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风景美学视角下风景建筑发展脉络研究

陈 烨

(东南大学 建筑学院, 南京 210096)

风景资源兼具外在的视觉形式和内在的美学价值,内外均会导向不同程度的认知情境与价值判断,对风景的理解有一个漫长的社会文化建构过程。西方风景美学大约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的欧洲风景画和由此建立的对自然风景的审美偏好。风景美学带来的对自然环境、如画风景以及理想景观的思考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风景美学的研究持续受到关注,发展到今天已经全面影响到国土管理、自然资源保护以及国家公园和城市公园的设计等方方面面。

风景美学根植于自然风景带来的感性愉悦,也融入了可持续的文化观念价值。对于自然风景中的非自然的、人工介入的建筑物,风景园林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知定位。在最初的认知中,风景中的建筑是作为重要标志物而存在的。雅各布·凡·德·克鲁斯(Jacob van der Croos)所作的《海牙景色,以及毗邻的二十幅风景》(1661—1663)的21幅作品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建筑古迹或是尖顶、风车之类的自然景物以打破地平线(1)马尔科姆·安德鲁斯:《风景与西方艺术》,张翔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因为在当时“任何能让我们想到古代习俗的建筑——像骑士时代的城堡——都能带来精神上的愉快。因而,画家和诗人如此青睐那些‘塔楼’和‘城垛’,以之作为他们理想风景中的组成部分”(2)乔舒亚·雷诺兹:《皇家美术学院十五讲》,代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0页。。经过近三百年的发展之后,风景中的建筑经历了社会发展和观念转换的过程。在20世纪30年代,古德(Albert H.Good)将公园中的建筑定位为因功能性需求而出现的游憩设施:“游憩设施应该被看成是对需要保持自然状态的地域的入侵物”,“不是绝对必要就不建造建筑”,并且应“深知它根本不可能美化自然,而只会破坏自然”。(3)Albert H. Good, Park and Recreation Structure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National Park Service, 1938.

认知观念的产生都有其特殊的历史情境。在更大的背景下,建筑物、村庄乃至城镇都可作为广义风景中的人工构成因素而存在。本文聚焦风景园林发展中的风景建筑及其背后的文化线索,探讨风景中的建筑类型演变及其专业定位,以理解西方语境中的风景建筑,并为当代风景资源的保护以及风景建筑的建设提供借鉴。

风景(landscape)词源的变化反映了欧洲中世纪末期向近现代转换过程中风景审美的开端。landscape在12世纪之前的英语词源“landscipe”与德国地理学家使用的“Landschaft”是同义词。这个词与风景无关,而是与土地、地区或区域有关。

风景绘画成为风景审美的主要表现形式缘起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16世纪初,在意大利和弗兰德斯之间的多矶河地区,德国画家阿尔特多夫尔创作了西方艺术史上第一批纯粹的风景画,使风景画摆脱了原先的附属地位,成为独立的、自主的绘画种类。”(4)Christopher S. Wood, Albrecht Altdorfer and the Origins of Landscap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4.至16世纪与17世纪之交,尼德兰地区的画家用荷兰词汇“landschap”作为绘画术语。该词本意是在船甲板上眺望田野风光,因而具有了审美内涵,逐渐演变为描述自然景色特别是田园景色的绘画术语,并被引入英语。至此,landscape将风景作为审美对象,并逐渐成为美学、社会学、心理学领域的定义,但在地理学和生态学中则与审美无关。

城市工商业发展加速了文艺复兴之后的城乡环境差距,“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建立起来的存在于田园牧歌文学、风景绘画、园艺、‘令人愉快的地方’和经过规划的远景风景之间的紧密联系,对土地作为美学资源的开发,以及乡村地产中的人工和野生区域的关系的调解——所有这些都成为了启蒙主义思想中与自然相关的核心主题”(5)马尔科姆·安德鲁斯:《风景与西方艺术》,张翔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5页。。也因此,风景中的乡村田园成了人们心中的“阿卡迪亚”,土地作为风景资源的价值大幅度提升。

1713年的《乌得勒支条约》重新奠定了欧洲局势,间接促进了英国上流社会子弟为完成学业前往欧洲大陆旅行。17世纪风景画家描绘出来的意大利美景及其伟大文明遗迹成为游学的主要目标,推动了18世纪初期的“大旅行”(Grand Tour)。风景中的废墟遗迹与荒芜的田野共同构成了普遍的风景审美偏好,特别是遍布平原的“罗马遗迹的宏伟与壮丽将会激起人们内心深处的千百种情感”(6)John Moore, A View of Society and Manners in France, Switzerland and Germany, Kessinger Pubilshing, 2010, p.239.。这些废墟遗迹成为早期出现在风景中的建筑物,渗透着对古典文明的追忆。苏格兰作家托拜厄斯·斯莫列特在1766年的《法国和意大利游记》中描述了英国人对这种风景的期望:除了林木和荒野外,还期望能看到石窟、隐居地、神庙以及凉亭,以提供休憩及沉思场所。(7)Tobias Smollett, Travels though France and Ital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11-112.威廉·吉尔平在《游湖》(“In Tour to the Lakes”,1786)中更是提出了人造废墟的建造方法,认为其可以刺激情感并激活观众的想象力。(8)Charles Kostelnick, “From Picturesque View to Picturesque Vision: William Gilpin and Ann Radcliffe”, Mosaic: An Interdisciplinary Critical Journal, 1985, 18(3), pp. 31-48.

从风景、风景画到如画审美并非是一个顺畅的演变过程。意大利语“如画”的词源“pittoresque”和英文“picturesque”在法语和英语中第一次出现是在1700年左右(9)Hussey C., The Picturesque: Studies in a Point of View, G.P. Putnam’s Sons, 1929; Walter John Hipple, The Beautiful, the Sublime, and the Picturesqu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Aesthetic Theory, Th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57; Boudewijn Bakker, “Schilderachtig: Discussions of a Seventeenth-Century Term and Concept”, Simiolus: Netherlands Quarterly for the History of Art, 1995, 23(2/3), pp. 147-162.,开始只是作为绘画的日常用语,指一种绘画风格和技巧,与审美品质无关(10)John Dixon Hunt, The Picturesque Garden in Europe, Thames and Hudson, 2002.。吉尔平倡导了用绘画的方式想象风景的实用方法,这其中就有了审美的雏形。理查德·佩恩·奈特(Richard Payne Knight)和乌维代尔·普莱斯(Uvedale Price)将之发展成为抽象的风景理论,提供了评价风景的一种方法和模式,激发旅游者根据其视觉质量来判断风景的能力。

18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开始明确使用“如画”来称谓园林景观。(11)朱宏宇:《英国18世纪自然风景园林之父威廉·肯特的如画贡献》,《中国园林》,2016年第5期,第57-61页。“如画”逐渐发展成为与美、崇高并列的美学范畴,但其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通常最普遍的理解是“具有画家的风格”或“像一幅画”。(12)Stephanie Ross, “Picturesque”, Encyclopedia of Aesthetics, Michael Kelly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511-515.如画美学观念实际上是画家对自然审美形成的一种联想模式,即观者将眼前的自然风景与田园诗、风景画进行比拟与联想。(13)R. Knight, An Analytical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aste, T. Payne and J. White, 1805, pp. 154-155.“如画”最初的意义是指画面上粗糙的表面、笔触等特征,同时也指“不规则、随意生动的”构图策略。(14)John Dixon Hunt, The Picturesque Garden in Europe, Thames and Hudson, 2002.在风景中,荒野和废墟最能体现这种自然的粗糙感所带来的美感。到18世纪90年代,由于此时风景审美对象是如画风景的构成形式及历史遗迹,获得的是非功利性的感性愉悦,如画审美实质性地加强了反实用性倾向,“导致了如画运动对于废墟、茅舍、吉卜赛人和乞丐的偏爱”(15)马尔科姆·安德鲁斯:《寻找如画美:英国的风景美学与旅游,1760—1800》,张箭飞、韦照周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78页。,也引导了风景建筑的风格倾向。

“文化和历史通常被认为在塑造我们对自然风景的偏好方面发挥主要作用”(16)P. H. Gobster, “An Ecological Aesthetic for Forest Landscape Management”, Landscape Journal, 1999, 18(1), pp. 54-64.,如画美学思想推动了主观、文化的风景概念。17—18世纪的欧洲风景画传统和如画美学的主要目标不仅是解释对风景环境的感知愉快,而且是建立起风景美学的可识别性特征。18世纪奠定的风景美学中的自然主义、风景如画和理想景观,对欧洲乃至世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相对于自然风景,风景画中的建筑废墟更能反映出人们对风景建筑的理解和审美追求。有记录可查的“风景建筑”(landscape architecture)一词最早出现于苏格兰人梅森(Gilbert Laing Meason)于1828年出版的风景画册《论意大利大画家的风景建筑》。(17)Gilbert Laing Meason, On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of the Great Painters of Italy, Charles Joseph Hullmandel, 1828.梅森从风景画中看到了建筑与风景之间存在的意义,他借鉴了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来探索建筑与自然之间形式美的原则,认为“将建筑以特有的方式置于美丽的风景中,尤其适合于绘画”,“可以立即丰富和约束创意,使建筑适应用地,使建筑和场地背景融为一体,使二者与周围景色协调一致”。(18)Philip Pregill, Nancy Volkman, Landscapes in History: Design and Planning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Traditions, John Wiley, 1999, p. 503.这种建筑和环境整体统一的愿景是早期风景画理想的延续,建筑是风景中的视觉焦点和标志物。

苏格兰园艺学家劳登(John Claudius Loudon)认为,“landscape architecture”这个词恰如其分地描述了风景构成,定义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建筑(19)John Claudius Loudon, The Landscape Gardening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of the Late Humphry Repton, printed for the Editor, and solded by Longman & Co. and A. & C. Black, 1840, https://archive.org/details/landscapegardeni00rept/page/n9.——风景建筑。他在《建筑百科全书》(1833)中采用了这个词,并在“The Landscape Gardening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of the Late Humphry Repton”(1840)书名中使用了这个词,由此可以看出,风景园艺和风景建筑成为两个分立的组成部分。美国设计师唐宁(Andrew Jackson Downing)在其著作《适应北美的风景园林理论和实践》(1841)中使用“landscape architecture”作为一个章节的主题。唐宁又把这个词传给了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由于奥姆斯特德的从业背景,该词在1858年首次成为了风景园林(L.A.)专业的名称。需要指出的是,此时该词更偏向于“建筑(营建)风景”,而不是或不仅是风景建筑。

图1所示是梅森书中的一个“风景建筑”例子。梅森受到如画美学的影响,用它来描述一种以意大利风景画为基础的建筑风格。他看到了建筑在风景中的作用,强调建筑布局和周围空间结合的重要性。风景中的建筑类型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寓意:自然背景代表着伟大与壮观;
废墟遗迹代表着某种古典和神秘,其中既包括教堂、修道院、神庙等宗教废墟,也包括具有一定体量的城堡废墟。由于如画审美模式的影响,不规则的哥特式建筑因最具有吉尔平强调的如画本质(20)Mavis Batey, “The Picturesque: An Overview”, Garden History, 1994, 22(2), pp. 121-132.而受到广泛的青睐。

图1 风景建筑的苏格兰起源(图片来源:http://www.landscapearchitecture.org.uk/the-origins-of-landscape-architecture-a-professional-title-and-an-art/scottish_origins_of_landscape_architecture_tom_turner-1/。)

风景中的乡村茅舍则是作为废墟的对照,象征着宁静的田园生活,代表着贺拉斯式的隐居理想。此外,人类有一种倾向: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靠近水源、有前景和避难机会的地方定居。(21)J. Appleton, The Experience of Landscape, John Wiley & Sons, 1975.风景中的乡村住所提供了这样的地方,既满足了人们的隐居理想,也为频繁的瘟疫侵袭提供了庇护场所。庇护隐居类的建筑除了典型的民居茅舍外,还包括庄园府邸、乡村别墅、旅馆等。

1879年,美国建筑师罗伯特·雷默(Robert C.Reamer)设计了黄石公园里的旅馆典范——老忠实旅馆(Old Faithful),其核心立意就是赋予建筑独特的庇护感。度假旅馆不仅成为抵御大自然力量的物质堡垒,还为美国中产阶级提供了精神庇护所,以躲避城市化和工业整合带来的社会动荡。该旅馆位于一个风景壮观的高地,周边地貌丰富(图2)。建筑的外部形象“在体现荒野的乡村典故和吸引那些习惯于城市舒适生活的人之间取得了平衡”(22)David Leavengood, “Architecture and the American West Ⅱ. A Sense of Shelter: Robert C. Reamer in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985, 54(4), pp. 495-513.。建筑内部也回应了如画般的粗糙质感,外部的许多圆木细节都被搬到了内部,与早期拓荒者使用的熟悉材料相呼应,营造了一种看似粗糙的温暖质感。罗伯特·雷默为了强调黄石公园为游客提供庇护的功能性,还设计了著名的罗斯福拱门(1902),对黄石公园的空间做了界定,玄武岩石构成的巨大体量也成为特有的风景建筑类型。

图2 黄石公园的Old Faithful旅馆(图片来源:David Leavengood, “Architecture and the American West Ⅱ. A Sense of Shelter: Robert C. Reamer in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985, 54(4), pp. 495-513。)

风景画及如画美学逐渐被人们接受并运用在园林建设中,风景如画的认知模式将审美对象转移并扩大,由艺术转向园林建造,对自然的审美转向了实践的审美。18世纪欧洲园林风格从规则式园林逐渐转变成为自然风景园。自然风景园首先在英国产生与发展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回归自然的思想以及优美的自然地貌是风景园形成的基础条件。大规模的圈地和植树运动使得当时的乡村风景由大片的牧场、斑块状树林、散布的小村庄组成。英国人观乡村如观风景,乡村风景成为自然风景园模仿的对象。英国自然风景园思想和实践被认为起源于1712年艾迪生(Joseph Addison)的《观察家》论文、波普(Alexander Pope)的著作和他的特威克纳姆(Twickenham)花园,以及1730年代威廉·肯特(William Kent)的作品。(23)Stephen Bending, “Horace Walpole and Eighteenth-Century Garden History”,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1994, 57(1), pp. 209-226.早期中国自然山水园林风格也对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folly建筑

威廉·肯特从1709年开始在意大利学习绘画。1714年,他开始撰写《以绘画和建筑的方式评论》(Remarks by Way of Painting and Architecture),其中提到了大量传记性的风景场景。(24)Joseph Manca, “British Landscape Gardening, Italian Renaissance Painting, and the Grand Tour”, Artibus et Historiae, 2015, 36(71), pp. 297-322.在风景园的建设中,肯特在不同的场景放置了各种建筑,以吸引穿行在花园路径上的人们,激发人们的兴趣,这也为自然风景园的建设提供了特别的思路。

最有影响力的风景园是斯陀园(Stowe)。1850年代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参观后评价:斯陀园是由美丽如画的景点组成的,这些景点代表了不同类型的风景,所有这些景点看起来都很自然,就像中国园林一样。高品位的主人还建立了废墟、寺庙和仿古建筑,就像场景一样,展示了一种超越人类的辉煌。(25)“Stowe Landscape Gardens & Monuments, Buckinghamshire, England”, https://www.geni.com/projects/Stowe-Landscape-Gardens-Monuments-Buckinghamshire-England/29131.如卢梭所述,此时风景建筑已经成为风景园中的构图焦点。园中建筑的空间视域经过合理布控,以建筑为视觉中心将斯陀园演变成一系列自然风景的组合,这也成为自然风景园的主要表现特征。

由此,18世纪出现了大量基于风景美学及空间组织需要而建造的建筑,这些没有功能的、奢侈的建筑被统称为“folly”(源自法语folie,“愚蠢”的意思),在建筑学中也被称为eyecatcher(引人注目的事物)。folly建筑成为这一时期英国典型的建筑类型(26)丹·克鲁克香克:《弗莱彻建筑史》,郑时龄、支文军、卢永毅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年,第1049页。,被认为以有形的方式表达了英国人的民族性格。folly建筑的流行得益于英国园林开始注重来自自然风景的审美乐趣,不再受到规则式园林的约束,同时也意味着古典主义的瓦解。由于folly建筑起源于风景园,模仿的是风景环境中的建筑,因此folly也可算是最接近“风景建筑”内涵的英文词汇。

在斯陀园中不同时期建造的数十个建筑都可以统称为folly。这些建筑浓缩了欧洲社会文化,表达并激发了人类生存的情感和精神追求。这些建筑都具有极高的视觉审美价值,且大多数兼具象征意义、叙事性和诗意。有象征着欧洲神明和宗教、古文明(罗马、希腊)的古典建筑及其废墟,有源于如画美学的具有异国情调的建筑(哥特教堂、中国亭),以及象征着精神追求的田园诗庙宇(1729)、隐士之家(1731)、乡村宾馆(1717,位于园区入口)。其中,由威廉·肯特设计的极乐世界片区还包括了纪念先贤的寺庙(1737)和英国贵族圣殿(1734—1735),以及象征冥河源头的石窟(1730),等等。这些建筑使得人们有机会体验不同的情怀:大自然与仿古遗迹呈现出让人感动的伟大与崇高,庙宇则用于表示对神明与先贤的尊敬,乡村庇护空间则为人带来宁静与隐逸。

斯陀园只是诸多风景园的典型代表,奇斯威克花园(Chiswick)则是最早包含folly建筑的花园之一,大量的建筑展示了伯灵顿勋爵对罗马、希腊、埃及古典建筑的向往和对隐居理想的追求,如爱奥尼神庙、异教神庙、乡村别墅、鹿屋、意大利澡堂(Bagnio)等,其中还有肯特设计的纪念先贤的树篱剧院。其他风景园中还有象征骑士精神、安全与神秘感的古堡及其废墟,更有甚者还有假村庄(Cheshire)、巨大的菠萝建筑(Dunmore)。最常见的folly是塔楼,因具有地标性意义及导向作用而被广泛运用。位于伦敦邱园的中国塔楼(1762)最具辨识度,该塔楼由钱伯斯爵士(William Chambers)为奥古斯塔公主设计。在邱园中还有肯特在18世纪早期设计的隐士小屋(1733)和巫师梅林的洞穴(1735)。托马斯·惠特利(Thomas Whately)认为,这些花园是将自然、人居和神话融合在一起的“象征”。(27)Thomas Whately, Observations on Modern Gardening (1770), Boydell,2016, pp. 13-14, pp. 129-130.

folly建筑虽以无用著称,其实是摆脱了功利之用,追求精神上的愉悦并具有丰富内涵的象征性,模糊了想象与现实之间的界限。通过构建引人注目的焦点建筑,加强如画美学一贯强调的前景、中景和背景的空间层次,以提升风景的视觉质量并赋予建筑让人愉悦的形式与意义,这些也是现代风景园林叙事性的追求。folly建筑也因此逐渐扩散开来,出现在各种花园及广阔的英国大地上。此外,由于园区空间尺度及造价的原因,这些建筑往往比模仿的对象要小,非模仿的建筑也多采取小体量以降低建造成本。

19世纪后期,美国效仿欧洲也建造了很多folly建筑,纽约中央公园的贝尔维德尔城堡(Belvedere Castle)就是一个著名的模仿欧洲中世纪城堡的例子。在美国,folly也被用于称呼装饰华丽的露台(gazebo)或花园亭子(garden pavilion)。

(二)fabrique建筑

英国风景园中folly建筑的全盛时期是1730—1770年。在法国,大约在1750年代就有了类似的建筑类型,采用的是法语词汇fabrique,指花园建筑(garden building)。克劳德·亨利·瓦特雷特(Claude-Henri Watelet)在1756年将fabrique定义为任何在绘画中出现的建筑(28)Richard Stiles, “Germany, The Architekturgarten”, Patrick Goode, Michael Lancaster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Garde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82.,指“所有为美化花园而添加到自然中的建筑”(29)Claude-Henri Watelet, Essai Sur Les Jardins, (Éd.1774) (Arts) bei AbeBooks.de.。因为是绘画术语,也就具有了“如画”的含义。同时,由于该定义来源于绘画术语,法国人认为一流的画家最适合做园林设计。法国画家罗伯特(Hubert Robert,1733—1808)甚至因此获得了“废墟罗伯特”的称号。(30)M. Symes, “The Concept of the ‘Fabrique’”, Garden History, 2014, 42(1), pp. 120-127.

fabrique这个词在法语中原指建筑或工厂,有制造的含义。最接近的英文词汇是fabric(英文原意是建筑,或材料、结构。后来被用来表示纺织)。从这个角度理解, fabrique建筑是组织园林空间的人工构筑物,更接近于园林建筑。

直到18世纪70年代,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大陆才出现了folly建筑。在法国人眼里,folly建筑与自然环境的结合方式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与法国的fabrique完美契合,因此这种将风景园以建筑为中心布局成一系列画面的方法与风格被广泛采用。虽然在很多场合fabrique与folly通用,其所指的建筑类型也基本一致;
但从词源的角度看,folly在英国被认为是无用的装饰建筑,fabrique在欧洲大陆却有着深远的内涵:fabrique可以表达政治、哲学、文化,且由于建筑风格多样化而具有很高的适应性。folly和fabrique的兼容并蓄,使得fabrique有了更加广泛的类型,如卢梭的陵墓和茅草屋、装饰性奶牛场、金字塔冰窖等,涵盖了更加广泛的文化参照物及美学价值。在法国埃麦农维勒林园中,沿着园路布置了一连串fabrique建筑:纪念碑、哲学寺庙、隐居地、洞穴。其中,荒漠中卢梭的茅草屋(图3)营造了一个情景:山顶掩映中的茅草屋激发了无限的遐想,哲学家可以在这个荒坡上沉思,视觉与联想在此得到共同呈现。

图3 卢梭的茅草屋(图片来源:M. Symes, “The Concept of the ‘Fabrique’”, Garden History, 2014, 42(1), pp. 120-127。)

在欧洲,以fabrique建筑为中心结合如画式风景园的全盛时期是1760—1820年。由于fabrique建筑的类型及表现力超越了folly建筑,纯粹装饰性的建筑很少,反而更强调建筑背后的意义和想象。典型的fabrique如土耳其帐篷,因讲述了对抗土耳其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被运用在很多园中。1770年,惠特利(Thomas Whately)区分了规则园中的象征性和风景园中的表现性,他认为:“即使没有详细解释,fabrique建筑依然能够激发情感和想象力。”(31)Thomas Whately, Observations on Modern Gardening (1770), Boydell,2016, pp. 13-14, pp. 129-130.fabrique建筑强调叙事性、象征性和表现力,因而这一阶段的风景园较之英国风景园更加吸引人。

(三)20世纪的 folly探索

folly作为风景建筑的统称一直被传承下来。20世纪初现代建筑运动下功能与形式的思辨对folly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格兰方特希尔庄园(Fonthill)在1829年被描述为“阿卡迪亚田园”,其中的folly建筑是一个建于1959—1962年的阳光亭屋,与密斯·凡·德·罗的范斯沃斯住宅、埃姆斯夫妇的洛杉矶住宅并称为20世纪三大“pavilion”,被认为是20世纪英格兰最伟大的folly建筑,这个建筑的形态及空间追求也恰好说明了folly的现代拓展。

方特希尔庄园有一个修道院遗址,为整个风景环境奠定了浪漫主义基础,延续了风景美学的传统文化。庄园代表了“一个充满田园牧歌的地方,一个没有生活压力的梦想”。面对周边的风景环境,设计师提出了“象征性的栖息地”的概念(32)A. Frost, The Smithsons at Upper Lawn Pavilion. Fonthill Recovered: A Cultural History, UCL Press, 2018, pp. 331-340.,folly建筑成为一个周末浪漫的隐居地。

设计师史密森夫妇(Alison Smithson和Peter Smithson)是早期现代建筑运动中十次小组成员,他们强调设计必须以生活方式为基础,以此生成建筑形态。设计师从空间形态的角度探讨了建筑思路,试图融合“露台(patio)和亭子(pavilion)”,并将建筑与庄园的步道联系起来。基于现代建筑设计理念,设计师重新诠释了风景建筑(folly)、瞭望台(gazebo)、亭子(pavilion)、花园房(garden room)、玻璃温室(glass-room)、寺庙(temple)等建筑类型与形式特征(33)A.R. García, “El jardin de los Smithson Upper Lawn Folly Solar Pavilion”, Cuadern de Notas, 2017, 18, pp.125-147.,尝试将这些类型特征聚集在一个建筑物上:引入寺庙类型是对古典主义建筑思想的回应;
露台一直是面向乡村风景的最佳观赏处,是一种有顶的开放建筑,可以从高处远眺外部风景环境,通常设在二楼;
亭子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自由生活的地方;
花园房是小型家庭园艺和建筑的结合;
玻璃温室对应于能够充分获取太阳能的气候温房。这是一种进行了多重尝试的非传统类型,至于被称为folly建筑的原因则在于,虽然这一概念最常见的内涵是愚蠢和疯狂,但也有一层更加古老的含义:快乐的感觉。

这些理念反映在设计中,形式、空间、材料、自然光构成了建筑设计上的核心内容。设计中沿用了15世纪农舍的部分结构,保留了原有的墙壁和肌理作为新建筑的基础。小屋的外墙与北面的花园墙相连,上层是固定在老石墙上的木构架。建筑三面观景,其体量能够消隐在风景环境中(图4)。由于其视觉上的开放性,建筑形式兼具了多种类型的folly特征,对建筑形式及其意义的尝试转换为对建筑本体与空间属性的研究,风景审美的对象也包含了建筑本身,这也恰好体现了传统风景建筑与现代建筑的核心特征。

图4 Fonthill庄园的阳光亭屋(图片来源:A.R. García, “El jardin de los Smithson Upper Lawn Folly Solar Pavilion”, Cuadern de Notas, 2017, 18, pp.125-147。)

公园是19世纪风景园林设计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19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关注的目光转向大众生活,公园成为公共教育和社会阶层融合的媒介。当时的英国公园不仅仅是散步或娱乐的场所,还体现了英国历史上的全盛时期——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面貌。城市公园比任何其他类型的景观都更能体现维多利亚时代“人民公园”的特征。

坎宁安(Hugh Cunningham)指出,从19世纪20年代末开始,社会富裕阶层的休闲模式被一些社会改革者认为是解决城市问题的一种方法。理性的娱乐活动将促进社会、教育和道德的进步。(34)Hugh Cunningham, Leisur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1780-c.1880, Routledge, 2016, pp. 91-92.在不断扩张的城市空间中,提供公园空间以及娱乐设施能够让公民获得自豪感。19世纪30—40年代初,英国皇家公园——圣詹姆斯公园、肯辛顿花园、格林公园和摄政公园开始陆续开放。

这时候的城市公园依然延续了自然风景园的造园思想,但公园的规划定位开始具有了两个不同的方向:(1)如乡村般美好的风景环境;
(2)提供不同阶层都可以参与的娱乐活动,特别是各种运动场地。这两个不同的方向在当时还处于争议之中,公园作为新生事物面临着以往造园尚未接触的本质问题:公园是开放给公众使用的风景环境,还是响应公众需求的公园环境?

风景画中的自然隐喻着一个理想的文化景观。公园中的自然是一个使城市文明与乡村风景在精神上产生共鸣的载体,城市公园带来了乡村悠闲宁静的生活氛围。那些热衷于推广公园的愿景——为城镇引入一个宽敞的、绿色的场所,提供新鲜空气,使人们健康地锻炼和愉快地娱乐——也许可以被总结为“城市中的乡村”。(35)Hilary A. Taylor, “Urban Public Parks, 1840—1900: Design and Meaning”, Garden History, 1995, 23(2), pp. 201-221.从公园的早期历史开始,体育运动是否能够进入公园一直引起广泛的争议。自然风景所代表的乡村生活的宁静与隐逸,使人们认为喧闹的体育与宁静的大自然是不相容的。1970年代有组织的体育运动兴起后,社会潮流发生转向,推动开放公园,开展各种体育和文化活动。(36)Spiro Kostof, Greg Castillo, The City Assembled: The Elements of Urban Form through History, Thames & Hudson, 2005, p. 170.

(一)文化娱乐设施

风景园面向少数权贵阶层,公园却成为社会各阶层融合的媒介。从风景园开放成为公园,公园就具有了公共利益下高度的政治导向和功能导向,包括对社会安全的引导和对社会公众的教育,也促成了风景建筑的功能性转向。20世纪功能主义的务实设计思潮也影响了城市公园的设计方向。folly建筑的非功能性和象征性逐渐让位于基于公众活动的基础支撑性建筑,公园中的建筑也因此被称为公园游憩设施,对应的英文词汇“recreation”的本意是“通过娱乐来恢复或振作”,也称作休闲设施或娱乐设施。

其中,呈现了美化的自然风景、兼具科学与功能的重要游憩设施建筑是棕榈玻璃温室(Palm House)。其因早期维多利亚时代收集外来棕榈树而得名,保存着来自世界热带和温带地区的植物品种。棕榈玻璃温室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植物园中的标志性建筑。英国建筑师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1801—1865)于1836—1840年在查兹沃斯(Chatsworth)建成了第一个棕榈玻璃温室。最知名的棕榈玻璃温室是1851年兴建的“水晶宫”(Crystal Palace),因世界博览会在海德公园举办而建造。其他重要的有邱园中的棕榈温室(1844—1848)、温带植物温室(Temperate House)等。伴随着各种玻璃温室出现的还有标本馆、进化馆、美术馆、博物馆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园中除了传统的folly建筑、遗迹外,各种各样的新建筑开始出现。1872年的利物浦塞夫顿公园精心设计了点缀着电话亭(kiosks)和娱乐亭(pavilion)的多个场景,其他设施包括茶室、音乐台、板球场、棒球草坪和射箭场。之后,诸如保龄球、游泳池、操场、溜冰场、网球场和槌球场甚至足球场等运动场所都出现在公园中,成为公园的体育类游憩设施。

奥姆斯特德因其在1858年设计的纽约中央公园而一举成名。在开始的时候,奥姆斯特德坚持纯粹的乡村体验,拒绝让工人享受运动的乐趣。中央公园的模板是自然风景园,当时地形改造的投入非常大,“如果把建设中央公园用的装满土的大车排成一列,它将达到3万英里,即环绕地球一周的四分之一”(37)Samuel Parsons,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entral Park”, Proceedings of the New York Stat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19, 17, pp. 164-172.。沃克斯(Calvert Vaux)还专门建造了一座folly建筑——贝尔维德尔城堡(Belvedere Castle,“Belvedere”在意大利语中为“美丽的风景”),该城堡成为公园中的制高点,也是纽约市的地标性建筑,现在成为天文台和家庭及社区活动的场所。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也尝试以丰富的游憩设施营造轻松的公园气氛,园中的设施包括售货亭、露天音乐台、游艺宫、旋转木马、餐厅等娱乐设施。此外,还有人提议引入赛马场、露天剧院、网球场、溜冰场以及美术馆和动物园等游憩设施。

随着人们对环境健康、社会健康、身心健康的关注,公园被认为具有促进健康和福祉的作用,是促进体育活动的重要环境资源,公园与游憩活动在促进社区活跃度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公园中的设施也因此被分为两大类:能够支撑健康活动特别是体育活动的硬件设施被统称为公园设施(facilities),如绿地、操场、散步道、棒球场、篮球场、田径场、网球场、曲棍球场、滑板运动场、旱冰场、游泳池、足球场、儿童游戏场等。作为提升福祉的享受型硬件被称为便利设施(amenities,有“愉快的地方”的意思),如帐篷类(shade)、野餐亭廊(picnic shelter)、咖啡厅、烧烤场、卫生间等建筑,以及照明、座位、停车场、饮水机等。(38)A.T. Kaczynski, S.A. Wilhelm Stanis and G.M. Besenyi,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of a Community Stakeholder Park Audit Tool”,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12, 42(3), pp. 242-249; N. Edwards, et al., “Development of a Public Open Space Desktop Auditing Tool (POSDAT): A Remote Sensing Approach”, Applied Geography, 2013, 38, pp. 22-30.建筑类便利设施被称为便利建筑(amenity building),是公园中诸多便利设施的一种。

(二)现代建筑公园

从18世纪末到整个19世纪,英国的风景美学风格影响了同时代园林的发展。20世纪的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到现代建筑运动,都是在面对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的挑战以及对新材料、新技术、新风格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现代主义设计思想。在建筑和风景园林领域,理性主义、功能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和折中主义。

德国现代设计运动先驱建筑师穆特修斯(Herman Muthesius, 1861—1927)反对风景画传统,他认为晚期风景园的设计理想包含了多余的美学元素,园林中对自然的微缩再现完全不适合那些真正热爱自然的人。他在20世纪初提出,建筑与园林应当是同一设计过程。(39)Richard Stiles, “Germany, The Architekturgarten”, Patrick Goode, Michael Lancaster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Garde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22.穆特修斯甚至把花园称为建筑,花园的基本理念是按照建筑原则来组织,因此具有建筑学意义,甚至有学者认为现代英式花园是建筑花园(40)Reinhold Hoemann, “Neuzeitliche Bestrebungen auf dem Gebiete der Gartengestaltung”, Die Gartenkunst, 1906, 11, S. 207.。穆特修斯建筑学意义的设计原则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影响了大量小型建筑花园实践。

早期现代建筑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了来自生态、文化、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等多方面新思潮的挑战。20世纪城市公园参与了城市功能、公共教育的诸多方面,其中法国巴黎的拉·维莱特公园(Parc de la Villette)是第一个提出组织各种社会活动的城市公园。设计师屈米(Bernard Tschumi)看到了两种传统园林理想的不足,他放弃了“作为自然形象的、历史悠久的”风景园,也放弃了作为“未被玷污的微缩乌托邦世界”的封闭花园(Hortus Conclusus)(41)Bernard Tschumi, Cinegram Folie Le Parc de La,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87.,他创作了一个划时代意义的现代公园,同时这也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不连续的建筑,一个露天文化中心”(42)Bernard Tschumi, Le Parc de la Villette, Paris Nineteenth Arrondissement,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87.。风景园林设计评论家沃尔(Alex Wall)认同屈米的作品,他认为:公园不再是城市的避难所,不再是乡村绿肺,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活动圈。(43)Alex Wall, “La Villette Competition: The Program for the New Type of Urban Park?”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 101AVIA, 1983(1), p. 26.

屈米把公园解析成点、线、面三个分离的体系,其中的点是在120米的网格上放置了大约40个红色的“folie”(folly的法语词源)。屈米延续了自然风景园中的folly建筑的内涵,用现代几何形式拓展了folly建筑的外延。每一个folie是由10×10×10米的红色金属立方体结构衍生而来的不同形式的建筑,这些看似只有形式的folly又演变为餐厅、观景平台、信息中心和雕塑,红色与公园的绿色形成强烈的对比,每一个都具有戏剧性的效果,并建立了主导地位。(44)Julie Lee, “Parc de la Villette: A View to the Future”, Landscape Australia, 1991, 13(4), pp. 313-319.但由于过多的folly建筑充满了公园,其总体规划被认为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建筑框架,绿色空间以柯布西耶的方式作为建筑的衬托,发挥着明显的次要作用。(45)Roger Mann, “The Parc de la Villette in Paris: A Tourist’s Eye View”, Landscape Australia, 1990, 12(2), pp. 185-186.需要指出的是,在点、线、面体系之外,依然存在着与传统风景园接轨的第四体系:自然遗址和历史文化(包括洞穴、桥、神庙等等)。

(三)当代公园建筑

近年来,风景美学依然影响着城市公园的设计,无论是对社会文化构建的持续性回应,还是对理想景观的共同追求,抑或是对绿色生态空间的保护和探索,都维系着风景美学的影响力和象征意义。同时,公园对社会文化的支持及对公共活动的贡献也日益彰显,这也使得我们有机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当代公园建筑的角色及其未来发展的方向。

近20多年来,伦敦肯辛顿花园中蛇形画廊(Serpentine Gallery)的展亭体现了设计师们积极的持续探索。肯辛顿花园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向公众开放。蛇形画廊对当代艺术的贡献是从新思潮踊跃的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自2000年以来,蛇形画廊每年建造一个亭子(pavilion),这是一个由艺术家和建筑师一起策划的当代公园活动。“pavilion”的本意是公园中的开放建筑,用于提供庇护空间或娱乐活动,这个建筑类型刚好在传统形式和当代功能之间达到平衡。亭子没有任何功能性要求,完全符合folly的概念,这个定义“涉及使用与无用、暂时与固定、社交与精英的辩证法。用于观看事物/人——体育、艺术、社交活动”(46)Andrea Phillips, “Pavilion Politics”, Log, 2010(20), pp. 104-115.。这个规模小巧的亭子具有类似于剧院、音乐厅、体育场、博物馆等建筑的作用。

这个亭子系列的设计师都是活跃在当代实践前沿的著名人物,项目展示了文化、美学和建造技术的结合,也让更多的人越来越感受到临时性的建造活动和展示舞台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审美导向。2006年,在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设计的亭子中,举办了一场由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科学家、历史学家和导演参加的24小时采访马拉松。库哈斯探索城市概念,关注如何创造新的社会文化的交流方式。导演奥布里斯特(Ulrich Obrist)评论说:“采访马拉松把过去当作一个工具箱,用它来制作现在的‘考古碎片’。”(47)参见Serpentine Galleries, “Interview Marathon”, https://www.serpentinegalleries.org/whats-on/interview-marathon/。有趣的是,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在2012年的亭子创作中,将之前11位设计师的作品也作为“考古碎片”展开设计思路。这种思路是将当代社会交流活动、设计实践活动作为社会发展中的“考古碎片”,使之或多或少地参与到公园中去,将面向自然的传统风景美学转向为面向当代自然生态及社会生态的美学。

在其长达20多年的实践中,我们能看到最初对传统风景建筑类型的回应,如帐篷(2000),还有表达传统封闭花园(2011)、表达生态美学“壮观的瀑布效应”(2017)、表达生长的自然山丘(2019,未实现)的设计思路,但更多的是对材料、技术的当代追求。新冠疫情影响下,2021年的项目回归了对当代社区文化活动的贡献,设计灵感源自英国几个不同的社区建筑,回应城市中非正式社区空间的历史缺失。项目首次在伦敦的街区放置了四个碎片,使展馆象征性地延伸到城市,以支持、促进集会和社会互动。从这些碎片的思路中能看到废墟脉络的影子。2022年的项目被命名为“黑色教堂”,致敬了美国的蜂巢窑、英国的瓶窑和喀麦隆的土坯住宅等历史“废墟”,也致敬了教堂建筑带来的古典、神圣及精神寄托,同时为集会、避难和欢乐提供了一个庇护所,将城市社区与精神空间的体验重新连接起来。

传统风景在美学体验上是一个和谐和令人愉悦的整体。风景中的建筑及其他人工元素都是文化的载体。在审美认知层面,风景中可见的事物,包括自然元素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性和指向性,正是由于这些审美意象,这些景物都变成理想景观的一部分。当代公园中建筑的设计创作,已经不限于风景美学,也不限于对功能、空间、材料和技术的探索,其更多地关注对社会发展的文化贡献及精神追求。建筑不再仅仅是映射历史的容器,在意识层面建筑已经成为风景,兼容自然与人文、乡村与城市,引导着社区建设、社会活动及社会文化建设。

鉴古知今,西方风景美学视角下的风景建筑发展脉络给予我们两个启示:

首先,东西方的自然观念和美学思维有源于自然的共同点,也有不小的差异,应当在借鉴与融通中求发展;
在强调历史的同时,更要关注当代风景美学的发展趋势。风景建筑具有怡情、叙事、传承的作用,更存在文化多元与文化认同的要求。观外史而思今行,风景建筑虽作用于风景园林空间,但风景建筑内在的美学与观念价值会随着人的活动而跨界,流动方式和交流内容将极大地扩大风景园林建筑的影响力。

其次,风景美学引领了风景园的发展,在当代也影响着风景资源的保护以及风景园林建筑的创作。美国公园管理局(NPS)在自1872年以来的几十年的实践中,将公园服务建筑的设计风格定为“乡土风格”(Rustic Architecture),并催生了所谓的“公园建筑学”(Parkitecture)。(48)可参见美国公园管理局官网,https://www.nps.gov/tps/how-to-preserve/currents/newdeal/hist_overview.htm。在英国,自《城乡规划法》(1947)、《国家公园和享用乡村法》(1949)实施以来,建筑的视觉影响一直受到建筑法规、规划设计或美学的影响。(49)Punter J., Design Review and Conservation in Engl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ontemporary Relationships, Chapman & Hall, 1994, pp. 51-61.如今,在我国国家公园及公园城市的多元探索中,更需要不断地尝试拓宽建筑中的风景话语,让自然风景延续其自然美的吸引力,让建筑在与风景互益的前提下探索当代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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