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艳清，李建慧，张黎敏
（山西财经大学,山西 太原 030006）
匾联，是匾额和楹联的合称，中国有悠久的匾联历史，早在先秦时期，匾联就已萌芽。上古时期，“匾”写作“扁”，许慎《说文解字》中就有对“扁”字的阐释：“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署者，部署有所网属也。从户册。户者，署门户之文也。署门户者，秦书八体，六曰署书。萧子良云：‘署书、汉高六年萧何所定。’以题苍龙、白虎二。方沔切。”后来“扁”写作了“匾”，又称为匾额、牌匾。楹联，《说文解字》：“楹，柱也。从木盈。”楹联是悬挂或粘贴在墙壁和楹柱上的联语，又称对联、对子。匾联文化于明清时期达到鼎盛。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晋商发迹于明代中叶，由于其开拓创新、诚实守信，崇德重义、和贵善先的经营理念，经过长期的发展，于清代达到鼎盛。由于晋商大多恋乡恋土，在外取得成绩后，就回家置地盖房，故而山西保留了大量晋商民居。晋商发迹的整个历程伴随着匾联文化的兴盛，因此晋商民居中保留了大量的匾联，这些匾联不仅是晋商民居重要的装饰艺术，更是晋商精神的重要载体。通过对晋商民居匾联的整理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晋商一贯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吸收，传统经典在晋商文化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晋商对儒家经典的吸纳、传承，使之形成了耕读传家、为善乐施、重义守信、贵和尚中、勤俭持家的家训文化。
自古以来，晋商都将“耕读传家”作为一条重要家训，劝勉后世子孙重视耕读，不忘根本，保持上进。《说文解字》：“耕，犁也，从耒井声。”耕本义是用“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农业是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是农业文明向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而中国古代非常崇尚农业。随着时代的发展，“耕”已不仅表示最初的农耕之意，而是泛指一切生产活动。“读”，《说文解字》云：“读，诵书也，从言卖声”，是读书之意。读书的目的是修德行知礼仪，以天下为己任。惜农而躬耕，读书而养志，这些都是中国古人的重要追求，从晋商民居匾联中可以看出耕读传家的观念已经渗入晋商家庭教育的方方面面。
如静升王家大院祭祖堂楹联：
追旧德为善最乐济乡里，修先业耕读传家望青云。
车辋常家庄园偏院二门楹联：
绍祖宗一脉克勤克俭，教子孙两事唯读唯耕。
清徐大常刘家德育堂楹联：
念祖父克勤克俭，望子孙半耕半读。
这三幅楹联都体现了晋商对耕读传家的推崇。而耕读传家的核心是对儒家经典的学习、领悟和继承，晋商大院楹联“三坟五典都是日常家用，四书六经原本济世文章”“仿圣贤行为方能滋品，读儒雅文集足可养心”“五福有源惟种德，六经为本足传家”都反映了晋商对儒家的推崇，认为儒家经典起着济世救民的重要作用，将儒家经典推崇到至高之处。耕读传家的治家传统使晋商十分重学，各家都有自己的家塾，尊师重教，对老师十分优待，正所谓“择师为难敬师为先自古无师不通圣，读书最苦知书最要从来有书才成人”。晋商家训中也常常教育子弟刻苦读书，“万卷诗书四时苦读一朝悟，十年寒窗三鼓灯火五更明”，由于重视教育，因而晋商中不乏饱学之士。山西太谷人刘大鹏，1894年中举人，曾在晋商家庭任私塾先生二十余年，还曾当过小学校长，著述颇丰，可见其学问不浅。刘大鹏在其所著《退想斋日记》中曾表示晋商“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在中国古代重文轻商的背景下，晋商却提出儒、商并不相斥，商儒相通，以儒促商，以商带儒，因此晋商子弟并非全部追求“学而优则仕”，读书的目的不仅仅是科考，还可“学而优则商”，介休侯家大院楹联“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更难知难不难”正体现了这一点。几百年来，晋商一直秉承着耕读传家的治家传统，这是晋商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晋商民居中，有很大一部分匾联与“善文化”有密切关系，以李家大院为例，其创建于清道光年间，布衣起家，富而不骄，行迹所到，善行所至，有“慈善世家”的美誉。在其民居中保留有众多的楹联与“善”有关，如：
仁德永炳三生路高山仰止，慈善常开两扇门大道景行。
该联强调了仁德和慈善才是通往未来的光明之路，倡导人们向“善”而行。又如李家大院信溥堂楹联：
天道酬勤求勤思俭传家远，人心向善乐善好施继世长。
该联体现了“善”的重要性，“人心向善”和“乐善好施”的人才能流芳千古。除李家大院外，劝导人们施善行的匾联在其他晋商民居中也随处可见，如“为善最乐”“善为至宝一生用,心作良田百世耕”“受荫祖先须善言善行善德，造福子孙在勤学勤俭勤劳”“德滋福禄积善之家有余庆，道涵寿喜资富能训惟永年”“守东平王格言不外为善两字，遵司马公家训只在积德一端”等楹联，都体现了晋商对为善乐施的推崇。
“善”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将善定义为“可欲谓之善”。《周易》中曾提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句明确提出“善”的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祸福之间的因果关系，指出了人心的善与恶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并且非一日之功所成，而在于一点一滴的积累，因此所谓“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晋商特别注重对善的强调，万荣李家家训中第十六条就明确提出行善道：“善，无私也。人之在世，为善最乐，惟善为宝。施行善道，乃家族兴旺之本。阳善享世名，阴德天报之，近可解他人之难，远可荫及后世。凡我族人，必行善道，代代相继，万不可断。”在这种家训的影响下，李家子孙恪守“善”道，不惜家财，扶危济困，赈灾救荒，出资办学，造福乡里。晋商李家的“善文化”其实也是众多晋商家族施行善道的缩影。晋商“为善最乐”的思想也贯穿在了晋商的活动轨迹里，行至各地，晋商都乐善好施，这一类的事例数不胜数。
清代晋商足迹遍九州,南抵江汉粤桂，北达东北三省、内蒙古,俄罗斯，东及京津苏鲁，西至甘青宁新，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晋商之所以能有如此辉煌，在经营过程中以义制利、诚实守信是重要因素。重义守信始终是晋商最核心的经营原则，这一点在晋商民居匾联中亦有所体现，如平遥雷履泰故居南厅门上的一幅楹联：
货殖高贤义为本，鱼盐大隐诚作根。
该联告诫商人要将“义”“诚”作为经商的根本，这不仅是雷履泰个人节操的体现，更是对整个晋商群体以义制利，诚信经营理念的总结。
又如王家大院松竹院楹联：
善行孝义不欺天不欺人不欺自己，
无忘仁慈须顾礼须顾信须顾先德。
李家大院祠堂楹联：
道德经书家国宝，忠勤信义子孙才。
三幅楹联都体现了晋商对“义”的推崇，说明了重义守信乃晋商立业之本。晋商以义制利，诚信经营的例子举不胜举，《晋商研究史料》就曾记录了乔家复盛油坊店员为图厚利在油中掺假，被掌柜发现报告给东家乔致庸，乔致庸连夜发出告示，说明掺假情况，给顾客全额退款的事例。“处事近厚纤毫必偿为信，存心诚实时刻不易乃忠”“有恒有兴有德仁和礼运，无次无假无欺信征义方”等联正体现了晋商不存欺人之心、有诺必应的特点。
晋商重“义”除了表现在商家与顾客的关系外，还表现于朋友间的重义轻利。王家大院谦吉居楹联：
心情似兰结有德之友，志坚如石弃无义之财。
在走南闯北的过程中，晋商形成了重情重义的品性，即使是同行之间都要相互支持和关照。晋商把友好的同行称为“相与”,相与之间，相互提携，相互帮助。如果有一方出现困难，必要出手相帮，并且帮忙的过程中，不问利益，即使无利可图，也毫无怨言。
“义”列“仁义礼智信”第二位，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核心，也是儒家倡导的重要准则，君子一切言行都要遵守“义”的标准。与“义”相对的是“利”，儒家认为，“义”和“利”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利乃个人所需，义乃价值标准，如果“利”“义”发生冲突时，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在儒家重“义”的基础上，晋商认识到，“利”“义”并非是对立的两面，“义”与“利”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以义制利、以利弘义的互相促进关系，崞县张氏传家联“子贡经商取利不忘义，孟轲传教欲富必先仁”正体现了这种思想。而重“义”的核心是要恪守诚信，待人待物谨慎为先，静升王家就有家训指出“凡语必忠信”，告诫子孙后代与人交往时，要忠实待人，诚信待人，所言之事必实事求是，不能相互欺瞒。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乃和谐、和气之意，孔子就认为“礼之用，和为贵”。而“以和为贵”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晋商。晋商走南闯北，笃信“和气生财”，主张与自然相和，与社会相和，与人相和，这一点在匾联中也有体现。如中兴和账庄楹联：交以道节以礼一团和气，近者悦远者来四海春风。
该联表明要以诚信的态度和周到的礼节待人，为人要一团和气。只有这样远近的客人才能喜悦而来，生意也才能像春风一样吹遍四面八方。
再如赵家大院拔贡院楹联：
入户访家声诗书礼乐，登堂觇视履温厚和平。
该联也强调了为人要温厚平和。在晋商民居中，还有众多带“和”的堂名，如“贵和堂”“人和堂”“节和堂”“慎和堂”“雍和堂”“谦和堂”“养和堂”“体和堂”“广和堂”，这些堂名都体现了晋商“尚和”的理念。晋商很注重与他人的关系，不仅与客和谐，与邻和睦，甚至对仆和气。乔家“六不准”家训中就有一条“不准虐仆”，乔家对待仆人十分和善宽容，甚至仆人年老返乡之后，还会收到乔家发放的津贴以安享晚年，因此乔家仆人也都忠心耿耿，尽忠职守。
要想达到“和”的境界，必须以“中”为径。“中”是不偏不倚，不走极端，在晋商民居匾联中，有很大一部分体现了儒家这种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执中守正的中庸思想。如王家大院司马院楹联：
穷不悖义达不离道惟盼箕风毕雨，乐极生悲否极泰来但思皓月冰心。
再如曹家大院西偏院楹联：
福慧双修须及物品，身名俱泰要留余。
两联都反映了事物的变化过程，告诫子孙事物发展到极点，往往会往其自身相反的方面转化。因此，要随时保持忧患意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防患于未然，才能避免走向反面，在顺境时有所警惕，保持谦虚谨慎，处逆境时坚定信心，努力向上，以求改变现实。
从晋商代表人物乔致庸的名字也可看出晋商对“中”的追求。致庸，“致”是使达到之义，“庸”则表示中庸。清钱大昕《中庸说》：“孔子作《易·十翼》，《彖传》之言中者三十三，《象传》之言中者三十。其言‘中’也，曰‘正中’，曰‘时中’，曰‘大中’，曰‘中道’……故尝谓《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乔致庸推崇中庸之道，其住宅还悬挂着堂号“在中堂”匾额。乔致庸的名字和其堂名都可以看出家族倡导的“不偏不倚，执中守正，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家训文化。
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儒家提倡的美德。在儒家看来，勤俭是重要的道德规范，不仅关系到个人与家庭，更关系到国家与社会。孔子提出“礼，与其奢也，宁俭”，孟子、荀子也都提出了寡欲、节欲等思想，反对奢侈用度。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场五百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即使是富甲天下，晋商依然教育子孙不要忘记勤俭持家。静升王家虽“据资万千”，但告诫子孙要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匾联随处可见。王家大院直方院和芳心院就悬挂着“慎俭德”和“师俭”的匾额。
又如王家大院凝端居楹联：
先祖先贤成由勤俭败由奢岂敢相忘，
后世后学幼当教养老当敬首在言行。
王家大院司马院楹联：
勤治生俭养德四时足用，忠持己恕及物
终身可行。
两联都告诫后世子孙不要忘记先祖能够成就一番功业都因勤因俭，要始终以勤劳谋取生计,以俭朴培养德性。除此之外，王家大院里还有“经世留清飙泰岱气度，治家戒奢耗梅竹情操”“静以修身俭以养性，入则笃行出则友贤”等楹联，提醒子孙重视勤俭。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环境恶劣，明清时期又人口众多，人民难以丰衣足食。咸丰《汾阳县志》卷10记载：“晋省天寒地瘠，生物鲜少……人稠地狭，岁之年入，不过秫麦谷豆。此外，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从远省贩运而至。”因此，山西人多经商于外，路途艰险，生活不便，路遇“饥渴劳病，寇贼虫狼”，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促使晋商养成了勤劳创业、俭朴守业的传统。晋商民居中有“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慎言语节饮食，蓄道德能文章”“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创业维艰祖辈备尝辛苦，守成不易子孙宜戒奢华”“门第清高九世德，衣冠简朴古风存”“居家莫享清福淡饭粗茶有真味，处事须知艰难临深履薄是常情”等楹联，都是告诫子孙珍惜衣食，不能浪费。
勤俭持家是晋商成功的重要因素。《东华录》记载了康熙对晋商和吴越商人的评价：“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他认为，晋商之所以富有，就是因为节俭之风。节俭是晋商重要的精神遗产，代代相传，甚至为了警示后人不忘艰苦奋斗，晋商将先祖用过的手推车、砂锅等物视为传家宝，供奉起来，每到一些节日时要全家祭拜，以教育子孙保持勤俭的美德。
总之，从晋商民居匾联可以看出，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晋商形成了耕读传家、为善乐施、重义守信、贵和尚中、勤俭持家的家训文化。这些家训的代代传承，不仅在历史上帮助晋商到达商业巅峰，在今天，这些家训家风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代企业依然可以从晋商家训中找到企业成长、发展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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