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屹 东
(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太原 030006)
人的认知系统(大脑)，相比于人工认知系统(智能机)，是一种自然认知系统。根据生物进化论，由于生物是适应环境而生存的，这种基于身体的自然认知也是适应环境的，其认知表征必然是适应性的，我称之为“适应性表征”。自然认知为什么是适应性和表征性的？必须依赖于身体、环境或文化才能发展吗？要达到什么目标？本文立足于实用主义来审视这些问题。
人是生物体，这是不容置疑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破解了基因遗传的分子组成成分。这等于在生物学水平上重建了我们是谁，弄清了人类进化的生物物质的细节，进一步验证了达尔文和孟德尔的理论。整个人类基因结构的破译是生物学上一次革命性事件，正如爱因斯坦对牛顿物理世界的重构一样。然而，这一革命性的成就并不能解释人的意识和心智现象。
假如将基因或基因组合看作一个行为体(agent)，其行动能否说明更高层次的心智和认知现象？我们知道我们是生物体，由基因组成，我们也知道我们有意识和期望，也知道他人有意识和期望，但基因层次的原理能够说明意识和认知行为吗？这些层次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生物脑如何就产生了意识和心智？迄今的生物科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包括脑科学还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这就给意识和心智现象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意识和心智现象是寓于身体的，没有身体就不会有意识和心智。这是心灵哲学中一直坚持的观点，因为是人在意识、在思考，不是大脑，大脑只是思维的器官，正如是我在看，不是眼睛在看，眼睛只是视觉器官。人在思维时，除大脑外的器官如心脏等也会对认知(思维)有或多或少的贡献。比如心脏供血不足，我们就会感到头晕，这势必影响思维效果。当代认知科学中的“具身认知”纲领之所以强调认知的具身性(embodiment)，主要是针对人工智能中的离身认知的观点，即智能机是不需要身体的，也不遵循生物学规律。
在我看来，认知或思维本来就是人作为整体呈现的功能，而不是人体某一组成部分特有的功能。虽然眼睛有看的功能，大脑有思考的功能，胃有消化的功能，但不能因此而忽视每个器官与其他器官的整体协作功能。在治疗的意义上，人体是可分离的，如换心脏、换肾，但在认知的意义上，人体(主要器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使将来有一天医学技术发达到大脑也可移植了，也不意味着意识和心智也可移植。尽管如此，我们理解和创造生物体的取向，以及理解他人具身状态的神经支撑物的取向，离不开现代认知科学和生物学的成就。生物学使我们能够区分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认知科学使我们认识他人的信念和期望以及个人认知的历史。这两方面蕴含了一个相关但明显不同层次的适应性——生物的适应性和认知的适应性。这两种适应性在生物学和认知科学中表现为四个方面的作用(1)J.Schulkin, Cognitive Adaptation: A Pragmatist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2—15.：
第一，有助于创造和理解活的东西。像现在我们能够通过注射疫苗预防各种疾病，如百日咳、小儿麻痹和新冠肺炎等，假如有一天我们能够通过注射基因试剂治疗和预防今天不能根治的疾病，如癌症、糖尿病、艾滋病等，那将是病理学上的一场革命，也是一场认知革命。事实上，这个假设并不是科幻场景，而是科学的事实。比如基因治疗和相似的方法论将被用于囊性纤维化(遗传性胰腺病)、癌症、血友病等疾病。这种从基因层次治疗疾病的方法，不仅从根本上将人类从疾病的折磨中解放出来，而且创造了我们的生物组织。这是将信息处理方法与分子生物学结合的产物。
第二，有助于理解自我中心主义(孤独症)和他人的行为。按照实用主义，人类是一种偏爱认知地预测他人和他物行为的物种，这种认知就是探究，它似乎是人类的天性。探究可通过能动性和灵性(animacy(2)该词是Schulkin自造的一个词，其词根是拉丁词anima，意思是内心、灵魂、灵气，即与有灵魂的东西相关，故而译为灵性，它是关于活的生物精神层次属性的。)这两个概念来刻画。能动性是与我们的信念、期望、喜好和目标、个人历史和历史遗产相关的；
灵性与能动性相关但不相同，区别在于：某些活的东西并不必然是一个行为体，反过来，一个行为体不一定是活的东西，如智能机。灵性概念被用于说明能动性时会有多种意义，比如从某种活物到一个行为体的转换包含信念、期望和目标的例示以及个人历史的例示。人的认知系统，不是笛卡尔所指的某种分离的、不相干的裁决者，而是关于适应性和行为的系统。这种系统被进化出来就是弄清我们周遭环境的意义，核实、修正和矫正这种探究的结果，从而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这就是杜威所说的自我-修正探究过程。(3)J.Dewey, Experience and Nature.La Salle,IL:Open Court,1989,40.现在看来，人类既不是笛卡尔式的在真空中思维的“机器”，也不是洛克式的经验主义的“白板”。我们有许多类的认知器官，它们支撑着“具身经验”，用皮尔士的术语说就是“活经验”，用具身认知科学的术语说就是“具身心智”，认知进化就是通过能动性和灵性这两个范畴跨越生物的和社会的相互作用得以显现的，如自闭症患者，实际上就是能动性和灵性的减小，但其智力如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没有减小，也几乎没有物理上的损伤。因此，自闭症的治疗通常是通过让患者与他人沟通，让其融入一定的社会情境来进行的。这种疗法我称为“哲学疗法”——即找回缺乏的自我意识，如信念、期望，与他人交流树立信心。
第三，有助于运用认知和自然偏爱去发现自我-驱动运动。人类是善于分类和计算的物种。要理解我们的心智是如何工作的，就需要理解关于某物的倾向或意向性，这就是所谓的运动的自我驱动感。(4)D.Premack,“The Infant"s Theory of Self-propelled Objects”， Cognition,3(1990):1—16.根据这种理论，大脑的不同和重叠区域可能模块化自我-驱动行为的感知，与作用于另一个区域的行为相反。各种脑成像研究已表明，不论某物作为自我意图和自我驱动是否被察觉到，在激活大脑的不同区域过程中它都是一个重要变量，如右中间前脑回、左侧颞上沟。(5)S.J.Blakemore, et al., “The Detection of Contingency and Animacy from Simple Animations in the Brain”，Cerebral Cortex,13(2003):837—844.
第四，有助于弄清探究、怀疑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实用主义认为，一个具身心智寻求连贯性，适应变化，丰富感觉运动功能和脑皮层功能，这对于适应性认知系统特定的刻画是重要的。在杜威看来，当将进化的大脑与一组认知偏好比较时，每个经验就是一个运动力，认知偏好倾向于被置于语境、灵活性和关于目标的感知具身性中，目标是概念上丰富的，对于行为的适应性是至关重要的；
探究是想知道的一个自然结果，自我修正探究受制于感觉到的不安全性和不确定性，这些不安全性和不确定性不只是我们生物的过去，而是不可能根除的我们现在语境中的无穷的活的事件。(6)J.Dewey,Experience and Nature. La Salle, IL:Open Court,1925/1989,Chapter 6—7.在这个意义上，实用主义者詹姆斯、皮尔士、杜威、米德以及后来的哈恩，都是语境论的不同形式，都注重行动、事件发生的语境依赖性和敏感性。(7)魏屹东：《语境论与科学哲学的重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3—66页。
总之，我们人类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准备学习、探究和建立理论，如相对论，这是人类的天性使然。接下来我将探讨认知适应性、认知目标和探究过程之间的关系。
认知行为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一定是在某个适应性和行动的语境中发生的。按照实用主义的说法，一个认知行为不可能不是由先前的认知决定的，行动的组织性特征是认知系统特有的。杜威主张，有生命和无生命客体认识目标的类别和活的经验是认知系统的两个本质特征。这意味着认知作为探究活动发生在行为体和活体的生命世界，这排除了非生命世界发生认知行为的任何可能性。这与塞尔关于意识是生物现象的生物自然主义极为相似。生物自然主义主张所有意识状态有三个共同特征：内在的、质性的和主观的。(8)[美]约翰·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李步楼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41—42页。“内在的”是说意识状态和过程是在身体内部特别是大脑中进行的，意识不可能脱离大脑而存在；
“质性的”是说对于每个意识状态，都存在一定的感知方式，都与其特有的质性，就是内格尔所说的“它像什么”的某种东西(9)T.Nagel,“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Philosophical Review,83(1974):435—450.；
“主观的”是指它总是由人类或动物主体体验的，即具有所谓的“第一人称本体论”的性质，也就是我的意识状态只能以某种方式由我而不是由他人来体验。后来塞尔将这种生物自然主义概括为四个论题：意识状态(包括其主观的、第一人称的本体论特征)是处在实在世界中的实在现象；
意识状态完全是由大脑中的较低层次的神经生物学进程所引起的；
意识状态是作为脑系统的特征而实现于脑中的，因此它们是在一个比神经元与触突更高层次上实存的；
因为意识状态是实在世界的实在特征，所以它们是以因果方式来发挥功用的。(10)[美]约翰·塞尔：《心灵导论》，徐英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1—102页。因此，能动性和灵性是基于意识的认知系统的更一般特征。
这意味着，在这个背景框架下，认知包括各种推理，均是行为体驱动和目标引导的过程。在皮尔士看来，一个假设的形成可能需要三个方面：解释性、可检验性和经济性。(11)[墨]阿托卡·阿丽色达：《溯因推理：从逻辑探究发现与解释》，魏屹东、宋禄华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7页。解释性是说一个假设必须是能够给出合理说明的，如宇宙大爆炸假说，而不是随意的猜测；
可检验性是说它必须是经验上可验证的，即能够给出经验证据，如明天会下雨，事实上下了雨，地是湿的(不是人为洒水)；
经济性就是简单性，即一个假设不能太复杂，越简单越好，如万有引力假设、光速不变假设。皮尔士提出的溯因就是目标引导的探询过程，其中包括了假设、推理、检验等步骤，而这些步骤都是行为体做出的，因而是行为体驱动的。
对于我们人类，分类是一种本能或天性，如儿童能分清活的与死的东西。通过分类我们将事物范畴化，即给事物命名，如给动物、植物分类命名。在知识获得的意义上，这是一种由指号驱动发展起来的使用符号表征的能力，也就是通过某种符号如自然语言和形式语言呈现目标客体意义的能力。同时，人类利用符号表征通过概念之间的连贯性，寻求内在于目标客体的稳定的、本质的属性，并将它们组织起来形成理论，所有理论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形成的，至少都是通过某种符号表征的。
如果认知的核心是解决问题(目标)，那么认知系统就是目标取向的，目标就是认知投射的靶子。形象点说，认知作为探询过程，就像射击训练过程一样，是瞄准靶向的，射击者使用的工具(枪、弓等)，如同研究者使用的仪器和表述语言。这个目标取向的认知，我称之为“射击隐喻”，旨在强调认知行为不仅是目标取向的(意向性)，也包含了达到目标的方式(工具性)。两种类型的不同在于，认知过程创造概念范畴，而且所创造的范畴依赖于背景理论，其中包括许多组织原则，如桥接原则、剃刀原则等。
在我看来，目标取向的系统一定是认知适应性系统。原因并不复杂。在认知过程中，一旦我们选取了目标(问题)，就会围绕目标想方设法达到目标，即解决问题，其间会遇到各种的不确定性、偶然性等，这就需要认知者及时调整研究策略，以适应变化的环境。还以射击为例，在射击运动中，运动员要根据靶子的位置、距离，观众的氛围甚至自己的呼吸速率及时调整，才可能射得准。特别是在户外移动靶子的射击中，对射击者适应性能力的要求更为突出，射击者不仅要随着移动的靶子及时调整，还要考虑风速和风向，这一过程特别凸显了身体的敏感性和协调性。这种射击过程就是运动员不断调整、适应的过程，其中身体敏感性起到核心作用。目标取向的认知过程与此类似。在认知过程中，对目标的感知是根植于认知者身体的，特别是大脑。这就是认知的具身性和目标性的统一。
显然，对于人的认知系统来说，具身性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它强调身体并不是大脑的一个纯粹容器，应该把身体看作在生产认知时的脑的搭档。(12)[美]劳伦斯·夏皮罗：《具身认知》，李恒威、董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年，第56—73页。或者说，认知与身体是不可分的，认知依赖于身体，是非笛卡尔意义上的，即对于目标客体的表征，不论是有生命还是无生命的，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植根于行动的组织和人类的经验中。表征并不把我们与客观世界分离，相反，它是通过认知系统这种装置将外部世界纳入活的认知过程。这意味着我们的认知过程是具身性的，如思维必须在行动的语境中被理解，在他人的交流中被理解，而行动本身是基于身体的，由大脑控制的。这与实用主义的主张——认知系统被嵌入行动组织中——极为相似，也与语境论的“在历史语境中行动”主张相一致。(13)魏屹东：《语境论与科学哲学的重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页。在这个意义上，“具身认知”也是语境论在认知科学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认知的具身性也同时蕴含了语境性，即认知活动是与认知系统之外的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的、历史的、文化的、制度的等相关的。自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天然环境，文化则源于我们的认知能力。这两个概念是相互缠绕的，没有自然的概念当然不会有文化，文化是基于自然的。
符号表征的出现是人类概念能力在进化上的质变。类人猿虽然也有适应能力，但没有进化出符号表征能力，因而它们无论多么聪明，都无法与人类的智力相提并论。这种理解抽象符号意义的能力只有人才有，它是基于心智的能动性和灵性。灵性充满了符号象征的意义，这种使用符号的能力是一种适应性，一种进化成功的叙事。在操作符号的过程中，人类将环境中的客体嵌入一个概念框架，赋予客体以意义。(14)J.Schulkin, Cognitive Adaptation:A Pragmatist Perspecti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31.正如卡西尔认为的那样，符号的使用是“人类生命的一个显著标志”，它提供了人类认识“实在的一个新维度”。(15)E.Cassirer,An Essay on M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8),24.因此，符号本身成为人们分享知识的形式，符号表达的思想不仅根植于文化中，也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推理如逻辑和数学中。
概言之，人类认知的目标是解决问题，认知系统是整体人特别是神经系统的功能，它支撑和控制我们的所有活动。认知过程不仅依赖于大脑、身体和自然环境，也根植于人类文化。进而，我们的心智和我们发明的工具共同进化。
我们居于其中的世界是复杂的、不确定的，我们要生存就必须适应不确定性。正是存在不确定性，人类才有了适应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不确定性和适应性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这意味着认知发生在与他物和他人的相互作用中，这是实用主义的核心主张。(16)涂纪亮：《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及其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页。接下来我将论证，认知过程如何发生于我们适应的、耦合的、产生意义的生命世界中。
第一，自然生命作为进化的语境，是认知的源泉。生物进化论提供了认知的初始条件这个语境，即认知首先是基于生命的，无生命的东西如石头不会有认知(智能机的认知功能是人赋予的)。根据进化论还可推知，意识或心智也是基于生命的，认知又是以意识或心智为前提的，于是，进化论就给出了这样一个链条：生命→人类→意识(心智)→认知(思维)→知识。认知是解决问题的推理过程，包括操作符号，其结果是形成知识。生命之前的环节是什么，或者说生命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和宇宙的起源、意识的形成一样，仍然是迷。自人类从动物分化出来后，我们的祖先对自然的理解不外两类：活的和无生命的。活的东西如何从无生命的物质产生，我们如何有了意识，这些问题形成了此后一个个科学领域——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等。但无论产生多少种类的科学知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这些成就都是活的、有意识的、有认知能力的人类产生的。
第二，社会联系作为交流语境，促进了认知表达。作为社会性动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建立了原始部落直至后来的国家，最终形成了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东西。在互动中人类不仅制作了各种有形的工具，如刀、箭，而且产生了无形的语言。语言的使用与扩展，不仅提升和扩展了认知能力，也彻底改变了认知表达。而认知能力提升和扩展的过程，也是认知适应能力发展的过程。正是将认知扩展到更新奇的领域，认知功能增强了。认知扩展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整合世界的不同方面，诸如社会智力、技术能力、自然知识的不同表达、变化环境中的语言使用等。有许多证据表明，社会相互作用与大脑新皮层扩展相关(17)R.I.M.Dunbar & Shultz, “Understanding Primate Evolution”，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362(2007):649—658.，这更说明了社会交流对于认知能力提升的作用。
第三，对不确定性的预测和探究，强化了认知理解。人类进化的历史表明，现代人距今不过5万年，与最初生命的形成相比要短得多。但那时的人类不仅能够区分活的和无生命的物体，也能够区分熟悉和不熟悉的环境，这种区分是基本的认知能力，包括期望和信念，并将这种期望扩展到他们探究世界的各种方式上。这些方式与安抚对人类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事物的恐惧相关，比如对他们不理解的自然现象如雷电的恐惧。由于对不确定的、变化莫测的自然现象的恐惧，于是神秘故事出现了，这可用于抚平人类对这些视觉表征的恐惧，并有助于对不确定性的探讨。古人一般将神话故事与人类活动联系起来，用神的秩序映射人类的秩序，即神的世界就是人类世界的反映，如《西游记》中描述的神仙世界与人类世界基本是相同的，神仙们都是从普通人修道成仙的。神话故事的出现意味着语言的使用和发展，意味着人类的教育、仪式化、想象力和认知能力的发展。即使是口口相传的故事(书写文字还没有出现)，不仅起到了学习和教育的作用，更起到了文化承认的作用。事实上，神话故事本身就是古人对自然世界的概念化表征，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基本认知方式。洞穴画的发现表明，古人有了艺术形式，通过这种符号化(图画)表达他们对自然世界的认知和理解，特别是在宗教仪式或祭祀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不确定性越大，或期望越低，大脑前额皮层和扣带回皮层的激活越大。(18)H.D.Critchley, C.J.Mathias & O.Josephs, et al., “Human Cingulate Cortex and Autonomic Control:Converging Neuroimaging and Clinical Evidence”， Brain,126(2003):2139—2152.这说明不确定性与神经系统是有联系的，特别是面对突发事件或危险时，这些事件会激活大脑，比如我们对亲历的突发性事件如地震的记忆特别清楚。反过来，主体倾向于减少自主表达的语境，也倾向于减少对不确定性的回应。(19)A.R.Damasio, “The 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 and the Possible Functions of the Prefrontal Cortex”，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351(1996):1413—1420.因此，自然世界的不确定性刺激了大脑的进化，从而提升了人类的认知和理解能力。这一基本事实已得到进化论、脑科学和认知科学的确证。
第四，对环境的稳定性与变化性的理解，提升了人类经验的能动性和适应性。人类对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期望，意味着相信自己是变化的主体。自人类文明始，人类就思考着这个自然世界，适应它，琢磨它，探讨它，改造它。这个世界既是不断变化的，如赫拉克里特所认为的，变化是永恒的，变化是这个世界存在的核心；
巴门尼德则认为，世界是静止的，现实是不动的，变化就是灾难，是堕落的开始。其后，关于世界是变化还是静止的争论一直不断。辩证地看，两种看法都有道理，比如我们每天看到太阳的升落，也看到地的不动。这是人类的两极认知的体现——普遍存在的流动性和永恒的稳定性。这两方面是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追求的东西，如稳定的收入和工作、安全健康的永恒，同时渴望不断提升自己，如职位、收入的提升。由此看来，稳定性与变化性不仅是自然世界的两个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认知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
第五，对所认知的新事物和意外惊奇的好奇心，使我们总是用已知的、熟悉的方法探讨新的东西。这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基本规律，因为理解和解释总是用已知的知识去说明未知，相反则不成立，就如同时间之箭从过去到未来一样不可逆。我称此为“认知的不可逆规律”。由于这一规律在起作用，我们就必须预先计划，学习已有知识和经验，然后探索未知。在探索未知的过程中，经验不是被动而是主动参与其中，通过观察、假设、检验、修正来展现认知的适应性和探究性。在科学研究中，设计实验就是为了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控制目标对象，这就是受控实验。控制的目的是要达到稳定性，减小不确定性，找到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显然，未知现象在时间上是指向未来的。这种未来取向说明了我们的意向立场，即目的性。比如我们要生存就要生产粮食、建造房屋、结婚生子等，这些都是有目的的生活，也是适应性行动，因为我们要适应生存的环境。
概言之，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是我们的两个基本认知方面。稳定性使我们能够发现世界变化的规律，不确定性使我们认识到世界的本质，进而促进了我们的认知能力。对自然世界这两方面的辩证理解，进一步提升了我们探索世界的能力。
由于我们是进化的产物，进化蕴含了历史性。时间感就是历史性的根源，它是一种生而具有的“生物钟”(节律感)。我们不仅使用这种内生于身体的“钟”，也将它扩展到外部的自然世界——感知世界的变化和时间的流逝。认知的适应性就是体现在时间和记忆中的。
首先，认知的历史敏感性源于过去的生物进化和文化的积淀，这导致了我们对时间的感知和对过去事件的记忆。按照詹姆斯的理解，记忆，像意识一样，并不是某种东西，而是一组适应性功能。(20)W.James,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New York:Henry Holt,1890),Chapter 16, Memory.这与认知科学中的功能主义意识观是一致的，即消解实体彰显功能。人的认知作为一种意识现象，与记忆相关。记忆是储存在大脑中的信息，与储存在电脑硬盘中的信息不同。前者是陈述性记忆(可叙述言说的)或语义记忆(有内容有意义)，后者是程序性或片段性储存信息。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记忆是基于意识的，认知是基于生命的，认知系统有记忆，非认知系统没有记忆但有储存如电脑的硬盘。(21)在这里，记忆与储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基于意识的，是生物性的(碳基的)，后者不是基于意识的，是非生物性的，如硅基的智能机。两种系统都是信息系统，都可以是大脑中携带的东西，如脑中的不同部分。
主体对历史的敏感性与时间感(生物钟)相关。生物钟是生物体内在地产生的，并在自然世界的认知和生理适应性的环境中进化出来的，能随着昼夜和季节变化，如动物的季节性迁徙，鱼类的产卵季节的洄游。因此，时间感是内在于生物身体的功能，而不仅仅是独立于身体的外在属性。理解动物行动的自发性，就等于理解产生它们行动的不同的生物钟。因果地体验自然世界，实质上是生物钟在起作用，因为因果性是有时序的，有先后性的。这意味着能动感植根于自发生成的行动，经验也源于这种自发的行动。或者说，经验是具身的，与时间感包括生物钟密切相关，因而经验也是自然的。这就是杜威称之为的“经验的自然主义”(22)J.Dewey,Experience and Nature, La Salle, IL:Open Court,1925/1989,10.，主张经验是通达自然、揭示自然奥秘的唯一方法，而且经验与自然的结合在自然科学中是一种理所当然。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验主义者会说历史是从经验开始的，科学也源于经验(一个观念世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哲学家关注经验，为经验辩护了。(23)[英]迈克尔·奥克肖特：《经验及其模式》，吴玉军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四章“科学经验”。
其次，认知历史性植根于心理记忆和文化传承中。与生物钟这种生物现象相比，认知历史性是基于文化的一种精神现象。文化现象是人类特有的，与心理学相关。在心理学的语境中，认知历史意识的关键是对时间和记忆的感知，比如预先计划，由过去的体验描述现在的感受等。不过，记忆并不是一整块事件，而是事件的片段，明显的和普通的，这些片段有时可以形成连续的情景，这就是序列性的回忆，如我们对小时候的记忆通常与面孔、可食用东西和地点等相关联。那些明显的和普通的特点将记忆系统的不同形式组织起来。而组织记忆系统的机制是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理论(24)[美]埃克里·坎德尔等编著：《神经科学原理》(英文版第五版)，徐群渊导读，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17章“从神经细胞到认知：空间和行动的内部表征”。，它们不仅提供了记忆系统的连贯性解释，也将不同的时间感联系起来。根据这些理论，认知系统是事件编码的基础，而编码的事件就是记忆，长时的或短时的。比如，一个记忆系统与构成我们个人经验基础的偶然插曲(片段)相关联，而其他系统记录文化性的词语词目——一种人们生活和继承的更大语义空间。(25)E.Tulving, “Episodic Memory: From Mind to Brai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53(2002):1—25.记忆的序列构成了我们的历史，一种更大的、宏观的人类现象。正是记忆系统将我们过去的经验联系起来，我们才能想象和回忆，才能形成我们的历史记录。认知系统就建立在记忆系统的基础上。
最后，认知和记忆的扩展强化了历史敏感性。有研究表明，认知系统的主要属性是拥有广泛的记忆系统，内在的和外在的(26)唐纳尔德将记忆分为内记忆记录(endogram)和外记忆记录(exogram)，并对它们的属性做了比较。参见M.Donald,Origins of Modern Man，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外在属性毫不费力地融入认知属性。这就是说，我们不断地将外部对象保存在我们的记忆中，但这样下去会增加我们的认知负担。为了减轻认知负担，我们会将记忆储存卸载到环境上而进入我们生活的空间。随着认知负担的减轻，我们熟悉了我们周遭的东西。外记忆记录(exogram)是一个重要的适应性特征，它是对记忆的一个隐喻说明，就像将电脑中的信息储存在它之外的硬盘中。比如我们学习了某些东西后，可使它们客观化(外化)，并使其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手机的使用，学会以后就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一个外记忆记录不断与世界相互作用，记忆也不断地同外部世界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适应性表征过程。
显而易见，人类进化中的一个适应性特征就是向外延伸，用哲学术语讲就是意向性，即指向外在目标客体的属性，指称他物就是向他物学习，学习某物后就创造了环境中的支柱来激活执行系统，如认识一个事件、一个人，如何做某事。因此，记忆并不总是严格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外记忆记录在日常生活中或许更为明显，并持续与内生的认知系统相互作用。这就是认知科学中的“延展认知”。(27)P.Jacob, “Embodying the Mind by Extending It”，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3(2012):33—51.认知世界有丰富的外记忆记录，它们承担指导行为的责任，并与内认知机制相互作用。正是这一过程塑造了人类的认知历史敏感性，而历史敏感性产生之时，正是文化开始之日。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敏感性不仅仅在于记忆能力，因为动物也有记忆能力，还在于文化的熏陶。最初的记忆只是历史敏感性的生物基础，文化才是造就历史敏感性的真正因素。人类的历史或许是超越达尔文进化论的，因为它承载了太多的文化成分(信息)，这是超越生物适应性的。如果说生物的进化是基于基因的，那么文化的进化或许就是基于信息的。
概言之，人类从进化产生了不同的认知系统，记忆是其中一种主要能力，有了记忆就有了时间感，进而通过与文化的结合产生了历史感。对历史认知的敏感性反过来又促进了认知能力。所以，认知系统不仅在自然环境中进化，更在文化氛围中得以提升和发展。
适应性是主体根据其环境的变化自主发生和自我调节的属性。但适应或调节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28)[加]齐瓦·孔达：《社会认知——洞悉人心的科学》，周治金、朱新秤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第368—369页。在认知层次，适应性就是根据解决问题的目标不断调节假设、推理、检验等步骤的过程，这显然是需要付出智力、能力和时间的，也就是要消耗认知资源。在进化意义上，人的认知系统由两个方面决定：一方面是生物学进化的历史；
另一方面是人类历史和社会文化因素，语言和经验是其主要方面。认知的适应性具体表现在不同方面，包括认知系统的结构适应性、经验适应性、历史敏感性、意向适应性和文化依赖性。这些不同方面都可以归结到认知系统的语境性(多因素关联性)。这样一来，在认知作为表征的意义上，它是语境化的，遵循语境同一原则，即认知的表征关系(表征工具与表征目标构成的关系)必然是同一语境中的相关物(29)魏屹东：《语境同一论：科学表征问题的一种解答》，《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这种表征关系在语境中获得适应性表征。
从实用主义视角看，我们需要植根于进化的观念和生命体的观念，需要发展作为敏感性的适应性，正是这种特性凸显了生命体的重要性，使得我们认识到他人的信念和期望。而且我们还需要植根于历史语境的教育观念，因为人类的行为主要是基于教育的结果。(30)J.Schulkin, Cognitive Adaptation: A Pragmatist Perspectiv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reface ix.新一代认知科学的不同纲领——具身认知(认知依赖于身体)、嵌入认知(认知是嵌入神经系统和环境的)、延展认知(认知延伸到身体和环境，不只在大脑中)、生成认知(认知是基于行动演化的)和情境认知(认知是基于情境或语境的行动)，都主张认知不仅仅是内在的，也是外在的，其共性就是适应性。这种具身认知科学强调大脑控制身体，身体反过来也控制大脑，身体和世界共同塑造大脑，三者共同构成适应性认知系统(31)V.Martin, Butz & F. Esther Kutter, How the Mind Comes into Being，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1—7.。
这种认知适应性是通过人类经验起作用的，经验作为人类活动的认知基础，有助于消除阻止人类追求知识的限制，消除自然与文化、科学与人文的隔阂。这些不同认知方面的相互渗透反过来又形成了认知适应性的基础。正是由于人类的经验形成，我们才具有了信念、愿望和经验感。认识到他人也具有信念、愿望和经验感的能力是一种内在能动性或内驱力，这种能力是基于一种生命性，即认识到一个目标客体是活的。而生命性又包含了人类行为的社会性和动物性这两大特征。社会性表明，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具有交流性，直接的和间接的；
生命性说明，人们的行为是基于生物基质的，而不是机械的。由这两个特征可推知，人类行为包括认知行为必然是适应性的，因为人类是有生命有智慧的社会性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