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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特·鲍曼(1925—2017)是当代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其毕生研究的主题就是现代性问题，随着其著作被广泛地介绍和翻译，鲍曼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其对现代性的批判、对后现代性的阐释和分析引发了广泛探讨。把马克思理论与现代性议题联系起来，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前沿意识。在当代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看来，只要现代性还成为问题，就必然与马克思相关，而今天现代性仍然是一项有待讨论的工程。(1)参见特里·伊格尔顿：
《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18—119页。有学者更是直接认为“马克思的基本论域就是现代性问题，并且恰恰是马克思清晰地揭示了现代性的存在论状况”(2)罗骞：
《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页。。本文基于以下理由，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和鲍曼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进行比较分析。首先，马克思即使不是最早批判现代性的，但肯定是早期最全面地批判现代性的理论家之一，而鲍曼是当代现代性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这两种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比较具有时代意义。其次，鲍曼与马克思颇有理论渊源，鲍曼出生于波兰，在苏联接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二战后因“排犹事件”退出波兰红军，来到华沙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从教，后来因再受加剧的排犹运动影响，离开波兰，最后定居英国，1971年起在利兹大学从教至退休。从在华沙大学执教开始，鲍曼就持续受到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的批判理论的影响，在一个访谈中，鲍曼更表达了“愿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而死去”的意向。最后，也是可以用来比较而不是泛泛而谈这两种现代性理论的因素——鲍曼和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有着一些共同的主题；
如果马克思和鲍曼——相隔一个世纪的代表——都阐述了现代性的某些特征，即使不能据此断定这些就是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但至少表明它们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当然，相隔一百多年的两种现代性理论的差异也揭示和启发了一些重要问题。
有些国内学者认为马克思没有使用过“现代性”这一概念，如余艳指出“(尽管)马克思并未在自己的著作中直接使用‘现代性’这个词”(3)余艳：
《关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解读》，《理论学刊》，2014年第8期。，武振华、季正矩认为“马克思本人在其著作中也没有使用过‘现代性’概念”(4)武振华、季正矩：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理论学刊》，2015年第7期。，刘雄伟也认为“(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使用过‘现代性’的概念”(5)刘雄伟：
《从启蒙现代性到资本现代性——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之实质要义》，《东南学术》，2017年第1期。……但事实上，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说：“基督教的幻象、幻梦和基本要求，即人的主权——不过人是作为一种不同于现实人的、异己的存在物——在民主制中，却是感性的现实性、现代性、世俗准则。”(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9页。可见，马克思不是没有使用过“现代性”这个概念，而是使用过的，只是马克思并没有对“现代性”这个概念做抽象的逻辑分析。马克思不会这样做，因为这种做法正是他大力批判的。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靶心是具体的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
纵观两个人的现代性批判，在各自的理论中均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构成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向度。比较而言，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一种更为宏观的向度，鲍曼的现代性批判是一种相对微观的向度，但两人又有着一些共同的主题、相互关切的立场和方法。所以，这两种不同向度的现代性批判呈现出一派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同异交织的场景。
在马克思和鲍曼两人相差一百多年的现代性批判话语中，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主题，如对理性的批判、对现代性矛盾性的阐述、对现代性之流动性的揭示、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内在的一致性、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等等。当然也很容易在这些共同的主题中发现两者的差异。
(一) 对理性的批判
丹尼斯·史密斯用了一个“笼中人神话”来理解鲍曼的现代性理论对理性的批判，在鲍曼看来，现代性的“笼中人”状态是理性设计的产物，在现代社会，理性追求一种完美的秩序，创建系统的社会制度，而一个个个体就被理性关进了笼子。笼子是依靠立法、制度和管理来建造并维持的。对鲍曼而言，现代性就是启蒙理性的结果，是知识和统治相结合的结果，统治需要知识，知识成为统治强有力的工具。(7)Zygmunt Bauman，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On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Intellectual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p.67.鲍曼把理性当作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在他对纳粹大屠杀的分析中，得出了振聋发聩的结论：“我还认为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精神以及将它制度化的现代官僚体系形式，才使得大屠杀之类的解决方案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格外‘合理’——并大大地增加了它发生的可能性。”(8)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Holocaus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p.23.对鲍曼而言，理性是现代性最重要的代名词，即使不是唯一。
悉尼·胡克认为“马克思是一个真正的启蒙运动的产儿”(9)悉尼·胡克：
《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金克、徐崇温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4页。，戴维·哈维同样认为，“马克思很多方面都是启蒙思想的儿子”(10)戴维·哈维：
《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3页。。确实，马克思吸收了启蒙运动的积极成果，马克思的理想与启蒙运动的理想并不冲突，即实现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但是马克思是批判地继承启蒙遗产，特别是对黑格尔所确立的“理性”和“主体”这两个现代特征的批判。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对“自我意识”哲学的追求可以说是“理性”和“主体”批判的集中体现。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也更多的是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待国家、法、宗教和出版物等问题，不久后马克思就发现，在黑格尔那里理性是“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8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抽象理性的虚假和欺骗性，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认为法国大革命让“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3页。，“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44页。。对于作为主体的人，马克思强调的是现实的个体，既不是作为“类”的人，也不是抽象的“理性人”。
虽然马克思和鲍曼都批判了理性，但是他们都没有拒斥理性；
与其说他们批判理性，不如说他们批判了理性的某个方面或说某种理性，与其说他们批判启蒙理性，不如说他们看到了启蒙理性发展中的某些问题。所以，当哈贝马斯提出“重建现代性”的时候，也就提出了我们需要何种理性的问题。马克思所批判的是理性的抽象性所带来的观念论错误，所以他用“感性的、现实的人”和实践来纠正；
鲍曼跟很多作者一样，批判的是工具理性，针对工具理性的泛滥，鲍曼寄希望于“后现代的道德回归”，这是列维纳斯的“他者”的道德。可见，马克思和鲍曼的理性批判没有冲突和矛盾，而是互补。
(二) 现代性的矛盾性
鲍曼有一本很重要的著作《现代性与矛盾性》，在这本著作中，他详细分析了一种与矛盾共生的现代性，“只要存在包含了秩序和混乱之抉择，它便具有了现代性”(14)齐格蒙特·鲍曼：
《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页。。在鲍曼看来，是现代性的秩序追求造就了这种与生俱来的矛盾，“秩序只能被视为对全部矛盾性——混乱的随机性——的洞识……秩序的他者并不是另一种秩序，因为混乱是其唯一的选择”(15)齐格蒙特·鲍曼：
《现代性与矛盾性》，第11页。。鲍曼分析了现代性的矛盾性产生的根源：
对秩序的追求越多，就会产生越多的混乱和矛盾。鲍曼认为现代性的这种矛盾性与其根源互不相容，现代性企图根除所有的混乱，就像园艺师要拔掉花园里的所有杂草一样。
现代性的这种矛盾性并不是到了鲍曼生活的这个时代才产生、凸显或是被发现的，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也阐述了社会的矛盾性：
机器与饥饿共存，财富与贫困相生，技术的胜利伴随着道德的败坏，人类越能控制自然却越发容易成为奴隶，等等。(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6页。后来马克思用资本的原则来解释现代社会矛盾性的产生，也就是认为这些矛盾的罪魁祸首是资本，“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5页。。
诚然，鲍曼早期的“矛盾性概念只是与他者、差异、异乡人等一般地联系起来”(18)罗骞：
《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第184页。，但是，当鲍曼探讨穷人与富人、城里人和郊区人，以及有能力的消费者和不合格的消费者时，明显不再是一种“精神原则”的逻辑，可以发现明显的“资本”逻辑的痕迹。虽然生产在今天仍然是极重要的，但是肯定没有马克思时代所表现得那么抢眼，且其他一些因素确实取代了生产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如消费、金融、全球化等。于是鲍曼发现了在马克思时代还不存在或还不明显的一些矛盾，并对这些矛盾的产生做了实证的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用心审视会发现，鲍曼和马克思所揭示的现代性的矛盾性在今天依然存在。
(三) 现代性的流动性
马歇尔·伯曼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来做他论述现代性的著作的书名。正是因为这句话，有人甚至认为马克思是后现代主义的鼻祖。仅凭这句话就认定马克思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无疑是断章取义，但马克思在这里确实道出了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流动性。马克思把此种“流动性”当作资本主义时代区别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特征，而鲍曼也把“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作为他现代性理论的最后皈依。在批判了现代性——后来鲍曼把他所批判的现代性称为“坚固的现代性(Solid moder-nity)”——并经历了后现代性的激动与迷惘后，剩下的只有对当代社会的深刻刻画，在此种刻画中去展望和寻找出路。在最后的著述生涯中，鲍曼描述了“流动的现代社会”，不再把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脆弱的世界看成是现代性要根除的对象，而是视之为现代性本身。
马克思不仅看到了流动性这一现象，还指出了它的根源：
生产的变动。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变动可能来源于科技的进步等原因，但最终只能是发端于资本，是资本在促使社会快速变化和变得不稳定。鲍曼在他的全球化理论中论及了资本的流动，但没有明确把资本的流动作为社会流动性的根本原因，鲍曼确实更多的是在描述这种现象，而没有试图去找到一个原因。因为资本主义注定被共产主义取代，资本注定消亡，那么由资本促发的现代性的此种流动性将得到大大的改善，这是可以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推导出来的；
但鲍曼没有想象过流动性会变弱，因为在他的理论视野中没有一个克服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
(四) 拜物教和消费主义
马克思分析了三种拜物教：
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这三者是渐次递进而又“三位一体”的关系，共同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拜物教”揭示了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全部秘密，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强化，商品、货币和资本成为人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决定了一个人是什么和能够做什么。(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61—362页。因为资本具有货币所不具有的增值功能，所以马克思说：“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完成了。”(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9页。资本拜物教成为拜物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形态。拜物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盛行，是为了“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像被打上烙印一样获得社会的经济的性质，变为一种自然的、由这些物的物质本性产生的性质”(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1页。，从而为剥削制度的合理性辩护。所以，拜物教和资本主义制度是相互强化的。于是，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和文化批判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拜物教成为了批判的对象，被马克思当作资本主义典型的社会和文化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被奴役和自我奴役的社会和文化根源，是工人阶级被剥削和被奴役的经济和政治原因的表现。
鲍曼在一次访谈中回答关于消费主义的问题时，强调了消费的意义，他认为消费主义已经全面取代之前的规训机制——全景体制。消费成为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形成途径和工具，消费的多寡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参与度，消费的层次决定了社会层次，没有消费能力的人，会逐渐被社会抛弃。鲍曼显露了对消费主义的明显担忧，如果社会秩序和个人生活都仅由消费(主要是消费能力)来建构，那么穷人(没有消费能力的人)就会“正当地”被边缘化，沦落为“次等公民”。
不论是拜物教还是消费主义，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的都是货币：
在拜物教形式下，货币披着资本的外衣；
在消费主义中，货币以赤裸裸的消费能力呈现。消费主义其实就是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综合体现，但当今的消费主义比马克思时代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具有了更复杂的意义。货币在今天不仅通过资本形塑社会，消费主义还提供了另一条途径，如今消费对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很多时候不再是需求决定生产，而是消费决定生产，而消费与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钩，不再是有需求才消费，消费成为一种自主行为。
虽然马克思和鲍曼有诸多共同的现代性批判主题，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商品、资本和异化等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因素和现象自然成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核心范畴；
而在鲍曼的现代性批判中找不到中心。鲍曼的现代性批判主题的特征看起来是：
把时代的理论热点嵌入其现代性批判，从工具理性到矛盾性、从新穷人到消费主义、从社群主义到全球化，以及后期关于“流动的现代性”的讨论，都是西方社会理论界的热点。鲍曼用现代性批判的视域诠释这些理论热点，得出他自己的答案。这样，他的现代性批判主题就没有中心，当然他恐怕也并不追求这样一个中心，这与他现代性批判的立场与方法是一致的。
批判主题的异同是马克思与鲍曼两种现代性批判现象层面的比较分析后果，而产生这些现象差异有着其他的、更为深刻的原因，那就是方法和立场的不同。
(一) 现代性批判方法的不同
马克思和鲍曼的现代性批判在方法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现象分析的区别。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方法、基础和脉络，政治经济学仅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现象学；
商品、资本和异化这些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核心范畴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也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领域中加以解释和运用的。在鲍曼的现代性批判中看不到一丝社会发展规律的痕迹，不管主题是道德、全球化还是消费主义和流动性，其批判主要是一种社会学的现象分析，分析这些现象的社会特征及其影响，分析的出发点是现象本身，分析的归宿也不必然解决问题。
第二，宏大叙事与后现代方法的区别。在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中，宏大叙事是一个鲜明的靶子，马克思主义也是诸多质疑宏大叙事的后现代主义路径的批判对象。诚然，按照后现代的标准，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宏大叙事，但是后现代对宏大叙事的反对只是为他们的微观叙事方式提供了方便的理由，这并不能消解宏大叙事存在的意义，否则只会走向虚无主义。鲍曼深受后现代的影响，一段时期坚信一种能够取代现代性的“后现代性”。对鲍曼而言后现代性主要指的是“一种思维状态(a state of mind)”，是一个审视现代性的“阿基米德点”。(22)Peter Beilharz (ed.)，Zygmunt Bauman， Vol.1， Lo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2， p.32.鲍曼对“后现代性”的探求正是企图找到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取代现代性的思维方式，但综观鲍曼的理论，难以发现一种一以贯之的方法。
第三，总体批判与随机批判的区别。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一个总体，一个以批判资本主义为中心的总体。这个总体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在马克思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当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变得明确，再审视马克思对理性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很容易发现它们所具有的批判资本主义特征。鲍曼的现代性批判因为缺乏一以贯之的方法论，并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现象分析，导致鲍曼的现代性批判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种随机批判，没有主线，不构成整体；
当然此种分散不是说没有联系，但它们之间的联系仅是现代性本身。
(二)现代性批判立场的不同
方法的不同既有理论的因素，还有立场的原因，马克思和鲍曼两种现代性批判在立场上的主要差异如下。
其一，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鲍曼的无固定立场。无产阶级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事业追求，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确立了把自己的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作为人的解放之头脑的理论追求，所以明确提出，“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
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动因和动力，于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人类走向共产主义就成为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出路，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
在《被围困的社会》、《工作、消费、新穷人》和《全球化》等著作中，社会底层的生存境况都受到鲍曼的重点关注，郭台辉认为社会底层普通大众的生存境况“甚至是构成其全部学术生涯的现实素材”(24)郭台辉：
《齐格蒙特·鲍曼思想中的个体与政治》，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9页。，但即使如此，仍然只是一些现实素材。鲍曼表现出了对社会底层的担忧，但他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改善这些人的生存状况，而仅是分析这些社会现象。总体而言，鲍曼的现代性批判没有固定的立场。
其二，实践的立场和解释的立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0页。这句话是马克思哲学理论品质的宣言，也恰恰反映了马克思和鲍曼两种现代性批判的立场差异。作为马克思哲学根本特征的实践同样是马克思批判的目的，马克思理论的目的就在于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在于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指导，在于为共产主义的实现、为人类的解放和自由提供指南，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服务于此种实践立场。但是鲍曼的现代性批判，不论是其早期对现代性精神及资本主义实践的批判，还是后期对现代性社会现象的分析，更多的是一种对社会的解释，充其量是一种批判性解释，而未能提出任何实践主张。特别是鲍曼最后提出的“流动的现代性”理论，可以看作是鲍曼所找到的一个新的解释世界的视角，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可以认定这是鲍曼对现状的无奈和妥协，其批判性在逐渐流失。
马克思是早期全面批判现代性的思想家之一，在他之前不是没有批判现代性的思想家，但是缺乏对现代性的总体批判，而且几乎都是在赞扬和憧憬基础上的批判。鲍曼是当代现代性批判的代表。那么，这两种相距一百多年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有何关联，它们可能存在什么关系呢？综观这两种现代性批判理论，我们可以发现：
(一) 时代变迁是联结两种现代性理论的桥梁。从马克思的时代到鲍曼的时代，现代性的一些特征得到了强化，流动性愈演愈烈，矛盾性已经被广泛知晓并接受，当商品拜物教发展成消费主义时，商品作为物的意义愈来愈缺乏，其象征的意义越发重要。不仅马克思预言的世界市场已变成现实，全球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已不再是商品的全球化，而是资本的全球化。正是资本的全球化，把马克思所批判的现代性加以无限扩张和深化，鲍曼所批判的现代性正是这一结果，所以，鲍曼的现代性批判是站在马克思肩膀上的前行。
(二) 互为发展的理论资源。相比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鲍曼的描述显得更为细腻，当现代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彰显时，此种细腻的探究能让人更为贴切地感受到现代性的方方面面。今天的人们对消费的感受要多于生产，对共同体(身份)的感受要多于异化，对垃圾的感受可能要大大多于政治，如此等等，表明对现代性的批判亦应当与时代相契合。就此而言，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需要发展，需要根据时代的典型特征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变化做进一步的深化，需要产生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而鲍曼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一种形态，也是其他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参考或论辩对象。
(三)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以其超越性和实践性成为最有力的现代性批判。超越性的存在为批判提供了依据，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为了超越而批判；
实践性表明批判应当成为一种行动，而不仅仅是一种解释。就此而言，鲍曼的现代性批判理论需要嫁接一种行动理论，才能充分展现其理论价值和意义。正如德里达所说，“值此在一种新的世界紊乱试图安置它的新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位置之际，任何断然的否认都无法摆脱马克思的所有各种幽灵们的纠缠”(26)雅克·德里达：
《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3页。。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然在场，因而也就不会过时。同时，当我们立足于当下的现实情况时会发现，与其说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是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不如说马克思所批判的是垂垂老矣、面临灭亡的资本主义。所以，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能为鲍曼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提供有效的行动参考。
以上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和鲍曼两种向度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关系，上述关系并不是明确存在或自身显发的，因为鲍曼并没有做这方面的比较工作，但这种关系也不是作者臆造的，它们是实存的，只是当我们做这种理论比较时，才会被揭示出来。进一步审视两种现代性批判的比较，会发现它给现代性自身带来了困扰：
现代性的内涵可能不断流变。所以，现代性批判没有在马克思那里终止，同样也不会被鲍曼完成，现代性批判仍会继续。现代性批判不仅意味着对现代性的认识，还有一层更为重要的意义：
现代性从无意识变成有意识，即人有意识地参与到现代性中。哈贝马斯提出的“重建现代性”、吉登斯和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自反性现代性”就是此种意识的体现，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和鲍曼的现代性批判都将汇入此种意识中，参与未来的现代性话语或实践。
正如，当探究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及其现代精神或文化时，很容易发现马克思的现代性话语和鲍曼的现代性话语会出现重叠或糅合，不再像两位哲学家所处的时代那样泾渭分明，而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和鲍曼的现代性批判都被吸收进当前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作为养分构建中国的现代性。这是因为，就工业文明的发展时期而言，从第一次科技革命到马克思创作的年代，以及从封建帝制中国的洋务运动到今天，均为一百年左右，中国人民也和马克思当年一样感受到时代的巨变。但是，今天的中国又与发展了近三百年的西方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处于同一个时代，随着汹涌澎湃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都与西方现代社会密切接触，鲍曼所描述和批判的西方现代性要素也在中国或多或少地出现。看似当代中国既经历着马克思时代的现代性，又感受着鲍曼所探究的现代性，但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既不是马克思时代的现代性也不是鲍曼的现代性，而是中国自身的现代性。当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时，资本主义世界又想起了马克思，想起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描述和预见，但此时的资本主义也并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生前所批判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也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危机，虽然实质没变。
可见，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与鲍曼的现代性批判虽有着诸多的区别，但是它们可能在不同的情况下相遇，汇入到新的现代性话语或现代性批判话语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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