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冬梵 康沛竹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妇女问题上的运用。这一理论自20 世纪初传入中国至今，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和发展，深刻改变了中国妇女的前途命运。新中国成立以来，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指导，中国妇女解放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同时，中国妇女解放的伟大实践本身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进入新时代，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迎来新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理论创新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妇女事业不断创造辉煌的宝贵历史经验，也是新时代促进妇女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之所以能永葆生机活力，一个重要原因是遵循了守正创新之道。守正夯实基础，传承历史，注重联系，创新把握关键，谋划未来，追求发展。只有坚持理论守正，理论创新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和明确的方向；
只有不断理论创新，理论发展才能获得不竭的活力和持续的源泉。守正与创新相辅相成，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
所谓理论守正，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论，这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加以阐述的，寓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这一理论是时代的产物，而时代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但时至今日，“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66只要大的历史时代没有变，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就依然具有引领妇女解放的强大真理力量。我们必须准确把握这一理论的内涵体系和精神实质，反对任何形式的歪曲和误解。第一，妇女地位的变迁是社会历史的产物。男女不平等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生存法则，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现象，其产生根源在于私有制。恩格斯指出，“最初的阶级压迫是与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2]78，伴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类文明的进步，使妇女免于压迫和歧视，重构两性平等与和谐关系，是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第二，消灭私有制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既然妇女受到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那么妇女解放只有消除私有制才能真正达成。而在这一过程中，“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被认为是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2]88第三，妇女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对人类自身生产有着特殊的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对妇女的地位与作用予以高度评价，将妇女解放的程度视作衡量人类社会解放程度的重要尺度。同时，经典作家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提出“两种生产”理论，既肯定妇女参与物质生产的重要意义，又将妇女在“人自身的生产”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升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来认识。第四，妇女解放辩证统一于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的进程之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域中，妇女解放必然地被包含在人类解放之中。占人类半数的妇女是作为现实的人而存在的，具有人类的普遍属性。因此，人类的解放本身就包含着妇女的解放。妇女如果没有实现彻底的解放，人类的解放就无法实现。同时，妇女解放既受到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也深刻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妇女问题不是脱离社会发展客观实际的孤立存在，而是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妇女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只有在社会问题的不断解决之中，妇女问题才能够得到同步解决。第五，妇女解放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历史过程。妇女解放既是一种目的，也是一种过程。妇女解放的实现并不仅仅与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也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但是，并非生产力发展，妇女地位自然随之提高，妇女解放的程度有时也会滞后于生产力发展。同时，妇女问题本身是一个历史问题，其解决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虽然男女平等业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但目前性别平等在世界各国仍然是一个未竟的理想，性别歧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依旧严重，阻碍妇女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于社会与家庭各个方面。实现妇女解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全人类携手持续付出努力。
当然，理论守正并不排斥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理论守正的路径与目标，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展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为人类不断追寻真理开辟道路。可以说，一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们在理论守正的基础上，根据世界发展形势、本国发展实际及妇女发展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19 世纪中叶以来，伴随马克思主义的逐步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学说也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在德国、俄国得到关注与发展。在德国，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在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同时也关注妇女问题。他所著的《妇女与社会主义》是第一部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妇女专著。该书对当时存在的妇女问题上的种种偏见展开了批判，并结合妇女运动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本观点进行了系统的阐发。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也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分析妇女问题，发表《关于妇女劳动问题》《无产阶级妇女们，准备起来！》《组织起劳动女性》等大量演讲与论文；
同时，她还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应用于社会主义实践之中，领导世界无产阶级妇女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随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列宁、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由科学化为现实，并在妇女解放实践中极大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传入中国。从那一刻起，它就成为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观察和解决妇女问题的崭新视角。中国共产党不仅认识到这一理论对于中国妇女解放的重要指导意义，并且在成立之初就开始尝试进行对其中国化的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也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得以长足发展。特别是马克思关于“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的论断，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全社会共识。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为起点，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内涵得到了完整而明确的阐释，并且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实现飞跃式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展也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在新征程新起点上，我们要有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和决心，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始终不渝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
同时，还要有主动应变、积极求变的勇气和魄力，紧跟社会发展、妇女解放的时代步伐，坚决破除因循守旧的思想藩篱。
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孕育于鲜活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也不是故步自封的，而是在不断根据新的实践创新发展，并对实践产生深刻影响。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不断走向新的境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谋求全体人类解放的同时，也始终将妇女解放作为自己的重要课题。19 世纪上半叶，是西欧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断激化、经济危机频仍、妇女备受剥削的时期。“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的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此，他们积极投身于那个时代的社会实践之中，一同考察曼彻斯特和伦敦的工厂，近距离了解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工人境况，尤其关注女工的生存条件。马克思在《工人调查表》中极为关注妇女问题，特别罗列了关于女工的劳动强度、卫生条件、家庭状况等若干具体问题。通过亲身考察，他们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大机器使妇女和儿童都被裹挟到资本的车轮之下，沦为资本的奴隶，身心饱受摧残；
特别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使女工及其家属都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但是，他们对妇女问题的认识并不仅仅止步于此。经过艰辛的理论跋涉，马克思、恩格斯获得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伟大发现，并以此为理论武器，将妇女问题放在更宽阔的历史视野、更广泛的社会视域中进行整体性剖析，指出妇女受压迫是阶级压迫的特殊形式，妇女解放是全人类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从而实现了对思辨哲学、改良主义和空想主义等关于妇女解放观点的批判性超越。同时，理论创新不只是为了更好解释世界，更是为了更好改造世界。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探索并不只是停留在观念世界之中。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就其本身来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在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以鲜明的实践性为自身的理论特征。它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落地生根，成为领导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行动指南、理论武器和精神力量，推动了世界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的浪潮，进而对世界范围内的妇女解放运动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女性生存与发展实践的概括与总结，受到其所处时代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因为每一代人都只能在他们那个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他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所以任何时代的妇女解放理论，不管它多么具有预见性，从根本上说都只能是它所在的那个时代女性存在与发展面貌的反映。这就决定了任何时代的妇女理论所达到的客观真理性和知识的全面性都是相对的，它只能随着社会和女性的发展逐步丰富和完善。进入21 世纪，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的广度、深度都远远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想象，妇女解放所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难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现成的答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要求新特征，面对错综复杂的妇女发展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必须有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创新发展的勇气和智慧。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组织实施，以2020年7月1日为零时调查标准时点。这是继1990年、2000年、2010年这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后组织的又一次全国规模的国情、妇情调查。调查报告指出，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妇女发展事业在教育、经济、社会保障、参政、婚姻家庭、健康、生活方式、法律认知与人权、性别观念与态度等各领域均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也存在一些客观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在新时期演化出新情况的老问题，有的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新问题。调查显示，城乡、区域和群体之间妇女发展存在差距，农村妇女参与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的意愿和水平均低于城镇妇女；
妇女依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尤其是在业妇女工作日平均家务劳动时间约为男性的两倍，面临公共劳动与家务劳动的双重压力；
妇女家庭照料负担重，公共服务支持不足；
针对妇女各种形式的歧视在各个领域不同程度存在，让性别平等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依然任重道远。[3]社会在不断发展，这就意味着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总会出现。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和运用妇女发展的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就会丧失生命力。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应当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予以分析和解决，从而为这一理论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更好地引领妇女解放实践。
总之，对妇女发展的关切，对新矛盾、新情况、新问题的敏锐把握，对实践中涌现出的新样态、新经验、新趋势的总结，始终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创新的不竭动力。我们要摆脱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的学院式的研究，胸怀现实与实践，从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紧密结合、良性互动出发，不断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展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保持和发扬其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优势。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坚持“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4]13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的深刻总结，也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遵循。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除了因为自身所具备的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之外，还因为具有鲜明的世界性、时代性、民族性，能够与世界各国相适应相契合。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新时代创新发展，要求准确把握中国基本国情、中国妇女发展实际以及中国妇女运动史。第一，全面认识和把握中国基本国情，这是在坚持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创新发展的基本要求。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5]633中国的基本国情主要包括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等。要从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出发，来认识、剖析和解决当代中国妇女问题，从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第二，充分考虑中国妇女发展具体实际，这是在坚持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创新发展的客观依据。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性别平等社会环境的优化，妇女不但在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意愿和能动性也得到逐步提升，“半边天”力量进一步彰显；
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法律体系和制度机制逐步完善；
妇女教育和健康水平提高，人力资源潜力得到进一步开发；
妇女在家庭建设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逐步得到普遍重视与广泛承认；
公众法治意识和性别平等观念逐步增强，性别平等日益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
妇女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广泛，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展现巾帼风采。同时，也要必须承认，当前妇女解放的历史进程正处于“正在进行时”而不是“过去完成时”，难免会遇到新的问题和挑战。不同区域、群体之间的妇女发展存在差距，妇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妇女在人身财产、就业创业、婚姻家庭等方面权益的保障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大。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水平有待全面提升。使妇女免于歧视仍面临现实困难，性别平等观念仍需进一步普及。实现妇女解放和发展，依然需要我们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第三，加强对中国妇女运动史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这是在坚持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创新发展的必要条件。一般而言，具体实际就是当前的实际。但是过去、现在与将来不可割裂，只有看清历史才能够把握现在。既要了解中国妇女及其运动的昨天，又要了解中国妇女及其运动的今天，更要了解中国妇女及其运动是怎样从昨天走到今天。其中，最需要关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妇女运动的百年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诸多关于妇女解放和发展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这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资源，必须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提炼、概括和总结。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当代中国创新发展，不仅要立足中国具体实际，还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注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方面，在如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这一问题上，应当采取辩证的观点和科学的态度。必须承认，因受到社会物质生产、时人认知水平等条件的制约，中华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糟粕部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形成了以“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男主女从”为鲜明特征的传统性别文化，这无疑压抑、扼杀了妇女的地位与作用，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必须加以摒弃。同时，也不能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建构崭新的性别文化。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文化具有“容人并存的雅量”和“自信独守的坚操”[6]431，认为“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6]313。在中国妇女解放问题上，李大钊最早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等封建伦理道德的产生根源，指出中国封建社会里妇女地位低下是中国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大家族制度的产物。历史经验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必须坚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创造与现代文明相接轨、与中华文明相融通的性别文化。另一方面，强调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思想成果；
对于西方女性主义一切有益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时就批判吸收了前人的诸多有益成果，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妇女问题上的诸多深刻见解为经典作家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今天，西方女性主义蓬勃发展，我们也要予以密切关注。但是，对西方女性主义的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照单全收的态度。西方女性主义纷繁复杂，它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也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和曲解，这需要我们审慎对待、仔细甄别。同时，对西方女性主义的借鉴，也不能采用生搬硬套的做法，在对其概念、话语、方法的具体借鉴上应充分考虑适用性问题。
总之，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不仅是正确认识当代妇女发展问题的思想武器，也是科学解决当代妇女发展问题、不断追求妇女全面发展的行动指南。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坚持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凝聚广大妇女建功立业的不竭精神动力。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创新发展，对于当代中国妇女发展的伟大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也必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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