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燕， 郑 齐， 汤尔群， 张立平， 陈 曦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0700)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研究，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目的等方面可以分为医史文献研究、理论研究、临床研究、实验研究和多学科研究等。我们基于2020—2021年中国知网(CNKI)中文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学术论文和相关已出版著作，对近年《内经》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从研究方法来看，《内经》理论研究依然是主体，多学科、医史文献、临床研究次之，实验研究较少；
理论研究中，常结合临床应用进行探讨，借助数据挖掘等文献信息学方法的研究较前增加。研究较多的主题有运气学说、《内经》翻译、病因病机、十二经脉、天人相应、三阴三阳与开阖枢等，其中《内经》翻译研究、《内经》与疫病相关研究(含《素问遗篇》“三年化疫”理论研究)等方面较前有明显增加。以下从医史文献、理论、临床、实验、多学科等方面，对2020—2021年度《内经》研究进展进行述评。
本领域研究包括经文考证、注释、校勘、训诂、修辞语法以及《内经》版本源流、学术史的研究。对于《内经》成书年代，李经纬等[1]提出了成书于西周不同于主流的观点；
对于“运气七篇”成书年代，孟庆岩等[2]认为是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期，贺娟[3]将其定在西汉末年，与《内经》其他篇章同时代或者稍前。版本源流研究方面，黄龙祥[4]指出《灵枢》《素问》是一部完整书籍的两个部分，二者的性质、关系是以《灵枢》为内篇，系理论创新之作、叙述方法以“撰”为主，以《素问》为外篇，为临床应用和资料整理性质，叙述方法以“编”为主，二者在传承过程中，虽内容有亡佚及添补、篇次有错乱及人为调整，但总体而论失真的程度不大，特别是内篇《灵枢》。注释研究方面，除了常规注解或集注《内经》的图书出版外，董尚朴[5]辑宋金元医家《内经》研究专著以外的，关于《内经》校勘、注释、发挥、运用等散在论述，可作为其他集注书籍的补充。校勘训诂方面，钱超尘[6]介绍了成都天回汉墓出土竹简正《内经》文字之失之例，顾漫[7]据全元起本《素问》校正通行本4篇错简，纠正王冰误改之处。修辞语法方面，陈战[8]出版了专著《<黄帝内经素问>隐喻研究》。学术史方面，主要涉及出土文献与《内经》比较、后世医家对《内经》研究的方法、贡献和成就、对《内经》理论的继承发扬以及相关历史研究。如张娟娟[9]将甘肃出土秦汉简牍针灸文献与《内经》针灸理论比较，李菲等[10]总结秦伯未研究《内经》主要方法，焦健洋[11]论《圣济经》对《内经》思想的若干突破，农汉才等[12]梳理了民国名医基于《内经》构建中医分学科的历史。其中也包括对注家贡献的重新审视，如黄龙祥[13]评价王冰对《素问》的大尺度改编是过大于功。此外，李磊等[14]还对《内经》学术史研究的范畴、现状与趋势进行了论述，倡导在研究思路上应突出整体性、时代性和真实性。
本领域的研究涉及《内经》学术体系和《内经》阴阳五行、藏象、精气神、经络、形体、体质、病因病机、病证、诊法、防治思想、治则治法、药性、针灸、养生、运气等范畴的概念、原理与法则。近年来，《内经》理论研究涉及运气、病因病机、“三阴三阳”与“开阖枢”等主题较多，《内经》与疫病相关的研究(含《素问遗篇》“三年化疫”理论研究)、《内经》形体理论研究等方面较前增加。以下主要从《内经》疫病与运气学说研究、《内经》“三阴三阳”与“开阖枢”理论研究、《内经》病因病机理论研究等诸方面加以重点论述。
2.1 《内经》疫病与运气学说研究
由于防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际需求，中医疫病理论与实践研究已经成为热点。《内经》关于疫病发病与预警、防治、康复的内容，也是学者探讨的主要话题。如黄玉燕等[15]结合新冠疫情对《内经》疫病发病与防治理论进行了概述。蔡佳丽[16]基于《内经》理论对古代瘟疫发生的五运六气规律以及预警机制构建进行研究。曾静玲等[17]论述了张觉人运用《灵枢·本神》“五神脏”理论，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精神康复的临床经验。周露等[18]论述了《内经》理论指导下的取嚏防疫思想。杨炀等[19]介绍了新冠疫情下“火郁发之”的治疗法则及在心系疾病诊治中的运用体会。张金波等[20]基于《素问·热论篇》宣解通透观，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
基于运气格局异常变化与疫病流行的关联，《素问遗篇》及“三年化疫”理论受到更多学者关注。如王永炎等[21]指出，《素问遗篇》关于时疫的理论阐述于当今社会仍具有借鉴价值。郑晓红[22]基于《素问遗篇》探讨了中医对疫病的认识。王国为等[23-25]阐述了《素问遗篇》中的疫病防治策略，并对“三年化疫”“刚柔失守”等理论内涵进行了辨析。吕英等[26]、唐利等[27]基于“三年化疫”理论探析2019冠状病毒病。此外，还有学者挖掘了《内经》运气学说中的其他内容以探讨疫病预警。如蒋雪松等[28]对岁运不及之年易出现“灾宫”之说进行研究，结合河图、洛书中的数理及历代医家的观点，提出“灾宫”理论可以作为瘟疫预测方面的补充。然而，针对运气学说及“三年化疫”概念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也有学者持谨慎态度，认为其科学机制尚不明朗。如邢玉瑞等[29]指出“三年化疫”说极有可能是古人基于模式数“三”所提出，不必以此论述疫病的流行以及防治问题。
除了结合中医疫病发病与防治进行探讨，《内经》运气学说研究还在既往基础上延续拓展，但研究思路与方式方法尚未见到新的突破。如结合气象数据、临床资料对运气学说进行验证与评价，探讨运气理论的形成、相关历法、理论模型、涉及的哲学内涵与临床思维，并探索运气理论指导临床防治疾病和遣方用药。
2.2 《内经》“三阴三阳”与“开阖枢”理论研究
本领域的研究既是对《内经》阴阳学说的阐发，又与运气学说和《伤寒论》六经辨证研究有密切关系。“三阴三阳”的研究大都采用文献梳理作为主要方法，或说明其对中医学具体理论范畴构建的作用，并辅以临床案例验证；
而对于“开阖枢”抑或“关阖枢”的争论仍未有确见。唐利等[30]总结了《内经》经文中“三阴三阳”的4类含义，即脉象、经脉、五运六气之六气、开阖枢——阴阳离合的三种状态。张登本等[31]、刘文平等[32]从思维模式的角度阐发了三阴三阳概念和理论。张登本等[33]还指出《内经》在“三阴三阳”思维模式引领下构建藏象理论、经络理论和五运六气理论，尤其是经络理论的构建最为突出。田合禄[34]则从发生学进行探讨，认为日地相互运动是产生各种“三阴三阳”说的本源。
“开阖枢”模型是运气学说中近20年来的研究焦点之一，而其内涵却见仁见智。徐鹏等[35]认为《素问·阴阳离合论篇》提出“开阖枢”考量的是正常外界环境和谐状态下，人自身是一个完整机体；
《灵枢·根结》提出“关阖枢”考量的为非正常外界环境状态下，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三阴”“三阳”开以敷布水谷精微与气机，关以抵御外邪并温养机体，开中有关，关中寓开，开关相辅相成。陆曙等[36]指出《伤寒论》六经与“开阖枢”三阴三阳“六气”一脉相承，以运气病机与“开阖枢”时相为主导的思辩模式是基于五运六气理论临床的关键之一。陈明[37]指出六经“开阖枢”理论源于四时阴阳气数离合的变化，三阴三阳“开阖枢”理论对六经病辨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3 《内经》病因病机理论研究
本领域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以经文中相对宏观的病因病机为对象，如研究“春气者病在头”理论[38]、合邪发病观[39]、情志致病因素[40]、气候致病因素[41]等；
第二以《内经》具体疾病的病因病机为对象，如研究消渴病病因病机[42]、《内经》外感发热病病因病机[43]、《内经》痈肿病机[44]、《内经》“五体痿”病位病机[45]等；
第三《内经》病因病机理论的临床应用，如基于“诸气膹郁，皆属于肺”探讨肿瘤相关抑郁从肺辨治[46]等，其中，对《内经》病因概念内涵研究有一定深化。如贺娟[47]指出《内经》之“风”实则是多层概念的混合，不仅有广义、狭义之别而且有气化、气候之分，如风为百病之始、风为百病之长、风为阳邪故先伤上等文字之“风”皆是外在邪气之总称，“风胜则动”是运气之气化概念，属于病机学范畴，不应将诸多层面“风”的内涵混杂于作为气候要素六淫之一“风”的概念之中。张舒雯等[41]指出“六淫”的概念源于五运六气，实为病机学概念而非病因，并不能等同于气候性因素，据《内经》所论述气候性病因，形成的是以寒、暑为核心，易伤五脏；
以湿为居处环境因素，易伤肢体筋脉的病因观。王梦琪等[48]指出，《内经》“伤于湿者，下先受之”所论之湿为地之湿气，而非六淫之湿，其易伤皮肉筋脉，导致肌肉关节疼痛、痿废、肢体厥冷的病症，治疗可循《金匮要略》助阳散湿的思路，以微汗、利小便为法，以白术为治湿主药。
除了上述主题外，2020—2021年度《内经》理论研究，还涉及藏象、精气神、经络、形体、体质、病证、诊法、防治思想、治则治法、药性、针灸、养生等领域，在此不一一引述。
本领域研究包括《内经》理论或治疗方法的临床实验、临床观察、验案报道等，以及以临床数据验证《内经》理论如运气学说等总体数量不多。目前针灸研究占《内经》临床研究的多数，其中“五刺法”(如豹文刺、合谷刺、关刺)“十二刺”(如恢刺、短刺、傍针刺)“九刺法”(如毛刺)等刺法以及“九针”针具应用于临床研究较多，涉及的病种主要为骨科疾病。如以《灵枢》五刺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49]，可明显降低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视觉模拟疼痛评分(VAS)、颈部功能障碍指数评分(NDI)、颈椎病症状分级量化评分，疗效分布明显优于使用普通针刺法的对照组(均P<0.05)。以《灵枢》九针之大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50]，治疗后VAS评分低于使用普通针刺法的对照组(P<0.05)。“关刺”结合手法治疗髂胫束综合征[51]，对照组口服对乙酰氨基酚片治疗，2组治疗后美国膝关节外科学会膝关节评分(KSS)较治疗前升高，而VAS评分较治疗前降低(均P<0.05)，且治疗后观察组KSS评分高于对照组，VAS评分低于对照组(均P<0.05)，观察组总有效率87.88%，高于对照组72.73%(P<0.05)。相关病种也有中风、不寐、功能性消化不良等，如恢刺结合醒脑开窍针法治疗脑卒中后下肢痉挛性瘫痪[52]，“豹文刺法”治疗心肾不交型不寐[53]，“合谷刺法”治疗脾虚气滞型功能性消化不良[54]等。其他还有将《内经》理论应用于疾病治疗、康复乃至于患者自我管理，如基于《灵枢·经脉》“所生病”理论论治痛风[55]，将阴阳五行思想应用于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自我管理[56]，应用《黄帝内经》六经理论指导治疗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57]等，以及国医大师熊继柏以《内经》理论治验的系统整理[58]。此外，以临床数据验证《内经》天人关系研究也为数不少，如从“天人合一”理论出发分析月相、运气特征与精神分裂症发病的关联性[59]，基于五运六气理论分析疾病发病与六气或气象的关系[60-62]等。
以实验方式研究《内经》理论的工作总体数量不多，多集中在生理节律、脏窍关系、病因病机、治则治法、药物性味等方面。如陈文文等[63]以反映生物体整体特征的代谢组学探讨《黄帝内经》生长发育理论的科学内涵，发现各年龄段(按《内经》女七岁、男八岁划分)的血清、尿液代谢模式存在差异，男子“四八”、女子“四七”代谢轮廓显著分离，主要涉及磷脂、能量、氨基酸、核苷酸代谢。赵杨梅[64]基于《内经》“盐胜血”理论研究高盐对血压影响的分子机制，找出高盐对血压影响的关键基因及通路，从分子水平角度阐释“盐胜血”视角下高盐饮食致血压升高的机制。郑若韵[65]对基于《内经》运气理论的三因司天方治疗抑郁症开展实验研究，发现静顺汤与敷和汤均在当年运气条件下，对慢性不可预见性温和刺激(CUMS)联合孤养的抑郁大鼠模型表现出较好的治疗效果，其疗效略优于常规抗抑郁西药和中药，结合运气用药的治疗效果，一定程度优于常用经典方剂。曾雅婷[66]基于红外热成像技术对中医脏窍理论“肺开窍于鼻”开展研究，通过艾灸受试者的中府穴，观察红外热象图显示出的热偏离，同时肺区和官窍的温度均升高，说明肺区与鼻子温度的变化存在相关关系，证明了中医脏窍理论“肺开窍于鼻”的科学性。此外，还有一些《内经》实验研究的综述，涉及基于苦味受体探究《内经》苦味用药科学内涵[67]、肠道微生态与《黄帝内经》泄泻五脏论的关系[68]、《内经》所载药熨方药的功效及其现代药理学作用[69]等。
王续琨等[70]检索cnki截止2020年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和“读秀学术搜索”，截止2020年的图书记录发现，除医学学科之外，《内经》研究还吸引了数学(含术数)、自然科学、系统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交叉科学的众多学科参与其中，呈现出多学科汇聚的态势。2020—2021年度《内经》研究仍然吸引了多学科参与，学科或主题涉及哲学、思维、美学、伦理道德、文学、人类学、神话历史、翻译、传播、天文、历法、术数、地理、气象、社会学、心理学、时间医学、气功、信息技术等。社会科学方面，《内经》文化研究尤其是对《内经》中哲学、思维的研究仍是主流。
5.1 《内经》文化研究
哲学、思维研究是《内经》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内经》哲学研究涉及借助发生学研究《内经》理论，以及《内经》宇宙观、天人关系、生命观、身体哲学等；
探讨“天人相应”“天人合一”者较多，亦有探讨周易和儒道佛思想与《内经》关系者，如《内经》生命哲学与儒道佛思想的共性分析[71]、《内经》与丹道的关系研究[72]等。程雅君等[73]认为《素问》医道哲学渊源于诸家之道，道家之道是《素问》医道的底色与根柢，《周易》与阴阳家的象数之学构造了《素问》医道的辨证思维与理论框架，《素问》医道的正邪观、组方原则、脏腑功能则源于儒家，其标本观源于墨家，其功能思维、实践思维和形神观也与先秦诸子有内在联系。陈红梅等[74]从“正名”的角度探讨《黄帝内经》的概念运作，可谓《内经》哲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以上研究又可与美学结合，如《内经》“天人合一”审美观念研究[75]、《内经》生命美学思想研究[76]、身体美学视角下《内经》养生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77]等。《内经》思维研究，以象思维或象数思维为主，还涉及逻辑思维、系统思维、模型化推理等，也有对《内经》的逆从思维、三阴三阳思维模型进行研究者。
5.2 《内经》翻译与传播研究
关于《内经》翻译与传播的研究在这2年较前呈现上升趋势。潘霖等[78]选取了CNKI 2000—2019年这20年收录的《内经》翻译领域研究论文，采取文献计量的方法，结合战略坐标分析，发现该领域总体发文量过少(282篇)，未来有待加强研究；
外语类核心期刊对中医典籍关注度过低；
核心作者背景单一、研究范式局限；
缺乏典籍领域内的平行对比；
语料库建设进展缓慢；
译本关注失衡，小语种译本和《灵枢》研究不足。笔者检索CNKI 2020—2021年收录的《内经》翻译与传播研究的论文已达到76篇，作者发文为1-3篇/人，涉及主题较多的有文化负载词、生态翻译学、文树德、英译本、翻译策略、英译研究、策略研究、传播研究、文化“走出去”、对比研究、脉系词、主体性、李照国、可视化分析、隐喻英译、接受理论、比较研究、文本特点、文化转向、国际化与传播、分析与启示、伦理视角、中医典籍、篇名英译等。译本偏好方面，文树德译本与李照国译本研究较多，也出现了这两个译本的比较研究[79，80]。涉及语种方面，英译研究仍是主流，但俄语翻译研究较前增加，与此前20年仅1篇论文相比，这两年有2篇学位论文分别对《内经》中医隐喻性术语俄译策略[81]和《内经》中文化素的俄译[82]进行研究，语料库建设得到进一步重视[83]。外语类核心期刊对中医典籍关注度过低，缺乏典籍领域内的平行对比，《灵枢》研究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这两年未出现对《灵枢》翻译的研究。
5.3 《内经》与历法、气象及时间医学研究
学者多结合天文、历法、术数、气象、时间医学等，对《内经》中的天-人时间节律问题如四时节律、运气学说、九宫八风模型等[84-86]。历法相关的研究涉及10月太阳历[87]、东汉四分历[88]、五运六气历[89]等。气象相关的研究除验证运气学说者外，还有四时阳气消长的相关气象要素探讨[90]、气候环境变化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病规律关系研究[91]等。时间医学研究方面，田丽萍等[92]分析文献中睡眠觉醒节律、血压节律、体温节律及皮质醇节律的影响因素，认为《内经》中的生物节律与现代医学生物节律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内经》多学科研究还涉及伦理道德(如医德、师德)、文学、人类学、神话历史、社会学、心理学、气功、信息技术等，在此不一一引述。
综上所述，《内经》研究在2020—2021年稳步发展，《内经》理论研究依然是主体，集中表现在基于临床实用的因机证治研究，如《内经》与疫病相关的研究(含《素问遗篇》“三年化疫”理论研究)以及《内经》的翻译研究等较前增加，体现《内经》研究者在深耕理论的同时，积极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也越来越多地借助多学科手段来研究和传播《内经》理论。
从外部因素看，世界范围内疫情持续、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以及国家有关政策的出台，今后可能会不断吸引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内经》研究相关领域的进程。
6.1 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促进学者再次从《内经》中挖掘防治智慧
当前，在国内各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医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93]。因此，《内经》研究需要进一步从原有理论中挖掘，提炼有效的疫病诊治理论，与当前疫病预警、防治实践紧密联系，并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
另一方面应以疫情数据为素材，基于《内经》理论(尤其是运气学说)，结合气象学、流行病学、病原学等现代学科知识和方法开展多学科联合研究，落实到具体方药和其他防治手段，并开展相应的大规模临床验证研究。
6.2 中医药的国际化趋势，经典理论的现代翻译助力交流传播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94]。新时代，中医药已成为对外交流的名片之一，其中经典翻译更是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内容。《内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具体承载，未来应抓住机遇，深化《内经》翻译研究，特别是将所蕴含的原创思维和生态理念等哲学文化思想推介给世人，进而助力中医药的国际传播交流。
6.3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推进中医经典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
2022年4月8日，国家中医药局、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医药人才工作的意见》[95]，提出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分类建立中医临床、基础、科研人才评价标准。中医经典研究人员作为基础研究人才，未来将重点评价其对基础理论研究和原创能力，并把重大理论创新、重要学术专著、古典医籍挖掘成果等作为经典研究人才的主要评价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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