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辉，边 皎（陕西省图书馆）
2022 年6 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通知，为贯彻落实《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精神，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正式开展第七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评估定级（以下简称“评估”）是政府管理和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1］，从1994 年文化部组织全国第一次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工作起，至今，文化和旅游部（原文化部）已举办了7 次全国性公共图书馆评估工作。
开展评估工作的目标是“以评促建、以评促管、以评促效能提升”，但公共政策常常无法发挥目标效果，加之评估中存在部分指标设定不科学、对公众评价重视不足、激励机制不合理等问题［2］，制约着评估发挥作用。因此，科学化评测过往评估工作实际效果，对改进未来评估标准和评估方法、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1 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的主体、标准与目标
我国公共图书馆评估由文化和旅游部统筹组织实施。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各省（区、市）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负责各地公共图书馆评估的具体工作，再由文化和旅游部组织评估专家组对各省（区、市）级公共图书馆进行评估，并抽评部分副省级、地市级、县级公共馆，确定一、二、三级图书馆名单并进行命名。
从第六次评估开始，中国图书馆学会负责制定评估标准［3］。公共图书馆评估针对省、市、县及少儿馆分设标准，评估标准体系大致可分为服务效能、业务能力、保障条件三个部分，各部分下分设一级指标与二级指标，二级指标后附有具体分值、指标解释与计分说明。为适应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满足社会新增文化需求、提升评估实际可操作性，历次评估都会根据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调整标准体系、指标项目和具体分值。
虽然历次评估指标略有差异，但长期以来评估工作的核心目标是“以评促建、以评促管、以评促效能提升”。最初，“以评促建”主要是为了强化和落实各级政府建设公共图书馆的主体责任［4］。在公共图书馆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评估目标中增加了促进服务标准化建设、完善基层服务网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等内容。“以评促管”主要是通过评估更新公共图书馆管理理念，提升公共图书馆在空间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文献管理等方面的管理水平。“以评促效能提升”的主要目标是引导各级公共图书馆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更好地保障公民文化权益，促进全民阅读。
1.2 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存在的问题
（1）部分评估指标存在时效性不强、水土不服、欠缺区分度等问题，弱化了评估实际作用。“时效性不强”是指部分评估指标停留在单纯总结过往公共图书馆服务经验的阶段，对未来服务方向和形式缺乏预见性。如，第六次评估对公共图书馆拥有的计算机台数有明确要求，但随着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许多公共图书馆依照第六次评估标准新建、扩建的数字资源阅览区无人问津。“水土不服”是指部分评估指标虽充分借鉴了国内外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但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缺乏推广条件和现实意义。如，“法人治理”相关指标［5］。“欠缺区分度”是指由于某些评估指标对部分地区、级别公共图书馆要求过高或过低，无法调动这类公共图书馆的发展积极性。如，第六次评估标准对县级图书馆要求过高，对地级市下辖区图书馆要求过低，而实际情况却是地级市下辖区的经济社会和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水平较县级图书馆都更好。
（2）我国公共图书馆普遍存在持证率不高、社会影响力不足［6］的问题，而评估关于公众评价的指标权重过低、评测方法不科学，因而对提升公共图书馆服务效能的导向作用不显著。首先，评估标准中只有“日常评价”和“读者满意率”2项二级指标直接反映公众评价，而读者只是公众中的少数群体，调查样本用“读者满意率”替代“公众满意率”会造成样本偏差，高估社会公众对公共图书馆服务的评价，妨碍公共图书馆寻找自身服务盲点。其次，“读者满意率”调查问卷由各馆自行分发，实际上“读者问卷”大多变成“馆员问卷”“家属问卷”，这种不合理的评测方法会加剧公众评价失真。最后，人均服务效能指标可以间接反映公众评价，公众评价好的地区公共图书馆人均服务效能指标应该相对较高，然而历次评估人均服务效能指标权重过低。如，第五次评估中未有人均服务效能指标，第六次评估中只有2 项人均服务效能指标，第七次评估又取消了该2项指标。
（3）要想实现评估的目标效果，需要各级政府和公共图书馆重视评估工作，然而由于责任不清、奖惩不明等因素，评估工作的实际影响力十分有限。① 评估结果只公布各地区“评估定级上等级图书馆名单”（以下简称“上等级馆名单”），不公布具体的“服务效能”“业务能力”“政府保障”得分或排名。“上等级馆名单”本质属于绩效反馈［7］方式，而责任划分不清容易导致地区政府和公共图书馆互相推诿：地方政府认为公共图书馆服务低效，所以不愿增加投入；
公共图书馆认为地方政府投入不足，才导致自身服务效能欠佳。② 评估工作缺乏明确、有效的奖惩措施，因而许多地方消极应对评估，甚至不参加评估。奖励方面，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规定可以依据评估结果给予公共图书馆奖励，但实际上鲜有地方政府出台明确奖励政策［8］；
惩罚方面，公共文化服务在各级政府目标考核任务中处于弱势地位［9］，上级文化和旅游部门对下级政府和公共图书馆考核、惩罚手段有限。③ 地方干部职务任期会显著影响地方公共服务供给［10-11］，导致评估的作用被削弱。大部分地方领导任期只会经历1—2 次评估周期，现任领导在评估后往往不再迎接下次评估，所以评估后部分地方政府和公共图书馆放松了投入和管理力度。
2.1 评估定级对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推动效果
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受到城镇化率、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因素影响［12］，加之评估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因此需要科学检验评估是否能够发挥目标效果。笔者简要解释了统计分析评估是否发挥了目标效果的思路（见图1、图2）：图1 中，A 馆历年的流通人次稳步提升，虽然2016—2017年A 馆年流通人次由a2 增加到了a1，但由于发展趋势没有发生变化，所以第六次评估实际上并未对A 馆发展产生影响；
图2 中，B 馆年流通人次稳步提升，但2017 年后发展趋势相较于2016年前较快，表明第六次评估对B 馆发展产生了实际影响，平移值（b1-b3） 是剔除社会发展等因素后的评估实际影响力。
图1 评估未产生效果
图2 评估产生正面考核效应
2.2 评估定级推动公共图书馆发展的考核效应
考核效应是评估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机制。考核效应是指地方政府和公共图书馆为应对评估，在评估前期加大投入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服务效能，而部分地区在评估后因缺乏考核激励而放缓保障投入与业务建设脚步。因此，考核效应既可能产生正面影响，也可能造成负面影响。笔者简要解释了统计分析评估考核效应的思路（见图2、图3）：图2 中，B 馆为应对第六次评估加大投入，因此2017 年流通人次大幅提升，发展速度快于前期趋势，此种情况为评估“正面考核效应”；
图3 中，C 馆流通人次在第六次评估（2017 年）之前稳步提升，但评估之后地方政府和公共图书馆减少了保障投入和管理要求，因此2018 年C 馆的流通人次增速明显放缓，此种情况为评估“负面考核效应”。
图3 评估产生负面考核效应
2.3 评估定级推动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指导效应
评估可以通过指标体系指导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评估指导效应可分为标准指导效应和名单指导效应。“标准指导效应”是指地方政府和公共图书馆在评估后，根据新一轮评估标准增加了相应的政府保障和业务建设内容，提升了公共图书馆服务效能。笔者简要解释了统计分析标准指导效应的思路（见图4）：D 馆按照新评估标准要求加大投入和提升服务，所以2018 年流通人次增速快于前期趋势。“名单指导效应”是指全国“上等级馆名单”公布后，落后地区受到名单鞭策和上级文化和旅游部门问责，发展速度可能相对较快。笔者简要解释了统计分析名单指导效应的思路（见图5）：评估对C 馆和D 馆起到了标准指导效应，但发展相对滞后的D 馆由于受到上等级名单的刺激，在评估后发展速度更快，因此C 馆和D馆流通人次差距由评估前的（e1-e2）缩小到评估后的（e3-e4）。
图4 评估产生标准指导效应
图5 评估产生名单指导效应
2.4 评估定级对公共图书馆事业均等化发展的影响
我国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较大，直接影响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均等化发展［13-14］。在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评估与公共图书馆均等化发展之间存在两种可能性。① 评估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均等化发展。评估的正面考核效应、标准指导效应和名单指导效应都可能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落后地区相对高速发展，缩小地区间公共图书馆发展差距。第六次评估按区域发展差异，为东、中、西部地区公共图书馆分设了独立的必备标准，激励效果可能更加显著。② 评估加剧了公共图书馆事业非均等化。由于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间存在客观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差距，所以中西部地区面对评估可能力不从心，而东部地区在评估的刺激下反而发展更快，最终评估起到鞭打快牛作用，加剧区域发展不均衡。
笔者简要解释了统计分析评估“鞭打快牛效应”的思路（见图6）：评估对A 馆和B 馆产生了标准指导效应，但区域条件较好的A 馆在评估后保障投入和业务建设提升更快，所以A 馆和B馆的流通人次差距由评估前的（d1-d2） 增加到评估后的（d3-d4），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不均衡问题进一步加剧。
图6 评估产生鞭打快牛效应
3.1 数据选择及变量解释
3.1.1 因变量（被解释变量）
首先，历次评估指标内容和指标要求不断变化，直接纵向比较两次评估上等级结果，会低估评估对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作用。其次，评估标准将公共图书馆发展分为保障条件、业务能力和服务效能三大部分，统计分析评估对三大部分代表性指标的影响，可以检验评估是否发挥了目标作用。再次，评估业务能力指标以定性为主，存在量化困难，而业务能力又是保障投入转化为服务效能的中间环节，所以关于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实证研究多聚焦于保障投入和服务效能两大部分指标［15-16］。复次，虽然公共图书馆保障条件可分为资金、文献、数字资源、馆舍和从业人员等指标，但从业人员统计数据并不涵盖聘用人员信息，在编人员数量变化无法真实反映行业人力资源投入。最后，公共图书馆数字服务形式迭代较快，新型数字资源服务往往没有被纳入历年统计资料，而传统数字资源服务效能又很快陷入停滞，因而统计分析从业人员和数字资源相关数据会低估评估对保障投入、服务效能的影响。
综上所述，笔者选取全国各省区市（未包括西藏及新疆地区）及省、市、县三级公共图书馆具有代表性的6 项指标为因变量：财政拨款、总藏量、馆舍面积（3 项投入保障指标）、总流通人次、书刊外借册次、活动参与人次（3 项服务效能指标），检验评估对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其中，市、县两级公共图书馆指标为馆均指标。另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起各省区市服务效能数据不可比，因此本文各项指标数据截至2019 年，相关数据取自历年《文化和文物统计年鉴》。
3.1.2 自变量（解释变量）
（1）本文核心自变量为“评估”，具体做法是将评估前后的时间段分别赋值为0 和1 的哑变量。首先，将2017 年及之后年份赋值为1，之前年份赋值为0，记作“评估2017”，如果“评估2017”回归系数显著且为正，则表明评估起到了正面考核效应。其次，将第六次评估后的2018 年及之后年份赋值为1，之前年份赋值为0，记作“评估2018”，如果“评估2018”回归系数显著且为负，则表示评估对公共图书馆产生了负面考核效应。同时，如果“评估2018”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则表明评估对公共图书馆发展发挥了标准指导效应。
（2）本文用交互项“（1-各省区一级馆比率）·评估”（以下简称“名单交互项”）检验评估名单指导效应。其中，（1-各省区一级馆比率）表示各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相对落后程度，如果名单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则表明评估名单发挥了指导效应，反之则表示评估未起到名单指导效应。本文之所以选用各地区一级图书馆比率，是因为一级馆打分标准较为严格，可以更好反映各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水平。如，第五次评估中天津市一级馆比率为38.7%、二级馆比率为6.5%，而安徽省一级馆比率为31.8%、二级馆比率为20.6%，如果采用二级及以上公共图书馆比率衡量地区发展水平，则安徽反超天津，而这显然与实际相悖。
（3）本文用交互项“区域·评估”（以下简称“区域交互项”）检验评估对公共图书馆事业均等化发展的作用。其中，“区域”为序数变量，在交互项中起到调节变量的作用。同时，为方便读者理解，笔者将东、中、西地区按区域社会发展水平分别赋值1—3。如果区域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则表示评估对推动落后地区发展的作用更明显，促进区域均等化发展作用；
反之，如果区域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则表示评估对推动发达地区发展的作用越显著，评估起到鞭打快牛效应，扩大了区域非均衡。
3.1.3 控制变量
经济增长、城镇化率、人口等因素都会影响公共图书馆发展［17］，财政保障等因素也会影响公共图书馆服务效率［18］，因此本文选用各省区市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化率、财政收入（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控制变量。此外，笔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了地域固定效应（以下简称“地域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以下简称“时间效应”），分别控制各省区市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和所有省区市共同面临的发展趋势及冲击。
3.2 模型与统计方法
3.2.1 基准模型
本文采用半对数固定效应模型为基准模型（见式（1）），检验评估对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是否产生影响，同时检测评估的两种考核效应和标准指导效应。
式（1） 中：m 为省区市代码，n 为年份代码；
Y 为被解释变量，包括各省区市各级公共图书馆保障投入、服务效能指标；
K 为解释变量，i为2017 表示“评估2017”，i 为2018 表示“评估2018”；
X 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各地区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城市率等；
D 和S分别为地域效应和时间效应；
为减少误差，提高评估对不同地区、不同级别公共图书馆影响的可比性，本文对Y 和X 取自然对数值（ln），其中因变量Y 取ln 值的统计含义为“评估引起各地区公共图书馆保障投入指标和服务效能指标的百分率变化”；
α 为截距，β1、λ1为回归系数，δ 为误差项。
3.2.2 检验名单指导效应的模型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测算评估的名单指导效应。双重差分法是测算两个或多个时间段（第一重差分）不同地区或组别对象（第二重差分）发展差异的计量统计模型，常被社会科学用来评估政策效果［19］（见式 （2））。
式（2） 在式（1） 基础上引入名单交互项“θ1·K·iP”，其他变量含义不变。由于上等级馆名单于2017 年底公布，所以名单指导效应只在2018 年及之后发挥作用，因此式（2） 中i 取值2018。在名单交互项中，P 为（1-各省区一级馆比率），衡量第六次评估前各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水平，θ1为交互项系数。θ1显著为正，表示评估发挥了名单指导效应，反之则表示评估名单未发挥作用。
3.2.3 检验评估对均等化影响的模型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评估对公共图书馆事业均等化发展的影响（见式（3））。
式（3） 在式（1） 基础上引入区域交互项“θ2·Ki·Q”，其他变量含义不变。Q 代表“区域”，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赋值1—3。由于区域发展差异既可能影响评估的考核效应，也可能影响评估的指标指导效应，因此式（3） i 分别取值2017、2018，区域交互项分别简要记作“区域·2017”“区域·2018”。区域交互项回归系数 θ2显著为正，表明评估对社会发展落后地区起到的推动作用更明显，促进了区域均等化发展，反之则表示评估起到了鞭打快牛效应。
4.1 基准回归结果说明
表1 和表2 所列数据为式（1）统计结果。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展示控制变量和区域效应具体回归结果，着重展示和论述评估对公共图书馆发展影响的相关数据。
表1 评估对各省区市公共图书馆发展总体影响
表2 评估对各级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异质性影响
首先，评估对各省区市公共图书馆发展总体影响有限，且以考核效应为主，标准指导效应不显著。如表1 所示，评估正面考核效应具体表现在促进总流通人次提升了0.083%，效果十分微弱，评估负面考核效应反映在2018 年之后各地区公共图书馆财政拨款显著下降0.1%。
其次，评估对各级公共图书馆发展影响存在异质性。如表2 所示，评估对省、市两级公共图书馆发展几乎未产生正面影响，反而存在微弱的负面考核效应，但对县级图书馆发展产生了“以评促建”正面考核效应。具体而言，第六次评估显著提升了县级图书馆财政拨款、总藏量以及馆舍面积三项保障投入指标，并提升了当年总流通人次。同时，评估对2018 年后的县级图书馆总藏量产生了微弱的标准指导效应，但是评估后县级图书馆财政拨款显著下降0.13%，存在负面考核效应。
再次，公共图书馆事业会随时代进步稳步发展，直接比较评估前后数据会高估评估作用。因此，本文检验相关猜想：如表1 所示，除活动参与人次外，各省区市公共图书馆财政拨款、总藏量、馆舍面积、总流通人次和书刊外借册次5 项指标都会随时代发展稳步提升，也就是说时间效应十分显著，但由于时间效应并非本文主要研究方向，所以之后表格不再展示相关数据。
最后，表1 和表2 关于活动参与人次的数据存在冲突。表1 中，评估异常提升活动参与人次达到60%以上，但表2 中相关数据并不显著。这可能由两方面原因造成：其一，评估对活动参与人次影响过于显著，可能是数据注水造成的，如2016—2017 年全国省级图书馆总流通人次和活动举办场次增长率分别为-11.4%和-9.4%，而活动参与人次却逆势上涨37.4%，有悖常情；
其二，公共图书馆分级数据不显著，可能是由于样本减少导致损失部分信息，降低了统计精度，如2016—2017 年，安徽、辽宁两省省级图书馆活动参与人次增长率分别为1.2%、125.6%，市级图书馆馆均增长率分别为140%和29.2%，迥异的增长率会造成分别统计分析省、市两级数据并不显著，但全省总体数据却异常显著。因此，由于分拆数据可能会显著影响回归效果，所以下文不再展示评估对各级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异质性影响。
4.2 评估名单指导效应回归结果说明
实证结果表明，评估定级名单并未起到推动落后地区公共图书馆快速发展的激励效果，名单交互项对六项因变量影响皆不显著（见表3）。同时，在控制名单交换效应后，主效应“评估2018”依然对大部分指标不显著，评估的指标指导效应有限，只对总藏量产生微弱影响，而对活动参与人次影响异常高。总之，评估需要调整定级名单的发布方式和内容才能更好地发挥激励考核作用。
表3 评估的名单指导效应
4.3 评估鞭打快牛效应回归结果说明
如表4 所示，交互项“区域·2017”“区域·2018”对总藏量、总流通人次、书刊外借册次等指标影响都显著为负，表明评估刺激了发达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加剧了区域不均衡。如，2016—2018 年，东部地区财政拨款分别为70.9亿、92.3 亿、94 亿，增幅为30.2%、1.8%，西部地区财政拨款分别为31.8 亿、35.6 亿、35 亿，年增幅为11.9%、-1.7%。显然，评估对东部地区的正面考核效应和指标指导效应相对显著，评估虽然对西部地区也有正面考核效应，但评估后会呈现显著的负面考核效应。
表4 评估的鞭打快牛效应
在控制区域交互项后，主效应“评估2017”对财政拨款、总藏量、总流通人次、书刊外借册次等指标的影响都比式（1） 更加显著，“评估2018”虽然对财政拨款的影响不再显著，但对总藏量、总流通人次两项指标非常显著。从统计结果的角度看，回归方程加入调节变量“区域”和“评估”构成的交互项后，式（3）主效应相对于式（1）主效应的显著性大幅提升，表明区域发展不均衡是影响评估效果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评估对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东部地区。
5.1 细化评估定级名单
“上等级馆名单”对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作用有限，需要丰富和修订现有“上等级馆名单”内容。① “上等级馆名单”可以公布各馆服务效能、业务能力、保障条件三部分具体得分和排名，丰富名单信息量，起到更有针对性的指导作用。② “上等级馆名单”可以公布各馆在各省区市内的排名和得分，起到表彰先进地区、鞭策落后地区的作用。公布排名是有效的绩效反馈方式，如从2012 年环境保护部门分批次发布我国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后，排名靠后城市重视“空气污染治理目标”的比率大幅提升［20］。③“上等级馆名单”可以公布各馆相对上期评估的历史得分（排名）变化，起到更好的绩效反馈效果［21］。
5.2 制定具体奖惩办法
由于奖惩措施有限，许多地区对评估工作产生了厌倦情绪、懈怠心理，评估对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作用变得非常微弱。对此，文化和旅游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该协商制定更加具体的奖励办法。① 文化和旅游部门可按照图书馆等级和服务效能、业务能力、保障条件三大部分评估得分，制定更加具有科学性、差异化和针对性的经费补贴办法。如省级文化和旅游部门和其他部门可针对未参加评估、未上等级、未开展实际服务工作的公共图书馆，分情况延迟下拨免费开放专项经费。② 文化和旅游部与各地文旅厅可以根据“上等级馆名单”评选“全国（全省）公共图书馆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给予得分排名较高、相对进步较快公共图书馆集体和个人荣誉奖励。③ 文化和旅游部门可以和其他有关部门协商，对获奖集体和个人在经费保障、职称评审等方面给予配套奖励措施。
5.3 优化服务效能评价标准
现阶段，评估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县级图书馆的“以评促建”，而“以评促效能提升”作用十分微弱，省、市两级图书馆尤为明显，因此需要优化评估标准服务效能相关内容。① 随着时代的发展，评估标准应稳步提升服务效能指标要求，特别是对省、市两级的标准要求。如第七次评估和第六次评估对省级图书馆一级馆的年文献外借量的必备条件要求相同，而随着时代发展，省会城市的人口数量、交通可达性都在稳步提升，所以必备条件的要求实际上是下降了。② 文化和旅游部与各地文旅厅应该购买专业机构服务，建立具备独立性、客观性、专业性和常态化的第三方公众（读者）满意率调查机制［22］，既供各地公共图书馆分析自身业务盲点，也为评估提供科学的公众（读者）满意率评分。③ 流通人次、文献外借量等服务效能指标应当以人均指标为主，而不是总量指标。这样既可以更加科学地考核一级馆比例较高、人口净流入的东部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效能，又可以对一级馆比例较低、人口净流出的中西部地区公共图书馆提升服务效能产生更好的激励作用。
5.4 夯实佐证材料，调整指标权重
评估需要夯实各项指标佐证材料，并根据佐证材料客观性调整指标权重。如，2016—2017年，全国省级活动举办场次减少9.4%，活动参与人次却逆势上涨37.4%，产生这种差异现象的重要原因便是评估对活动举办场次佐证材料要求较为严格，而活动参与人次佐证材料更容易注水。因此，评估应该根据佐证材料客观性，调整相关指标的权重。如在第七次评估省级图书馆标准中，“年阅读推广活动数量”分值12 分、“年活动参与人次”分值13 分，这样的分值比重设置就不甚合理，降低了评估的客观性；
反之，在第七次评估县级图书馆标准中“建成分馆占比”分值20 分、“运行与服务情况”分值30 分，分值设置就比较合理，增加了评估的客观性，因为“运行与服务情况”比“建成分馆占比”佐证材料要求更为严格。
5.5 积极联动其他管理手段
由于评估存在周期性、强制性不足等缺陷，且区域间存在客观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因此评估需要和其他管理手段积极联动，才能更好地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如前所述，评估负面考核效应对西部地区更为显著，第六次评估后西部地区财政拨款下降了1.7%。同时，由于评估存在周期性，因此许多地方政府在评估前三年以“经费统筹”的名义削减、挪用公共图书馆经费，而在评估前后集中拨付经费，严重影响了图书馆日常服务。对此，一方面，中央和省级财政应该不断调整对中西部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帮扶力度；
另一方面，文化和旅游部门应与人大相关机构、财政、审计等部门沟通协作，通过“两法督导”、专项审计等形式，规范下级政府经费保障力度和使用方式。
总体上，第六次评估对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存在微弱的正面考核效应和指标指导效应，但评估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评促建”，而非“以评促效能提升”，且主要是对县级图书馆发挥作用，对省、市两级图书馆作用有限。同时，评估主要刺激了东部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对中西部地区促进作用有限，且还暴露出部分公共图书馆数据注水、评估后减少投入、放松管理等问题。因此，未来评估需要不断调整评估标准和评估方式，真正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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