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凤，孟 伟，赵 芳
(济南大学 商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2；
乐陵市商务局，山东 德州 253000)
十九大报告提出，“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与“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当前，中国进入转型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的新发展阶段。如何正确理解、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用六个“新”字作了阐述，其中一个“新”指出，“要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由此凸显了稳定就业、提高就业质量在产业结构优化背景下的现实意义。切实提升就业质量、有效扩大就业规模，是中国政府始终关心的民生重点问题。有效就业的持续提高不仅依赖于劳动者个体人力资本积累程度的提高，也有赖于现实的经济社会能够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就业需求。而产业发展承载着就业。一方面，产业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就业岗位供给量的上升和就业规模的扩大；
另一方面，优化产业结构在孕育更多就业可能的同时可以带动劳动力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的改变，进而对就业产生深远而全面的影响。
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十分重要。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2021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黄河流域人口密集，截至2020年底，沿黄九省(自治区)总人口4.21亿，占全国29.83%；
地区生产总值25.39万亿元，占全国22.4%。相比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而言，黄河流域的劳动生产率较为低下，扩大就业的内生动力不足，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空间很大。一方面，其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相对稳定，强化了发展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性，从而导致新经济增长点较少；
另一方面，外部区域经济发展形成的经济优势对黄河流域内的劳动力具有较大吸引力，致使这一区域的劳动力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就业现象日益普遍。
那么，近些年来黄河流域的产业结构升级究竟是否带来了劳动力就业的变动？其就业影响因素是什么？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的上中下游地区之间，这种影响呈现了何种差异？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应采取何种措施促进实现黄河流域的充分就业？本文尝试结合相关理论通过实证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
随着产业结构不断演进，劳动力就业与不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以及相互影响不尽相同。1940年，科林·克拉克出版了《经济进步的条件》(1)Clark C,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London: Macmilan & Co.Ltd, 1940，pp.135-166.，他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研究基础上，阐述了劳动力分布结构在三次产业中的演变规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劳动力依次向第二、三产业转移。随后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茨涅兹将各产业部门所用劳动力占比与国民收入中占比结合起来研究，发现二者的变动幅度不完全一致(2)[美]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戴睿，易诚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76-100页。。以刘易斯、费景汉和拉尼斯以及托达罗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派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就业结构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结构。有学者对二元结构下的劳动力转移过程作了重点研究，认为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隐性失业问题比较突出，而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农业部门，使得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直至边际生产率相同(3)Lewis A.W.,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Manchester School,Vol.22,1954,pp.139-191；
刘祖基，刘希鹏，王立元：《政策协调产业结构升级及宏观经济效应分析》，《商业研究》，2020年第4期。。而托达罗认为，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基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总结得出，不完全适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他认为，解决劳动力转移机制问题，首先要解决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和城市失业同步增长的矛盾。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动因不是现实收入的差异，而是基于收入水平和就业概率的预期收入差异，因此，人口流动率有可能超过城市用工增长率(4)Todaro M P.,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 w, Vol.59,1969,pp.138-148.。
产业升级对就业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就业结构、人口流动产生重要影响。对此，国内外一些学者针对中国产业演进对劳动力就业的具体影响作了有益探索。研究通常从产业规模发展、产业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三个方面展开。(1)产业规模影响就业数量。例如，Stoneman从需求收入弹性方面对中国就业情况的分析认为，一个行业需求收入弹性较高则对就业吸收能力较高(5)Stoneman P.,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London: Cambrid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p.77-79.。白争辉和原珂认为长期而言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对就业数量有正向作用，短期而言其对就业数量具有负向作用(6)白争辉, 原珂:《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实证研究》,《兰州学刊》, 2022 年第3期。。(2)产业技术进步改变就业态势。Clandio认为，一个部门的产业技术得到提升，会对产业技术未得到提升的部门产生破坏效应，进而增加了劳动力在产业技术未得到提升的部门的就业难度(7)Michelacci C, Lopez-Salido D, Technology Shocks and Job Flow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74,No.4,2007, pp.1195-1227。。王东霞采取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就业效应之间的关系(8)王东霞:《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动与劳动就业》,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年版，第77-79页。。总体来看，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促进作用。(3)产业升级影响劳动力分布和就业结构。王炜、郑悦分析东北三省产业结构调整现状发现，第三产业是东北三省劳动力转移最多的产业，但由于产业发展水平低，导致就业岗位不足，劳动力大量外迁(9)王炜, 郑悦:《产业结构演进对东北三省人口流动的影响及对策分析》,《学术交流》,2019年第6期。。周明生、王帅梳理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的影响机制，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两个维度衡量产业结构升级，并测度了二者对中国30个省2003—2017年的就业总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就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存在区域异质性(10)周明生, 王帅:《产业结构升级能否有效扩大就业: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经济论坛》,2020年第4期。。胡长玉和伯娜构建动态空间面板SLM、SDM模型，检验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能否改善就业结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升级能明显促进就业结构改善，因此现阶段解决就业结构难题的最佳途径是产业结构升级(11)胡长玉, 伯娜:《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否改善就业结构？——基于省际动态空间面板模型》,《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整体来看，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究竟产生了何种综合效应？众多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既存在破坏效应，也存在扩张效应，促进就业还是导致失业率上升取决于破坏效应与扩张效应的相对大小。邹一南、石腾超将产业结构升级抽象为结构变迁和效率提升两个方面，认为结构变迁破坏就业，效率提升带来就业增加，测算发现我国1997—2007年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总体为负(12)邹一南, 石腾超:《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12第12期。。徐悦、张居营分析了中国31个省11年来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无显著影响，这是由于双重效应的存在(13)徐悦, 张居营:《中国省际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效应影响的实证检验》,《统计与决策》, 2015年第6期。。王朝明、张海浪等利用DEA-Malmquist模型测算了中国28个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推导了对应的就业创造效应和破坏效应，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就业(14)王朝明, 张海浪, 李亚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失业风险研究——基于消化产能过剩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经济问题探索》, 2019年第3期。。由此可见，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存在正反两种效应，探讨黄河流域上中下游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产业结构升级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结构变迁和效率提升两种，结构变迁表示各产业间产值比重的变化，效率提升表示单个产业内生产效率的提高。威廉·配第、科林·克拉克、西蒙·库兹涅茨、刘易斯和托达罗等学者均对产业结构与就业变动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产业结构调整会带来就业的变动。产业结构升级是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动态调整的过程，内在逻辑则是从劳动报酬率低的部门向劳动报酬率高的部门转移，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背景下就业总量可能会受到冲击。一方面，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需要消化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业，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导致就业岗位减少，落后产业劳动力需求降低，带来结构性失业。同时产能过剩行业的冗余人员一般具有年龄大、技能专一、转岗困难等特征，短时间内难以再就业，会造成失业率水平的上升；
另一方面，高知识技能水平的劳动者方能胜任产业结构升级创造的大多数新岗位，而目前这类劳动者的供给相对短缺，产能过剩行业的冗余人员很难胜任这些岗位，造成结构性失业。结构变迁对就业也有正面影响：一方面，产业结构变迁会创造新岗位，吸纳劳动力；
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变迁往往会带来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市场商品需求增加，劳动力市场需求也会增加。综上，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存在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此外，从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视角来看，产业结构升级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进一步提升产业效率，在生产过程中技术和资本替代劳动，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同时技术进步使得机器逐渐代替一部分劳动者，会造成失业率上升；
另外，技术进步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所能创造的价值下降，引发劳动力失业。但技术进步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也会带来生产成本和产品市场价格的下降，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增长，劳动力市场需求进而增长，就业增加；
此外，技术进步会创造新产品和新服务，通过产业关联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创造出更多新岗位，吸纳更多劳动力。
(一)黄河流域三次产业结构现状
基于配第—克拉克定理和库兹涅茨产业结构理论，本文对黄河流域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进行详细分析。为进一步讨论产业结构升级对黄河流域就业效应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本文基于相关文献(15)王喜,秦耀辰,鲁丰先,张黛,姜向亚:《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省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研究》,《地理科学进展》, 2013年第4期；
刘华军,乔列成,孙淑惠:《黄河流域用水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动态演进》,《资源科学》, 2020年第1期；
王文彬, 王延荣, 许冉:《水资源约束下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变迁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工业技术经济》, 2020年第6期。，将黄河流域九省(自治区)分为中上游和中下游两组进行分区域比较研究。中上游包括青海、宁夏、甘肃、四川和内蒙古自治区五省，中下游包括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四省。
用各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衡量黄河流域九省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概况，得出2005—2020年的产业结构变动如表1所示。从全流域角度来看，第一产业产值占比持续下降，2020年有所提升；
第二产业占比和第三产业占比在2005至2011年期间的发展比较平稳。从2012年起，第二产业占比开始呈现下降状态，至2020年，相比2012年下降了13.78%；
第三产业占比则呈上升趋势，2020年比2012年上升了14.85%。全流域第三产业占比不断上升，2016年第三产业产值超过了第二产业产值，并且于2020年第三产业产值达到了129908.51亿元，占比达到51.17%，超过GDP半数。
表1 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单位：%)
从中上游三次产业结构变化来看，第一产业2005—2018年占比逐年下降，2019年开始略有上升，而第二、第三产业在2005年到2011年间产值变化不明显。2012—2020年，第二产业占比持续下降，从2012年到2020年下降了15.67%；
第三产业占比则处于上升趋势，2020年相比2012年上升了16.02%。2012年中上游总产值突破了10万亿元。2016年，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占比，并在后4年间保持超越态势。
从中下游产业结构发展趋势来看，2005—2018年第一产业占比处于下降趋势，2019年起略有上升，但上升幅度不明显。2005—2011年间，第二产业占比呈上升趋势，第三产业占比反向变动。以2012年为转折点，第二产业占比下降，第三产业占比则不断攀升，2018年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占比，该时间节点滞后于黄河中上游。
(二)劳动力就业现状
表2显示2005—2020年黄河流域全流域、中上游及中下游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以及总就业人数(16)2020年中国进行了第七次人口普查，本文采用第七次人口普查后的修订数据。由于青海省官方未公布修订数据，本文根据黄河流域其他省份平均调整比例予以修订。。2005年黄河全流域年底总就业人数为2.27亿人次，到2020年底就业人数上升为2.21亿人次，就业人数略有减少。2005年以来，黄河流域沿岸省区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先上升后下降，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持续增长。黄河流域就业人数的变化趋势也印证了刘易斯、托达罗等人的观点：随着产业结构升级，预期收入更高的第二、三产业接收了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
表2 黄河流域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单位：亿人)
中上游三次产业的就业人数与全流域三次产业就业人数走势相近，但是截止到2020年末，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仍未超过第一产业。综合中上游产业结构来看，原因可能在于中上游省区长期从事农林牧渔生产活动，例如宁夏和内蒙古自治区是重要的畜牧业基地，2005—2020年间中上游第一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一直高于黄河流域平均水平和中下游的第一产业占比，所需劳动力相对较多。同时中上游省区相对于中下游，城镇化率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劳动力的流动转移。2012年以前，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增长率相近，但是2012年以后，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开始下降，就业增长率为负。
中下游第三产业就业稳定增长，平均就业增长率为3%。在2015年底，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超5300万人，超过第一、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其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连续多年呈下降趋势。总体而言，中下游地区的就业人数始终高于中上游地区，但第一、二、三产业就业趋势与中上游地区是相似的。
(三)劳动力就业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关性分析
1.就业弹性分析。就业弹性系数是衡量就业增长的一个直接因素，所测度的是经济增长对就业人口的吸收能力，用就业增长率与产值增长率的比值来表示。
依据沿黄九省份三次产业产值增长率和就业增加率，绘制了全流域就业弹性图。如图1所示，2017年全流域第一产业产值几乎未变化，同时第一产业就业以2017年为分界点，增长率为负值，所以并不能反映出2017年这个行业吸纳就业人口的能力大。可以看出2005—2016年间第一产业就业弹性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并且始终为负值，2018—2020年第一产业就业弹性虽有上升，但仍为负值，表明产值的增加不但没有带来就业的增加，反而挤出了部分就业。与第三产业相比，第二产业就业弹性有较大程度波动，2012、2014、2016、2018及2019年全流域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相较上年下降，2020年第二产业产值有所下降，这些年份第二产业就业弹性均呈现负值。但总体来看，第二产业就业弹性大多为正值，表明其产值的增加正向拉动就业，即存在扩张效应。第三产业是一个很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从图1中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就业弹性大部分为正，且基本保持平稳趋势，表明第三产业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吸引整个流域的就业人口转移。
图1 全流域产业就业弹性
2.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产业结构偏离度是表示产业产值比重与相应就业比重的差异程度的统计量。依据公式(1)计算三大产业的产业结构偏离度。
(1)
其中，Yi表示第i产业产值，Y为所有产业总产值，Li为第i产业从业人数，L为所有产业从业人数，本文选用第一、二、三产业产值数据与就业数据进行计算。
产业结构偏离度越接近于0，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则越协调，当其等于0时，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处于均衡。表3显示，2005年到2020年期间，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偏离度在整个流域逐年下降，表明第二产业就业与产业结构逐渐趋于平衡，但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偏离度较于第一、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偏离度较高。第一产业偏离度一直处于负，且其绝对值相对较高，因此第一产业就业人口过于饱和，产值的增加不仅不会吸纳就业人口，反而会排斥就业人口的进入，即存在隐性失业和劳动力转出的可能性。从三次产业绝对值的平均值来看，产业结构在整个流域的偏离度处于下降的趋势，这表明产业升级效果明显，三次产业发展结构与就业结构趋于平衡。
表3 2005—2020年全流域产业结构偏离度
(一)变量选取、数据来源及模型设定
1.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就业人数，采用年末各地区从业人数来衡量(em)，年末总就业人数可以更好地反映当地的就业情况。
(2)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是产业结构升级(IS)。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角度衡量产业结构升级。库兹涅茨产业结构理论表明，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是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进而向第三产业推进，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度量，学者通常采取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对比的办法(17)干春晖, 郑若谷, 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经济研究》, 2011年第5期；
李虹, 邹庆:《环境规制、资源禀赋与城市产业转型研究——基于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的对比分析》,《经济研究》, 2018年第11期。。本文参考以往文献的做法，利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这一指标为正向指标，比值越大，表明产业结构越高级。此外，产业结构合理化衡量了各产业之间的协调程度和资源有效利用程度，参考干春晖等的做法，采用泰尔指数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计算公式如式(2)所示。产业结构合理化是逆向指标，数值越大表示产业结构越不合理。本文中产值等与价格相关的变量选取均为名义值。因为本文研究的是产业结构对就业的影响，而非对经济变量的影响，此时价格因素对结果的影响不显著。
(2)
(3)控制变量。除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核心解释变量，模型中还加入了开放程度、教育水平、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控制变量。
本文采用2005—2020年黄河流域9个省(自治区)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及各省(自治区)统计年鉴。为保证数据平稳性，对就业人数和人均GDP作了对数化处理。
2.模型设定。本文主要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黄河流域就业人数的影响效应，在考虑劳动力市场具有刚性的基础上(18)余官胜:《贸易增长、劳动力市场刚性与产业间劳动力转移——基于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经济评论》, 2012年第1期；
陈冲, 吴炜聪:《制造业产业升级对就业数量的影响研究——基于西部地区26个子行业的实证检验》,《西北人口》, 2019年第5期；
吴昊, 李萌:《技术引进、自主创新与就业——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 2020年第1期。，建立如下动态面板模型：
lnemit=β0+β1lnemi,t-1+β2TSit+β3TSi,t-1+β4TSi,t-2+β5openit+β6eduit+β7urbanit+β8lnper_gdpit+ ui+εit
(3)
lnemit=β0+β1lnemi,t-1+β2TLit+β3TLi,t-1+β4openit+β5eduit+β6eduit+β7lnper_gdpit+ ui+εit
(4)
其中，i代表地区，t表示时期，ui表示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emit是各地区年末就业人数，取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就业水平会受到上一期水平的影响，因此将滞后一期就业水平em-1也纳入计量模型中。TSit表示产业结构转型高级化，TSi,t-1、TSi,t-2分别表示滞后一期和二期的产业结构高级化，TLit表示产业结构转型合理化，TLi,t-1表示滞后一期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产业结构升级调整通常需要一定的时间，就业变动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因此将产业结构升级的滞后变量也纳入到计量模型。openit、eduit、urbanit和lnper_gdpit分别表示开放水平、教育水平、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
(二)总体估计
为克服解释变量的内生性，本文全样本模型选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AR(2)检验表明模型不存在二阶自相关问题，Sargan检验显示估计结果不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表明系统GMM估计结果是可信的。另外，就业人数的滞后一阶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并且均为正值，表明黄河流域九省(自治区)存在劳动力市场刚性，上年就业人数提高导致当年就业人数增加，劳动力市场刚性不但会抑制经济发展的活力，也是造成劳动力自由流动不畅的主要因素之一。
根据表4全流域样本估计结果可知，在控制住黄河流域的开放水平、教育水平、城镇化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前提下，黄河流域当期和滞后二期产业结构高级化会对就业产生促进作用，而滞后一期产业结构高级化会阻碍就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对黄河流域就业规模有显著促进作用。这是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具备破坏效应和扩张效应两种效应(19)刘毅, 张宁:《产业升级与就业扩张》,《学术交流》, 2015年第6期。：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一部分低端产业会缩减劳动力岗位，失业人群难以再就业，失业率上升。黄河流域又称“能源流域”，煤炭、油气、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十分丰富，黄河流域大多数地区以资源性产业为主导产业，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目标下，黄河流域面临着严峻的消化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业和产业转型升级问题，在这一转型调整过程中，其就业情况势必会受到影响，过剩产能和落后产业的冗余人员面临失业，且一般需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才能再次上岗，这也是滞后一期产业结构升级阻碍就业的原因；
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又会带来扩张效应，因为新兴产业吸收的就业量会超过传统部门灭亡产生的失业量。依托于托达罗的观点，本文认为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第三产业的就业岗位增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多，提高了就业概率，从而使劳动力认为二、三产业预期收入比第一产业要高，促进了更多劳动力向第三产业流动，进一步扩大了就业规模。在本文研究时间范围内，黄河流域整体产业就业弹性大于0，虽然第二产业就业弹性略微下降，但是第三产业就业弹性保持平稳，黄河流域整体就业也因此相对稳定。该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在当期和滞后二期的扩张效应大于破坏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能够带动就业人数增加。
表4 全流域估计结果
(三)按区域位置分组估计
在分析区域差异时，中上游和中下游地区数量少于时间跨度，基于一阶段系统GMM的LSDVC模型的估计结果更加稳健，因此进行异质性分析时本文选用基于一阶段系统GMM的LSDVC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5。回归结果发现在控制黄河流域的开放水平、教育水平、城镇化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前提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中上游和中下游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中下游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会对就业产生正向促进效应，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中上游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就业的影响不显著。黄河流域制造业发展呈现“上游省份发展水平较低、中游省份发展水平一般、下游省份发展程度较高”的阶梯状空间分布格局，中下游省份近年来不断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河南和山东不断推动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催生了许多新岗位，吸纳了众多劳动力，对就业具有促进作用；
而中上游省份重化工业占比高，需要投入大规模资本推动转型，而且中上游省份研发投入力度相对较弱，对资金和人才的吸引力较弱，整体产业结构转型进展缓慢，对当地就业影响不显著。
表5 分样本估计结果
产业结构合理化对黄河流域9省就业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中上游地区就业增长有负向抑制作用。若产业结构调整未能按照演进规律发展，要素流动和产业结构之间不协调，则不利于就业扩张。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平均值为0.755，较低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使得各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存在结构失衡、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不利于吸纳更多劳动力。
黄河流域中下游的就业增长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开放程度、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中下游省份就业人数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贸易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会对黄河流域的就业增长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贸易开放度越高，一方面会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另一方面还会通过资源共享、国际市场扩张、增加出口业务等促进就业增长(20)贾妮莎，申晨，雷宏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管理评论》，2019年第6期。。教育水平提高会促进中下游省份就业增长，只有当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相匹配，并且保持平衡时，人力资本才会发挥应有作用，人力资本匹配不足或者过度都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21)尤济红：《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与城市劳动生产率》，《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8期。。2005—2020年中上游省份平均教育水平仅为4.2%，中下游省份平均教育水平达到了5.7%，存在较大差异，中上游城市应进一步提高当地的教育水平。中下游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带来正向的就业效应，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经济水平的提高引发居民收入提高，进而诱发劳动力新的需求，即会引起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转移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同时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与增长也会吸纳一部分新的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城镇化对中下游省份就业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目前黄河流域中下游省份城镇化带来的破坏效应大于补偿效应，即净效应为负。各地在积极推进城镇化的同时，还应因地制宜，分析破坏效应的作用机制，有效地应对和处理相应的问题。
(四)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将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采用增长率的概念衡量，用第三产业产值增长率与第二产业产值增长率的比值来代替原先的指标，该指标是正向指标，该值越高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替代后，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不过在显著性水平上稍有差异(22)限于篇幅，回归结果未做展示，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取。。第二种替换方式为将产业结构高级化用人均产值衡量，用第三产业人均产值与第二产业人均产值之比衡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前面计量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研究的结果是可靠的。
本文在分析2005—2020年黄河流域9省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系统GMM方法对黄河流域产业升级的就业影响效应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及建议：
第一，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扩张效应大于破坏效应，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就业增长。建议政府充分利用财政政策的产业区位定向诱导作用，布局差异化区域发展战略，以有的放矢的财政支出提升黄河全流域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重点解决不同省之间产业同构、过度竞争以及重复建设问题。加强黄河流域的经济互联互补，发挥上中下游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在建设统一大市场过程中，畅通资源和人口等生产要素循环，促使经济转型与就业结构形成良性互动，推动黄河流域的充分就业。
第二，黄河流域第一产业产值的增加不但没有带来就业的增加，反而挤出了部分就业。第二、第三产业对劳动力吸收能力较强，特别是第三产业是极具潜力的部门，持续吸引就业人口流入，但近十年间这种推动就业增加的作用提升幅度并不明显。因此，要实现促进全流域就业增长，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积累的增长模式转变为以提高经济效率为主的增长方式，以此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在遵循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加快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速度，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逐步形成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互相促进的发展格局。在此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第一产业和传统第二产业应对结构转型所遭受的就业冲击，加强对劳动者的市场保护，注重社会保障的公平性。
第三，贸易开放程度的提升对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各省的就业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为此，要积极探索适应全流域不同区段开放基础和环境特征的差异化和协调性兼容的对外开放路径。例如，形成以甘肃兰州为中心的黄河上游西向陆域开放经济带，借助“一带一路”培育就业增长新动能；
陕西西安是黄河流域最早融入国际产业链的西部城市，应利用“门户效应”，加强国际航空大通道、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拓展就业增长新空间；
构建以山东半岛为中心的黄河下游日韩开放经济带，推动沿海自贸区集群发展的战略对接和青岛、烟台等新型国际化城市发展进程，增强山东省的人口集聚能力，充分发挥人才虹吸效应。
第四，对于黄河流域中下游各省，教育水平提高促进当地就业增长。然而，由于黄河中上游省份教育水平偏低，人力资本匹配不足，导致人力资本作用削弱，黄河流域中上游省份教育水平的提升并未能促进当地的就业增长。因此，黄河中上游各省市要根据自身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改善配套的福利制度，以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留住和吸引自身所需的人才，提升本地的人力资本。同时要重视制定差异化人才政策，引导各类人才的有效搭配组合，为产业升级提供充足的人才保证。
第五，目前黄河流域省份城镇化净效应为负，对就业带来负面影响，中下游省份该现象更加显著。针对这一结论，建议在就近就地城镇化过程中，适度引导、鼓励流动人口进行跨省市自由流动，增加就业机会，提升流动人口就业质量；
因地而异降低入户门槛、合理控制总人口规模、加强流动人口培训提高其职业技能等，这些是提高就业率、破解城镇化对就业产生破坏效应的有效途径。值得注意的是，要通过健全劳动力市场、搭建信息网络服务平台，实现城乡间、行业间信息资源共享，切实降低城镇化过程中劳动力就业成本，克服城镇化中就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