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梅，刘桂兰
(延安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的背景下，很多报刊媒体都在深入宣传妇女抗战的相关信息、报道党和政府有关妇女工作的各项政策及决定，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女性报道，为抗战时期女性的自身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其中，《新中华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曾对妇女进行了大量报道，在唤醒妇女解放的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迄今为止，关于《新中华报》的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主要集中于对《新中华报》的发展历程、历史地位和作用等方面的研究。关于《新中华报》的研究著作方面，只有一些新闻史著作中对《新中华报》的创刊背景、栏目设置、历史地位等进行了简要介绍，并没有对《新中华报》的具体内容进行整理分析。事实上，整个抗战时期，《新中华报》等报刊中的女性报道，不仅把边区女性从社会形象和身份上由幕后推向台前，而且也在思想观念上推动了女性自主意识和抗战意识的觉醒。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华报》的报道中有大量相关妇女的新闻，包括妇女投身社会运动、妇女参政议政、妇女参加抗战、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妇女保育儿童、妇女接受教育等多方面内容。《新中华报》对妇女的报道，反映了当时抗战背景下女性形象的转变，促进了妇女地位的提高和妇女的解放。有鉴于此，笔者从整理研读《新中华报》中关于妇女报道的相关内容着手，运用历史学和新闻学等相关知识，对《新中华报》所呈现的女性形象进行系统、深入的梳理与研究，进一步挖掘《新中华报》在女性争取自由与解放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价值与作用，以期相关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抗战时期，妇女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社会运动，通过召开妇女代表大会、三八纪念大会，成立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等形式，积极参加社会运动，还有女工发起罢工运动，争取平等待遇等。妇女们化身为社会活动的实践者，投身到社会运动中去，这对于提高妇女地位、促进妇女解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凸显了积极的社会活动实践者的新女性形象。
妇女代表大会是开展妇女工作、推进妇女运动的重要途径。1938年延川县和赤水县妇女经过动员，召开了全县妇女代表大会，确立了较为详细的工作纲领。[1]1938年3月8日，延安市召开陕甘宁边区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出席并发表讲话，参会的妇女代表也争先发表自己的意见。当时的《新中华报》曾评价称：“实在是延安市空前未有的盛况。”因此，整体而言，妇女代表大会在推进妇女运动的发展方面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召开三八纪念大会也是妇女投身社会运动的重要方式之一。三八国际妇女节是妇女争取自由解放的节日，纪念三八节是妇女运动的重要任务之一。1937年3月8日，延安各界四千余人举行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朱德出席并发表讲话。1939年3月8日，在延安召开的三八纪念大会上，来自不同领域的妇女代表参加了大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来参加”。各地女同胞也积极参与三八纪念大会，“显示着中国妇女是在新时代中迈进着”[2]。1940年3月16日，延安各县妇女在中国女子大学门前召开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1941年3月8日，延安各界举行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出席并发表讲话。
另外，《新中华报》还有不少关于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报道。事实上，自抗战以来，边区妇联会一直发挥着总结边区妇女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对妇女工作进行具体安排的作用。进入全国性抗战阶段，边区人民的基本任务是使边区成为抗战动员的模范。在这种任务下，边区妇女组织应该扩大起来。因此，1937年9月12日，由热心妇女运动的群体发起赞助成立的“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在抗大召开发起人与赞助人大会，到会者两千多人。[3]1938年3月8日，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妇女部部长的史秀云报告了召集本次大会的意义，之后又请华侨记者团报告马来西亚妇女解放运动的现状以及英国女科学家报告英国妇女援助中国抗战的事迹，最后大会通过了日后开展妇女工作的若干决议。[4]1939年3月19日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直属县妇联主任联席会议，边区妇联主任徐明清报告了一年来边区妇女工作的成绩及今后的工作计划，大会还通过决议案，明确了今后边区妇女工作的具体任务。“大会讨论时，情形异常激烈”，“会议情绪及生活，皆极热烈紧张”。[5]
此外，还有工厂女工为争取提高自身权益、争取平等待遇而发起的罢工。1937年7月2日，上海复昶等十四家丝厂两万余名女工要求改善待遇未遂，于是发起联合罢工。[6]虽然《新中华报》关于此类新闻的报道不多，但也反映了妇女积极争取平等待遇、争取自身的解放。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第十六条规定：“依据男女平等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发挥妇女在经济上的积极性，保护女工、产妇、儿童，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7]。由此可见，《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以法令的形式保障了妇女的平等权益。
抗战时期边区妇女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参加社会运动，打破了传统社会封建思想的束缚，走出家门，投身到妇女解放的浪潮中，追求平等地位。广大妇女作为社会运动的实践者，在参加社会运动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看法，争取自己的平等权益，谋求自身的解放。
传统社会妇女在政治问题上几乎没有发言权，抗战时期随着各级妇女组织的建立和妇女同胞的觉醒与成长，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广大妇女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作为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妇女们通过发起宪政会、参与选举等政治活动广泛参与到政治活动中，积极参政议政，极大地提高了妇女的政治地位。
妇女界宪政会是妇女参政议政的重要形式，是提高妇女政治地位的重要途径。例如：1939年，重庆市妇女界先后发起四次宪政问题座谈会，讨论宪政问题；
1939年12月11日，昆明市召开昆明妇女宪政座谈会，通过了多项决议，加强了妇女对宪政问题的认识；
[8]此后，1940年3月7日，山东省妇女宪政促进会召开成立大会，经过热烈讨论通过多项提案，号召各级妇女救国会积极参加宪政运动，号召各地成立妇女宪政促进会，“大会乃于欢欣鼓舞中高呼口号而散”；
[9]1940年，延安市发起妇女宪政问题座谈会，先后召开三次会议，并召开联席会议，提出召开全延安妇女界宪政问题辩论会，辩题为“实施宪政还是继续训政”，加深了妇女对宪政问题的认识；
1941年1月13日，自然科学院女性工作者发起宪政促进会分会。妇女宪政促进会和妇女宪政座谈会等召开，提高了妇女对宪政问题的认识，提高了妇女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1939年8月15日，《新中华报》刊载了延安县模范区女区长刘生云的专访。刘生云本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1933年冬，她招待到她家乡工作的刘志丹的队伍，激发了她的革命热情。1934年红军到她的家乡宣传，她成为女农民会会长，随后刘生云和弟媳跟随红军一起离开了家乡，走上了革命道路。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刘生云被选为东一区区长，领导当地各项工作。《新中华报》对她评价说：“她身躯高大，面目清朗，是农妇中的杰出者，是全边区唯一的女区长，而且是延安县的模范区的女区长，恐怕也是全国唯一的女区长吧！”[10]模范区区长刘生云从一个农村妇女成长为优秀的妇女干部的例子，成为广大妇女参政的榜样，在她的领导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妇女同胞开始参与到政治活动中。
1937年5月中旬，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经过讨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等法规，在边区实行议会民主制。条例规定：“边区所有年满18岁的公民，无论男女、民族、出身等，一律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条例的颁布使广大妇女被赋予了参选参政的权利。1941年，在延安市参议会选举过程中，边区政府动员各地青年和广大农村妇女参加，以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争取普选的真正成功。[11]妇女占人口的半数以上，是重要的力量。在选举工作中争取妇女的参与不仅有利于选举工作更好地开展，而且也是妇女参政议政的重要途径。
抗战时期边区的参政主体发生了变化，妇女逐渐成为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广大妇女在边区政府领导下，通过各种途径，热烈地参政议政，行使自己的参政权。通过参与政治活动，广大妇女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这不仅提高了妇女的政治地位，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妇女的解放。
传统社会妇女在封建思想束缚下，思想观念落后。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发展，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为，广大妇女作为国家的保卫者参加到抗战救亡的大潮之中。1938年3月15日，林伯渠曾对妇女工作专门题词：“只有动员千百万妇女群众，才能在全面抗战中驱逐日寇出中国。”大批妇女走上前线参军抗战，后方的妇女组织自卫军盘查放哨，还有大批妇女在妇联会领导下缝制衣裳鞋袜慰劳抗日军队，帮助运送转移伤员等，妇女们作为国家的保卫者，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抗战女英雄
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发展和妇女的觉醒，越来越多的妇女投身抗战前线，与男子一同上阵杀敌。1940年5月28日，《新中华报》发表文章，纪念民族女英雄李林。李林自1937年起即在前线英勇抗敌。1940年4月26日，日寇对晋绥边区根据地发起第九次围攻，李林在率队冲出重围之际，不幸遭敌伏击，与敌英勇搏斗，因寡不敌众，壮烈殉国，同时遇难者还有三十余人。事后，当时的《新中华报》曾评价称：“李林同志不仅是女共产党员的光荣模范，而且是全国同胞所敬爱的妇女英雄，今竟英年战死，实是我中华民族——特别是我国妇女界一严重损失。”对此，中共中央妇委除了对死者表示哀悼和慰问死者亲属之外，还号召全体女共产党员和全国女同胞奋起抗敌，为李林等同志未竟的事业而努力奋斗。[12]
此外，在1941年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之际，《新中华报》发表文章，纪念1939年在胶东牺牲的二十位女性。1939年底，敌人大举扫荡胶东，在某个夜里妇女同志为了绕出敌人的合击圈，不幸遇到了敌人，因为没有武装保护，她们以仅有的几只手枪和几颗手榴弹与敌人顽强抵抗，终因众寡悬殊弹尽无援，有的战死，有的被俘虏，被俘虏的妇女遭受敌人残暴的虐待，但她们宁死不降，最后均壮烈牺牲。对此，当时的《新中华报》对牺牲的妇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她们的牺牲是胶东妇女运动大道上毁灭了二十盏明灯”，“她们的英勇牺牲正式表现了中华民族儿女的气节和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13]
(二)女自卫军
在抗战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后方的妇女们在妇联会的正确领导下，也积极组建妇女自卫军，自觉进行盘查、放哨、捉逃兵、捉汉奸等工作。《新中华报》中有很多关于女自卫军的报道。例如：志丹县五区一乡二行政村的女自卫军中的妇女尚明义，捉住了两个新七军十六旅的逃兵，送交县政府处理；
[14]延长县四区三乡的女自卫军每晚轮流进行查户口、放哨、盘查等工作；
[15]延安县东一区四十里堡的女自卫军中的张嫂子，每晚在电线及电杆附近盘查，发现有人企图破坏电线后立即报告区政府。[16]此外，女自卫军阎桂花遇见两个行迹可疑的友方逃兵，于是回家叫男子捉住他们送往当地政府处理。[17]女自卫军牛桂英在田中干活时看见两个形迹可疑的兵士走过，经盘问得知二人是逃兵，立即召集全村女自卫军将二人抓起来送交政府处理。[18]妇女们对上述工作的重要性有着清晰的认识，如延长县的一位女自卫军就曾言道：“军队在前方打仗，我们在后方维持治安，做锄奸工作是应该的”。整体而言，女自卫军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敌人对后方根据地的破坏，维护了后方的稳定。
(三)慰劳军队
后方的妇女们除了组建自卫军进行盘查放哨工作之外，还积极响应妇联会的号召，做鞋子、袜子、衣服等送给前线的将士，前往医院慰劳受伤的将士，给予将士们以极大的鼓舞，也表现了妇女们对抗战的支持。
《新中华报》有大量妇女慰劳军队的报道。例如，志丹县保安区妇女群众准备在“八一”纪念日做大批鞋袜送给前方红军，全区妇女群众日夜赶工，在“八一”大会前完成并超过原定计划，还做的很坚固。[19]苏区妇女群众经常给红军作鞋袜衣服，送各种慰劳品，劝导其男人兄弟亲戚当红军。[20]鄜县妇女做鞋子一百双慰劳前方红军。[21]店头区全体妇女听到红军要出发前线打日本的消息后，妇女救国会发动全区妇女做鞋袜慰劳红军，保证红军都有鞋子穿，好杀日寇。对此，《新中华报》报道称：“几乎每个妇女都加入了这一运动，足以证明妇女们在抗战动员中的热忱。”[22]三边分区妇联会为了慰劳驻三边分区的守备团及当地保安队，发起了一个做鞋子的号召，完成鞋子七千多双。[23]对于上述妇女们的行动，《新中华报》曾评价称：“这种物质上的帮助，却能够给战士们以无限的精神上的鼓舞。”此外，女大利用秋假组织慰问团，携带慰问品分赴八路军模范军医院及边区医院等处慰问伤病战士。[24]边区妇女做鞋一万余双，慰劳抗战将士及后方部队。又边区妇联于“三八”节赠送延安各机关部队鞋子一千余双作为纪念“三八”及妇联成立二周年的礼物。[25]安定县妇联会为了慰劳抗战将士，特发起捐助一千双鞋子的运动，不到两星期已收集了西一区和西二区的共三百余双。[26]由此可见，广大后方妇女们在妇联会领导下，尽自己所能支持抗战。妇女对军队的支持也给抗战将士们极大的鼓舞，激励将士们更加奋勇杀敌、保卫国家。
(四)运送伤员
抗战中军队转移时伤员行动不便，需要人抬，于是妇女们便参加到这项工作中，《新中华报》对此也有一些报道。1937年3月9日，《新中华报》刊载了刘长胜写的《苏区妇女给我们的印象》一文，他在文章中说：“我离开瓦窑堡时在路上遇见了四位小脚妇女抬着一位病人，过山爬岭的走着”，这种情况“是苏区普遍的生活现象到处都可见到”，“如志丹县保安区第五乡，何曾不是大批的小脚女人抬送有病的战士”[20]。苏区的妇女积极参加抗战工作，在抗日红军往南移动中，有许多伤病员需要用担架运送，志丹县有大批男子踊跃参加，保安区妇女听到这一消息后踊跃参与进来，把全村老中青年编成各种小队或小组，不到三四天就把伤病员完全抬运走了。[27]妇女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助转移伤员，通过这种方式积极参与到抗战工作中，为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妇女们投身抗战，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而后方的妇女也通过组建自卫军、慰劳军队等方式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新中华报》对这些女战士、女英雄事迹的宣传报道，不仅是对她们的高度赞扬，而且更加激发了妇女们的爱国热情，激励着更多的妇女参加抗战、支持抗战，极大地推动了妇女的解放。
抗战爆发后，大批男子参军上前线抗击日寇，后方生产劳动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妇女同胞的肩上。在艰苦的抗战年代，妇女参加生产是实现妇女解放的重要途径之一。为保障抗战前方物资供应及后方的正常生活，妇女们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与各级妇联组织的正确领导下，踊跃参加农业生产，涌现了一大批女劳动英雄和劳动模范，在模范劳动者的影响下，更多的妇女参与到农业生产中，克服了经济困难，保障了人民的正常生活以及抗战前方的粮食供应，也极大地提高了妇女的经济地位。对此，《新中华报》有大量关于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文章，报道了各边区妇女们在妇委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春耕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抗战生产积极发挥自己的力量。
《新中华报》对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劳动英雄和劳动模范有很多报道。比如，延安县北一区二乡罗桥的红军母亲胡老婆，她有两个儿子，当红军的大儿子牺牲了，还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儿子，春耕时她家虽然没有劳动的人，但她和她的小儿子每天到山里去开荒地，已经种了两垧地了。[28]另外，志丹县妇女同志大都热情地参与到春耕战线上。有一个妇女每天到山上开荒，现在已经开垦了三四垧了。还有一个妇女同样是热烈劳动并在开荒时附带做盘查放哨工作。《新中华报》评价称：“这些妇女同志真是模范的妇女。”[29]安塞七区的妇女一贯是生产战线上的模范，在秋收之际，她们大量的帮助秋收。[30]此外，张有英、李季凤的母亲等五位女劳动英雄，她们积极地参加生产劳动，在她们的村庄和乡里产生了极大的模范作用，影响和推动了附近的妇女们参加春耕劳动。[31]另有，甘泉县第二区第二行政村某杨姓婆婆也在春耕动员中提高了对劳动的热忱，一个人种了十八垧地，《新中华报》赞其为“春耕中的劳动女英雄”[32]。再者，边区妇女在陕北各省县区乡妇女委员会的领导下，以乡为单位组织妇女春耕委员会，在各农村又组织了妇女学习小组，妇女普遍参与到春耕运动中。[33]志丹县一个妇女康金花曾将她自己的白菜亲自送给红三团五百斤，并鼓励战士们努力革命工作，又号召其他妇女来慰劳抗日部队。布置春耕时，她宣布春耕的重要意义，又亲自到田里操作，这样一来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对此，《新中华报》曾评价称：“妇女参加春耕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34]。
此外，《新中华报》对晋察冀边区的女劳动英雄也有报道。在晋察冀边区的春耕运动中，全边区第一名的劳动英雄就是平山县妇救会成员焦金英，她的丈夫去抗日了，她背着三四岁的孩子，一个人开荒地十亩、修滩地二十一亩。区公所、县政府、专员公署、边区政府都奖了她牲口，她在春耕总结大会上一个人牵了四头骡子回家。焦金英成为了全边区所注目的女劳动英雄的模范典型。[35]
抗战时期边区妇女积极参加农业生产，推动了边区经济的发展，保障了抗战的物资供应，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女性从事农业生产及其重要贡献，中共中央领导人十分关注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40年2月，毛泽东在《给中央妇委的指示信》中提出：“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36]，高度赞扬了妇女在抗战生产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1940年12月，朱德总司令在陕甘宁边区妇联第二次抗大执委会上指出：“青壮年上前线了，妇女们在生产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妇女只有在经济上能够独立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37]在艰苦的抗战年代，妇女“作为一种生产潜能被发现，她们是在亟待劳动以维持生存的乡土社会中闲而未用的巨大劳动群”[38]。由此可见，《新中华报》对于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报道，一方面引导了广大妇女积极参加抗战生产建设，推动边区发展；
另一方面在提高女性地位、促进妇女解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保育儿童是抗战时期后方的一项重要工作，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主要为妇女，妇女们发挥自己的特长和母亲爱孩子的本性，照顾和爱护孩子们。妇女们作为生命的孕育者，参加保育儿童的工作，保障孩子们在战争年代能健康快乐地成长，同时凸显了关爱儿童的女性形象。
《新中华报》对战时妇女参加保育儿童工作进行了报道。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正式成立，同时还成立了战时儿童救济会筹备会。这两个会直接参加工作的人中，妇女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她们用伟大的母爱和刻苦耐劳精神为民族保育后代。1939年3月10日，《新中华报》刊载了文章，纪念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一周年，在庆祝的同时，揭露了日军对我国儿童的迫害。妇女们强烈呼吁“保育儿童”“抢救后代”。对此，《新中华报》称赞妇女们是“真正伟大的民族后代的保育者”。由于妇女们疼爱孩子的共同天性，增进了妇女的团结，不同党派、不同信仰的妇女们紧密合作起来，共同参加保育儿童工作。不少边区进步妇女认为：“儿童是未来中国的建设者和主人，保育儿童就是为抗战建国奠定基石，要尽可能的在各地普遍建立保育院保育儿童。”[39]
此外，《新中华报》还发表文章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分会第一保育院，同时庆祝战时儿童保育总会一周年和陕甘宁边区保育院新院舍的落成。陕甘宁边区分会于1938年7月4日成立，集中一切力量筹办保育院，以托儿所为基础积极筹备，于10月2日开幕。分会保育院在延安的柳林子，环境很好，适合保育儿童。《新中华报》还介绍了该保育院的组织系统、经济情况、儿童概况及工作人员概况等。[40]另外，1939年8月22日，《新中华报》还刊载了于敏在参观了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后写的专访。杨芝芳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分乳儿班、婴儿班、幼稚班，有专门照顾孩子的医生，还有供孩子们玩的小游戏场。院长李志光说：“院里的工作人员很多，但多是带着自己的孩子或是怀着孕的，不可避免会耽误时间，需要引进干部，改进保育院。”[41]事实上，很多保育院里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大多都身处革命或战争前沿，保育院的存在减少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也让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
实际上，中共中央对儿童保育院的建设与发展也尤为重视。中共中央妇委于1941年1月12日召开了保育工作会议，会前妇委具体了解了各托儿所的实际情况，针对各托儿所的优缺点提出了解决经济、医药等困难的建议，提出应该学习苏联的经验，把保育工作视为光荣的革命事业加以重视。[42]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印发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保育儿童的决定》，对产妇待遇和婴儿的保育问题等做出了明确规定，为保育儿童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43]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保育儿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在抗战背景下，广大妇女团结起来，发挥自己的天性和特长，用自己的勤劳和爱心保护儿童们在战时也能平安健康成长，为抗战建国奠定了基石。
由于边区经济文化的落后以及封建思想的影响，旧社会广大妇女被排除在教育之外，妇女们普遍文化水平低，几乎都是文盲。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妇联的动员下，各地开展了识字运动，组织了识字组、识字班等，提高了妇女识字的积极性。同时，为了使妇女更好地接受教育，在各地设立女子学校、妇女夜校、冬学等，动员广大妇女上学，还在延安成立了中国女子大学，提高了妇女的文化水平。
(一)开展识字运动、识字比赛
在中共领导和妇联的动员宣传下，边区各地妇女开展了识字运动，以达到扫除文盲的作用。在识字运动中，许多地方的妇女还组成了识字组一起识字，进行识字比赛，互相促进，推动识字运动进一步发展。
《新中华报》对妇女的识字运动进行了详细报道。例如：志丹县委召开妇女部联席会议讨论文化教育工作，由各区妇女部长发起识字竞赛，一个月内要认会二百字，识字的要新增加二百生字。在各区订立竞赛，将这种方法传达到每个村的妇女群众中。[44]在识字运动中，一大批妇女参加识字组，延安县模范部朱家湾的妇女识字组，每个组员都学会了九十多个字。她们还到学校去请教先生，热心学习。为了激励妇女识字学习，教育部奖励了她们一些墨笔。[45]另外，延川县的青年妇女在教育运动中也建立了模范识字组，在每个村子都建立了识字组，其中东区一乡的一组很不错，在组长带领下，积极动员组员识字，每人都订立竞赛，积极认字，影响了青年儿童也参加到识字运动中。[46]延安县的妇女也积极参加识字组，东一区六乡麻颗邑村有一位青年妇女李秀儿，是该村识字组组长，她三个月学会生字三百个。她每天早上向先生问字，回来教同组组员认字。她说：“这是国难教育，大家都要识字，不但我自己要识字，还要教他们。这也是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47]关中新正六区的妇女们学习情绪十分高涨，在识字运动中经当地政府动员宣传，逐渐参加到识字组中，在一个月内认会了一百多个字。[48]
(二)创办中国女子大学、妇女学校，开展妇女冬学等
为了进一步提高妇女的文化水平，保障妇女受教育的权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各界人士的支持下，妇女的教育工作逐步开展，中国女子大学、各类妇女学校等相继建立，冬学教育也广泛开展。《新中华报》就妇女教育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报道。
首先是中国女子大学的成立。1939年7月20日下午，中国女子大学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庄严隆重地举行了开学典礼。校长王明对女大的创办宗旨、教育方针、现状以及将来做了详尽的报告。随后，女学生们向中共中央、八路军、新四军和自己的母校献旗，献旗完毕后有丰盛的会餐和精彩的歌舞晚会。人们用高度的热情庆祝女大的诞生。中国进步的青年女性们团结在女大的旗帜下，成为妇女解放的巨大力量。另外，在开学典礼上，全体女大同学给中共中央献词，给八路军全体将士献词，向在敌后艰苦奋斗的八路军全体将士致以崇高的慰问和敬礼。当时的《新中华报》评价称：“中国的进步的青年的女儿们，将更多的从全国四面八方走向延安，团结在女大的光明旗帜下，锻炼成一股为社会民族和妇女解放而奋斗的巨大的力量！”[49]此外，《新中华报》还刊载了王明在女大开学典礼上的报告，阐明了女大创办的原因、女大培养干部的特点和品质以及女大的现状和任务等。
其次是各类妇女学校的成立。1937年，苏维埃政府教育部决定举办一所妇女儿童学校，招收各级机关红军部队中的妇女及儿童，预计可招收五六百人，现已派人至延安附近选址。[50]边区为了加强抗日军人家属妇女的文化政治教育，筹备建立第八路军外籍军人家属妇女学校，分补习班和职业班。[51]此外，1939年9月，曲子镇成立女校一处，附属于该县完小，以提高妇女文化水平。[52]另外，1940年10月20日，延安县县立女子小学开学，有学生七十余人。该校设于县府所在地，受第三科直接领导，教职员亦由女性担任，分高级班、初级班、补习班三级。[53]
最后是冬学的开展。1940年9月23日，教育厅为了顺利开展冬学教育工作，召开了扩大的冬学会议，提出有关部门在工作上联系不够，应协同努力进行工作，各县大队部动员自卫军入冬学，妇联动员妇女入冬学等。[54]1940年10月24日，延安县召开冬学委员会议，商讨办理本届冬学的问题，会议决定：“开办男女冬学共五十二处，冬学教员除领导冬学工作外，并领导一个妇女半日班，或一个男女夜校。动员学生由各组织负责，妇联会负责动员妇女，工会负责动员工人等”。此外，在动员妇女入学时，“干部夫人应起模范作用，拒绝入学者由妇联会提出意见，原属组织须予以适当处分”[55]。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妇联会的号召下，广大妇女开始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通过多种途径展开学习，许多妇女在指导和教育下深入了解文化教育的意义，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文化学习中去。妇女识字运动的开展，使广大妇女逐渐学会认字，摆脱了文盲身份；
而各类妇女学校和中国女子大学的建立以及冬学教育的开展，使广大妇女可以进入学校接受教育，进一步提高妇女的文化水平。同时，妇女们不仅自己的文化水平提高了，而且还教自己的家人认字，使革命区群众的整体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广大妇女学习文化知识、接受教育，是转变传统观念、提高妇女地位的重要途径之一。边区在党和政府的支持和领导下开展妇女教育，妇女文化水平得到了提高，广大妇女冲破封建牢笼，思想得到了解放，这对促进妇女解放和抗战胜利都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华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是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其报道会极大地影响舆论的发展。《新中华报》多个方面向民众报道了有关妇女的新闻，包括妇女参加社会运动、妇女参政议政、妇女参加抗战工作、妇女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妇女参加保育儿童工作、妇女接受文化教育等内容。《新中华报》发行的年代正值全面抗战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时期，在这一特殊时期，传统的女性形象开始转变，妇女的思想、地位等都发生了很大改变。抗战时期的《新中华报》通过大量有关妇女题材的报道，在向民众阐释妇女在抗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还极力凸显了妇女多元化的形象，客观上推动了妇女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向社会表明了妇女的重要作用。在《新中华报》的报道中，妇女们作为独立的个体，开始追求男女平等、追求女性的自由和解放。在抗战这个特殊背景下，《新中华报》塑造妇女形象的目的是唤醒妇女群众追求解放，引导妇女为自身的解放和民族国家的解放而斗争。同时由于战争背景的局限，妇女的解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中华报》的妇女报道，总结了丰富的妇女工作经验，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和发挥妇联的组织动员作用等，对于当前开展妇女工作，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建设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新时代报刊媒体应积极汲取《新中华报》对妇女报道的历史经验，在宣传报道时要坚持党的领导，实事求是地反映群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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