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琛，党锐锋
(1，2.宁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银川 750021)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1]。这些论述深刻昭示，历史主动精神是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引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项重要精神密码。赓续新时代、启航新征程，有必要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在理论上进行深入审视、在历史上进行全面归总、在现实上探察延续进路，从而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为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伟大篇章奠定精神力量基础。
就语词使用而言，“历史主动精神”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是在党的诸多历史文献中被多次提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一系列新概括新论断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历史主动精神的思想定位提升到了战略性、全局性的高度，强调“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2]。从思想认知的演进逻辑来看，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视域转换与定位提升，正是基于对历史主动精神的内涵实质的不断深入理解。对此进行系统梳理，能够在理论上积淀起对历史主动精神的科学认知和自觉意识。
(一)坚持历史自觉的朝气
是否具有高度的历史自觉，是衡量历史主动精神的首要环节，也是确保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历史主动精神的指引下永葆生机活力和昂扬朝气的关键要素。概言之，所谓历史自觉是基于对社会发展大势和客观历史规律的明晰而形成一种精神状态，在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具体视域中，集中表现为近代以来党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所实现的由自发转向自觉、从被动转向主动的历史性转变。
在客观层面上，历史自觉意味着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认知。回顾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史，众多思想流派和变革举措之所以最终都惨淡收场，一项重要缘由就在于忽视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别，因而导致脱离实际状况和客观发展规律的内在缺陷。中国共产党对此有着深刻领悟，从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通过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细致研判来谋划党的各项事业工作，并在此后的长期奋斗历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坚持准确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从而能够科学把握不同发展时期和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为确保党和国家事业永葆活力朝气、夺取历史主动奠定了深厚基础。
在主观层面上，历史自觉意味着对自身性质的自觉体认。性质问题关乎一个政党的使命和存亡，是衡量一个政党为谁而立、因谁而进、靠谁而兴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成立起就对自身“两个先锋队”的性质有着清醒认知，奉行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群众路线和群众方针，以人民的排头兵和急先锋的身份来严格要求自己、约束自己，因而能够最广泛地汇聚起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磅礴伟力。正是基于高度的历史自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始终保持自身的生机活力、掌握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主动。
(二)坚持践行真理的志气
历史主动精神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不断夺取胜利的精神密码，离不开其内在蕴含的真理特性。可以说，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践行，铸就了中国共产党“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不屈志气，进而能够在以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科学视野中统筹谋划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全局，积聚起掌握历史主动的真理底蕴。
马克思主义通过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全面阐明和对物质生产方式决定性作用的透彻分析，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人这一主观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502，从而彻底颠覆了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实现了人的历史向真正的人的复归。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旗帜鲜明地同党内各种错误的思想倾向进行坚决斗争，并在此过程中善于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创新发展与科学阐释，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数次伟大飞跃，为党和国家事业的不断推进提供了既契合客观规律、又适应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成果，生动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在信仰真理、践行真理、发展真理的过程中掌握历史主动的志气品格。
(三)坚持敢于斗争的骨气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295历史主动精神不只是一种抽象的精神状态，而是更加突出地体现为一种能够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样态，是支撑中国共产党在辩证领悟社会发展的曲折性、矛盾存在的普遍性和社会形势的复杂性基础上，展现出的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锐意骨气。
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历程，深刻表明敢于斗争对于中国共产党掌握历史主动的重要意义。在敢于斗争的骨气引领下，党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新中国；
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篇章；
在新时代，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勇气和壮士断腕、凤凰涅槃的决心全面深化改革，同各种顽瘴痼疾展开坚决斗争，不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铸就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四)坚持人民中心的底气
中国共产党打江山、闹革命、促改革，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民。一百年以来，正是在矢志不渝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的伟大力量的过程中，积淀了中国共产党无比深厚的自信底气，从而能够始终把握和发扬历史主动精神。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中央提出“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4]136的论断，将人民指认为取得战争胜利的最根本动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通过“三大”改造、颁布宪法等诸多举措来全方位提升和保障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针，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置于更加关键的位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基于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变的准确判断，党不断以提升力度、拓展广度、加强深度为原则，推进一系列体制机制变革、颁布一系列切实政策举措，为更好满足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更高层次需要奠定了坚强保障。总之，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能够始终占据历史主动的最大底气和最深厚源泉。
始终坚持传承和弘扬历史主动精神，是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精神密码，对此进行梳理和总结，有利于更加透彻地领悟历史主动精神的精髓要义和演进逻辑，从而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接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提供助益。以系统性视野整体观之就会发现，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党先后制定的三个历史决议构成了对传承和弘扬历史主动精神的生动彰显，其内在贯穿着历史主动精神的发展线索和若干中心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以历史主动精神引领事业发展进程的重要参照。
(一)在总结历史经验中探索历史规律
能否以正确而科学的客观规律来指导实践，是决定一个政党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而言，机械地照搬照抄经典作家的理论是行不通的，必须在总结中国的具体经验过程中，探索出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规律性认识，如毛泽东指明，“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5]799。三个历史决议的制定，是对党高度重视总结历史发展的实际经验、深入探察其中蕴含着的历史规律的集中彰显，确保党始终掌握着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
在过去的党史研究和政治宣传中，存在一种“神圣预设”的思想倾向，即认为党在一开始就完全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因而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是以既定的发展轨迹行进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从一开始就注定的纯粹必然的结果。但从事实来看，党从开始领导中国革命到正确引领中国革命是经历了一个探索过程的，体现着党对中国革命规律的不断摸索和深入了解，这从党早期领导革命时放弃军队武装和革命领导权、将共产国际和苏联代表的经验与决议神圣化和党内存在的极端主义思潮等历史教训中都可见一斑。对于此种倾向，毛泽东有着敏锐觉察，并严肃批评道:“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6]300对中国革命规律的科学澄清与系统总结，是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制定为标志的。借由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的回顾，第一个历史决议首次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提升到规律性层面，科学回答了包括革命的性质、前途、道路、领导力量、思想路线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实现了对中国革命规律的基本要点的全面阐明，旗帜鲜明地扭转了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的诸多对中国革命的模糊观点和错误解读，使党牢牢掌握住中国革命的历史主动。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这段时期，党和国家事业整体上经历了一个“艰难起步-蒸蒸日上-沉重打击-拨乱反正”的曲折过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正是总结这一时期的发展经验、纠偏这一时期的路线偏离所形成的重要成果，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开始达到规律性层面，进而能够起到凝聚思想共识、推进改革开放的关键作用。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反思社会动荡时期的沉痛教训，归纳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十条规律性认识，并继而深刻总结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7]3，使党牢牢掌握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主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取得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前所未有的底气和可能。但与此同时，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阻滞我国长期稳定发展的因素更为复杂多变，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为深层隐蔽。第三个历史决议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依托大历史观的观照逻辑，不仅对百年以来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方位历程进行了总体回顾，同时特别对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现实进程进行了全面归总，进而升华形成了“十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实现了对过去、当下与未来的有机串联，全面深化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使党牢牢掌握住未来发展的历史主动[8]。
(二)在顺应历史趋势中捕捉历史机遇
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演进，既不能以单线前进的宿命论来理解，也不能用随机无序的神秘主义观点加以概论。本质而言，社会历史的发展离不开物质生产方式这一根本决定因素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制约。但受客观规律制约，并不意味着只能任由规律支配而全然否定人的选择性和能动性。事实上，客观规律在特征表现上具备二重性，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有机统一。一方面，客观规律具有确定的构成因素、动力机制和演进路向，代表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既定趋势，这种趋势不以任何主客观因素为转移，是必然实现、确定不移的。另一方面，在客观规律制约下的既定趋势中，包含着社会历史向不同分支演进的选择性和可能性，这种选择性和可能性则是由主客体因素在相互协调中所产生的合力所共同决定的，不同的决定蕴含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因此，能否在顺应历史趋势的基础上辨别不同进路、捕捉历史机遇，决定着一个政党能否“应运而生”、“顺势而为”。三个历史决议集中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善于在顺应历史趋势中把握机遇，从而能够不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接续夺取党和国家事业的新胜利。
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对党领导革命的若干历史时期的辩证分析，凸显了顺应历史趋势、把握历史机遇对于党的事业的极端重要性。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党准确研判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科学阐明，进而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正确行动纲领，并以此为指导全面开展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建立统一战线，有效把握住各种有利于革命进程推进的机遇，“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5]953。在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左倾”、右倾等各种极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潮在党内迅速崛起，大肆打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使党内局势一度陷于混乱，无法科学地预计革命的发展局势，“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5]965，由此迅速导致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势力在斗争格局上的反转，党的军事力量和革命根据地建设遭到沉重打击，丧失了宝贵的发展机遇。此后，在遵义会议上，党中央在生死攸关之际准确分析革命发展大势、抓住了党转危为安的关键机遇，结束了党内错误思想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使党在之后领导的革命事业中始终在正确的方向上行进，成为“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5]970。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制定既是出于反思过往的考虑，亦是着眼于开拓新局的意图，鲜明彰显了党在痛定思痛的基础上更加自觉坚定地顺应历史趋势、把握历史机遇的历史主动精神。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党内国内长期存在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激进情绪，加上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峙态势，我国事业发展同世界整体发展趋势呈现出脱轨的样式，“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状况。邓小平指出，“我们从一九五七年以后，耽误了二十年，而这二十年又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这是非常可惜的”[7]266。第二个历史决议以毫不避讳的巨大勇气对过去工作的严重失误做出全面、客观、深刻的评价，一方面警示全党上下必须牢记历史教训，另一方面要求全党上下必须抓住新时期的发展机遇，在顺应历史趋势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这样，第二个历史决议实际上起到了为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统一思想认知、扫除思想障碍的关键作用，集中显示了党在顺应历史趋势中把握历史机遇的历史主动精神。
第三个历史决议着重对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成就、客观形势进行总结和分析，为在新征程上继续顺应历史潮流、把握历史机遇、发扬历史主动提供了基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领悟“两个大局”的整体局势，准确识别其所表征的历史趋势，深入探察其中所蕴含的发展机遇，通过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提出一系列崭新观点论断、落实一系列战略规划举措，推动处于“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的中国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从而能够在顺应历史趋势、把握历史机遇的过程中接续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不断以历史主动精神的赓续和发扬创造新的辉煌与荣光。
(三)在澄清历史选择中实现历史使命
不同于唯心主义将精神因素视作纯粹自发或受某种神秘力量支配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精神在其产生、发展、运用、弘扬的全过程之中都鲜明强调经由党的领导核心这一中介环节来最终发挥其指导实践和改造世界的重要作用。对领导核心的强调同样构成了三个历史决议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即以科学的辩证态度对党的领导核心的功绩成就进行全面审视，从而深刻澄明他们何以为历史所选择的客观必然，以此为枢轴凝聚起全党上下和全国人民的磅礴意志，不断为实现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历史使命而团结奋斗。
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对建党以来党领导革命事业所取得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科学论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孕育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为将全党上下和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凝聚在党的领导核心周围、持续发挥践行历史使命的历史主动精神积淀了认知前提。树立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是党从成立之初就始终予以强调的基本政治原则，如党的一大纲领中就已经有“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必须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9]3的表述。但之所以认为在遵义会议之后，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原因在于“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10]309，致使党在领导革命事业的初期缺乏一个定于一尊、决断有力的领导核心，甚至造成了险些葬送党的事业的生死危机。随着遵义会议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才真正有了主心骨，党所肩负着的历史使命才因而具有了实现底气，正如第一个历史决议切中肯綮地评价道：“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5]955
第二个历史决议制定的一项主要目的就是借助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科学评价，澄清十年动荡之后党内国内仍然存在的关于党的领导核心的错误观点和不公允看法，进而为全面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接续践行党的历史使命、重新掌握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廓清思想误区。第二个历史决议明确强调，在如何判断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问题上，既要坚决抵制功过相抵的调和主义论调，也要及时肃清有功无过或有过无功的绝对主义思维，而应以功大于过的客观态度进行全面、准确的判定。同时，第二个历史决议科学区分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差别，驳斥了将二者混为一谈、甚至将毛泽东的个人失误以及党历史上发生的诸多教训全部归结于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指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孕育形成的正确理论，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思想智慧的有机聚合与高度凝结，是为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实践所深刻印证的科学指导思想，必须始终坚持而不能有丝毫动摇。在此基础上，第二个历史决议进一步展现出观照未来的逻辑路向，强调“党的团结，党同人民的团结，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夺取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11]216，从而为将全体人民团结在此后相继形成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周围奠定了思想前提，不断夺取着党和国家事业的新胜利。
第三个历史决议结合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提出了“两个确立”的重大政治原则和崭新政治宣言，深刻阐明了习近平同志何以成为党的新一代领导核心的历史必然、理论使然、现实应然等多方面的关键问题，号召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更加坚定地实现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在新征程上持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积蓄伟大力量。具言之，第三个历史决议通过对十三个涵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国防外交、治党治国治军等党和国家事业各个方面的成就进步的具体总结，凸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卓越领导才能，彰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历史意义，进而强调指出这一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牢牢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的攸关所在，“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1]。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生动昭示，历史主动精神是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克服困苦磨难、接续创造丰功伟业的精神密码。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传承好历史主动精神，用历史主动精神来引领现实、指导实践，确保中华民族复兴巨轮在历史主动中勇毅前行。
(一)以历史意识为根本涵养历史主动精神
历史主动精神，归根到底是唯物史观的一种具体衍生和主体精神样态，因而其内在贯穿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这种原则在主体层面上集中表现为历史意识的形成与树立，即将人与动物的自发意识区别开来的自觉意识，代表着人脱离了动物“不知从何而来”的思想状态，对人自身以及社会和国家的形成、发展历史有了一定的认识[12]。在历史意识的导引下，人逐渐开始树立起纵向历史视野，从而能够有意识地将当下现实与过往历史加以对照、比较和反思，由此实现对现实进程和未来发展的合理规划。因此，历史意识是涵养历史主动精神的根本要素。
同时，强调将历史意识作为历史主动精神培育的最初环节，不意味着在这一阶段就已经达到对历史规律的彻底明晰，以及由此形成对历史总结的完全自觉。事实上，相比于认识层面的历史规律与历史总结，历史意识更多地指涉本体层面，即首先代表着人脱离了对于社会历史的神秘主义观点，开始有意识地将社会历史理解为客观的演进过程，但由于尚未形成对历史规律的全面认知，因而也无法在此基础上达到科学的历史总结。在这种状态下，历史主动精神仅仅以萌芽的形式存在，并呈现出两种不同路向的发展可能:在正确路向上，历史主动精神会经由历史意识的引领，逐渐深化到对历史规律的认识，进而指导主体进行系统的历史总结，由此成为人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
在偏移路向上，作为历史主动精神之根本的历史意识会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转而朝向歪曲历史、将历史神秘化的错误方向发展，导致已有萌芽的历史主动精神最终彻底窒息。
当前，以历史意识为根本涵养历史主动精神，首要的就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给予坚决驳斥和彻底反击。历史虚无主义是引诱历史主动精神向偏移的路向发展的一种典型表现，其惯用手段包括以重释历史事实为名夹带意识形态“私货”、以构建历史体系为名全面颠覆历史真相、以普及宣传为名歪曲年轻一代认识等，对于人民群众历史意识的树立和历史主动精神的培育造成了极大的阻滞，必须从根本上清除历史虚无主义的滋生。
第一，在学术研究层面，加强对历史事实的深入挖掘，注重构建史料翔实、结构完整、逻辑严谨的历史研究学术体系，以无可辩驳的科学证据将历史虚无主义从学术研讨的避难所中驱逐出去。第二，在通识教育层面，注重增强历史教育的普及性和大众化，不仅要在各学段的课程教学中设置相应的历史教育课时，同时也要针对不同的社会人群采取相应的教育方式，最大程度上树立起全体社会成员对于历史的正确认知。第三，在信息传播层面，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网络传播媒介快速便捷、覆盖广泛、形式多样、内容生动的独特优势，将历史知识有机融入其中，以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随处可见、随时可观的传播方式，潜移默化地培养起人民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主动精神。第四，在制度建设层面，积极探索建立全过程、多领域、深层次的制度保障体系，特别是集中针对历史虚无主义长期蔓延滋生的学术研究领域、网络空间环境等，设置完善的监管制度、责任制度、惩处制度和法律法规，为涵养历史意识和历史主动精神提供良好氛围。
(二)以历史规律为遵循深化历史主动精神
前文叙及，历史主动精神的形成依赖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在本体层面上表现为历史意识，但仅有本体层面的自觉意识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遵循认识层面的客观规律，从而实现历史主动精神在本体认知与规律遵循基础上的深化发展。
具体而言，唯物史观一方面明确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两对基本矛盾及其内在规律，另一方面强调了正确理解社会历史规律所须处理的两对基本关系，即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对这两对基本关系的理解与回应，直接关涉能否开拓一条历史主动精神由萌芽阶段不断深化发展的通路，从而更好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指导实践的关键作用。
当前，以历史规律为遵循深化历史主动精神，就是要结合对时代特点、发展阶段和世界局势的总体观照，正确处理好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规律的两对基本关系。一方面，要统筹协调遵循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中深化历史主动精神。毋庸置疑，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是生产力状况，但这并不意味着唯物史观是生产决定论、完全忽视其他因素以及人民的实际生活需求，对此种类似观点，恩格斯早已做出严肃批评：“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3]591新时代以来，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更加紧迫的社会发展问题，一味追求经济增速的“唯GDP论”已经失去市场，必须切实根除过去一段时期将生产力规律视作教条铁律的观点，更加关注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更高层次需要，在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相互协调的过程中深化历史主动精神。
另一方面，要在遵循社会历史普遍规律的前提下，探索和挖掘其在特定时代和国家中的具体表现，从而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中深化历史主动精神。唯物史观诚然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并不意味着能够将其作为一种“万能公式”来不加区分地套用于任何时代和国家，“这不但不是对唯物史观的坚持与运用，而且还会直接妨碍我们对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理解”[14]。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时我国事业发展也已经步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如果仅仅停留在经典作家所阐发的既定表述和普遍规律上，是无法对日新月异的时代环境和扑朔迷离的发展形势做出有效应对的，必须根据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实际进程不断丰富和深化唯物史观的普遍规律，探索契合时代特点、突出中国特色的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精神。
(三)以历史总结为方法发扬历史主动精神
经由历史意识的涵养与历史规律的深化，历史主动精神在本体与认识两大层面上构筑起了坚实基础，这就为进一步向科学的历史总结演化发展奠定了前提，从而能够推动历史主动精神在实践层面上的接续发扬。一方面，历史意识为历史总结构筑起本体根基。历史意识标志着人形成了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正确观点，不再以各种主客观的神秘倾向的论调来界划和说明社会历史，并且已经有意识地体悟到历史所具备的启发性和借鉴意义，为历史总结的孕育形成奠定了初始基础。另一方面，历史规律为历史总结积淀起认识根源。在充分明晰历史规律的前提下，人能够实现遵循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高度统一、达到顺应普遍规律与探索特殊规律的有机结合，从而能够更为深刻地感悟到回顾历史、尊重历史、借鉴历史、总结历史的现实价值与深远意义，更加自觉地将历史总结作为谋划事业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当前，以历史总结为方法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就是要对历史总结的若干方法论原则进行透彻厘清、做到坚决执行。第一，坚持两点论的中心原则，既要科学评价历史功绩，也要勇于承认历史失误。邓小平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7]234如果只注重对正面功绩的宣传，而讳言曾经发生的历史错误，只会助长夜郎自大、盲目自满的消极情绪，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为反动势力留下肆意歪曲历史事实、自由创作历史闹剧的余地。只有秉承敢于自我革命的胆魄和善于汲取经验教训的优良传统，才能持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不断夺取党和国家事业的新胜利。第二，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对于任何历史问题都要置于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下进行观照。不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都不能要求它们解决超越自身实际的问题，不能用无差别的绝对标准来衡量乃至苛责各个时期的发展成就。对此，我们要以三个历史决议为杰出典范，深刻领悟贯穿于三个历史决议之中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历史评价观点，既要给予不同历史时期以合理的参考标准，又要综合不同历史时期的功过得失总结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经验，达到继承历史、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目的。第三，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原则，既要注重将历史总结精炼为系统的理论指南，又要着眼将其运用于指导实践的现实历程中。历史事实纷繁复杂、错综多样，系统性的理论和规律性的认识往往深藏于其中，挖掘这些理论和规律就成为历史总结的首要目的。同时，历史总结不是停留于此，而是要进一步以理论指导现实，在将历史总结上升到实践向度的过程中达到对历史主动精神的充分发扬。
(四)以历史自信为导向升华历史主动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能否继续交出优异答卷，关键在于有没有坚定的历史自信。”[15]历史自信表征着人对于历史认知的情感向度与信仰维度，是在经由历史意识、历史规律、历史总结等理性发展阶段后达到的感性阶段，体现了科学理性与主观感性的高度统一。在历史自信的驱动下，历史主动精神能够真正内化为主体意识结构和情感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由最初的自发精神因素向内在的自觉信仰形态的根本性升华，从而更加显著地发挥出历史主动精神的强大力量。
第一，坚持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在历史长河中曾经存在过数不胜数的各类政党，但是能够连续执政超过七十年且仍在继续执政的政党，则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既有自信的理由、也有自信的底气。首先，党的百年奋斗史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和顶梁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深深根植于历史的演进逻辑。其次，党的百年自我革命史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而始终屹立不倒，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使命的合格担当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深深熔铸于党的建设逻辑。最后，党的百年世界交往史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肩负起为人类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的远大理想，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坚定追随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深深融汇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因此，必须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坚定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更加有力地以历史主动精神引领党和国家事业。
第二，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自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就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是我们继续以历史主动精神创造新的辉煌的深厚自信来源。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深厚的历史自信，不但指引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同时为世界上那些希望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全新路径选择。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自信，使历经沉浮的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大陆上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为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深厚的历史自信，“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16]36。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集中展现了中国人民的长远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显著精神标识，为持续推进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精神积淀。因此，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延续中国特色、发扬中国风格、彰显中国气派中夯实历史自信、升华历史主动精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更为强劲的精神力量。
第三，坚持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中华民族孕育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了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人类文明，铸就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自信之源。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活的理论实质、独特的表现形态、深刻的现实观照，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深切思考，是能够超越时空跨度和地域界限的宝贵文化资源，是实现“两个结合”、更好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深厚文化根基。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久经沧桑而巍然屹立，在亡国灭种的危难之中涅槃重生，并且在当代不断创造着更加辉煌的文明成果，充分彰显出中华文明的独特优势。因此，必须树立高度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始终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精神、以中华文明辉煌历程砥砺精神，不断升华历史主动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更加强大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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