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爱华 沈孟婷
(湖北理工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3)
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认为，人类利用媒介尽可能地重建“自然”与“符合人性”的传播手段，同时克服传播的技术限制。微信、微博、论坛等社交媒体与移动终端的普及，对时空进行重组，绕过“渠道”的社会仪式，使家庭成员“永远在线”成为可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亦会发生新的变化[1]。
美国人类学家乔治·彼得·默多克研究了250个家庭后定义了一种家庭形式——核心家庭，并在其著作《社会结构》中提出了核心家庭的定义：家庭关系中最主要的部分被称为核心家庭，此家庭包含一对夫妻及其法律意义上的未婚的子女，又被称为“小家庭”，以区别于多对家庭和大家庭。核心家庭又被称为基本家庭、直系家庭、生物家庭、自然家庭、初级家庭或限制家庭等。核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
社交媒体也可称之为社会化媒体，简言之，是一个虚拟的网络平台，人们可以通过这个网络平台进行创作、分享、交流观点或意见，认识更多的人。网络时代的社交媒体用户享有更多的选择权利和编辑评论权利，并且能够通过多样化形式来呈现内容，包括文本、图像、视频、音频等[2]。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核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在社交媒体环境下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新话题。
本文旨在探讨社交媒体对我国核心家庭成员关系的影响。研究者进入核心家庭进行深度访谈，了解受访者使用社交媒体前后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的改变。研究人群选取90后、00后及其家长，原因是此年龄段的人群成长与我国网络发展轨迹基本重合，极具有研究价值。从2020年底开始，经历了数次线上线下的访谈，最终选取了5个核心家庭作为研究样本。深度访谈注重对目标对象的深层次挖掘，虽然个案并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研究对象，但是个案所反映出的共性特征，可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家庭代际冲突加剧
由于本文选取的样本中父母成长于传统媒体时代，子女成长于数字媒体时代，父母和子女的价值观、消费观、媒介观等多有不同。父母对社交媒体这些新鲜事物接受较慢，甚至有天生的抵触心理。而子女认为，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提升自我，服务社会。
个案HL与其父母在媒介使用方式方面展示出了明显的冲突。他的父母思想保守，为人质朴，儿子是职业彩民，虽然到目前为止收入稳定，却仍旧让HL的父母觉得不踏实，为此十分操心。HL的妈妈说：“这孩子也二十好几岁了，做这样不稳定的工作终究不是件长远的事。我加了他的微信，会时不时跟他聊天，也会去看他的朋友圈，想了解他生活的状态，怕他走了弯路……有一次，偶然间在朋友圈看到别人转发的文章，说有人因为从事这个职业而倾家荡产，我当时害怕极了，立即和老公跑去找到儿子，众目睽睽之下把他拉回了家。”HL则说：“我妈甚至还在微信群里公开表示不喜欢我的工作，我觉得这很丢脸。为了这份工作，我经常通宵努力学习钻研。我当时刚接触这个行业，去学习，去摸索，也吃了很多苦头，现在好不容易有点起色了，爸妈却还是不信任我，我很无奈也很苦闷。爸妈有时候看到一些我工作相关的话题总会唠唠叨叨说个不停，甚至让我放弃，这让我非常接受不了。”
家庭代际冲突一直都存在，但是在新媒体时代，因为社交媒体使用所产生的冲突更加剧烈。根据采访对象的描述，子女在社交媒体发布信息的内容、形式、时间，甚至是表情包都曾不同程度地引起父母的焦虑、担心和不满。父母再将这种焦虑、担心和不满在社交媒体发布，矛盾话题传播的范围更广、速度更快、影响更加持久，进而使代际冲突进一步加剧。
(二)亲子“无效”互动增多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普及，分隔两地的亲代和子代经常使用微信、QQ、微博等社交媒体进行交流。根据媒介本身的物理性和技术性，纸质媒介、电子媒介、新媒体等不同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形式和产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研究显示，文字语言比声音语言和影像语言更加有利于受众的思考和理解，有利于逻辑关系和事物内在联系的建立。但是社交媒体集文字、声音、影像于一体，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语音和视频通话进行亲子互动，因为使用起来更加方便。表面看起来，相比传统媒体时代，亲子之间互动更加方便，互动的时间更长，互动的频率更高。但是，受访成员均表示，到目前为止，自己与父母之间从未写过一封纸质书信，连电子书信也没有发过。平时联系主要以翻看对方的朋友圈为主，偶尔在周末的时候会语音或视频聊天。这种声音和图像交流的增多，逐渐挤掉了文字交流的空间，很多关键问题不能及时得到沟通和交流，亲子之间看似紧密的联系，实则是“无效”互动。
此外，微信、QQ、微博等社交媒体都开发了分组或者标签功能，还有已读不回、加入黑名单、朋友权限等设置，这成为了很多社交媒体用户趋利避害的神器。尤其是子代想摆脱亲代的束缚，追求思想和行动上的独立，不想让亲代了解到关键的信息，经常使用以上功能，使得亲子分隔两地的情况下，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的彼此的信息和实际情况不符，看似每天都能看到的朋友圈、QQ动态等信息，其实已经成为“无效”互动，也成为阻碍亲子之间深入了解的壁垒。
通过采访发现，很多核心家庭的孩子都曾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进行过有目的性的网络分区隔离。个案FF便是常用这一功能来阻挡父母或他人对自己朋友圈动态的窥探。这种情况在社交媒体中十分常见，FF接受采访时说道：“我在社交媒体上经常使用分组功能，常用的分组有‘家人’‘同事’‘老师’等等，一般只有朋友和陌生人不会被分组屏蔽，朋友都是与我志趣相投的人，会赞同我的观点，包容我的抱怨，至于陌生人的态度，我也无需在意。我在发很多内容的时候都会选择屏蔽家人，这样会让我更有安全感，不用被束缚，他们不懂我的世界，我也不想让他们懂。”FF的这种行为就是十分典型的网络隔离，把自己的联系人分成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其不同的标签和意义。
(三)网络“反哺”现象出现
社交媒体让孩子在接受信息和知识传递的过程中更加独立，减少了对父母的依赖，父母对孩子的单向教育不再适应当下的时代，网络“反哺”应运而生。在本次访谈中，几乎每个受访者都提到了孩子对父母的逆向教育。这种教育能够实现的基础之一就是互联网的强互动性，父母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及时通过向子女请教。在一来一去的交流中，亲子关系更加亲密。
新媒体环境下，很多年长一代的人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畏难情绪，有一部分甚至会被传统价值观及社会习惯所禁锢，拒绝接受这些超出自己认知的东西[3]。受学习能力慢、媒体接触少等原因的限制，很多父母，甚至是高学历的父母，在安装软件、制作网页或远程登录时，都只能对年轻人自叹不如[4]。与少数积极加入互联网浪潮的“时尚爸妈”有所不同，大多数父母在新媒体领域都难以顺利地构建自己的社交网络，举步维艰，无所适从。
SY的母亲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在家人的支持下，她试图学习社交网络的使用方法，尝试更多新的功能，但是总感觉难以轻松地融入网络世界。“像给好友发语音什么的，我操作了一下就记住了，但是步骤一多我就记不住，有时候弄到一半不知道下面怎么办了，然后再问同事啊，家里其他人。”SY的母亲说，女儿经常催促自己多用多学，但她认为自己都这个年龄了，没必要强求。即使可以问别人，很多中年人也会怕麻烦，缺乏不耻下问的精神与积极性。遇难而退或似懂非懂是本次访谈中很多父母在面对网络社交时的共同特征，他们大多只会一些常用的简单功能和基础操作，除此之外，社交媒体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通讯工具。
WSL的父母都是单位职工，对外交流广泛且思想开放，积极接触新鲜事物。WSL说：“我爸妈以前只会用微信聊天、打视频电话，想让他们给我发个红包都不知道咋弄。在我坚持不懈且‘别有用心’的帮助下，他们终于学会了这项操作，并且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会主动给我发红包。在我的帮助下，他们还学会了用滴滴等软件打车，更加方便快捷。”子女利用掌握的新媒体技术，教会父母使用社交媒体，可以有效改善亲子关系。
(一)增加婚姻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
现在的夫妻关系同样也受到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冲击，调查显示，英国20%的离婚案件都离不开Facebook平台的影响[5]。社交媒体先进的技术支持、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自发传播性，使得信息的传播更为密集且迅速，其中就有不断曝光的出轨、“劈腿”、离婚等事件。微信、陌陌、探探等社交软件被有些学者当作婚姻的“新杀手”[6]，由此可知社交媒体确实为婚内不轨行为的发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以及增加了这些行为被曝光的几率。
“把关人”在新媒体语境中起到的是筛选过滤的作用，当这一角色缺失或者不作为的时候，大众传播媒介便会产生一系列不和谐因素。现在一些社交媒体缺乏有效的监管，乱象丛生。很多已婚的人也在这类软件上寻求新奇和刺激，在监管的漏洞之处发展不轨的亲密关系，造成了许多夫妻感情破裂，甚至家庭最终分崩离析。
个案FF的母亲在采访中说：“现在大家都离不开手机了，一人一个，都是自己私人的东西，用手机跟别的人聊天也没人知道，我有个亲戚家的儿子30多岁了，结婚好几年，在微信跟别的女的聊天被老婆发现了，天天吵架，还听说要离婚呢。”社交媒体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媒介，它打破了固有的思想和区域限制，例如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各类婚姻相关信息，组织各类婚姻中介平台和虚拟社区，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受众的离婚决策。由于社交媒体被不当应用，甚至被冠以“出轨利器”“约炮神器”“婚姻杀手”等骂名，其对和谐婚姻关系的破坏力不言而喻。
(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增大
美国学者戈夫曼的“拟剧理论”里说到，人就像正在表演的演员，为了使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留下某种特定的印象，会有意无意之中展现相对应的表演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让特定观众看到的都是自己想要其看到的。一些社交网站和短视频平台，近年来表现出强大的传播能力和影响力。这些平台会根据每个人的性别、年龄、爱好等因素，向不同受众推送各自感兴趣的信息。而刷到这些信息的受众又会将这些美化过的信息和现实之间进行比较。
媒介素养不是天生具有的，需要后天的学习获得。目前，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公民由于媒介素养不高，对“拟态环境”“议程设置”等媒介世界和真实世界认识的模糊，导致很多夫妻对现有的生活伴侣产生不满情绪，进而难以从现在的夫妻关系之中获得幸福感。
SY在采访中提到：“我妈特别喜欢看抖音短视频，里面那些老公又高又帅，家里又有钱，还是宠妻狂魔，有时候就跟我开玩笑说，以后不要找一个像我爸这样没出息的老公。”
SF的父母并不是个例。接受采访的5个家庭中的成员均表示，自己父母或多或少地把自己的伴侣和社交媒体上呈现的他人伴侣形象进行过对比，并表示过不满。很多人说过“好老婆(好老公)都是别人家的”类似的话。
(三)夫妻互动的时间减少
在一段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享有共同休闲娱乐的时间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能够加深夫妻感情、提升生活幸福感，还能够充分培养夫妻之间的默契度，进而促进核心家庭的和谐稳定。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丈夫和妻子更多专注于自己的手机，夫妻互动时间被占用、被剥夺，影响到了婚姻的稳定性。每天回家各自玩各自的手机，沉浸在自己手上的方寸之间——这是现在许多夫妻相处模式的真实写照。手机是私人的，娱乐是个人的，彼此互不打扰，看起来似乎很美好，实际上，这种婚姻名存实亡，夫妻之情会在日复一日的沉默不言中被消磨、被耗空。
FS的父亲说：“我喜欢看各种时事新闻和历史节目，孩子他妈喜欢看电视连续剧，以前为了争遥控器都能吵起来，现在下班回家都是自己玩自己的手机，互不打扰，也说不了几句话。”
在以电视为主要传播媒介的时代，夫妻之间会因为对不同节目的争夺而产生互动，但是现在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手机，在丈夫和妻子娱乐取向不同的家庭，“性别战”变得过分消极，一方或双方会选择通过社交媒体寻找与自己有相同爱好的人共同分享，两个人之间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这显然不利于婚姻的稳定。
(一)打破“信息茧房”，消除“刻板成见”
“信息茧房”一词的提出由来已久，指的是由于受众具有选择性接触、理解、记忆的特征，人们选择接触自己感兴趣的媒介、话题、朋友等，对接触的信息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解甚至是误解、曲解，长期将自己困在一个狭小的“茧房”之中，从而对某些信息、人物、职业产生一定的“刻板成见”。要想缓和家庭代际冲突，父母必须尝试打破“信息茧房”，主动从多方面、多渠道了解自己的孩子，谨防信息的群体“协同过滤”，最终消除“刻板成见”；
孩子也要给父母足够的理解，毕竟父母和自己生活的时代不同，很多观念自然不同，要给父母足够的时间去慢慢接受新生事物。
(二)了解“媒介偏向”，增加沟通渠道
有研究表明媒介具有一定的偏向性，也就是纸质媒体、电子媒体、新媒体等传播媒介分别偏向于传播不同类型的内容。比如：纸质媒体的内容更加权威、具有思想和理性；
电子媒体传递的信息量更大、冲击性强，但是缺乏理性和思考；
新媒体互动性和话语权更强，但是具有“去中心化”等特点，权威性降低。家庭成员在沟通和交流的时候要了解不同媒介的偏向性，不要总是选择社交媒体的QQ、微信、微博等，可以适当增加纸质书信、明信片、贺卡、电子邮件等的使用，重要的事情最好选择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
(三)增强法律意识，谨防网络陷阱
由于新媒体的使用门槛较低，网络监管不严，用户的文化层次高低不同，加之一些不法商户想从中牟利，网上虚假信息泛滥、煽色腥的内容层出不穷。作为新媒体的用户，大家既是信息的传播者也是信息的接收者，在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一定要增强法律意识，既不传播非法信息，也不浏览非法信息和网站。为了保持婚姻关系的和谐，建议已婚人士尽量不使用社交媒体结识一些新的异性朋友，即便结识了新的异性朋友也要保持在合法范围之内，谨防网络陷阱。
(四)提高媒介素养，认清“媒介现实”
美国学者李普曼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过“拟态环境”这个概念，他认为，受众接触到的媒介环境不是真实的现实环境，而是大众媒介通过生产、加工和“议程设置”而展现给受众的一种虚拟的环境。受众通过媒介看到的“现实”不是真正的现实，而是一种“媒介现实”，这种现实是主观的、虚拟的、片面的。家庭成员要不断加强学习，提高媒介素养，认清“媒介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不以“媒介现实”来衡量客观现实和夫妻关系。
(五)丰富家庭活动，减少媒介依存
现在很多受众沉迷于媒介尤其是手机无法自拔，有些人用媒介世界里的价值观作为说话和做事的依据，有人拿自己的亲人和媒介世界里的人物做对比，甚至还有人逃避现实，忽略身边的亲人，将网络空间的虚拟对象作为自己的交流对象。这不仅影响了亲子和夫妻互动，还让家庭成员之间的满意度降低。作为家庭成员，每个人都有义务维持好家庭关系。建议所有家庭成员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进行亲子或夫妻互动，进行丰富多彩的户外活动，互相监督，减少媒介依存。
大众媒介正通过内容的传播影响受众的认知、态度、心理和行为。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社交媒体对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研究过程中，文章从传播者的角度出发，侧重于大众媒介对受众的影响分析，忽略了受众使用社交媒体的自身需求、受众的年龄、性别、种族、文化程度、宗教信仰以及经济收入等因素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也就是说，社交媒体虽然会对核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却也受到受众自身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社交媒体对核心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影响值得进一步分析和考量。核心家庭成员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能动性，努力提高媒介素养和综合素养，真正将社交媒介的技术为己所用，才能最终实现家庭和睦、亲情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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