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 栋
金融的魅力在于经营风险的不确定性，艺术的魅力则在于“无意于佳乃佳”的偶然性。其实，金融工作中的风险预判、防范、控制、处置等，与艺术创作中的构思、谋篇、生发、补笔等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妙。无怪乎，干过金融的人再去从事艺术，似乎特别容易上手和成功。以中国近现代书画史为例，无疑就是“一部金融史，半部书画史”。从最初的票号、钱庄，再到后来的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中走出了一大批书画名家，陈半丁就是一位幸遇大师成大家的钱庄小学徒。
陈半丁（1876—1970），原名陈年，字静山，号半翁、不舍老人、静庐居士、山阴半史、竹环斋主人、稽山半老、不须老人、蓬莱山民、藐世头陀、山阴道上人、鉴湖钓徒、江南布衣、哂翁等，因与弟为孪生子，故又号半丁，浙江绍兴人，著名书画家、篆刻家，曾任中央文史馆首批馆员，全国政协委员（特邀）和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有《陈半丁画集》《陈半丁花卉画谱》《当代中国画全集·陈半丁》行世。
陈半丁出生于绍兴柯桥一个普通家庭，虽世代行医，然家境贫寒，命运多舛。他6岁丧母，由外祖母抚养，并入私塾学习，9 岁父亲和外祖母又相继离世，无奈只能辍学，靠弹棉花、纺线、织带子为生，14 岁被叔婶赶出家门。为了生存，他务过农、摆过摊、当过商店学徒。一连串的打击和磨难，使其较同龄人更加早熟。
也许是机缘巧合。他15岁那年，经人介绍到金华兰溪一家钱庄当学徒。钱庄学徒三年学业生涯是非常艰辛的，一般都从杂役干起，晨起第一件事是“搽铜油”，即将钱庄外的铜质招牌擦得锃亮；
接着清理内务，凡打水、烧水、扫地、铺床叠被、伺候老板等事务，都是学徒来做，一般至少要做一年。稍后跟着师傅学习打算盘、记账，甄别各种银锭成色，还要学会待人接物礼仪，即“先做人，后经商”。晚上打烊后，还要利用工余一遍遍地温习算盘加减乘除、核对一天账单，并用毛笔小楷抄写信函，逐步熟悉钱庄各个部门的运作流程与制度，为以后做账打好基础。学徒期间，是不允许离开钱庄的，学徒期满后方可回家探亲。也正是在此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陈半丁接触到了笔墨，开始对画画产生浓厚兴趣，且一发不可收，诚如其在自传中所述：“嗜书画入骨，饥饿犹不顾也”，近乎痴狂。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半丁如若不去钱庄，此生可能也就与书画艺术失之交臂了。
不得不说的是，陈半丁后来的成功离不开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也是其叔父吴隐1吴隐（1867—1922），原名金培，字石泉、石潜，号潜泉，又号遯盫，今作遁盫，浙江绍兴人，系近代篆刻家、文化企业家，习镌碑版，擅刻印，治六书甚勤，是“天下第一名社”杭州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并在社址营建遯盫、还朴精庐等建筑。的引路和另一位实业家、银行家、书画家严信厚2严信厚（1838—1906），原名经邦，字筱舫，清末著名实业家、书画家，浙江慈溪费市（今属江北区）人，中国近代企业开拓者，“宁波商帮”的开路先锋，1897年发起创建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并自任总经理、总董，参与创办四明银行和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华兴保险公司”，并长期担任上海四明公所董事。的提携。当时，吴隐觉得陈半丁勤劳能干，就把他带到上海严信厚家的小长庐馆做伙计，主要边学边干拓印、刻帖和复制、修补书画等。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陈半丁正是一个善于把握机会并肯吃苦的人，他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投到了半工半学式的书画研修中。严家有大量珍贵的藏品，往来又都是当时上海书画艺术界大腕，如此优渥的环境和条件使陈半丁眼界大开，并有幸得到很多海派名家的指导。其中，吴昌硕3吴昌硕（1844—1927），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多别号，常见者有仓硕、老苍、老缶、苦铁、大聋、缶道人、石尊者等，浙江孝丰县鄣吴村（今湖州市安吉县）人，他集“诗、书、画、印”于一身，系近代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后海派”代表，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与厉良玉、赵之谦并称“新浙派”代表人物，与任伯年、蒲华、虚谷合称为“清末海派四大家”，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对陈半丁的艺术生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当时，吴昌硕经常出入小长庐馆，见此陈年轻好学，又懂礼貌，深为厚爱，非但亲自传授，还将其介绍给好友任伯年4任颐（1840—1895），初名润，字次远，号小楼，后改名颐，字伯年，别号山阴道上行者、寿道士等，以字行，浙江山阴航坞山（今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人，清末著名画家，对近现代花鸟画产生了巨大影响。、蒲作英5蒲华（1832—1911），字作英，亦作竹英、竹云，号胥山野史、胥山外史、种竹道人，斋名九琴十砚斋、九琴十研楼、芙蓉庵，夫蓉盦、剑胆琴心室等，浙江嘉兴人，晚清著名书画家，与虚谷、吴昌硕、任伯年合称“海派四杰”，善花卉、山水，尤擅画竹，有“蒲竹”之誉。。自此，好学的陈半丁如渴者临井，向吴昌硕学习书法、篆刻、大写意花卉；
向任伯年学习翎毛、人物；
向蒲作英学作山水。其间，他还应吴之邀，在吴的苏州新居雍睦堂共同居住了一年有余，“旦夕得同室深研”。这段时间陈半丁一丝不苟地为吴先考妣作神像，吴亦手把手地教其诗书画印，还专门为他篆写了不少印稿并授其刀法，使陈半丁的书、画、印技巧突飞猛进，尤其是篆刻水平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地。有趣的是，大师间也经常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吴昌硕就时常去任伯年处“补习”人物和禽鸟，陈半丁也跟着吴去“蹭课”，得到任伯年的真传。但令人扼腕的是不到一年任就去世了，虽从学时间较短，但任作画“讲究结构，注重用色，巧于用笔”给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效法之。当时“海派四大家”除虚谷6虚谷（1823—1896），俗姓朱，名怀仁，僧名虚白，字虚谷，别号紫阳山民、倦鹤，室名觉非庵、古柏草堂、三十七峰草堂，籍新安（今安徽歙县），居广陵（今江苏扬州），清代著名画家，“海上四大家”之一，有“晚清画苑第一家”之誉，工山水、花卉、动物、禽鸟，尤长于画松鼠及金鱼，亦擅写真，工隶书，亦能诗，有《虚谷和尚诗录》。无缘亲见外，陈半丁与吴、任、蒲等均过从甚密，并以自己的努力汲取各种风格营养，夯实了艺术基础。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严信厚之子严子均7严子均（1872—1931），号义彬，严信厚之子，浙江慈溪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继承父业经商，在上海开设源吉、德源两钱庄，承办源通海关官银行，后在北京、天津、河南、汉口、广州、福州、香港、汕头、厦门、杭州、宁波等地有很大的商务事业，曾任源通官银号董事、上海商务总会第五任协理、上海龙章机器造纸公司协理、上海内地自来水厂公司董事、清政府农工商部的员外郎、上海总商会特别会董。邀请陈半丁到家中作画，主要是复制宁波会馆收藏的任伯年作品。一日陈半丁正摹画时恰遇画家金城8金城（1878—1926），字巩北，一字拱北，原名绍城，号北楼、隽彰，又号藕湖，祖籍浙江省吴兴县，生于北京，近现代画家，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天性喜爱绘画，山水花鸟皆能，兼工篆隶镌刻，旁及古文辞。因无老师传教，就自习临摹家藏古代名人真迹，几可乱真 。来访，见陈临作大加赞赏，遂邀陈去北京发展，开启了他“南风北渐”的历程。到京后，陈最初寄宿金家，后因肃亲王善耆要为吴柳堂侍御画像，金便推荐了陈，画像完后肃亲王大加赞赏。但其“京漂”初期并不顺利。从肃亲王府出来后他以卖画为生，然识者不多，行情惨淡，直至1910年吴昌硕到北京为其“站台”，将他推介给当地艺术圈，还亲自为其订立画润，终于使陈半丁声名鹊起，名满京城。在一次偶然机会中，陈又与齐白石相识，二人惺惺相惜，齐还将三子齐良琨（子如）送到陈门下学画。陈半丁的一生收过很多弟子，有京剧大师梅兰芳、著名作家张爱玲和著名书画家尤无曲（笔者曾有专文介绍）。1927 年，陈半丁被选为“中国画学研究会”副会长，标志着其逐渐步入“京派”的领袖行列。1937年北平沦陷，陈毅然辞掉国立北平艺专教授之职，坚持以卖画刻印为生。此间，他刻的《强其骨》《如此山河》《没齿》《中原无人》等印章，表达了对侵略者和汉奸永世不忘的仇恨。1945年，蒋介石派张道藩来邀请溥心畬、齐白石、陈半丁等前往南京办展，陈断然拒绝。他还以庭院中的两棵槐树为题，名画室为“二树草堂”，即：一树人品；
二树画品，以为自勉，可见其民族气节和刚正不阿的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年逾古稀的他以极大的热忱组织和参加抗美援朝的义卖活动并受到表彰。为弘扬传统文化、繁荣国画事业，他和叶恭绰等人联名提出建立中国画院的提案。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落实。1957年5月中国画院成立，周总理亲自参加了建院仪式，陈被任命为副院长，事后刻下“莫负此生”等印章，表达对共产党的无限感戴。此时他艺术创作也达到顶峰，在国内重要厅堂、宾馆、车站等处几乎都可看到他的巨作，并经常与何香凝、叶恭绰、齐白石、于非闇、溥雪斋等合作大幅作品，如《和平颂》《欣欣向荣》《富贵长春》《喜庆国庆》等。但在某次画展上，耿直的他因对一画家作品之意见与康生相左，迨十年浩劫，遭康报复而受到一系列不公正待遇，最终含冤病逝。事实上，上世纪30年代，陈半丁已成为北京画坛的中坚人物，一直到解放初，陈半丁和齐白石都是并驾齐驱的。然而，改革开放后齐白石依然经久不衰，而知道陈的人却不多。笔者以为，陈半丁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价值与地位还需重新评估。
陈半丁精通书画印，其中画亦花鸟、山水、人物等无所不能，以花鸟成就最高，“南风北渐”，中西融合，在近现代绘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陈所处的时代，海上画派风头正健，以赵之谦、吴昌硕为代表的“金石画风”占据画坛主流。所谓“金石画风”，就是将碑学书法中的用笔运用到绘画中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画风，以朴拙感、厚重感而区别于其他画风，吴昌硕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陈早期画风受吴影响较大，用笔用墨主要取法吴，走的也是金石入画的路子，“昌气”较重。结识任伯年后，他眼界一开，逐步走上了精整、淡雅的没骨一路，与吴的作品相比，更显雅致些。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他还是以学习、模仿为主，缺乏个人特点与风格。当然，不能否认其功底的扎实和深厚。到北京后，陈从立足未稳的“京漂”到成为“京派”领袖，花了二十年时间，取法的对象也由吴转向了明、清时期的文人画家们，在继承徐渭、陈道复9陈道复（1483—1544），初名淳，字道复，后以字行，更字复甫，号白阳山人，明代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今属苏州甪直镇大姚村）人，师从文徵明，影响齐白石，他是中国写意花鸟画大师。在绘画史上，陈道复创大写意画法，与徐渭并称为“白阳青藤”，其代表作品有《红梨诗画图》《山茶水仙图》《葵石图》《罨画图》。、石涛等前人基础上，结合海派画风加以变革和创造，在向清秀潇洒、朴拙平淡、蕴藉含蓄的方向发展，逐渐形成自己的画风。新中国成立后，陈半丁积极响应“新文艺政策”，不再囿于古人笔墨，结合主旋律创作，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与文人画的笔墨结合起来，赋予中国画以价值重塑和文脉延续。
南朝的谢赫有“六法”之说，其中“气韵”是指生命律动，在此基础上构思意境，接着“应物相形”或“随类赋彩”，用墨色或色彩来表现层次和氛围。任伯年是中国画家中最早吸收西方水彩元素者，其画面色彩丰富、通透，把国画和西方绘画结合起来。而吴昌硕的画中民间色彩更为明显，其大胆吸收民间画工的用色方式，把民俗画带入传统文人画，多采用高纯度色彩追求强烈对比，常常出现大红、大黄或大绿，给人以吉庆之气氛，极易让观者产生审美愉悦。正是这种大胆的开拓与创新，使任、吴在近代美术史上取得辉煌成就。陈的作品用色上受二人影响非常大，色彩鲜艳，古重浓厚，画面热烈，精神昂扬，在对海派集成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明清绘画的格调，多以原色和纯度较高的颜色，故其作品的色彩讲究“中”和“贵”。更可贵的是，他的画不以表现物象形似为目的，而更加注重个人精神的体现，这种笔墨程式也为写意花鸟画确立新的范式，使中国古典美术体系走向完整。
书画本同源。如今提到陈半丁，人们多以画家论之，其实他的书法丝毫不逊于画，正草篆隶，无所不能，尤以篆书和行草为精，不仅继承和发挥了传统书法精髓，而且更多地融合了绘画技巧。作为吴昌硕的入室弟子，他的书法受乃师影响颇深，篆书最甚，部分作品几乎与吴一致，字势左倾，行笔果敢，几可乱真。但若由此认为陈的篆书只是“模仿秀”那就错了，他还涉及金文大篆，喜用扇面的形式临写金文，用笔秀润，线条流畅，透露出浓郁的文人气息，结体既有相互揖让依赖，又有彼此顾盼呼应，时时处处都在营造一种既矛盾又和谐的范围，这也是其篆书与吴的不同之处。行草书上，陈对帖学的继承更加重视，除能作吴一路的行草书外，对“二王”、孙过庭、米芾、黄庭坚等均有较为深入的研习，可模仿其中任何一路风格自由创作，风神洒脱，笔墨饱满。特别是在字形处理上，比较有主见，多为方扁之形，突出了一种安稳之美。行草书也是绘画题款的常用书体，最见画家性情：陈的题款秀润中和，技法稳定，不激不厉，相对理性；
而吴的题款则粗犷奔放、苍劲老辣，惯使才气。其隶书主要仿石涛，常以行书写隶的方法进行题款，可见其师承和书路较宽。
陈半丁也是中国近现代篆刻史上一位绕不开的人物。他本来就以为人拓印起家，又因机缘巧合得吴昌硕亲炙，但又不囿于吴，旁征博引，融会贯通，终成大家。在他看来：“自来刻印，未有不从秦汉，不然，学无根源”“汉印重白文，方圆粗细并用，老缶（吴昌硕）后知者鲜矣”“于平实处见巧思”。因此，尽管陈治印遵吴钝刀之法，然篆法、章法略异，浑厚高迈，一改时人流美、险怪之习。汉代以来，朱文印笔画往往较细，呈挺拔俊秀或婉转飘逸之态，但自明清后有越来越粗之势，粗易笨拙、板滞，而吴独辟蹊径，以石鼓文笔画参之，在粗线中加涩刀曲折，似行笔之顿挫，加之残缺更显厚朴灵动。陈治印亦出此法，常常不打印稿，直接在印面上书写，喜用双刀法，善冲切，线条粗中见细，笔情刀趣，跃然石上。尤其是平中出奇的结字，错落有致、若断似连的边栏，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金石古韵。尽管寿石工将其和齐白石并行推崇，然笔者以为，若从篆刻的技术含量、艺术价值、文化内涵来看，陈均胜齐一筹。
在很多人眼里，金融往往代表着财富，是“俗”的；
艺术则代表着精神，是“雅”的。而在笔者眼中，金融是人们在应对外部世界风险时做出的制度安排，艺术则是客观世界在人们心中的反映，并无雅俗之分，它们都是人类追求幸福美好的手段与工具。因此，要感谢陈半丁那样的金融艺术家，正是他们使两个不同领域有了交集和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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