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民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问题上，有两个值得留意和深入思考的话题。一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已经成为建党问题上大家公认的一段美谈。其实，在建党时期，毛泽东和蔡和森围绕建党问题的通信互勉及积极实践，不论是从原始文献的可靠性和完整性、二人相互支持的明确性，还是讨论问题的鲜明性和直接性、深刻性和高度性、建党步骤的具体性等方面考察，“毛蔡互勉、同心建党”都毫无疑问是建党过程中的一段佳话，对这段佳话的详细情况及重要地位，党史研究界还需要给予重视和展开阐述。二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毫无疑问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问题上的科学结论。但是，这两个选择的内涵是有区别的，“历史的选择”反映的主要是一种历史必然性，是近代以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人民的选择”反映的主要是一种主体自觉性，是中国人民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后的一种自觉自主的主动选择。深度阐明这两种选择的不同内涵及其在建党过程中的体现，能够更加深刻地说清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仅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人民全面觉醒后的自觉选择，是历史必然性和主体自觉性的有机统一。毛泽东和蔡和森在建党问题上的思想转变并引领新民学会的发展演变，“毛蔡互勉、同心建党”的历史事实，恰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对象。
毛泽东、蔡和森与他们的同时代人一样，自幼经历中华民族的沉重灾难，很早就抱有匡扶时难、救国救民的理想。青年毛泽东早就立志要探索“宇宙之真理”，追寻拯救民族危亡的“大本大源”[1]。同样，青年蔡和森也大声宣示，“匡扶有吾在，与人撑巨艰”“虽无鲁阳戈，庶几挽狂澜”。[2]21他们的恩师杨昌济先生“在长沙五年，弟子著录以千百计，尤欣赏毛泽东、蔡林彬（即蔡和森——引者）”[3]375，认为他们二人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救国必先重二子”[3]389。二人虽然个人性格、行动风格有所不同，但在理想信念方面则同声相应，携手同心。为了实现远大抱负，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并共同引领学会从一个以个人修养为宗旨的青年学术团体发展成为一个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目标的共产主义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1918 年4 月14 日，在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领导下，新民学会在长沙刘家台子蔡和森的家里正式成立。成立之时，新民学会主要是为了“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解决“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4]2-3，是一个比较纯粹的进步学术团体，是一个靠着个人感情和学术追求而不是靠着信仰和主义结合起来的组织，更多注重个人品行修为和学术进步，改造社会、进行政治活动的意向并不明确。对此，李维汉后来说，“学会开始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团体。会员们绝大多数都是青年人，都抱着要革新，求进步的热烈愿望。但是对于怎样革新？如何进步？尚在摸索中，并不明确”。[4]457-458
正因为存在这种局限性，毛泽东、蔡和森在学会成立后不久就突破初期宗旨，谋求更大发展空间和新的发展目标。1918 年7 月26 日，毛泽东曾就新民学会的发展方向、组织活动、人才储备等问题，致信为联系勤工俭学而奔赴北京的蔡和森。蔡和森复信提出，毛泽东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雄才大略，要带领新民学会摆脱清流心态，积极投入中国社会发展的洪流当中，不能仅停留在个人提升、静心读书的境界，他结合杨昌济的情况写道：“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新民学会要以政治活动方式参与改造社会的宏大实践，在三年之内“成为中国之重心点”[2]13-14。关于学会的发展目标，他提出，“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然后始可称发展如量”。[2]23可见，毛泽东和蔡和森已经不满足于只潜心研究学术，而开始谋求走向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蔡和森初步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后，开始有了向列宁学习、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朦胧想法。
在联络安排部分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后，毛泽东和蔡和森分别在国内和国外实施他们改造新民学会的规划，探索并实践新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在国内先后领导新民学会开展了长沙五四运动、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活动，带领新民学会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政治组织。在此过程中，他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发生剧烈变化。1920 年2月，他在给新民学会会员陶毅的信中，提出新民学会要发展成为“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非得组织联军共同作战不可”[4]59-60。1920 年8 月，他在思想上基本转向马克思主义后，带领新民学会创建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领导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已经把新民学会发展成为一个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政治组织。到1921 年元旦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时，正式公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学会的指导思想，带领大部分会员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蔡和森到法国后迅速实现思想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引领在法国的会员突破“感情的结合”而走向“主义的结合”，朝着共产党组织方向发展，并同国内的毛泽东通信商谈新民学会发展事宜。1920 年5 月28 日，他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要做长远打算，建议毛泽东、何叔衡等在湖南做好教育工作，深入推进文化运动；
6 月2日，向警予给毛泽东写信也谈道，“和森意欲泽东先生于湘事定后，顿湘两年，注意小学教育，劳动教育，为积极的根本的彻底的文化运动”[4]75；
6 月7日，向警予给陶毅的信中再次说道，“毛君泽东于湘事定后，必将归湘实现其计划。和森君已致书伊，言新民学会宜注重根本的文化运动”[4]87。1920年7 月上旬，蔡和森在蒙达尼新民学会会议上，提出要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目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建立共产党组织。
此后，毛泽东和蔡和森多次通信，探讨新民学会发展和建立共产党问题。正是在他们的引领下，大部分会员在建党之前就已经走上共产主义道路，新民学会也发展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对此，萧子升说道，“一九二一年，新民学会分裂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较大的一个是百分之百的共产党人，在毛泽东领导下，成为湖南的共产党”[5]。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也回忆说，“1921 年，党的一大后，新民学会停止活动，不再存在了。一部分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部分年轻的会员转到共青团里面工作了”[4]504。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新民学会有30 多位会员成为共产党员，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到自己走上共产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路径时曾说，他在《莱茵报》时期的实践中遇到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后“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通过理论批判解决令他“苦恼的疑问”，得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是一条以实践为基础、侧重于“理论批判”的思想转变路径。他接着讲到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他一样的结果[6]，就是侧重于“实践批判”但同时进行深度理论提升的路径。马克思、恩格斯的情况，在毛泽东、蔡和森身上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毛泽东和蔡和森都是抱着改造中国、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深入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道路的，但他们二人探索的具体方式和路径有所不同。李维汉回忆说，当时新民学会会员中流行一句话，“和森是理论家，润之是实际家”[4]493。这话虽然不够全面准确，但大体上反映了毛泽东注重理论研究但更侧重在实践中总结提升、蔡和森注重实践但更侧重于理论研究的特点。
在国内的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投入领导新民学会进行各种实践活动，在实践过程中进行深入理论研究和反思。五四运动时期，他带领新民学会会员组建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五四运动，创办《湘江评论》。五四运动后，他领导声势浩大的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带领新民学会会员奔赴北京和其他地方，进行一系列请愿活动，组建通讯社向全国发出驱张宣言和主张。1920 年秋，他又领导湖南人民自治运动，与谭延闿、赵恒惕等进行斗争。在每次政治实践后，他都进行深入反思和总结，形成新的认识。例如，他在1920 年11 月25 日给向警予的信中总结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时写道：一年来费力不少但效果不大，在湖南乃至全中国，“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4]76。他在给罗章龙的信中明确提出告别改良主义，“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4]96。
在领导实践活动的同时，毛泽东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深入理论研究工作，实现思想转变。1919 年底到1920 年春，他第二次赴京期间积极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越来越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影响。他在1936 年同斯诺谈话时说:“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一九二〇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7]35-36罗章龙在1990 年3 月也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时，他们已经翻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是从德文版翻译的，毛泽东当时就读了[8]。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交流，对他的思想转变也很有促进作用：“我在李大钊手下做图书馆佐理员时，已经很快地倾向马克思主义了，而陈独秀对于引导我的兴趣到这方面来，也大有帮助。我第二次赴沪时，我曾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本人信仰的坚定不移，在这也许是我一生极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7]37经过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毛泽东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转变，在1920 年11 月底进行了自我思想清算，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9]。
在屡次实践受挫和深刻理论反思中，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思想自觉。1920 年2月，他在给陶毅的信中初步提出应建立一个领导革命斗争的“同志团体”，这种团体是一种“联军”“同盟军”，能够减少和避免“用力多而成功少”“各自为战”“浪战”，而通过“共同的研究，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最终形成合力，“操战胜攻取的左券”，就是要建立一个政治性组织[4]59-60。当然，此时的毛泽东还没有达到建立共产党组织的自觉。在1920 年夏天基本转向马克思主义后，他在长沙成立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机构。到1920 年11 月，他已经有了建立共产党的高度自觉，并同何叔衡、彭璜等人一起创建了长沙共产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蔡和森到法国后，主要是通过理论方式在思想上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建立共产党的重要性。1918 年6 月，初到北京的蔡和森接触一些有关十月革命的资料后，表示要认真研究并效仿列宁的做法，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要“加倍放大”列宁的事业，要向列宁学习，“则而效之”。[4]56,581920 年初到法国后，他以惊人毅力学习马列著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理论，积极开展马列主义宣传。蔡畅回忆说：“和森一到蒙达尼，在稍事休息之后（他的哮喘病又发作了），埋头进行了马列主义著作的刻苦研究……即从第一手资料详细研究和认识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列宁主义给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新东西。”“和森在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后，立刻与在法的新民学会会友展开讨论（蒙达尼会议），随后又在工学世界社进行多次广泛的辩论，宣传组织共产党的主张。”[4]570-571
1920 年5 月28 日，蔡和森致信毛泽东交流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思想认识，谈到自己转向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修正主义的情况，并提出自己的理论建议和主张[4]124-128。信中谈到自己到法国后“求知欲切”，下功夫阅读法文报刊，尤其关注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想，计划在不长时间内“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4]125。在这封信中，他已经初步分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质，看到了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区别。
通过理论研究，蔡和森迅速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力图把新民学会改造成为一个共产党组织。1920 年7 月5 日至10 日，在法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召开会议，蔡和森在会上提出要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目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建立共产党组织，走十月革命道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围绕道路选择问题，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展开激烈争论。会后，蔡、萧二人将两种意见分别写信给国内的毛泽东。于是，8 月13 日，9月16 日，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了两封长信介绍自己的主张；
8 月初，萧子升也给毛泽东发来长信，介绍蒙达尼会议的情况和自己的主张，他在年底回国后又直接跟毛泽东进行交流。萧子升曾对此争论做了详细回忆：“讨论的主题是采行俄国共产主义作为新中国的政治制度的问题。蔡和森坚持必须毫无保留地采行俄国共产主义。我说我虽然完全同意共产主义的原则，但我不赞成在中国采行俄式共产主义……整个会议都花在研讨上，但基本问题仍未解决，最后，决定我返国后，同国内会员从长讨论，我又写信给毛泽东，告诉他开会二天的详情，这样他可以将信件先在会友之中传阅。后来，毛泽东把我的信刊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5]420因为学会内部思想不统一，蔡和森没有能够把在法国的新民学会组织改造成为共产党，但他已经开始同在法的其他革命者进行创建组织的尝试。
毛蔡二人的思想转变及形成建党自觉的历程表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他们都是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耳闻目睹中华民族的沉沦后着力改造中国现状，在实践挫折和理论探索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把这种认识再运用到实践和理论当中，形成了建党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蔡和森在蒙达尼会议之后致信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建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与俄国共产党一致的中国共产党。他把毛泽东作为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反复建议和勉励毛泽东要在国内及早开始着手建党工作。
第一，蔡和森的八月来信及其对毛泽东的热切建议。
在1920 年8 月13 日的信中，蔡和森详细阐述了世界革命大势和中国革命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明确提出中国一定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基于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他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键要素做出精确概括：首要任务就是建立先进的党组织，形成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他在对共产党的性质、定位、功能、指导思想等做了详细阐述后明确提出，为了促进中国革命发展，一定要尽快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形成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2]51萧子升在1920 年8 月初给毛泽东的信中也从另一个角度介绍了蔡和森的主张，在信中说“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4]137。
在这封信中，蔡和森反复提醒毛泽东要注意研究俄国革命经验、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共产党的事情，及早做好在中国走十月革命道路、建立共产党的准备。在谈到十月革命及其在中国的必然性时提出：“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2]51在介绍自己正在联络同志“酝酿组织”后提出，他要在欧洲“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
在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2]52。
第二，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对蔡和森八月来信的热烈呼应。
蔡和森的八月来信，大约在11 月中旬到达毛泽东手中[5]433。来信对毛泽东影响很大，信中的主张以及对毛泽东的建议，同毛泽东长期以来的思考不谋而合。毛泽东这个时候刚结束自治运动不久，正处于告别改良主义、清算自己思想、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关键时刻。为此，毛泽东做出了积极热烈的呼应，他的呼应不仅反映在思想理论上，而且落实到了具体行动上。
1920 年11 月，毛泽东编辑新民学会通信集时，在易礼容的信件上写了一个长篇按语。其中写道，新民学会要从事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政治运动，必须做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而其中最重要的准备之一，就是建立共产党：“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4]91他还强调，为从事革命的政治运动而组成的结合，要有“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计划”，要由一些怀抱着共同目的的“真同志”组成[4]92。
1920 年11 月25 日给罗章龙的信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建立“主义的结合”。从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社会革命活动，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团体来领导进行，而这样的政治组织必须是在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同一个主义的带领下的同志的凝聚，而不仅仅是感情的结合。他说：“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道趋赴。”[4]97这样，他就明确打出了主义的旗帜，要大家在共同旗帜的引领下发展。这个主义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主义的结合”不是别的，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精神纽带和行动指南、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目的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1920 年12 月1 日，他在给蔡和森、萧子升等人的复信中，再次表明自己对蔡和森所提出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革命道路、建立共产党的意见，“表示深切的赞同”[10]8。他在信中还强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事业，绝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必须广泛地联络志同道合的真同志团结携手，这正是创建党组织的重要目的所在，也是后来中国共产党所做的重要工作。
第三，蔡和森的九月来信与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和深度呼应。
在1920 年9 月16 日的信中，蔡和森首先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共产国际的基本情况，以及当时世界各国共产党发展的状况。在此基础上，他郑重提出，中国成立共产党是非常关键、至关重要的事情，“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因此必须“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2]69他不仅提出建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建党的原则，制定了党的名称，而且比较详细准确地阐述了创建党组织的具体步骤和准备工作：“（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2]71这就是说，首先要在思想、组织和行动等各个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要严格物色组织成员，联系和团结真正学习、理解并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同志，从一开始就必须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要建立理论宣传队伍，出版思想理论刊物，深入广泛地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为创建党组织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工作；
要利用各种方式方法特别是合法途径，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特别是广大劳动群众当中，积极开展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等各种革命活动，把广大群众团结组织起来，形成党组织的强大群众基础。在这封信中，他再次建议和勉励毛泽东在国内要尽早着手进行准备，做好人口、土地、产业、经济、教育等方面的调查，并组织出版刊物，发表调查研究成果，进行理论宣传等。
1920 年底，从法国回国的萧子升转来了蔡和森9 月来信。1921 年元旦，毛泽东在长沙召开新民学会会员大会，公开自己对理论、道路、建党的主张。毛泽东在会上宣传了蔡和森关于选择列宁主义、走俄国道路、组织共产党的主张，“毛润之报告巴黎方面蔡和森君的提议”，并表示自己选择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强调一定要联络真同志，共同做大事业，“因非同志，不论个人或团体，均属无益”。[4]28他还提出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问题。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走俄国革命道路。实际上，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在做着建立共产党组织、建立青年团组织的工作，他所强调的“真同志”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志同道合，而是具有特定政治意义了。
1921 年1 月21 日，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明确表示，蔡和森在信中所坚持的唯物史观、提出的建党主张，“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他还告诉蔡和森，陈独秀正在组织中国共产党，“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正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10]15。毛泽东的这封信虽然篇幅很短，但对蔡和森的回复是全面的，不仅对蔡和森的主张和建议表示完全赞同，而且向蔡和森介绍了国内建党的实际进程，同时告诉了蔡和森自己已经在开展建党的活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远远超出了一般性的回信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上是很有价值的，表达了毛泽东在建党问题上的重要主张。其一，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高高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0]15。其二，明确了党的组织原则基础，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无组织、无政府的错误思想和原则，“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10]15。其三，明确了党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就是要通过革命实践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成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并朝着更高目标发展，“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10]15。这些主张在日后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的过程中都得到了落实和完善。
毛泽东、蔡和森这两位志同道合的青年革命家，一方面在各自不同的道路上、以不同的方式走向了建党的自觉，另一方面二人在通信中交流思想认识，相互勉励、相互支持，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形成了高度的思想共识。在此过程中，他们已经分别在不同地方开始卓有成效的建党实践。
在与蔡和森通信之时，毛泽东已经开始在长沙领导建党活动。李维汉在回忆中讲道，1920 年下半年，毛泽东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中都联系着考虑和酝酿建党建团的问题”[4]470。事实正是这样，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就是由毛泽东领导建立的。1920 年8 月，上海党组织成立后不久，陈独秀就联络和委托毛泽东在湖南创建党组织。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曾写道：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11 月间，陈独秀、李达致信毛泽东，将上海建立共产党组织、成立机器工会的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等文件寄给毛泽东，随后还寄来了上海党小组的刊物《共产党》月刊等。毛泽东在收到来信后，在湖南积极筹备成立长沙共产党组织。大约在1920 年11 月份，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人在建党文件上签名，秘密成立了长沙共产党组织。在建党的同时，毛泽东也领导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了一批有为青年参加团组织，并于1921 年初召开团组织的成立大会。
在建立党团组织的过程中，毛泽东高度重视组织在思想上的先进性、组织上的纯洁性，反复强调要联络和团结真正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能够从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同志”。如上所述，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在各种文章和场合中，都反复谈到“主义的结合”“真同志”，当时协助毛泽东建立青年团的张文亮，在日记中也留下了这方面的珍贵文字记录。正是因为如此，长沙党组织的发展是比较健康和顺利的，党组织成立后经常以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的名义，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还在第一师范和工人夜校中对青年学生和基层工人开展教育宣传，并从他们当中物色先进分子。据李达回忆，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交流各地工作经验，“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动，武汉方面，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及其他各工厂的工人运动也是刚刚开始。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的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11]。1921 年7 月，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湖南党组织代表出席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同样，蔡和森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缔造者之一。正如毛泽东在国内开展建党活动一样，蔡和森也在欧洲着手建立旅欧共产党组织。在八月来信中，蔡和森向毛泽东介绍，他已经拟定了在欧洲建立共产党的计划和步骤，准备组织一批青年到俄国去学习和工作，准备联络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工学励进会等组织的成员一起讨论，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弘扬国际主义精神，形成一致意见后就在欧洲旗帜鲜明地正式成立共产党组织[2]52。其实，他已经开始同在法国的赵世炎等人进行多方面联络，积极筹备成立党组织。1920 年底，周恩来到法国以后，蔡和森很快就同他建立了密切联系。1921 年7 月，赵世炎、李立三等商议在法国成立“共产主义同盟会”，他们致信蔡和森征求意见，蔡和森表示同意，并提出定名为“中国少年共产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蔡和森的建党主张和建党行动，都是没有外在帮助和指导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探索和开展的。蔡和森和毛泽东通信商讨建党问题时，国内陈独秀和李大钊已经在酝酿建党，但是蔡和森并不知道这些情况，他完全是靠着自己的理论研究形成建党的思想自觉，而他拟定建党计划并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商讨建党问题，发起成立旅法支部的时候，并不知道国内召开的党的一大。正因为这样，蔡和森在建党工作中的独立探索和杰出贡献就更加突显出来。1921 年底，蔡和森一回到国内就由陈独秀和陈公培介绍入党并留在党中央工作。因此，蔡和森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对此，毛泽东1936 年同斯诺谈话时就明确指出，蔡和森是我们党的一个创始人，他说，“在法国，许多工读生组织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组织同时成立”，那里的党的创始人有周恩来、李立三、向警予、李维汉和蔡和森等人[7]38。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历史必然性，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面对苦难，不同阶级阶层、不同政治力量提出和尝试了各种方案，进行了不懈努力，但都没有成功。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的历史，以无情的事实暴露出一种铁的必然性：没有用科学理论武装的先进政治组织的领导，中国人民就不能把握历史发展方向而难以找到正确道路，就难以上升为自觉自为的历史主体，就依然陷入一盘散沙状态而难以形成强大的历史合力，中华民族就只能在历史中沉沦，国家就只能在苦难中挣扎。成立先进政党来引领历史发展方向，来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要求。
这就是说，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提出了成立先进政治组织的必然性要求。如果没有这种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缺乏根本的内在历史动力，就是人为制造的政党，就是主观意志的产物，就不可能最终成功。其实，毛泽东在当时就已经指出了这个历史必然性，认为中国人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共产党、走俄国革命道路，是无可奈何“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后的必然选择，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逼出来的客观需要，是不得不做出的“另辟环境”“另造新路”。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人民觉醒之后的自觉选择。
仅有必然性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主体自觉，先进政党不可能自动产生。历史必然性就客观地在那里，不可能自动产生新的政治组织。只有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认识到了历史现象背后的必然性，把历史必然性转变成为历史主体的自觉性，把客观历史发展所暴露出来的必然规律转化为自觉认识，才能把必然性转变成为现实性，才能形成建党的思想自觉和历史主动，新的政治组织才能真正诞生。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必然性推动下的主体自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如果中国人不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客观地在那里，不可能自动跑到中国人的头脑里，不可能成为中国人的认识工具和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力量就不可能转变成为中国人民的实践性力量。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当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历史必然性的驱动下，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在苦寻救国救民道路的求索中，在对各种主义的实践尝试中，在对各种理论的比较鉴别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如果说李大钊是最先觉悟起来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先驱，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则代表了一个在实践求索和理论探索中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群体，在这个先进群体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实现了全民族的觉醒，没有这种集体的觉醒，就不可能形成建党的普遍性力量和群众性基础。
因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人就获得了认识世界的科学真理，就拥有了历史发展大势的思想工具，就能够把握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规律，摆脱精神被动而走向精神主动，驾驭历史必然性而形成主体自觉性，更清楚、更深刻、更准确地认识中国社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立足点、出发点及最关键的“下手处”，从而形成了创建先进政党的思想自觉。在这个方面，李大钊、陈独秀走在最前面，而毛泽东、蔡和森则代表了一代青年革命家创建共产党的集体自觉，没有这种集体自觉，单靠少数精英是无法造就一个强大的先进政党的。如前所述，毛泽东经历了五四运动、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实践锤炼后，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对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经验的体会越来越深刻，从而越来越认识到创建先进政党组织的极端重要性。蔡和森在研究并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理论后，迅速在认识上实现了重大飞跃，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认识更加准确深入，行动上更加积极主动，步骤更加合乎实际。他们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群体的杰出代表，在他们形成自觉的同时，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欧洲等地，尤其是在李大钊周围、陈独秀周围、毛泽东周围、蔡和森周围发展了一批探索建党的青年人。这就意味着成立共产党不是少数人的行为，而是觉醒了的中国人的普遍认同和集体选择。
最后，创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思想自觉后的自主行动。
毫无疑问，在建党问题上，中国人是受到了十月革命启发的，是得到了共产国际帮助的。这个因素很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和根本性的力量。决定性的因素和根本性的力量，在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力量，在于觉醒起来的中国人自己。
成立共产党是中国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的自主行动。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之前，陈独秀南下上海之际就已经和李大钊“相约建党”，维经斯基只是对他们的建党活动给予了帮助和支持，是外在的助推性力量而不是内在的决定性的因素。尤其是，毛泽东在1920 年初筹划把新民学会改造成“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完全是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学习俄国革命经验、总结驱张运动挫折的结果。蔡和森也完全是靠着自己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总结欧洲革命经验教训形成了建党的思想自觉和自主行动。
总之，成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努力后的全面觉醒中，在实践和理论的艰辛探索中形成的自觉自主的选择。有了这种思想和实践的自觉，建党活动就得到了快速推进。1920 年8 月以后，上海、北京的早期党组织相继率先成立，紧接着，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早期共产党组织纷纷成立，旅日、旅欧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党组织。在此基础上，1921 年7 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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