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瑜，李超海
（1.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 510225；
2.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广东广州 510630）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必须着眼国家重大战略需要，要加快突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大力推进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入开展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和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同时，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因此，提升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能，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研发及转化应用效率，为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对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以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至关重要。
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一般指，农业科技服务供给方为农业生产和经营者（需求方）提供包括农业科学知识、技术、成果、信息等要素用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所构成的开放性体系［1］。李婵等［2］、Francesconi［3］的研究均指出，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一般包括供给者（农业科技研发方）、信息获取（传播途径）、需求方（农业科技受众）、实施效果（成果应用）等4 个环节。近年来，农业科技服务主体的多元化发展成为一种趋势，我国的农业科技服务主体也逐步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4］。但我国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发展不仅面临农业发展资源受限、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大、发展成本不断增加、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消费市场结构细分、农业多功能价值凸显、农民就业与增收压力增大等新形势［5］，而且如郑小玉等［1］、邹金霞［6］和李晓临［7］等众多研究表明，存在政府农技机构聚焦公益性科技服务主责不够、高校院所及科技人员提供农业科技服务动力不足和提供成果数量有限且实用性差、信息传播途径和服务形式单一低效、社会化与市场化服务发展滞后、所获信息精准度低质量不高等问题。为提升我国现代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效能，除了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不断调整和完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更重要的是要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大国小农”农业现状，利用农业科技服务全体系的思想培养有关主体的主体性和使命感，促进其塑造主体价值观，从而催化个体的潜在能动性，使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各环节有机融合，以提升体系整体效能。因此，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我国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要充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研究主观个体及客观农业科技服务各环节的影响因素，以助力农业科技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2.1 文献回顾
当前，对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一般从构成和功能两个角度来进行解析。从构成角度，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由农业科技服务组织、机构、实体或个体及相关的基础设施、政策环境等构成，是一个由农业科技服务供给方、需求方及两者间传播途径组成的开放式服务体系［1］。其中，供给方主体主要为开展技术创新并提供科技成果的涉农高校及科研单位以及参与农业科技研发与提供农业科技服务的政府管理与服务机构；
需求方为基层的农业生产单位、组织或个体以及参与其中的地方基层农技部门或管理与服务机构；
服务的内容为农业生产所需的各类农业新产品、新技术、新信息并用于农业生产和实现产业化。从功能角度，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是指在农业科技服务过程中作为连接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的“桥梁”，将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内包括农业科技创新、农业信息传播、农业成果推广、农业人才培训、农业技术服务等联结为一体的机构和活动［1］。现代农业发展只有有效利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包括生物技术、纳米技术、高架设施栽培和当代灌溉技术等，才能提高农业生产力和盈利能力。增强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能，主要考虑的是技术的类型、技术的采用、农业部门使用的技术、现代农业技术和信息技术在农业教育管理中的作用等，以及学习和研究如何在农业产业中高效利用技术［8］。现代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建立不仅对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发展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对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可以使农业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特别是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当前［9］。有研究通过测度农业科技创新的静态与动态效率来识别 G20 国家的效率决定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其中发展中国家的效率范围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较大，发达国家呈现波动式的下降趋势，而发展中国家则从有效率比例的角度呈现上升趋势［10］。
在农业科技服务主体多元化发展的当前，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在不断对本国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进行改革和完善，使体系内各环节对象主体间的互动和交流更加紧密、顺畅和高效，以提高服务体系效能，不仅包括从供给方研发出科技成果并及时、准确传播到需求方得到应用，也包括需求方的生产技术需求传导到供给方并指导农业科技成果的研发和培育。国内外围绕现代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组成结构、内在机制、运行效果、存在不足、改进措施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研究，如，Faure 等［11］、Knierim 等［12］对农业科技主体社会化与多元化的研究；
董明涛［13］、李勇辉等［14］、赵连明［15］对农业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的研究；
Dina［16］、Rijswijk 等［17］对农业科技服务主体间关系与交流的研究；
王广等［18］、张莉侠等［19］对农业科技创新动力与效率的研究；
戚迪明等［20］、胡扬名等［21］对农业成果转化因素与服务绩效的研究等。但是，从思政建设方面对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中主体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尤其是在不同社会制度或不同社会环境中的潜在作用、对整个农业科技服务系统效能影响的研究鲜见。
在现代农业生产中，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涉及体系内各构成要素以及所处的当时环境，包括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国内外关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能方面的研究很多，但主要聚焦于农业科技创新效率、传播效率和技术效率3 个方面。农业科技创新效率主要与创新动力机制紧密相关，而农业科技创新动力机制主要面临运行效率不高、运行主体结构不均衡、资金保障力不足、人才激励水平不高等问题，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内部的目标利益驱动、主体创新能力、内部激励机制等以及外部的政府政策导向、市场需求拉动、外部环境激励等［18］。有研究使用创新系统（SI）方法来确定农业研究系统内创新的决定因素，系统地描述了资助优先事项、科学家的认知和文化习惯等每个决定因素的影响，这些决定因素通过互作，构成了阻碍农业生态工程发展的技术体制和锁定局面［22］。
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也受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接受者的背景、所处环境以及传播的手段方式。有研究发现，亲戚朋友对沼气的采用显著促进了农户沼气的采用，亲友关系越强的影响更为显著［23］。有研究表明，性别、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是显著影响埃塞俄比亚北部家庭采用沼气技术决策的因素［24］；
还有研究表明，教育程度、家庭地理位置和年龄以及合作社社员身份对埃塞俄比亚农民采用新农业技术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相关性［25］。另外，有研究考察约旦蔬菜种植者所感知的农业推广教育方法的有效性，发现受过基本教育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农业收入的老年人仍然是主要从事蔬菜种植的人，而最喜欢的推广方式是农场参观、农民会议小组、成果展示和农场参观［26］；
有研究发现，农民之间的传授、技术示范田、家庭推广和广播是加纳北部地区的主要农业推广方法，而大众媒体和信息通信技术对农民传播信息的支持率明显较低［27］；
有研究表明，农户培训、示范和农户间互动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农业推广方式［28］；
还有研究发现，思想意识进步的农民、经销商和收音机是现代技术的主要信息源，对农户有效采纳新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29］。
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中技术效率不仅受到技术信息传播的影响，而且受农业空间分布、受众文化程度等的影响。有研究利用县级数据集来考察我国的农业技术效率和技术差距，结果发现，不同区域的效率得分和农业生产技术的领先水平不一致［30］。这表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技术效率不仅与技术水平紧密，而且直接受知识扩散效率的影响。Yin 等［31］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对提高农业技术效率具有统计学意义,农业技术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差异性。有研究对北加纳水稻优良品种的非采用者和采用者进行比较发现，文化对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采用及技术效率发挥关键作用［32］。有研究表明，拥有先进精准农业（PA）“技术包”的农场在技术上比非PA 技术采用者更有效率；
技术效率的差异并不是由不同的生产技术造成的，而是由农场低的投入使用效率造成的［33］。
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中，除了以上各环节的主要因素外，从政策层面，需要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快平台和载体建设，重视农业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完善开放共享机制。有研究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分析绿色农业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对我国安徽省乡村振兴的影响，结果发现农业科技创新资源整体配置效率有所提高，但规模效率水平相对较低，提高整体配置效率的关键路径是提高规模效率水平［34］。另外，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中，人作为一个具有主导能动性的主体，思政建设能通过培养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从各环节去影响整个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效能。农业领域的思政建设作为我国思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根本性保障。加强农业领域的思政建设，就要对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进行全方位的思想政治教育，其中加强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中的思政建设是重要部分。
2.2 文献反思
现有关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能的研究主要从市场与效率、政府与管理、文化与心理等角度研究了如何有效提升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能的作用过程（见表1），但忽略了农业科技服务系中需求端存在着大量分散、个体的农户，其知识处理能力不足、信息搜寻能力有限、自主对接市场水平不够，从而使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实际运行过程存在偏差；
同时，忽略了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中农业科技服务者的主观能动性，忽略了组织主导的管理行动需要更好地尊重参与者的主体性和使命感才能更好地提升服务效能。此外，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融入了党的初心使命，融入了党的政治感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因此在推进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时，需要强调思政教育的价值塑造功能。
表1 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能实现研究的分析归纳
3.1 研究框架
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但是我国关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研究更多重视服务队伍建设，而对于发挥思政教育在支撑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关注较少。笔者认为，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信息传播路径不仅只是知识和技术的单向度传播，也需要对供给侧和需求侧开展思政教育，通过思政建设影响供需双方的价值观，通过价值塑造来提升信息传播的效果，从而更好地提升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能。因此，构建研究框架如图1 所示。
图1 研究框架
3.2 问卷设计
3.2.1 设计思路
围绕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供给方、传播途径、需求方、效能评估4 个环节（以下简称“4 个环节”），确定考察核心指标及对应问题，通过访谈、专家咨询、开放问卷调查和初试问卷，最终形成《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科技服务体系能效提升调查问卷》。
3.2.2 设计方法及内容
调查对象按年龄、职业、学历、从业类型等维度分层，在内容上围绕供给侧、传播、需求侧、服务效能4 个维度确定40 道调查题目。经检验，问卷的同构性信度和分半信度分别为0.866 和0.812，各维度的同构性信度和分半信度分别在0.832～0.882和0.770～0.902 之间。
3.3 研究方法与过程
使用定量研究方法，整个调研过程历时3 个月。笔者首先在广东省内实地走访基层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农业企业家、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等，通过现场观察、个案访谈等方式获得了有关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能的一手定性信息；
同时，通过线上和线下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对广州、湛江、汕头和韶关等四市农业科技工作者、政府工作人员和农业生产者进行问卷调查，获得了一手定量数据。最终共获得问卷700 份，其中有效问卷为676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6.6%。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2 所示：从年龄结构来看，35 岁及以下的被访者占比最高；
从教育程度分布来看，研究生教育程度占比最高，表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从业人员中，相当数量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知识水平；
从身份类型来看，农业科技工作者占比最高；
从行业类型来看，养殖业从业人员数量最多。
表2 样本基本情况
表2（续）
有关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效能评估，需要区分不同阶段和时期的具体情况，需要厘清不同阶段和时期的运行机制。具体来看，可以分为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党的十八大之前，政府主导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更多是基于发展主义逻辑，力图通过政府主导，引导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等参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二个时段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党的精准扶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接力发力，解决了农村脱贫问题，实现了农民生产生活富裕，此时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主导力量是党和政府，得益于党的乡村振兴战略，使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能不断提升。
4.1 第一时段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能影响因素
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作为一个行动体系，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组织层面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主要是指各级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等与农业企业之间的科技服务合作；
二是个体层面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主要是指农业科技工作者、政府工作人员等与农业生产者之间的农业科技服务合作。具体来看，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能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
4.1.1 个体理性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能
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中，政府工作人员、农业科技工作者、高校科研院所工作者等，对于如何开展农业科技服务有着各自的理解、选择和行动。就实际情况来看，年龄越大、从事科研实践时间越长，参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可能性越大；
从性别来看，男性科研人员比女性科研人员具有更强的参与愿望和具有更大的参与合作潜力；
从教育程度来看，教育程度越高，从事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自觉性更高，参与经验也更丰富，参与能力也越强；
从工龄来看，工作时间越长，越有可能参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参与经验也越丰富；
从职称来看，职称越高，参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可能性越大，参与能力也越强。此外，个体动机对参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也有重要影响。研究表明，良好的心态对参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有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参与者对服务体系效能承担责任，认为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有意义且对农业生产者具有帮助，或是参与者能够清晰知道通过合作途径等有助于提升服务效能［35］。
进一步来看，农业科技服务体系还包括服务的多元性、过程的完整性、工作的重要性、个体的自主性和结果的回馈性等多个指标。本研究的调查结果也表明，越是服务多样性、过程完整且工作重要、个体能够自主掌控，并且服务效能能够得到农业生产者的正向反馈或者表达诉求，都有利于提升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整体效能；
同时，通过提升科技工作者、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参与者工作动机和工作满意度，也能够获得高质量的服务效能。此外，有效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能够使参与者接收到科研工作特征的刺激，进而影响到个人的参与成果，从而正面影响个人成长需求强度和成就动机强度，形成了参与服务体系建设的正向反馈，最终形成有效的体系效能提升闭环。
4.1.2 组织理性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能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网络的出现是企业为了节约在市场交易的外部成本和内部生产的协调成本，网络之间的信任能够减少防止诈欺、解决争端等交易成本［36］。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合作网络是能够降低外在的不确定性、保证战略性资源的稳定，以及预期为组织所获得的组织形式［37］。对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来说，不管是组织网络还是个体网络，都有助于行动者在特定的社会结构、社会场域中获得资源和力量，从而有助于实现个人目的；
同时，通过发挥优势学科互补所形成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建立在资源互补基础上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可以保证合作的长期稳定和有效，基于知识共享基础上的合作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成效。
资源基础论认为组织在独特的组织资源基础上进行竞争，因此资源具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和难以替代的特性，正是这种异质资源为组织提供了竞争优势［38］。这些有价值的、稀缺的资源如果得到模仿壁垒的保护，就可以经受住竞争对手的模仿，使这种竞争优势得以持续，这种模仿壁垒包括时间压缩不经济、历史的独特性、资源的互补性和因果的模糊性。随着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扩展，为发挥稀缺资源的作用，突破脱贫资源短缺的制约，需要推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组织之间所有的资源优势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中进行互补合作，在交往过程中取长补短，进而实现双赢，达到提升服务效能的作用。
4.1.3 政策支持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能
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还取决于制度成本，因此地方政府所营造的制度环境和提供的优惠政策成为重要影响因素。国际化的制度环境能够降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的成本，增加参与者之间的信任，而且合作联系一旦建立，则促使不同参与者之间的依赖程度加大，制度环境的规范性可以推动合作进一步发展。因此，政府通常大力培育规范的制度环境，通过提供优惠政策，为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提供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制度支持；
同时，不同参与单位的领导者也具有重要作用。不同部门通过制度激励和组织设置，让组织成员意识到所承担任务的重要意义，可以激发参与者的高层次需要，建立互相信任的氛围，促使参与者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为重，并取得超出预期的结果。在组织内部，领导与下属相互信任、尊敬，有内在的共同目标，领导者通过让员工意识到所承担任务的重要意义和责任，以激发下属的高层次需要，使下属超越个人利益，更为注重团队、组织和更大的政治利益；
自然，下属也可以获得领导者更高水平的支持、信赖与关心，从而持续提升农业科技服务效能。
4.2 第二时段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能影响因素
党的十八大之后，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地位不断强化，因此通过思政建设来强化党在农业科技服务领域的统领能力显得尤为明显。思政建设主要通过4 个环节对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能产生影响。
4.2.1 服务精神对农业科技服务供给端的影响
如表3 所示，服务精神对于推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服务强度影响最大，有67.07%的被访者赞成这一观点；
其次是转化作用，64.67%的被访者认为服务精神有利于促进农业成果的整体规划、培育及转化应用；
再次是质量提升，52.69%的被访者认为服务精神可以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质量；
最后是产出效率，50.30%的被访者认为服务精神能够提升农业科技成果的产出效率。
表3 服务精神对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供给端影响分布
4.2.2 科技素养对农业科技服务需求端的影响
调查结果表明（见表4），分别有59.88%、29.94%、43.11%、45.51%和37.72%的被访者认为科技素养的提升能够促进基层农业科技服务政策和措施的实施效果、有助于农业生产者更加容易获得农业科学技术信息、有助于农业生产者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途径更加多样化、有助于农业生产者获得更加丰富的农业科技信息以及有助于农业生产者更容易获得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可见，强化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科技素养，有利于需求侧获得更加丰富的信息和技术指导，这种助推作用远远高于简单的信息获得。
表4 科技素养对农业科技服务体系需求端影响分布
4.2.3 政策引导对农业科技服务信息传播的影响
调查结果表明（见表5），分别有52.1%、50.3%、50.9%、50.9%和43.1%的被访者认为政策引导在推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及平台的建设、推动农业科技技术市场的发展、拓宽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方式、提高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效率和提高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精准度上有较大影响。这表明，政策引导在推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平台建设、市场发展、信息传播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助推作用。
表5 政策引导对农业科技服务体系需求端影响分布
4.2.4 价值塑造对农业科技服务效果的评估
调查结果表明（见表6），分别有46.71%、42.51%、44.91%、43.71%、45.51% 和59.28% 的 被访者认为价值塑造分别能够助推农业科学技术与成果的转化应用、提高农业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提升专家的农业科技服务效率、满足农业生产需求、提高农业生产者的满意度、支撑农业生产过程。
表6 价值塑造对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效果影响分布
4.2.5 回归模型分析
价值塑造对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具有重要影响，本研究选择思政建设作为价值塑造的操作化指标，建立以思政建设是否有助于农业科学技术和成果转化与应用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如表7 所示。总体模型显示，除了从业类型中的养殖业人群相对其他人来说没有显著影响外，其他背景变量继续有显著影响。从年龄来看，更多≥36～50 岁的受访者认为思政建设有助于农业科学技术和成果转化与应用，比同意这一观点的50 岁以上的人数占比高6.3%；
从身份类型来看，认为思政建设有助于农业科学技术和成果转化与应用的政府工作人员人数比农业生产者高6.7 倍；
教育程度对思政建设是否有助于农业科学技术和成果转化与应用这一问题的认知有显著影响，相比大学学历以下的人，大学本科、研究生认同的人数要分别多出5.80 倍和3.95 倍；
从业类型对思政建设是否有助于农业科学技术和成果转化与应用有显著影响，持认同观点的养殖业人员和种植业人员的比例分别较其他类型人员高2.8%和15.2%。此外，农业科技专家是否重视思政建设工作，对思政建设是否有助于农业科学技术与成果转化和应用有显著影响，相比参照群体，认为有正向影响的人数高4.98 倍；
思政建设对农业生产者获得农业科技服务的实用性影响有正向显著作用，相比参照群体，认为有正向影响的人数高7.8 倍。需要指出的是，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政策和措施对思政建设是否有助于农业科学技术与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没有显著影响。
表7 价值塑造对农业科学技术和成果转化与应用影响的回归结果
本研究得到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个体理性、组织理性和政策支持是党的十八大前影响我国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能提升的主要因素。在这一阶段，我国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呈现出发展主义逻辑，强调发展农业生产、提升农业产业效率、实现农业产业现代化，忽略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第二，在党的十八大后，我国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呈现出共同富裕逻辑，在乡村振兴战略驱动下，通过植入思政元素进行价值引导，有效地提升了政府工作人员、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农业生产者的个体使命感以及主体能动性，从而有效提升农业科技服务效能。在此阶段，我国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能提升在供给端主要受服务精神影响，在需求端主要受科技素养影响，政策引导主要影响农业科技服务信息传播效果，而价值塑造对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具有重要影响。
市场需求和政府目标是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宏观制度背景，其中市场需求是导致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根本原因。在世界各国的农业科技服务发展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对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有显著影响，但由于政府运作方式不够市场化、资源配置的效率不高，也就未能很好地改善服务效能；
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目标集中在那些具有较高社会收益和对政府有用的项目上，因此政府资助往往不一定是最有市场价值的项目。由市场需求驱动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具有较强的利益诉求，一方面，有市场需求才能获得资源和资金的支持，使合作项目能够持续下去；
另一方面，光有市场需求还不够，还必须具有可行性和应用价值，大多数情况下，基础合作项目不多，应用性和能够迅速产生市场效应的合作项目往往会受到重视。
政府目标是影响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在我国，创新驱动战略使农业科技创新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而参与农业科技创新活动的主体则是国有公办的高校、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通常情况下，高校与科研院所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与智力资源，注重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尤其重视研究成果的领先性与前沿性，对研究成果的适用性重视不足，对研究成果转化和市场洞察的能力较弱；
就企业来说，企业的研发多集中于应用开发研究和产业化阶段，注重研发技术的适用性，时刻关注市场变化，可及时、准确地掌握市场需求信息，这在提高研发资金使用效率和捕捉市场信息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在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发挥各自的资源和结构优势，灵活运用国家的各种政策和制度，进而通过合作和优势互补，促进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和农业科技创新，提升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发展效能。
政策激励发挥了重要的支持功能。制度作为社会规范的一种重要而有力的手段，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中，制度支持可以形成一种良性有效的合作空间，从而支持参与者积极推动和参与服务行为。制度界定权力边界和行为空间，由于人类行为的复杂特征，不同制度指向需要对各种可能的具有负的外部性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约束，从而降低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在有序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下，所有参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社会成员需要按照已有的制度办事，从而降低了不确定性和风险。从制度对于认知和信息的作用来看，制度会给定特定的信息空间，有利于人们在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环境下形成稳定的预期和特定的认知模式，从而有利于指导个人和组织行为。很多时候，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存在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有时耗费众多资源和时间也难以成功，这时需要有合理的原则来评估合作行为的责任。因此，有效的制度支持可以解决合作成功时出现的矛盾和冲突。
而思政建设有助于发挥价值濡化功能，从而提升农业科技服务效能。根据本研究调研结果，越是中年人群越重视思政建设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作用， 36～50 岁人群正是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的中坚群体，也是很多农业企业和生产服务机构的管理者，他们更加重视思政建设对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所发挥的价值塑造功能，从而提升了对日常管理工作的支撑作用；
政府工作人员更加重视思政建设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作用，他们是乡村振兴的主导力量和参与骨干，更加需要在日常管理、产业发展、培训教育中植入思政元素，通过思政建设来提升乡村振兴的效能；
教育程度越高越重视思政建设的价值濡化功能，因此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在推动科技服务建设过程中越重视价值的渗透和引导，越需要价值濡化来提升技术支持的作用；
养殖业和种养业等技术含量较大的行业越是需要思政建设来支撑，这是因为种养殖业是高强度、高技术的行业，在进行日常管理中越是需要植入思政元素、引入思政建设，才能更好地推动种养殖业的发展；
农业科技专家只有重视思政建设，才能在思政建设助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中发挥正面作用；
只有农业生产者认为思政建设有作用，才能推动思政建设在助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中发挥正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