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市海门区老促会
1929年初，南通县委书记林子和带了6 支盒枪来到东五区，派共产党员仇建忠负责在草蓬镇举办武装训练班，并挑选了十几个机智勇敢的青年党员受训，学习射击和修理枪支等基本技术，培养农民武装骨干。这就是通东建立的第一个武装小组。事后又筹款购买和收缴了地主的枪支弹药，加强了武装小组的装备。
1月29日，共产党员唐楚云与俞金秀带领两个武装小组，夜闯汤家新园汤耀宗家和二桥北边恶霸地主张志亭、姜维坤家收缴枪支。同时，由仇建忠率领游击队，黑夜摸进八索镇国民党警察局，一枪未发，俘虏了10余名敌人，缴获手枪1支、盒枪3支、步枪7支、子弹数百发。这是南通东乡农民武装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3月，在原有武装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三益、余中、余西、余东4 个区武装小队，分别由仇建忠、唐楚云、陈宗恒、俞金秀领导，正式打起红军旗号。同年7月，新军阀混战爆发，全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展加快，通海地区人民革命斗争和武装游击运动有了新的发展，通东红军游击队在斗争中迅速壮大。
1930年2月6日，南通县委根据省委指示，在南通东乡草蓬镇附近的张海澄宅召开大会，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江苏第一大队，任命仇建忠为大队长（后为俞金秀），政委仇恒忠（后为李超时），大队下辖3个中队。
4月3日，红十四军在如皋西乡宣布成立后，红十四军军部将通海全区的红军游击武装作了统一编制，江苏第一大队编为第一支队，刘廷杰任支队长，俞金秀任政委，陈雪生任政治部主任，下辖2个大队。
5月，红十四军第一支队编为二师，师长秦超，政委兼参谋长黄火青，陈雪生仍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营，一营营长时茂江，二营营长陈宗恒，三营营长高德胜。
汤家苴位于海门东北部原王浩乡（现正余镇）境内，南北长1200米，东西宽200米，四周有30米宽的深河环绕，平时用吊桥进出，里面筑有高高的炮楼，是个易守难攻的地主巢穴。汤家苴地主武装依仗着坚固的工事和国民党武装的支撑，在经济上剥削农民，又勾结赵家沟地主，经常捕杀共产党员和红军游击队战士、家属等。农民们与汤家苴的地主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汤家苴这个“钉子”不拔掉，也严重威胁着通海游击区的发展和巩固。
1929年10月26日，通东红军游击队经过慎密侦察，得悉大地主汤廉臣为他的嗣子采办结婚礼品已到余东镇，当即派人埋伏在汤廉臣回家的必经之路王灶河河北渡口。第二天上午10时许，当汤廉臣出现在渡口时，红军游击队员出其不意地将其抓获。汤吓得面如土色，浑身颤抖，苦苦央求饶命。红军游击队令他交出全部枪支，争取宽大处理，汤满口答应，随即写了一封信劝降汤家苴恶霸地主汤大宗等。游击队即派代表何兰阶、杭五等3人，会同调解人汤步臣到汤家苴与汤勋臣等进行谈判。但他们只答应交出汤廉臣使用的短枪2支，其余枪支拒不交出，谈判破裂。当游击队谈判人员撤出汤家苴时，敌人竟从炮楼上开枪，打死游击队员姜锦山。这一罪恶行径，激起了红军游击队和农民群众更大的愤怒，决定全力攻打汤家苴。当天傍晚，5000多群众举着大刀、铁叉等武器，从四面八方涌来，配合红军游击队攻打汤家苴。由于敌人龟缩在几个碉堡里火力很强，游击队准备不足，打到第二天下午两点钟还未能攻克。鉴于时间拖得太长，敌人可能会有增援，游击队暂时停止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打死打伤汤家苴北部地主及其走狗数十人，烧掉地主房屋数十间，抄出的契据全部烧毁。游击队回到宿营地后，在一片愤怒声中把汤廉臣处死了。
首战汤家苴，处死汤廉臣后，通东五区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1930年1月6日夜，三益区游击队负责人仇建忠等人集合余东、余中、三益游击队，第二次攻打汤家苴。敌人把守的南楼被封锁，愤怒的群众烧毁了汤家苴北炮楼及北区瓦房100多间。国民党南通县长陈步蟾闻讯后，与驻通十三旅第二团团长周三吾商量，抽调军警800 余人前往，企图歼灭游击队。1月7日至8日，游击队与“包剿”的军警在仇家园、草棚镇、汤家沟等处多次交战，击毙国民党军警7 人，缴枪1 支，游击队牺牲2 人，失去枪支20 支，群众被杀60余人，被捕100 余人。2月4日夜，游击队镇压反动地主、团丁30余人，反击“包剿”游击队的国民党军警。
5月19日，在秦超、刘瑞龙主持下，红十四军二师和地方党组织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发动群众第三次攻打汤家苴。20日清晨，西到三马路、西三甲，东到王灶河、小五总，各路赤卫队和群众近万人，拿起钉耙、水枪、大刀、铁叉等武器，沿路和红军配合，浩浩荡荡向汤家苴进军。
战斗一打响，汤家苴周围的田野里到处是震天动地的“冲啊、杀啊”的呼喊声，敌人凭借工事，用机枪、步枪、驳壳枪拼命向外射击，顽固死守。汤家苴北部由于敌人的防守较弱，很快被红军攻克。龟缩在南炮楼的白龙党头目们望见北部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命令炮楼内机枪手拼命扫射。红军、赤卫队则集中火力，战士们奋不顾身地冲到南炮楼底下准备挖地洞火烧敌炮楼。在这关键时刻，在大高桥负责指挥攻打三余镇增援之敌的二师师长秦超腹部受重伤，战士伤亡30 多人，敌人的增援部队又很快逼杀上来，无奈之下刘瑞龙下达撤退命令。但为了迷惑敌人，红军20多个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群众也一面撤退，一面大敲其锣，在此起彼伏的冲杀声中，汤家苴的敌人不明真相，吓得连忙缩了回去。这一仗，汤家苴虽然没有攻下，但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革命运动，书写了通海地区人民革命史上令人难忘的一页。
提起陈伯和，当地群众无不切齿痛恨。他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是富安镇、新河镇一带的“土皇帝”，当上区公所公安助理员后，更加专横跋扈，无恶不作，假借征收枪械捐大发横财。被他勒索者少者几十元，多者上千元。谁要是抗拒不交，就以“通匪”罪名被抓押起来，如不及时将钱交出，性命也就难保，当地群众背后骂他为“癞阎王”。
1930年3月1日，时任南通第十区公所公安助理员的陈伯和带领7 名保卫队员到富安镇一带收捐，返回途经木桩港时又鱼肉乡民。正在王家庙附近活动的红军第一大队大队长仇建忠等闻讯后，立即命令红军一部插往西南方向，截断其后路。仇建忠率另一部红军从王家埭朝南直插木桩港，不一会儿，仇带领的红军接近了木桩港，正在群众家里抢劫财物的敌人，发现红军赶来，吓得丢下抢到手的鸡鸭、衣物，夺路向南逃窜，企图沿马路朝西缩回四甲坝据点。南边不远的地方传来了“快来呀，抓陈伯和”的呼喊声，原来是农会干部周学山双手被反绑着，被陈伯和押着向停在马路旁的一辆汽车跑去，陈的随从汤五麻子在前面着急地喊：“快跑，北边有人追来了！”陈伯和从后面使劲地推搡着周学山快跑。当走到快接近马路的一座桥上时，周学山急中生智，出其不意地用肩膀朝陈伯和猛地一撞，陈倒栽葱跌进河中。正当陈伯和在水中挣扎之际，仇建忠和战士王金稳、张海涛率先赶到，3 支驳壳枪一齐指向陈伯和，喝令他爬上岸来。
通东红军组织农民运动
当天晚上，陈伯和这个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被就地处决。第二天，游击队将陈的头颅挂在四甲坝附近的电线杆上示众，旁边张贴了列诉其罪状的布告。
四杨坝、四甲坝是敌人在通东搞军事“清剿”的两个据点，驻有县警察队300多人。以四甲坝区队长凌霄和县警察队三中队队长徐冠雄为首，经常下乡捕杀革命干部。红军游击队和南通县委决定拔掉这两颗钉子。
1930年3月21日夜，红军在摸清四杨坝、四甲坝两个敌据点情况并获得两处的口令后从丁家园出发，副大队长汤敬宗率领的一中队，经三桥渡直取四杨坝。仇建忠、俞金秀、唐楚云、俞海清、时茂江分别率领部队埋伏在四甲坝河北四甲庙，等待四杨坝的行动消息。半夜时分，汤敬宗率领的一中队由盐警带路并回答哨兵的口令后，不费一枪一弹首先解决了四杨坝20 多个盐警，缴枪20 多支。县警队三中队队长徐冠雄只身逃往南通城。进攻四甲坝西首警察第三中队的红军，绕过西边大路上的栅栏门，从沈家宅东南角进入镇上，两个机警的红军战士身着盐警制服，由一个盐警带路，当接近敌人岗哨时，盐警回答了口令。正巧他们原来认识，岗哨放松了警惕。这时一个红军战士疾步上前，用盒枪指着岗哨的胸膛，吓得他连忙举起双手，另一个红军战士随即上去缴下了他的枪。当进到大门里第二道岗哨时，一个哨兵缩着头抱着枪正在打瞌睡，等到枪被缴下才知来了红军。岗哨被解决后，埋伏在外面的红军便一齐扑向敌人营房，盐警一个个从被窝里爬出来，乖乖地当了俘虏。与此同时，仇建忠、时茂江率领的部队，从四甲坝东高桥分头冲进了警察局、区公所，抓获了所有敌人。此次战斗共缴获长短枪100 多支，手提机枪4 挺，打死了恶贯满盈的区公所公安助理凌霄，活捉县参议员、区财政助理员陈卜纬，救出了被关押在区公所的红军分队长冯海海和群众20多人。天明日出，红军在广场上召开上千人群众大会，严厉惩办了陈卜纬。
1930年6月，在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上级对通东红十四军提出了“会攻南通、截断长江、进攻上海”等不切实际的口号，致使红军因连续作战而得不到休整和补充，战斗力下降。自再次攻打汤家苴失利后的几次战斗连续失利，一些指战员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二师师长秦超5月牺牲后，6月9日，益余区委书记、红十四军二师一大队政治主任唐楚云在新街东与三余镇出动的敌人遭遇，战斗中牺牲。仇建忠身负重伤赴上海医治，不久病逝。7月22日，余东区委书记俞海清在西小川港姜家大园（现四甲镇内）被四甲坝据点出动的敌人包围中牺牲。
8月9日，国民党军警“围剿”通东地区，在反“围剿”中，负责军事工作的共产党员夏由昆、朱海山等4人在货隆镇被捕英勇就义。8月24日，东五区特委委员何兰阶也被捕牺牲。
9月初，红十四军二师一营攻打驻郁家土地堂敌人时，二师政委黄火青负伤，后去上海治疗。同月，红军又去攻打驻扎在凤凰桥的敌人，分3路进攻，经多次冲锋未能奏效。翌晨，敌人增援部队蜂拥而至，红军撤出战斗。9月底，二师一营奉命与启东大队会合。由于被敌探发现，部队在第二天开往普济镇时，遭到敌启东警察大队和实业大队的围堵，红军几经突围未果，伤亡较大。此时，海门方面大批敌人沿公路前来增援，部队只好退回新河镇。
10月5日夜，在黄家仓，由营长蔡振扬宣布红军部队解散，枪支用麻袋包好埋在树勋乡旭宏村一座废窑洞里。几天后，由于叛徒告密，这批枪支全部被余东的敌人挖去。至此，红十四军二师归于失败，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进入低潮。
红十四军二师遭到失败后，通东的党组织也全部被破坏，通东地区的许多优秀党员、共青团员和赤色群众，在战场上、在敌人的监狱里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敌人又进行了大搜捕，原保存下来的同志有的被捕，有的躲避，少数同志转移到上海等地坚持战斗。1932年2月，南通县委派员到通东、海门、启东等地联系红十四军失散人员和地下党员，但已很困难了。6月，省农委书记刘瑞龙派姜彬、顾龙庆两人重返江北，准备恢复通东地区的工作，均遭失败。
土地革命时期的海门老区，从1927年3月三条桥中共第一个党支部建立，到1932年5月，通东党组织遭严重破坏，前后历经5年多。在海门老区先后有沈惠农、陆克、周趾麟3名县委书记以及通海特委委员俞金秀、南通东五区特委委员何兰阶、县委委员大生三厂地下党员顾士奎、海门县委军事委员顾焕祺和余东区委书记俞海清等牺牲，红十四军中牺牲的有二师师长秦超、大队长仇建忠、一大队政治部主任唐楚云、军事干部夏由昆、陶炳朝、朱海山等。这一时期，海门老区牺牲的一般党员干部有150 多人，被杀害的群众有1150多人，被烧毁房屋1580多间。
2017年7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记载：活动于苏中通海如泰地区的红十四军与全国其他红军武装一样，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从而打破了敌人的多次“围剿”，壮大了自己，巩固和发展了苏区，虽然在当时党中央“左”倾盲动主义的领导下，不顾敌强我弱，实行“积极进攻”的战略，以致惨遭失败，但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骨干仍顽强地坚持斗争，为再度兴起奠定了基础。广大人民群众也没有被反动势力所吓倒，继续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为争取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而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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