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靖宇
（长沙师范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148）
绿色创新具有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降低环境外部性的双重效应，是有效缓解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间矛盾的核心驱动因素[1，2]，是中国经济快速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原动力[3]。但绿色创新具有周期长、风险高和投入大的特征，企业内源融资常无法满足其绿色研发需要，此时外部金融体系应运成为绿色创新资金的重要外源[4]，然而资本市场还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和结构性缺陷，致使企业无法筹措满足其绿色创新所需的全部资金[5]，为此发展中国家普遍运用财政补贴手段去激励和引导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6，7]。
关于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问题的研究，已有部分学者做了颇有成效的探索，但关于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研究并未形成一致性结论。一些学者认为政府补贴政策显著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产生明显正向驱动效应[8，9]。但也有学者研究认为政府补贴政策并未对企业绿色创新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会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产生显著挤出效应[10]。通过对以往文献系统梳理发现，未形成一致研究结论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研究所选测量指标存在差异，学者多用绿色专利申请数测量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然而申请并不代表最终一定会获得授权，所以绿色专利授权数更能准确衡量企业绿色创新绩效；
第二，学者多用政府补贴规模测量补贴政策实施力度，未剔除规模效应的影响导致研究结论缺乏可靠性，即剔除规模效应的补贴强度指标相对更能精确反映补贴政策实施力度；
第三，缺乏微观基础的宏观研究，无法可靠解释补贴政策对微观企业绿色创新产生的效应问题；
第四，关于政府补贴政策对不同质量层次绿色创新绩效或不同方式层面绿色创新绩效驱动效应的检验问题，前期文献更是鲜有研究。可见，基于微观企业视角，科学设计测量指标，厘清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产生的驱动效应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1.政府补贴政策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
企业绿色创新旨在通过产品、工艺和服务等实现减少企业能耗并降低环境污染目的[11]，其具有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和实现环境保护的双重价值贡献属性，这同地方政府财政激励政策目标相容。企业绿色创新存在高风险性、高不确定性和强外部性等特征，使企业在面临内源融资不足问题时，往往亦同步陷入严重外源融资约束困境，此时企业绿色创新项目常常首当其冲成为弃子[12]。鉴于此，地方政府为驱动引导辖区企业积极开展绿色创新活动，一方面通过科学地设计补贴政策，去适时注入补贴资金帮助企业摆脱融资约束困境，稳定企业绿色创新中风险与收益间的失衡问题，引导管理层重拾绿色创新意愿；
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同补贴政策相得益彰的审核评估机制，该机制被资本市场认定为是最有公信力和权威性的第三方认证[13，14]，能向资本市场传递强烈的积极信号，会显著地拓展企业外源融资渠道，进一步缓解企业绿色创新所受的融资约束，有效盘活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
2.政府补贴政策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
文章参照以往研究基于创新质量分层动机，将创新成果区分为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前者用企业实用新型专利数衡量，后者用企业发明类型专利数衡量，并且突破式创新质量高于渐进式创新质量。以往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政策对渐进式创新能产生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15-17]，而关于政府补贴政策对突破式创新产生的驱动效应问题，学术界并未形成一致性结论[18]。一些学者认为创新项目普遍面临严重融资约束[19]，加之外部金融市场又存在发展滞后和结构性缺陷问题[20，21]，致使企业创新项目面临停滞或质量下跌问题，此时政府适时给企业创新项目注入财政资金，能显著地提高企业创新质量[22]；
但也有部分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政府补贴政策只会不断强化企业对公共资源的依赖性，最终会降低企业创新的积极意愿，会抑制企业创新质量改进[23]，然而却有越来越多文献实证检验结论与之相左，即政府补贴政策能显著地提高企业创新质量[24，25]。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如下两个研究假设：
H2：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渐进式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驱动效应。
H3：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突破式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驱动效应。
3.政府补贴政策与企业绿色创新方式
基于企业绿色方式的异质性，将企业绿色创新方式划分为独立绿色创新和联合绿色创新，前者绿色创新主体为单一企业，后者绿色创新主体为某企业联合外部其他绿色创新主体的综合体。少数研究文献涉及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且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独立绿色创新产生显著正向驱动作用[26]，但鲜有研究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联合绿色创新的影响。为数不多文献研究了政府补贴和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产生的调节效应，并且发现政府补贴政策通过调节产学研合作显著地提升了企业创新绩效[27]，还有个别学者研究跨组织合作创新问题时发现，政府补贴政策不仅能引导和激励企业从事合作创新，而且还能通过调节创新投入实现最优产出[28]。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独立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驱动效应。
H5：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联合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驱动效应。
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文章选取沪深两市A 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并做出如下筛选和预处理：一是金融类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准则有别于其他类型企业，故为克服披露口径差异给研究带来不利影响，剔除金融类样本企业；
二是企业会计准则于2006 年发生重大变更，为避免前后会计信息披露口径不一致对研究产生的影响，故将样本时间序列设定为2007—2020 年；
三是为避免财务异常现象对研究产生不利影响，剔除资不抵债和营业收入增长率大于150%的样本；
四是剔除数据存在缺漏值样本；
五是为克服样本数据潜在离群值问题，对连续型变量样本数据在1%和99%分位点上做出缩尾处理。绿色专利数据选自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其他数据均采集于万得金融数据库(Wind)。
2.模型构建
（1） 基准模型构建
文章核心研究目标是实证检验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产生的驱动效应，鉴于此构建如下计量分析模型：
在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LSit可分别代表Lszlit、Fmlxit、Syxxit、Dlfmit和Lhfmit，其含义分别为企业i在t时期的总体绿色创新绩效、渐进式绿色创新绩效、突破式绿色创新绩效、独立绿色创新绩效和联合绿色创新绩效，Subit代表企业i在t时期收受政府补贴的强度，Controlsit代表控制变量，τind、γprov和θtime分别代表行业虚拟变量、省份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εit代表随机干扰项。
（2）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为实证检验政府补贴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决策产生的间接效应，构建如下中介效应分析模型。其中，模型(2)用于检验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决策影响，模型(3)用于检验政府补贴政策对中介变量（企业融资约束） 影响，模型(4)在控制Subit影响后，检验中介变量（企业融资约束） 对企业研发投资决策的影响。
接下来，为实证检验政府补贴政策通过影响企业研发投资决策对企业总体绿色创新绩效、渐进式绿色创新绩效、突破式绿色创新绩效、独立绿色创新绩效和联合绿色创新绩效产生的间接效应，构建如下中介效应分析模型。其中，模型(5)用于检验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影响，模型(6)用于检验政府补贴政策对中介变量（企业研发投资密度） 影响，模型(7)在控制影响后，检验中介变量（企业研发投资密度） 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在模型(2)～(7)中，YSit代表企业i 在t 时期的融资约束水平，其他变量定义同模型(1)的定义。在对中介效应模型实施估计时，使用Bootstrap 法获取相关参数的标准误和置信区间等信息，据此展开相关统计推断分析[29]。
3.变量设定与测量
被解释变量设定为企业总体绿色创新绩效(Lszl)、突破式绿色创新绩效(Fmlx)、渐进式绿色创新绩效(Syxx)、独立绿色创新绩效(Dlfm)和联合绿色创新绩效(Lhfm)产生的驱动效应，并且分别用企业绿色专利授权总数、发明类型绿色专利授权数、实用新型绿色专利授权数、独立发明绿色专利授权数和联合发明绿色专利授权数予以衡量，其具体取值等于企业各类型绿色专利授权数加1 后取自然对数。核心解释变量为政府补贴政策驱动强度(Sub)，取值等于企业年度所受政府补贴额与营业收入比值，控制变量选取与设定同主流文献保持一致，变量详细定义信息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和描述统计
1.描述统计
表1 列式各变量描述统计结果，结果显示各连续型变量样本数据经过缩尾处理后，各主要研究变量平均值和中位数都已经比较接近，并且其标准差也都比较小，说明主要研究变量样本数据已不存在明显离群值问题，数据平稳性比较好，可用于进一步实证研究。
2.结果与分析
政府补贴政策驱动强度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回归结果置于表2 中。回归结果(1)显示政府补贴强度在1%显著水平上对企业总体绿色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研究假设H1 得证。回归结果(2)和(3)表明政府补贴政策驱动强度在1%显著水平上对企业突破性绿色创新绩效和渐进式绿色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意味着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突破式绿色创新绩效和渐进式绿色创新绩效都产生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研究假设H2和H3 得证。回归结果(4)和(5)显示政府补贴政策驱动强度在1%显著水平上对企业独立绿色创新绩效和联合绿色创新绩效都在1%显著水平上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独立绿色创新绩效和联合绿色创新绩效均产生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研究假设H4 和H5 得证。
表2 政府补贴政策驱动强度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回归结果
1.稳健性分析
本研究使用各类绿色专利授权数测量对应类别绿色创新绩效水平，因此被解释变量样本数据具有计数数据属性，此时采用OLS 法实施估计潜在可能导致参数估计偏误和统计推断不可靠问题，为此采用伪最大似然泊松估计法对模型展开进一步回归分析，以检验前述实证结论可靠性，回归结果列示于表3中。回归结果(1)～(5)显示，政府补贴政策驱动强度在1%水平上对企业总体绿色创新绩效、突破式绿色创新绩效、渐进式绿色创新绩效、独立绿色创新绩效和联合绿色创新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实证研究结论并未因回归估计方法差异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可见文章实证设计中并不存在严重内生性问题，故回归分析结论具有良好稳健性。
表3 基于伪最大似然泊松估计法的回归结果
2.敏感性分析
潜在重要控制变量遗漏会引发内生性问题，为此采用Krauth(2015)的敏感性分析方法[30]，检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测试结果置于表4 中，约束边界0≤λ≤0.1 代表分别基于约束λ=0 和λ=0.1 估算模型(1)中参数β0的上界和下界，其他含义与此相同。敏感性测试结果显示，在不同约束边界中，参数99%置信区间中均不包含0，表明政府补贴政策在1%显著水平上对企业总体绿色创新绩效、突破式绿色创新绩效、渐进式绿色创新绩效、独立绿色创新绩效和联合绿色创新绩效均产生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表明变量遗漏问题潜在引发的内生性问题并未影响结论可靠性。
表4 政府补贴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影响的敏感性分析结果
3.中介效应分析
（1） 补贴强度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
文章实证结论中隐含一个重要前提性假设，即补贴政策能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并由此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但前文并未对这一假设做出检验。文章采用张金鑫、王逸(2013)构造的FC 指数[31]和Hadlock & Pierce(2010)构造的SA 指数[32]衡量企业融资约束水平，并使用前述计量模型(2)～(4)，检验补贴强度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密度产生的间接效应，检验结果置于表5 中。表5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补贴强度于1%显著水平对企业研发投资密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表明补贴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地提高企业研发投资水平。而且，补贴强度在1%显著水平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可见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决策产生显著的直接正向促进效应。
表5 补贴强度对企业研发投资密度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2） 补贴政策驱动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
文章采用前述计量模型(5)～(7)，对补贴政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做出检验，检验结果置于表6中。补贴强度通过影响研发投资密度对企业绿色创新总绩效、突破式绿色创新绩效、渐进式绿色创新绩效、独立绿色创新绩效和联合绿色创新绩效均具有显著间接驱动效应，同时补贴强度于1%显著水平上对企业绿色创新总绩效、突破式绿色创新绩效、渐进式绿色创新绩效、独立绿色创新绩效和联合绿色创新绩效亦产生显著直接驱动效应。
表6 政府补贴政策驱动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文章使用2007—2020 年沪深两市A 股上市企业样本数据，综合运用OLS 回归法和伪最大似然泊松回归法，实证检验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绩效产生的驱动效应，研究发现：第一，补贴政策驱动强度在1%显著水平上对企业总体绿色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总体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驱动效应；
第二，补贴政策驱动强度于1%显著水平上对企业突破式绿色创新绩效和渐进式绿色创新绩效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政府补贴政策的驱动效应并未在绿色创新质量差异层面产生分异，即补贴政策对企业突破式绿色创新绩效和渐进式绿色创新绩效均产生显著正向驱动效应；
第三，补贴政策驱动强度于1%显著水平上对企业独立绿色创新绩效和联合绿色创新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意味着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并未在创新方式差异层面产生分化，即补贴政策对企业独立绿色创新绩效和联合绿色创新绩效均产生显著正向驱动效应；
第四，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机制分析显示，补贴政策驱动强度通过作用企业研发投资决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间接正向驱动效应，并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同样产生显著的直接正向驱动效应；
第五，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更深层次间接驱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补贴政策通过显著缓解企业研发投资决策中所面临融资约束问题，最终显著提高企业研发投资水平，由此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驱动效应。
研究政策启示为：第一，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外部性，政府可运用财政补贴政策驱动企业积极开展绿色创新活动，促使企业不断改进绿色创新绩效；
第二，补贴政策对企业渐进式绿色创新绩效和突破式绿色创新绩效均产生显著正向驱动效应，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轨关键时期，财政补贴政策应更积极倾斜于企业突破式绿色创新活动，激励企业积极持续地改善绿色创新质量；
第三，补贴政策对企业独立创新活动和联合创新活动均产生显著正向驱动效应，而中国企业和企业间、企业和学校间、企业和机构间联合研发还有很大尚待开发空间，故补贴政策应更积极倾斜于企业联合创新活动，引导企业更加积极推进同外部主体间开展联合绿色创新计划，促进提高企业联合绿色创新绩效；
第四，补贴政策通过作用企业研发决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驱动效应，政府运用补贴政策驱动企业积极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时，政策着力点在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末端绩效的同时，亦要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前侧的研发决策，系统保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发挥实效；
第五，补贴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资，故政府可通过补贴政策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驱动企业提升绿色创新绩效，其补贴政策应适当倾斜于融资约束问题较为严重企业，因为此时补贴政策边际驱动效应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