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凤楼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一起
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们党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于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内部曾经历过多次巨大风波，甚至出现过十分严重的分歧，但是我们党始终没有分裂，总是在党的内部纠正错误。这是我们党成功最为关键的因素。这其中，周恩来对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起到了关键作用，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堪称全党典范。我们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干部都应该认真学习、认真思考并认真践行，自觉维护党的领导核心。
周恩来自1927年进入党的领导核心，此后的半个世纪一直都在中共中央核心领导的岗位。在这半个世纪历程中，周恩来亲身经历了党所面临的多次巨大风波和惊涛骇浪，经历了党的核心领导层严重分歧和复杂纠纷。他总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竭力维护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团结。
1929年，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发生严重分歧，矛盾不断激化。1930年初，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这期间，李立三在中共中央内部起着主要的决策作用，以其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恶性发展起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不同意中共一系列暴动计划。向忠发和李立三认为一定是周恩来向国际的报告没有说明中国革命发展的总趋势，认为“恩来对于这一问题，不仅应负政治上的责任，而且还包含着一右倾的危险”。8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李立三和向忠发立刻找他提出质问。周恩来与他们进行耐心说理和具体分析，终于说服了他们。向忠发表示，“坚决接受国际指示及补正过去的不足”，并两次致电共产国际，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六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批判了李立三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三中全会后，李立三离开了党中央领导岗位。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
但是，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却被共产国际代表批判为对李立三问题采取调和主义，受到严厉指责。在全党面临大分裂威胁的严重时刻，周恩来没有为自己解释，主动承担了三中全会的责任。有人还提出周恩来应退出政治局并交付表决，但因有四分之三的人不同意，未获通过。他又继续忍辱负重地担负着中央繁重的日常工作。周恩来尽管自己的处境十分困难，仍恳切地说服同志们不能意气用事，要在中央机构领导下团结起来，使党避免出现大的分裂。他说：“党现在正处在困难时期。立三路线是涣散了党的，现在正要加紧的将它恢复与健全起来。”“站在派别观念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允许的。”
这一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中共中央机关面临着被敌人一网打尽的危机。在千钧一发的关头，周恩来以钢铁一样的意志，冷静而周密地估量可能发生的种种问题，果断地采取行动，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避免了一次后果极为严重的大破坏。
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摧残，“左”倾盲动主义不顾一切地蛮干又使党组织遭到一系列新的重大损失。党内许多人相互抱怨攻击，对中央和省委的通告随便谩骂，拒不执行。一些地方党的组织生活陷于半停顿状态。周恩来努力整顿几乎被打散的党组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起着从严重挫败到走向复兴的关键作用。特别是顺直省委，李大钊遇难后，工作长期不能打开局面，纠纷不断。1928年初顺直省委改组后，一部分党员组织了第二省委。7月份再次改组后，一些县又不承认新的省委，竟然成立“护党请愿团”。许多人都认为顺直党的基础已经腐烂了。周恩来广泛深入地听取各级党组织负责人以及矿山党员、铁路党员的意见，循循善诱而又很有说服力地剖析极端民主化与民主集中制的区别、命令主义与说服群众的区别、惩办主义与铁的纪律的区别，引导党员求得纠纷的解决，终于从一团乱麻中理出头绪，使顺直党内的思想逐渐趋于统一，得到了顺直党的拥护，把顺直党挽救了过来。这时，党内又发生了另一个重大事件——江苏省委问题。1929年1月，向忠发、李立三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中央兼江苏省委。江苏省委从小道得到这一消息，反应十分强烈，表示无论中央怎样决定，省委将一概拒绝，并进行违反纪律的活动。周恩来从顺直回到上海后，不同意中央的决定，但也反对江苏省委的做法，向江苏省委负责人严肃指出这是破坏党的组织原则，会造成党组织的涣散和分裂，甚至危及党的生存。一场轩然大波终于顺利解决，并使全党受到了教育。顺直省委和江苏省委纠纷的解决，初步扭转了党内严重涣散的无纪律状态，使党的工作走上了较能正常运转的轨道。接着，周恩来以更多的精力指导各地恢复并发展党的工作，为中共中央主持起草了《关于湖北组织问题决议案》、给山东省委的指示信、给满州省委的信。周恩来还焦虑地注视着苏区肃反扩大化问题。1931年8月底为中央起草了《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1931年底周恩来到了中央苏区后，看到在敌我双方异常激烈的生死搏斗面前，苏区内部却出现了令人痛心的肃反扩大化，滥施刑讯、任意捕杀，甚至到了“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的地步。他在苏区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纠正肃反扩大化。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形成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严厉指出了“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增进了党内团结，增强了党的战斗力，维护了党中央的领导。
六大后一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处在一个严重的历史转折时期，一些反动分子断言，共产党已经失败了。在这极端艰难险恶的环境中，中共中央在周恩来的实际主持下，度过了大革命失败后最困难的时期，重新站稳了脚跟。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充分展示了周恩来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决心与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这种坚韧不拔的品质和常人难以做到的组织纪律观念，在他以后的一生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刘鹤副总理在一篇文章中说，“文化大革命”后的改革开放，“中国经历了危机催生复兴的历史过程。”其实，从1927年到1935年，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危机催生新的希望的历史过程。
党的第一代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的形成，是一个艰难的相互发现、相互考验与相互选择的历史过程。遵义会议之前的14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产生了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等正式或非正式的核心领导人，但是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周恩来身在其中，有着非常深刻的感受。他深深地认识到，如果再不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将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威胁。因此，他在几个关键时刻把一再遭到冷遇的毛泽东“请”了出来，使我们党终于形成了强有力的第一代领导核心。邓小平说：“如果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而如果没有周恩来，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形成可能还会有一个更长的时期。
1952年8月，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观看解放军运动会的比赛
一是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1929年6月下旬，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为多数同志所接受，落选前委书记，离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周恩来十分明确地对陈毅说：“你要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并且要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巩固红军的团结，维护朱、毛的领导。陈毅根据周恩来的多次谈话，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观点，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后，毛泽东回到了前委书记的岗位上。这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毛泽东个人的发展，都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毛泽东在领导红军作战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探索解决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长征开始，毛泽东再次被排除在红军领导人之外，并遭受接连不断的批判。决定参加长征的高级干部时，毛泽东被博古、李德列入留守名单。周恩来、朱德据理力争，坚持让毛泽东参加长征，终于说服了博古。刘伯承也是因为周恩来据理力争才得以随主力红军一道长征。
二是请毛泽东参加通道会议，使毛泽东开始参与对红军行动的最高决策。湘江战役后，李德、博古已经无法继续指挥，周恩来成了三人团中的实际负责人，担负着指挥全军的重任。红军进入湘南后，一路争论。1934年12月12日，中央部分领导人在湘黔交界的通道县城临时召开紧急会议。在周恩来和朱老总的力争下，毛泽东列席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后来说，这是他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第一次改变“加里宁”身份而破例参加的军事决策会议。这就有了长征途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通道会议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2月18日，周恩来在黎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地区建立新根据地。周恩来主持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黎平会议后，博古、李德仍不放弃自己的主张。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又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的方针。
三是全力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请毛泽东为自己的“帮助者”，让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参与领导中央红军的行动。2月初，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滇黔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小村庄召开会议，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以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但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并不是将毛泽东作为自己的“帮助者”，而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充分信赖，让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自己则置于助手的地位，充分说明了周恩来力推毛泽东的决心和胸怀。周恩来还对博古说：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陈晋指出：革命战争年代，中央领导层如果没有军事统帅，是有问题的。我们党前几位一把手都不擅长军事领导，毛泽东是天才军事家，遵义会议能够复出，是因为军事上需要他。周恩来力促党的第一代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的形成，是周恩来对党忠诚、维护大局、把握历史大势的必然之举。
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使祖国走向繁荣富强，是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崇高目标。1950年，毛泽东提出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1951年，进一步要求以三年时间做准备工作，争取在1953年开始十年建设，并提出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到1951年底，中国财政始终保持着奇迹般的良好状态。打着一个大仗，还开始了有重点的建设，财政赤字只比上一年增加2.5%。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77.5%，工农业主要新产品几乎都超过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1952年12月24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上说：“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已经到来，第一个国家五年计划就要在1953年开始实行了。”1953年2月4日，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说：“过去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是完全有力量能够取得伟大而光辉的胜利的。”
党中央从1951年初就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毛泽东要求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完成工业化。1955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相当好，于是，毛泽东提出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口号，并指出“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完全必要了。”1956年1月初，毛泽东与部分省市领导人起草《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简称《农业四十条》），要求粮食由1955年的3652亿斤提高到1万亿斤；
棉花由1955年的3007万担提高到1亿担。各个系统都不愿意别人说自己保守，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指标布置工作。周恩来和陈云经过周密计算指出，如果按照各系统提出的高指标去做，将使1956年经济建设受到严重损害。1月20日，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醒大家：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周恩来没有提“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在2月8日召开的国务院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提出：“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口号。”并指出“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9月16日，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上作“二五”计划建议报告时，对“一五”计划的实践和反冒进的经验作了初步总结，强调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面对经济工作中存在的急躁冒进问题，周恩来采取了一系列管控措施，毛泽东、周恩来两个人的意见发生了分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仍强调“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
这时，毛泽东对“左”的问题虽然也有所认识，但时有反复。9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希望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不要像民主革命时期犯那么多和那么长时间的错误，避免栽那么多筋斗。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说：“我的脑子开始也有点好大喜功，去年三四月间才开始变化。”1958年十、十一月间，毛泽东对浮夸风和共产风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几千万人上山，农业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在11月份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带头作自我反省：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大概是个冒失鬼。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他说“从前是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是我反人家的冒进”。他反思自己1958年提出钢产量翻一番是个冒险的建议，说去年脑子发热，做了些蠢事，好几年的指标要在一年内达到，热情宝贵，但工作中有盲目性。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党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生产指标问题上，提出要压缩空气，坚决调整了一些过高的指标。按原定计划，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毛泽东反复找政治局常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大区负责人谈话，决心对钢产量指标进行大幅度下调。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表明“发热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
但是，“事实上，许多人仍没有从膨胀的空气中冷静下来，继续纠左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毛泽东在落实具体工作的时候，不同意“大跃进”得不偿失的看法，仍然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并且把党内提出的一些不同意见同右派的进攻联系起来。特别是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3月的成都会议和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对周恩来逢会必批，周恩来都作了检讨，主动承担反冒进的责任，认为主席总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自己往往从战术上考虑问题。
毛泽东的强大政治压力，使得不同意见一时难以再提出。但是，周恩来并不因此而改变坚持实事求是的初衷。1959年五六月间，他请示党中央、毛主席批准，自己带头，组织8位副总理深入重点产铁地区作了为期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然后向中央正式报告，主张迅速调整钢铁的生产指标。各部门才得以对严重的失调现象进行初步的调整。1960年，毛泽东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文化大革命”期间，面对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广大群众，特别是年轻无知的红卫兵的狂热和乱为，周恩来凭借政治智慧、斗争艺术、和合精神把各方面协调起来，把“文革”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使党和军队不致分裂，使共和国这艘载有8亿人口的大船不致倾覆，使人民生活得到基本保障。从一定意义来说，周恩来在“文革”中做了10年和合工作，此乃党、国家、人民之大幸。作家朱子奇深深感叹：“十年浩劫，是不幸的顶点，是大灾难。但不幸中又有幸，最大的幸，就是中国有个周恩来，人间有个周恩来！使得这块多灾多难的大地，少一些冤苦与黑暗，多一片光明与希望。”
1927年以后的半个世纪，如果不是周恩来多次“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我们党能不能有后来的局面，细思恐极。
1952年，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书记抽调回中央，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周恩来为了集中精力思考大规模经济建设问题，于7月10日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将邓小平调任政务院副总理，并于8月份来京主持一个时期工作。毛泽东当天就批示同意。中央人民政府于8月10日任命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13日，周恩来和邓小平谈了政务院的工作，并在政务会议上宣布：在他访问苏联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为以后的新老交替作了重要准备。
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
党的十大以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重新提了出来。“四人帮”把矛头对准老干部和周恩来。但周恩来考虑更多的是尽快使受到批判或者“靠边站”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对在十大前后复出的领导人，周恩来想方设法让他们在各种场合露面和见报。其中，最重要的是邓小平。1973年3月间，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不久，周恩来又安排邓小平出席外事活动。这年秋天，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时向他们介绍邓小平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12月，根据毛泽东建议，周恩来积极安排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任职程序，亲自草拟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任职通知。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飞抵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提出在四届人大前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说，人大开过后，总理可以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去顶。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相处近50年的老战友促膝长谈，直到次日凌晨。他们共同作出具有深远意义的“长沙决策”，对中国局势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有着至关紧要的意义。1975年1月1日傍晚，周恩来与邓小平进行了单独谈话，随后一起前往人民大会堂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将由四届人大确定的人事安排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在12个副总理中列在第一位，准备在周恩来治疗期间代替他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四届人大后，邓小平实际上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周恩来心里感到踏实了。他告诉医生：现在我可以安心治疗了。周恩来的一系列努力，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我们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干部，不管是新党员还是老党员；
不管是基层干部还是党的高级干部，都要像周恩来那样，做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忠实维护者，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