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效杰
彭慕兰（Pomeranz Kenneth）是美国加州学派的代表性学者，也是当今国际学术界颇有影响的著名汉学家。他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无论是对国家转型进程中“腹地”之命运的分析，还是对“全球性关联”背景下江南与英格兰发展路径的比较研究，均以宏观的学术视野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把近代中国置于全球的网络中去考察，深刻揭示了近代工业化浪潮冲击下中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变化，对中国历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目前学界关于他在中国史研究中涉及的许多问题已有较为全面的评介，本文主要基于《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 —1937）》a彭慕兰著，马俊亚译：《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 —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以下简称《腹地的构建》）、《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b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年。（以下简称《大分流》）、《中国环境的变迁：1500 —2000》c肯尼斯·彭慕兰著，施诚译：《中国环境的变迁：1500 —2000》，载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4 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231 —271 页。Kenneth Pomeranz,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nvironment, 1500–2000,” Ed.Edmund Burke, Kenneth Pomeranz, The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California Press, 2009, pp.118–160.（以下简称《中国环境的变迁》）和《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 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d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著，黄中宪、吴莉苇译：《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 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以下简称《贸易打造的世界》），从全球史的视角，对彭慕兰在中国史研究中的网络化构建问题试做分析。
全球史观不同于以往的历史研究注重以“民族”“国家”或“地区”为单元来认识世界的模式，而是将世界看作一个有机的、互相关联的整体网络，从而大大地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范畴。彭慕兰的研究正是从这种模式的转变开始，逐渐深入到新旧网络转换中的“腹地”展开的，他认为传统的中心区域也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边缘化，“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经常发生变动，甚至是互换的，这正是全球史观所强调的“中心——边缘”视角的一种体现。
彭慕兰认为，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西方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有着明显的从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转向文化史、心态史，从农村、农民研究转向城市研究的趋向。这一背景下的中国史研究，或是反对考察不同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或是单纯强调城市的作用，都忽视了农村在中国历史中无可替代的中心地位。因此，《腹地的构建》一书把中国农村中相对贫困的“腹地”作为研究对象，在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分析这一在中国旧网络中至关重要的地区，“在新的、更强大的网络中沦为无关紧要地位的痛苦演变”。a彭慕兰著，马俊亚译：《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 —1937）》，第44 页。
彭慕兰所研究的“腹地”，指的是黄河与大运河交汇处的“黄运地区”，主要包括今山东西部、河北南部和河南东部的部分地区b同上。，这一地区在明清时期一直是中国的核心区域，传统的治国方略与这一地区有着紧密的联系。在19 世纪中叶之前中国的传统网络中，“腹地”的重要地位是由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决定的。大运河把江南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及周边地区，满足了都城对食品的基本需求；
国家对大运河和黄河的治理，给“腹地”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确保了大运河的畅通和黄运地区的稳定；
大运河和黄河的治理费用主要来自江南的税收，可以钳制长江中下游精英的势力，维护统治秩序；
以江南补贴黄运地区，也符合封建王朝赈贫恤穷的道德框架。c肯尼斯·彭慕兰著，施诚译：《中国环境的变迁：1500 —2000》，载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4 辑，第237 —238 页。因此，贫困的“腹地”成为国家重点关注的地区，国家主导了这一地区的治水、救荒、维护公共秩序、建设基础设施等服务。
然而“腹地”所享受的国家福利，从19 世纪中叶起逐渐衰退，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彭慕兰的研究来看，最直接的原因应是黄河的改道。19 世纪50 年代之前，黄河流经河南东部、山东西南部，从江苏北部注入黄海，由于河道淤积等原因，黄河水患频繁，流经此地的大运河也几乎处于瘫痪状态。1852 —1855 年间，受连年洪水的影响，黄河从河南的铜瓦厢开始脱离原来的河道转而流向东北，经山东利津注入渤海。由于改道后的黄河一度占据了大运河水道，不但给大运河的运力造成毁灭性打击，同时也严重破坏了黄运地区原有的河流系统，“腹地”的水患比之前更为严重。太平天国运动严重影响了江南的税收，原来以江南救济“腹地”的政策无法推行，黄河和大运河的水患问题更加难以治理。虽然中央和地方官员都曾提出过黄河回归故道和恢复大运河漕运的建议，但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并没有付诸实施。从此，大运河这一传统网络中沟通南北的经济动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黄运地区也由帝国关注的中心区域，慢慢沦为新的国家网络的边缘地带。
“腹地”的日益边缘化，与连接南北的新通道相继形成密切相关。大运河无法将江南的粮食运往北京，但北京及周边巨大的粮食缺口仍需要南方的接济。在这种形势下，运输成本更为低廉的海路成为南粮北运的主要途径，这条沿海航线也是历史上早已存在的南北运输线。特别是在平汉铁路、陇海铁路、津浦铁路建成后，跨越“腹地”的大运河逐渐被“靠近但未穿越这个地区的铁路和轮船所替代”d彭慕兰著，马俊亚译：《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 —1937）》，第44 页。。在连接南北的新网络中，山东沿海一些处于传统网络边缘的地区成为新网络的核心地带，而黄运地区这一旧网络的核心地区越来越成为新网络的边缘：黄运地区北部成为从属于“天津、青岛和其他正在兴起的城市”的地区，而黄运地区南部则变成了“一潭闭塞的死水”。e同上，第50 页。
“腹地”的边缘化也与国内网络被纳入一个更加广阔的全球网络后，政府治国方略的变化有关。从1840 年起，英国以武力打开了清朝的国门，封闭的中国被帝国主义强行纳入了一个更大的全球性网络，巨额的战争赔款、外部的强权威胁、内部的频繁抗争、艰难的国家转型等，使清王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摧毁了明清国策的基本原则特别是通常要求富裕地区接济较为贫穷地区基础设施的社会再生产义务”，并给中国带来了一种“重商主义的逻辑”a彭慕兰著，马俊亚译：《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 —1937）》，第46 页。，政府的治国方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近代之前，清王朝的首要政治任务是消除动乱隐患、维护统治秩序，因此才会以江南的税收补贴黄运地区，用于治理黄河水患，保持大运河畅通，“腹地”由此成为旧网络中的核心区域。但在融入全球网络后，国力上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使中国转向了一种自强逻辑，开始把与外国商战以及“求富”“自强”等作为首要的政治目标，在制定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是否有助于维持对中国富有竞争力的地区的控制、是否有助于中国现代部门的建设、或者从总体上减少威胁中国国家主权的债务”，这种政策倾向随着形势的恶化而愈演愈烈。b同上，第224 页。政府关注和投入的重心不再是黄运地区这一旧网络中贫穷而重要的“腹地”，而是新网络中可以获得最大回报的沿海和铁路沿线的重点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既能维护国家稳定，又能增加政府税收，还可同外国商战并最终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政府忽略了黄运地区的治水、救荒等传统使命，“腹地”最终被更加宏大的全球网络所抛弃。
彭慕兰认为，在中国形成新网络和融入全球性网络的过程中，“腹地”越来越被国家所忽视，既承受着国家内卷化之苦，又承受着国家转型之苦，“没有融入新网络却又造成了旧网络的崩溃”，这种结局比融入新网络或留在旧网络中的危害都要大。c马俊亚：《国家服务与地区性社会生态的演变——评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 —1937）〉》，载《历史研究》2005 年第3 期，第3 —18 页。
如果说《腹地的构建》描述了中国新旧网络转换中“腹地”的命运的话，那么《大分流》则是以更加宏大的视野论述了“江南”在全球网络中的地位，以及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
在《腹地的构建》中，“江南”在以围绕大运河形成的网络中是作为“腹地”的边缘而存在的，但在《大分流》中，彭慕兰把“江南”置于中国传统网络的核心来考察。一方面，“江南”的稻米、手工业品等被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北京、华北，甚至西北边疆，江南的税收为国家提供了充足的财源；
另一方面，华北的棉布、长江上游的木材、东北的豆饼也源源不断地运送至“江南”。但随着人口的增长、生态的恶化，华北和“江南”都出现了“内卷”化倾向和进口替代现象，“江南”在经历了“斯密增长”后陷入了“马尔萨斯危机”。这说明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作为中国传统网络核心的“江南”与外围地区之间的互动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
即使放到全球网络中，近代之前的“江南”也是亚洲甚至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强于工业革命前的英格兰等欧洲国家。d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2 页。彭慕兰认为，迟至1750 年，欧洲并不像“欧洲中心论”者所宣扬的那样有着工业化的“决定性优势”，而是与中国“在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的发展中仍存在着一些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e同上，第8 —17 页。第一，19 世纪之前以英格兰为代表的欧洲和以“江南”为代表的中国处于相似的发展水平，中国的出生率与欧洲相仿，平均寿命与欧洲一样，生活水准也并不比欧洲低，欧洲也没有建立起相对于亚洲的“科技优势”。第二，相对于欧洲，中国在法律、习俗等方面对土地市场、产业的干预和限制更小，手工业者和农业人口的工资差距也更小；
欧洲在消费、产出、生产决策、劳动配置等方面较中国更为落后。18世纪的中国比西欧“更接近于一个类似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市场经济”。f同上，第84 页。第三，在“成瘾性食品”（糖、茶、烟草等）、耐用奢侈品（纺织品、家具、收藏品等）的消费上，中国和欧洲的需求同样旺盛，在当时的全球贸易体系中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第四，在财产保护方面，与欧洲相比，中国的财产保护制度更为完善，商人的私有财产更为安全。另外，19 世纪之前的英格兰和“江南”在经历了相似的“斯密增长”后，都面临着“马尔萨斯危机”这一“共同的潜在的绝境”。a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262 页。虽然黄宗智等学者并不同意彭慕兰比较研究的一些内容和结论b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载《历史研究》2002 年第4 期，第149 —176 页。，但《大分流》中所运用的交互比较研究方法却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认可。
既然欧洲的英格兰并没有形成相对于中国“江南”的财富、人力、技术、制度等方面的优势，甚至二者面临的危机也相似，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英格兰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呢？彭慕兰认为，这主要得益于英格兰偶然性的煤资源和外部的殖民地。一方面，英国煤矿大都靠近优良的水运通道，又毗邻发达的商业区和手工业区，从而把“工匠的技术、消费者的需求和煤本身”联系在一起。英国煤矿一般位于富水区，排水的需求促进了蒸汽抽水机的发展，煤炭业又为蒸汽机的推广创造了条件，最终促进了蒸汽动力机的推广。煤取代木材成为主要燃料，“让化学替代土地”，使英国减轻了燃料危机，煤的开采和使用对英格兰在“19 世纪的突破是关键性的”。c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73 —80 页。
另一方面，新大陆殖民地的奴隶种植园向西欧输出大量棉花、谷物、木材、糖等初级产品，为西欧创造了面积巨大的“虚拟土地”，节约了本来就紧张的土地资源。殖民地的收益可以购买更多的奴隶和西欧的制造品，也为西欧机器生产提供了市场和动力。因此，新大陆成为西欧的一个新的外围地区。
同时，西欧率先发生工业革命并摆脱“马尔萨斯危机”，还需要煤和殖民地的相互作用。煤的开采、蒸汽船的应用、铁路的兴起，提高了远洋运输的效率，降低了陆路运输成本，刺激了新大陆更多的土地密集品向欧洲输出，并从欧洲运回更多的工业制造品，新大陆也成为欧洲过剩人口的重要出路，减轻了欧洲的人口压力。欧洲与新大陆因煤而建立了一个核心与外围的新循环。
彭慕兰将英格兰实现工业革命的原因归结为偶然性和外部因素，虽然受到了一些批评，但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一个地区在传统的网络中陷入发展瓶颈时，融入一个更大的新网络可能会带来突破性的变化。英格兰因为煤和殖民地而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网络，互动的范围、对象、内容等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增加了初级产品的进口，扩大了工业品的外销，向殖民地的移民缓解了人口压力，更重要的是在引进外来新因素的同时，也为殖民地送去了新的物质文化因素，虽然其间充满了殖民统治的罪恶，但确实促进了欧洲与新大陆的发展。这说明，从一个更大网络中引进新的物质文化因素对一个地区的发展有时是非常重要的。
在西方大航海的背景下，中国虽然也被纳入了当时的全球网络，但中国只从东南亚输入香料、木材、珠宝等奢侈物品，从西欧及其殖民地输入的工业品只有“单调到令人吃惊”的白银。d同上，第195 页。目前学界一致认为，近代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是闭关锁国和不能“开眼看世界”，这说明在英格兰等西方国家突破原有小网络、融入更大的全球网络时，中国仍然局限于区域性的传统网络，且这一传统网络的互动和活力不增反降。中国部分地融入全球网络并不能补充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新因素，作为中国原有网络核心地区的“江南”很难发生超越网络属性的质变。从此，英格兰因新网络而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与“原有的道路发生了重要的急剧断裂”e同上，第13 页。，走上了与中国不同的发展道路，“英格兰避免了变成长江三角洲”，而江南也避免了变成英格兰。f同上，第347 —351 页。
当然，融入全球网络并非一定要像英格兰一样靠武力开拓海外殖民地，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东亚的崛起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全球化深入推进的过程中，这些地区融入了一个更大的全球性网络。
彭慕兰通过中国内部不同主体之间、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与互动，论述了全球网络中的“腹地”和“江南”在近代工业化浪潮冲击下的发展变化。
在《腹地的构建》一书中，彭慕兰特别关注“融合”，指出“融合”是“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的联系”a彭慕兰著，马俊亚译：《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 —1937）》，第57 页。，从他的具体研究来看，“融合”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网络中不同主体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彭慕兰通过美棉推广等事件，分析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政府与地方势力、外来势力与本土势力、“腹地”与沿海等在新旧网络中的联系与互动，展现了“腹地”从以大运河为基础之网络的核心地区，变为以铁路和轮船为基础之网络的边缘地区的过程。
出于重商主义的治国方略，政府曾在“腹地”推广纤维长、产量高、适合机器纺织的美棉。但在黄运地区南部的鲁西南地区，美棉的推广首先遭到了贫困者的反对。美棉比本土棉成熟晚，这意味着贫困者的拾荒活动要相应推迟，而在贫穷的鲁西南地区，拾荒是贫困者赖以生存的方式之一，在深秋初冬季节推迟拾荒，可能会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因此美棉给拾荒者的生计“造成了严重的威胁”。b同上，第143 页。对种植者来说，美棉虽然代表着更高的收益，但成熟晚则可能降低收益，因为本土棉成熟之日，往往是拾荒者开始拾荒之时，未成熟的美棉成了拾荒者顺手牵羊甚至主动偷窃的目标，有时甚至演变为抢棉活动。虽然种植者组成的看青组织可以起到一定的防范作用，但看青人员有时与拾荒者勾结而使看青组织形同虚设。因此，鲁西南有地农民种植美棉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在这种情况下，省劝业所为推广美棉，在各地成立了棉业公会，但棉业公会的成员大都是各地的城市精英而非乡村的头面人物，对农村的情况不了解甚至根本不去了解，组织的看青活动也不符合乡村的实际，常常遭到贫困者甚至棉农的抵制。同时，美棉每年种植都需要新的棉种，新棉种及种植技术主要由棉纺厂派出的技术人才负责，这意味着当地农民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寄托在外乡人身上，而这一使命原来是由乡村精英来承担的。美棉种子的提供者在不经意间削弱了地方精英的威望空间，因此地方精英成为反对美棉推广的重要力量。正是在国家从“腹地”退出的情况下，在政府、棉纺厂、城市精英、农民、贫困者、乡村精英的互动中，美棉在黄运地区南部推广失败，鲁西南地区也失去了融入新网络的机会。
在重商主义的治国方略主导下，政府围绕铁路、轮船构建新的网络，并试图把新网络融入全球网络。在《大分流》一书中，全球网络的形成是靠“全球性关联”（Global Conjunctures）c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3 页。黄中宪译为“全球形势”，见彭慕兰著，黄中宪译：《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 年，导论第3 页；
陈巨擘译为“全球性的因缘际会”“全球机缘”，见彭慕兰著，邱澎生译：《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4 年，第3、550 页。实现的。彭慕兰将“全球性关联”解释为“对那些表现出制度上的关联而不是真正离散的实体之间的比较的讨论”d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3 页。“全球性关联”其实借用了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关于“环境比较”的表述，见Charles Tilly, 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ublications, 1984.，认为了解亚欧大陆两端核心地区“先前已存在的关联”，比追寻它们之间的差异更有意义。e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364 页。从《大分流》以及《贸易打造的世界》的具体内容分析，“全球性关联”包括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远洋贸易、欧洲对殖民地的武装侵略、世界其他地区对欧洲侵略的应对等，可以理解为全球网络中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全球史观特别关注研究单位之间的历史联系f夏继果：《全球史研究：互动、比较、建构》，载《史学理论研究》2016 年第3 期，第118 —125 页。，“加州学派”的整体风格之一就是“探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a龙登高：《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1 期，第104 —121 页。同时，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也是全球史观的重要研究内容。b李效杰：《唐代宾礼与亚洲格局》，载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31 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20 年，第392 —404 页。
彭慕兰认为，近代之前中国对白银的巨大需求、西欧对奢侈品的持续需求，促进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形塑了早期的全球网络。明代中国向银本位的转变需要大量白银，促进了新大陆银矿的开发，为西欧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巨额利润，在刺激了欧洲更多消费需求的同时，也支撑了西方进一步的海外扩张；
白银的输入刺激了中国原始工业的发展，迎合了欧洲对丝绸、茶叶等奢侈品的大量需求；
欧洲需求旺盛的糖和烟草等奢侈品主要来自新大陆，新大陆得到更多的利润和税收，为进一步购买奴隶、进口欧洲制造品提供了足够的资本。
进入19 世纪，新大陆与欧洲的联系和互动日益增强，在新的全球网络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一方面，非洲规模庞大的奴隶贸易为新大陆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新大陆越来越成为食物、纤维、木材、糖等的单一输出地。另一方面，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被殖民者设计成“几乎‘需要’其他的一切”的殖民地，必须大量输入西欧的工业制成品才能正常运转。c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327 页。即便在美国独立以后，北美地区仍然是“人口日益稠密、工业日益发展的欧洲的一个理想的补充”。d同上，第348 页。航海技术的发展使远洋贸易的成本更低、周期更短，新大陆成为西欧的一个效率更高的外围地区，为西欧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食物、纤维、建材等，帮助西欧摆脱了“马尔萨斯危机”。
与西欧主动形塑并融入新的全球网络相比，中国在19 世纪之前并没有太多地卷入“全球性关联”，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与互动同之前相比并没有大的改变。中国从西欧及其殖民地输入的工业品只有白银，对缓解“江南”的生态危机并没有实质性帮助。即使后来被迫融入全球网络后，国家推行重商主义的治国方略，反而给“腹地”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因此，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广泛联系和持续互动，形成了一个彼此交融、联系紧密的全球性贸易网络，为不同地区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欧洲因为有了煤和殖民地，再加上对殖民地的武力征服和高压统治、建立殖民地企业、天花给印第安人带来的种族灾难、中国对白银的需求、新大陆的“虚拟土地”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刺激西欧发生了与原有发展道路的“急剧断裂”，走上了工业化的发展道路，而中国因为没有很好地融入新的全球网络，反而走向劳动密集型的发展道路，最终形成了东西方世界的“大分流”。
彭慕兰的中国史研究，无论是《腹地的构建》还是《大分流》，都对环境史非常关注，《中国环境的变迁》更是对500 年来中国环境的发展进行了系统论述。
《腹地的构建》描述了19 世纪50 年代以后黄运地区面临的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严峻的人口压力，黄运地区是中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最为贫穷的地区之一，巨大的人口使有限的土地越来越难以承受，造成粮食、木材等短缺。第二，黄运地区与原来的原料供应地失去了联系，且没有找到新的供应地。第三，因市场失效而形成的孤立，使黄运地区逐渐从政府的决策视线中淡出，成为不受重视的边缘地区。第四，黄运地区没有形成管束人们在村外伐樵打草的组织，脆弱的生态环境得不到有效保护。e彭慕兰著，马俊亚译：《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 —1937）》，第186 —187 页。彭慕兰认为，人口压力是当时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第二、第三类问题是由黄河改道、大运河淤塞造成的，第四类问题则与黄运地区不明的产权制度和政府的放任等有关。按照旧网络的运行逻辑，如果国家基于以上因素制定政策，“腹地”无疑是最需要投入和植树造林的地区。但重商主义主导了国家政策，国家拨款、植树造林的目标是进口替代、增加政府收入从而维护国家主权，而不是改善黄运地区恶劣的生态状况。在这种形势下，黄运地区本身不能生产符合重商主义的出口产品，政策上也不可能像大运河畅通时那样得到国家的重点扶持，这导致黄运地区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在《大分流》中，彭慕兰专门分析了东西方面临的生态危机。18 世纪前后，中国和西欧都有着稠密的人口、高产的农业，但又有着同样严峻的生态问题。欧洲总人口在1750 年到1850 年间大约翻了一番，但西欧的土地和粮食总产量并没有与人口增长同步，再加上战争的影响、土壤肥力的下降，西欧出现了严重的粮食赤字。由于粮食的不足，英、法等国没有足够的土地种植纤维植物，纤维也非常短缺。欧洲有限的森林不断地被改造成耕地，人工种植树木的土地又不多，西欧的燃料、建材短缺问题一直非常严重。森林过度采伐又带来了水土流失、气候变化等自然灾害，反过来又影响了农业用地和粮食生产，促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中国也面临着与西欧相似的生态危机。人口不断增长而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基本停滞，作为建材和燃料的木材需求激增而产出有限，纤维需求巨大而供给不足，许多种植粮食的土地转而种植棉花，对粮食的需求又使更多的森林被开垦成耕地。总之，中国的生态环境虽可能好于西欧，但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如果研究到此为止，彭慕兰和普通环境史学者没有什么区别。但彭慕兰并没有就环境史而研究环境史，而是与罗伯特·马克斯（Robert B.Marks，又译“马立博”）等汉学家的做法相似，“试图把一个特定地区在长时段里的环境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结合起来”a彭慕兰著，马俊亚译：《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 —1937）》，第36 页。，从而构建世界历史发展的宏大图景。
国家从黄运地区的退出，加速了黄运地区生态危机的恶化。由于国家用于治理黄河和大运河的资金和资源越来越少，运河进一步衰败，水患接近于失控，“腹地”更加贫穷。政府和地方精英也曾做出过改变现状的努力，但由于政府官员的贪腐、地方精英的渔利、底层民众的敷衍，最终无论是加固黄河堤坝、治理水患还是推广美棉、植树造林，都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
18 世纪中国的生态环境虽然恶劣，但与西欧相比尚处于优势地位，彭慕兰认为如果把“稠密的人口、高产的农业、广泛而成熟的商业和广泛的手工业”视作工业革命的条件的话，则中国应与英国拥有相同的工业革命机会。b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259 页。但生态危机更为严重的西欧却通过新的全球网络率先走出了“马尔萨斯危机”，并走上了影响深远的工业化道路。中国虽通过江南与全球贸易网络相联系，但输入的除了香料、木材、珠宝等奢侈物品外，就只有白银，并不能缓解粮食、燃料、建材和纤维的需求，生态危机与西欧相比更严重了。
在《中国环境的变迁》中，彭慕兰不同意中国环境发展与西方对立或者相同的观点，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有着长期的连续性特征。彭慕兰认为，19 —20 世纪在西方占主导的“自由计划”（liberal project）模型强调经济、“发展”和对自然“物质利益”的索取，通常包括粗暴对待自然、变得富有、治理环境三个阶段。但中国的环境发展史与“自由计划”显然不符，因为中国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开始了对环境的治理。彭慕兰认为至少可以用与“自由计划”不同的另外两种方式来表述中国环境、经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是国家长期操控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增加国家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
二是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的“自由计划”，但即使如此，中国的“自由计划”仍然有着独特的中国印记。c肯尼斯·彭慕兰著，施诚译：《中国环境的变迁：1500 —2000》，第233 —234 页。Kenneth Pomeranz,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nvironment, 1500 –2000,” pp. 110–111.彭慕兰还在《腹地的构建》和《大分流》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治水入手研究了500 年来中国的环境变迁史，认为中国19 世纪之前的治水，目的是稳定统治秩序和为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生活必需品；
19 —20 世纪中叶，治水受到重商主义的影响，水利工程主要是围绕着自强逻辑展开的；
20 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的治水工程更加重视“平民主义”，更加“注重技术”，虽然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治水工程总体上是成功的。
不难看出，彭慕兰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是服务于“政治经济”的，研究的起点是东西方均面临的“马尔萨斯危机”，结论是西欧如何破解了“马尔萨斯危机”。他的这一做法招致了一些批评，张卫良认为彭慕兰“实际上是把马尔萨斯陷阱当作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尺度”，但这一古典经济学命题本身存在缺陷，彭慕兰把危机的解决归于偶然性，外部因素自然成为“大分流”的关键；
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an）更是指出，彭慕兰“解释分流的核心是一种精致的古典增长的故事，其排列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学术成就的队列，围绕着绝对地来自斯密、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著作的概念、联系和机制”a张卫良：《“神话”解构与历史重建》，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5 期，第16 —23 页。。
彭慕兰对世界历史进行网络化建构的做法，属于全球史观常用的研究范式。麦克尼尔父子（子John R. McNeill；
父William Hardy McNeill，1917 —2016）的《人类之网》把人类历史置于各种网络中进行考察，认为“相互交往和相互影响的人类网络的发展历程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总体框架”。b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著，王晋新、宋保军等译：《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滨下武智的《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研究了处在各种网络中的近代中国。c滨下武智著，王玉茹、赵劲松、张玮译：《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彭慕兰的网络化研究，也受到了“依附”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此类理论否认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和在塑造发展差异上的作用，认为欧洲建立的掠夺性世界体系是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始动因；
富裕和贫穷都是现代世界的组成部分，一个地区的飞速发展可能会造成其他地区的停滞或恶化。从彭慕兰关于黄运地区的衰退与沿海的兴起、“江南”的停滞与英格兰的突破等论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依附”和“世界体系”理论的痕迹。谢维认为，“依附”和“世界体系”理论的立论基础是“现代性的成熟”“资本主义的全面渗透”，将之引入中国乡村有些“不合时宜”。d谢维：《现代化与边缘化——读彭慕兰〈腹地的构建〉》，载《史学理论研究》2010 年第3 期，第145 —151 页。后来彭慕兰自己也对“依附”理论进行了反思，认为这一理论还“太不成熟”，认为“发展不充分（underdevelopment）不仅仅意味着发展还没有开始，发展不充分可能是发展的一种产物”。e彭慕兰：《历史课本从来不说“我们不确定”，我认为这是个巨大的错误》，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57293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3 月27 日。
彭慕兰的著作在中国出版后，加州学派广为人知，全球史观也为更多的学者所接受。全球史观主张以长时段、动态的历史观察方法、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来研究历史，将历史研究从“国家史”或“民族史”的模式扩展到以跨文化和跨国界为基础的对历史联系的重构，从而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范畴。f王永平：《从“天下”到“世界”：汉唐时期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9 页。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国外史学界的研究重点会或多或少地向中国偏移，以彭慕兰为代表的加州学派就对中国问题格外关注，并形成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面对彭慕兰等国际汉学家掀起的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范式，中国学者应该如何参与和应对？这是很多学者深入思考的问题。国内以全球史观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先行者之一王永平曾指出，面对全球史的中国史研究，应改变重材料、轻方法的倾向，在中国史研究中注入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这也是世界著名史学家的通行做法，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1913 —2004）的《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本特利（Jerry Bentley）和齐格勒（Herbert Ziegler）的《新全球史》（Traditions& Encounters: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等都将中国史纳入全球研究体系之中，使中国史有了新的广度和深度。a王永平：《面对全球史的中国史研究》，载《历史研究》2013 年第1 期，第25 —31 页。因此，彭慕兰的中国史研究为国内史学研究范式的更新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李伯重指出：“研究中国经济史要摈弃西方中心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建立一个与西方学术体系对立的中国独特的学术体系。这样做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必要的。”b李伯重、梁晨：《铁肩担道义 苦心传文明——李伯重教授访谈》，载《学术月刊》2008 年第4 期，第148 —153 页。这意味着在推进国际学术交流、融入国际学术体系时，中国学者不仅可以做国外研究范式的跟随者，其实也可以做国际史学理论建构的引领者。从中国史学某些领域的创新性突破来看，中国史学有进行理论建构和范式更新的条件和积淀，中国学者也有引领国际史学发展潮流的能力，李伯重关于中国江南经济史的研究就对国际学术界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虽然现在还无法对中国史学新范式的发展做出预测，但一定要避免“理论饥渴症驱动之下囫囵吞枣地追求理论新说的现象”c包伟民：《中国史学患“理论饥渴症”》，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 年5 月26 日。。笔者认为，就东西比较史研究的新范式而言，至少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植根于中国现有的史学传统，有全球的宏观视野，吸收国外史学的研究专长，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做基于史实的理论建构，并在国际上形成一种新的研究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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