结构（百万美元）
2.3 市场结构
由表2可知，我国对各成员国ICT产品出口额增长趋势明显。其中，日本和韩国自2000年以来一直是ICT产品进口大国。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借助 “一带一路”的建设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与中国建立了紧密的ICT产品贸易关系，但对文莱和老挝直到2020年仍没有突破1亿美元的大关。另外，我国对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ICT产品出口额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增长，澳大利亚是我国与RCEP国家ICT产品出口贸易的第六大伙伴国，而新西兰还有很大的贸易潜力可以挖掘。
表2 中国向RCEP国家出口ICT产品情况（百万美元）
3.1 理论模型
3.1.1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Drysdale 等（2000）[18]最早将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引入传统的贸易引力模型，通过将随机扰动项分为随机误差项和贸易非效率项来解决传统引力模型无法测量贸易的最优值以及贸易阻力等问题。面板数据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为：
将式（1）对数化克服模型的异方差问题：
在式（1）、（2）中，Yijt表示t时期i国对j国的实际贸易额；
Xijt为影响实际贸易额的非人为因素；
β为待估参数；
υijt代表随机误差项，服从均值为零的正态分布；
μijt表示贸易非效率项，一般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贸易阻力变量，与υijt相互独立，其分布通常假定为半正态分布或截尾正态分布。
当μijt不存在时：
早期研究采用的时不变模型通常假定贸易非效率项μ不随时间变化，只能得到贸易效率的整体平均值和非最优水平的贸易潜力。基于此，Battese和Coelli（1992）[19]提出了随机前沿引力时变模型：
其中，μijt服从截尾正态分布，待估参数η＝0，表示贸易非效率项不随时间变化；
η＞0代表贸易非效率项与日俱增；
η＜0则代表贸易非效率项与日俱减。该模型的复合误差不服从正态分布，也非独立同分布，要用极大似然估计法。
3.1.2 贸易非效率模型
研究贸易效率影响因素的方法有一步法和两步法。两步法存在研究假设不一致的问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贸易效率时假设非效率项独立同分布，第二步中将所得的贸易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这意味着非效率项不是独立同分布的，与第一步中的假设相矛盾[20]。
因此本文采用 Battese 和 Coelli（1995）[21]提出的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中纳入贸易非效率因素的 “一步法”：
式中，zijt指影响贸易非效率项的人为因素，即贸易阻力；
待估参数δ＞0表示zijt对贸易非效率项有正向作用，即贸易效率的不利因素，δ＜0表示zijt对贸易非效率项有负向作用，即贸易效率的有利因素；
εijt为随机扰动项。
将式（6）代入式（2）可得式（7），用式（7）直接估计贸易非效率因素可解决两步法的缺陷。
Battese 和 Corra（1977）[22]曾提出模型的参数化方法，即令分别表示随机误差项υijt和贸易非效率项μijt的方差，γ代表符合复合误差中贸易非效率项所占比重，可衡量复合误差的主要来源。
3.2 模型构建和变量说明
Armstrong（2007）[23]提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应包含经济规模、人口、两国距离、共同边界、共同语言等短期内不会发生显著变化的变量，而像基础设施、贸易环境、制度水平等人为因素应纳入贸易非效率项来估计贸易阻力。本文借鉴此思想进行模型的构建。
3.2.1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式（8）中，i代表中国；
j代表RCEP成员国；
βi表示待估参数；
Yijt表示t时期中国对RCEP各国的ICT产品实际出口额；
PGDPjt和PGDPit分别是t时期RCEP各国和中国的人均GDP；
POPjt和POPit分别是t时期RCEP各国和中国的人口总数；
DISij代表中国与 RCEP各国的地理距离；
BORij和LANGij分别表示两国之间是否存在共同边界和是否使用共同语言。
3.2.2 贸易非效率模型
考虑到ICT产品的特殊性，本文参考国际电联（ITU）发布的ICT发展指数（IDI）指标的选取，用每百人中移动蜂窝电话的订阅量（MOB）来衡量信息通信技术的接入水平；
用每百人中使用互联网的人数（TNT）来衡量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情况，用平均受教育年限（EDU）来刻画一国的信息通信技术使用技能水平，最后参考杨栋旭（2022）[24]的做法将以上3个指标采用熵值法进行测算，得到RCEP各国的年度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水平（ICT）。同时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AIRjt表示t时期j国的航空货运量；
ICTjt、TRAjt、IFDIjt、IPRjt、PSjt分别代表 RCEP 各国t时期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水平、贸易自由度、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政治稳定程度；
FTA_time表示各国与中国单独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时长（从协定生效年份到t时期的时长）；
ASEAN表示一国是否属于东盟国家，是取值1，否取值0。将式（9）代入式（8）中可进一步得到 “一步法”下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方程。
3.2.3 变量说明
综合上述模型的设定，表3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如下说明。
3.3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RCEP成员包括东盟十国、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和新西兰。由于部分数据缺失严重，将时间跨度定为2006～2020年，剔除文莱、老挝和缅甸这3个国家。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UNCTAD、WDI、WGI、CEPII以及ITU等数据库，个别年度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和趋势外推法补全。表4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4 模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采用Frontier4.1软件对2006～2020年中国与RCEP国家ICT产品的出口贸易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非效率模型进行回归，研究中国向RCEP国家出口ICT产品的效率及影响因素。
4.1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4.1.1 适用性检验
使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前先通过似然比检验来保证模型函数形式的准确性。根据表5的检验结果，采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来进行估计更为可靠。
表5 似然比检验结果
4.1.2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回归
为了验证模型的稳健性，同时给出时不变模型和时变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根据表6的回归结果显示，时不变模型和时变模型的γ分别为0.9611和0.9945，皆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我国向RCEP国家的ICT产品实际出口额与出口最优水平之间的差距主要是由贸易非效率项导致的。时变模型中的η＝0.0355，在1%的水平上显著，印证了时变模型的准确性，也意味着我国向RCEP出口ICT产品的贸易非效率正在增长。所以在此时研究我国向RCEP出口ICT产品的贸易阻力是非常有意义的。
表6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估计结果
由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1）lnPGDPjt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RCEP进口国的人均购买力上升能扩大ICT产品的进口规模；
lnPGDPjt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2）lnPOPjt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进口国的人口数量增加，市场需求增加，向中国进口的ICT产品也会增加；
lnPOPit并不显著；
（3）lnDISij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与预期相符，距离越远，运输成本的上升越会阻碍贸易的发展；
（4）BORij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预期相符，共同边界可降低运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
（5）LANGij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预期相符，共同语言可降低沟通成本，利于我国ICT产品的出口。
4.2 贸易非效率项模型
4.2.1 非效率项的多重共线性检验
多重共线性的存在会干扰对贸易非效率影响因素的判断，降低模型的可靠性。由表7可知，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都远小于10，贸易非效率项的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7 贸易非效率项的多重共线性检验
4.2.2 贸易非效率项模型回归
用 “一步法”进一步研究影响贸易效率的人为因素。可以看到表 8中γ＝0.664136，LR＝230.750640，表明此时模型的整体估计效果更好，贸易阻力显著影响我国对RCEP国家ICT产品的出口。
（1）与表6时变模型回归的结果相较，分析随机前沿函数部分的系数符号或显著性水平发生变化的变量：①LANGij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说明共同语言显著利于我国ICT产品的出口；
②lnPGDPit、lnPOPit的系数符号改变，且均由不显著变为显著。lnPGDPit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我国人均购买力的上升会使得国内对ICT产品的需求增加，从而抑制ICT产品的出口；
lnPOPit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我国人口的增加为ICT产品生产提供了劳动力资源，扩大了ICT产品出口供给规模，利于出口。
（2）分析影响我国向RCEP国家出口ICT产品的贸易阻力，由表9可知，所有变量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具体分析为：①ATRjt的符号为负，与预期相同，意味着RCEP国家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可以抑制ICT产品的贸易非效率；
②ICTjt的符号为负，与预期相同，一国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水平的提升会更有利于ICT产品的使用，对贸易非效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③TRAjt的符号为负，与预期相同，贸易壁垒越低，越可以提升我国向RCEP国家出口ICT产品的效率；
④IFDIjt的符号为负，与预期相同，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可以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从而有效抑制贸易非效率；
⑤IPRjt的符号为负，与预期相同。ICT产品的技术含量相对较高，进口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产品所含技术被模仿的威胁，保护我国的权益，从而贸易效率得以提升；
⑥PSjt的符号为正，与预期相反，这意味着RCEP国家的政治稳定是导致贸易非效率的重要因素，各国需要为ICT产品的贸易创造更好的政治环境；
⑦FTA_time的符号为正，与预期相反，这可能是由于亚太地区复杂交错的贸易协定带来的 “意大利面碗效应”；
⑧ASEAN的符号为负，与预期相同，东盟作为一个整体与我国建立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地区协同效用明显。
表8 “一步法”回归结果
基于 “一步法”回归结果分析我国向RCEP国家出口ICT产品的效率及出口潜力。实证结果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限，因此不做具体分析。
5.1 贸易效率趋势分析
由图2可知，我国向RCEP国家出口ICT产品的效率总体上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东盟国家增长迅速，在2018年，我国向其出口ICT产品的平均效率突破了0.8，且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仍保持增长势头；
而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近两年下滑明显，尤其是澳大利亚，这可能是因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
另外可以看到韩国保持在一个高位的稳定效率，而新西兰在2012年后始终低于0.2，值得关注。图3更直观展示了我国向东盟国家出口ICT产品的效率趋势：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始终保持着较高的贸易效率，增长趋于稳定；
越南和柬埔寨增速较快，尤其是越南，从2006年的0.0544到2020年的0.8354，但柬埔寨目前还处在0.4以下的低水平，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图2 2006～2020中国向RCEP国家出口ICT产品的贸易效率
图3 2006～2020中国向东盟国家出口ICT产品的贸易效率
5.2 贸易潜力分析
通过实际出口额和贸易效率可得出口潜力，表9给出各国2020年的贸易效率、贸易潜力以及贸易拓展空间。从贸易潜力来看，前3名的国家分别为越南、日本、韩国，相较于日本和韩国，越南还存在一定的效率损失；
排名后3位的国家分别为印度尼西亚、新西兰、柬埔寨，柬埔寨和新西兰受贸易阻力影响很大，具备很大的贸易增长空间，这一点也在贸易拓展空间这一数据中得到体现。将贸易拓展空间与贸易效率比对来看，贸易效率越高的国家，贸易拓展空间越低，这也意味着我国要更多关注贸易效率低的国家来更好的促进ICT产品的出口。
表9 2020年中国向RCEP国家ICT产品贸易潜力及拓展空间测度
本文采取赵金鑫和田志宏（2019）[25]的分类方式，按贸易效率将各国分为冰山型（0～0.3）、发展型（0.3～0.6）、扩张型（0.6～0.9）和饱和型（0.9～1.0）4种市场类别，详见表10。
表10 2020年中国出口RCEP成员国ICT产品的市场分类
冰山型市场的ICT产品出口尚未形成规模，有很大的贸易空间可以开拓；
发展型市场的出口空间很大，要着力于国家特性，双方建立有效的贸易合作机制来削弱贸易过程中的阻力；
扩张型市场的出口规模较大，此时要通过挖掘市场需求和改善出口结构来减小与贸易潜力之间的差距；
饱和型市场的贸易开拓空间非常狭窄，对ICT产品的质量、技术提出更高要求，我国要加速ICT产品的升级创新，刺激新的贸易增长点。
6.1 结论
本文在梳理我国与RCEP国家ICT产品出口现状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中国与RCEP国家ICT产品出口效率及贸易潜力，分析发现：（1）双边人口规模、进口国的经济规模扩大，共同边界和共同语言均利于我国ICT产品的出口，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较远的地理距离有不利影响；
（2）航空货运量、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水平、贸易自由度、引进外商投资能力、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是否属于东盟国家是我国与RCEP国家ICT产品出口贸易效率的有利因素，ICT产品贸易效率的提升有赖于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统一的自贸规则；
（3）我国与RCEP国家的ICT产品的出口效率增速放缓，部分国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降明显。就贸易潜力和拓展空间而言，多数国家属于饱和型市场，增长空间较小，但新西兰和柬埔寨存在较大拓展空间。
6.2 政策建议
（1）在RCEP框架下，加强各国基础设施共建。从海陆空3个渠道构建交通网络，加强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水平，建设高效、低价的物流体系，为ICT产品的贸易打通 “最后一公里”；
另外，数字化时代背景要求各国信息通信水平不断提高，要加大数字新基建的投入，加强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促进ICT产业的快速发展及ICT产品的贸易。
（2）成员国之间建立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从经济领域来说，以共同商讨和互相监督来有效保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实现；
从政治领域来说，①完善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对于ICT产品这类知识密集型产品贸易而言，一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并要适应贸易发展的不同阶段；
②加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交流与合作，互相学习，共同治理，为ICT产品贸易创造更加稳定的政治环境；
③在加快构建自贸网络的同时，成员国共同解决由FTA和RTA交错重叠带来的 “意大利面碗效应”问题，实现更高层次的区域一体化水平。
（3）根据与RCEP国家贸易效率的不同进行差异化管理。对于日本、新加坡等饱和型市场来说，中国需要提高质量，制造新的贸易增长点；
对于澳大利亚和越南这两个扩张型市场来说，中国要更好地把握出口市场的需求并基于此调整对该国ICT产品的出口结构；
而对于存在很大贸易拓展空间的柬埔寨和新西兰，中国要重点关注ICT贸易过程中的阻力，积极解决问题，实现增长突破。
（4）中国要在RCEP协定带来的挑战中抓住机会。RCEP协定的全面落地势必加快亚太地区的价值链重构，中国的ICT产业发展和贸易将受到日本和韩国相对成熟技术的冲击。中国要加快技术进步，促进ICT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ICT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提升我国在ICT产业全球价值链的地位；
另外，中国要把握RCEP带来的政策机会并在国内制定相关政策来保障ICT产品的贸易发展。此外，中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尤其加强与东盟的联系，充分利用在数字经济合作上的互补性实现双赢，推动亚太地区的共同繁荣。
注释：
①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010／P020201020747846648780.pdf.
②本文ICT产品贸易的统计口径采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统计范围及分类标准，共包括5个大类；
数据来源于UNCTAD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