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杰，王海钱
（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新疆石河子 832003）
有清一代，赋家将目光投向西域边疆，“对其岁时、风物、礼俗、典故、方言、俚语、物状、人情作纤屑毕载而又不失宏博气势的描写，后者正是异乎前朝而盛清（乾嘉之世）独有、且代表大赋成就的疆舆赋”［1］549。清人徐松贬谪伊犁，面对文献无征、译语难晓之困局，遂将文献考据与实地考察之法相结合，以考据为手段，以严谨翔实的态度实地考察，对文献记述进行验证探察，考证今古而成一家之言，句栉字梳而成歌颂边疆之《新疆赋》。
清人有言：“文章皆可华国，而赋为尤最。盖赋主乎颂。颂者，游扬德业，褒赞成功。”［2］徐松仿汉代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汉大赋之规模范式，虚构葱岭大夫与乌孙使者相互问答之行文体式，“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3］，敷陈乾嘉时期南北疆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岁时礼俗、开发治理及武功防务等，视野宏阔、纵横捭阖，“无论在学术规模上，还是在艺术创造上，居诸家之首”［1］552，堪称边疆舆地赋之代表。
徐松，字星伯，顺天大兴人，嘉庆十年，年二十五中进士，年二十八授编修，入直南书房，“时总司书房者大学士董诰，以松淹雅儁才，心重之，一切应奉文字，皆出松手”［4］，所记颇见徐松文墨才华卓著，又受业于左眉，深受桐城派文风影响，尤重考据。二十九岁入全唐文馆，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河南志》《中兴礼书》《宋会要》等书，严可均在《答徐星伯同年书》中曰：“足下在全唐文馆，从《永乐大典》写出《宋会要》，此天壤间绝无仅有者。”［5］显示了徐松考据能力与学术眼光之犀利。后在全唐文馆担任提调总纂官其间，“校书之暇，采集金石传记，合以程大昌、李好问之《长安图》”撰成《唐两京城坊考》，“以为吟咏唐贤篇什之助”［6］，是书广泛征引史书典籍，“考证精密，古色盎然”，展现徐松前期深厚的学术素养与文学功底。
嘉庆十七年，徐松因刻《经文试帖新编》令生童购买得利获罪，以“杖一百、流三千……奉谕旨发往新疆效力赎罪”［7］之判决远戍伊犁，例定十年。在伊犁，伊犁将军松筠嘱其重修《伊犁总统事略》。嘉庆二十年，徐松因奉命处理孜牙敦叛乱善后事宜而随参赞大臣长龄度冰岭，达喀什噶尔，徐松借此机会详察新疆山川、道里、风土，“于南北两路壮游殆徧，每所之适，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讲求。积之既久，绘为全图。乃徧稽旧史、《方略》及案牍之关地理者，笔之为记”［8］9，徐松在返回伊犁后以此次南北两路考察经历及所集资料为基础，“读书击剑，对酒狂吟，因作《新疆赋》”［8］243，记西域风土人情诸事。徐松虽为废员却因深谙西域历史人文而颇得历任伊犁将军之支持，于壮年而亲临“备哉灿烂，卓哉煌煌”［8］520之西域，对四景而能感造物端，材知深美，又以《伊犁总统事略》的编撰为其提供丰富资料及宏阔基调，以天时、地利、人和之偶合故能展其才学以大赋颂赞之语词现新疆繁荣辽阔之疆域，聊以衔诚表意。
《新疆赋》体现了徐松为文风格由文献辑佚到重实证考察的重大转变。在京师期间，徐松编撰工作以辑佚为主，埋头于案牍文件，痴心于考古辑佚，专心考据，不以文词见长。嘉庆十年左右，徐松在与钱泳的书信中谈及对辑佚的痴迷，“《诒晋斋帖目》大是巨观，然有录无书，令人远想，转使怀抱中增一恨事。我辈之痴，顾不可笑耶？”［9］徐松谪戍新疆之后，一改“不复以文词见”的态度，以灿烂辞藻盛赞边疆及清朝统治，以积极昂扬的精神状态书写西域，学术重点从内地转向塞外疆舆，目光从案牍书卷转移到宏阔西域，在其诗文创作中展现疆舆书写之用世之心。
（一）以铺张扬厉之势导扬盛美为封疆增色
《新疆赋》作为清代边疆舆地赋之代表，在铺排中盛赞清朝边疆之辽阔富饶，在赋序中徐松以“劳者须歌其事”强调其赋作缘事而发之旨趣，乃基于自身面对清王朝广阔疆域与边疆风情而生赞叹之意，“采薇先辈，无或讥焉”。赋文情感态度鲜明，颂赞立场明确。《新疆南路赋》以葱岭大夫“侈昆仑之物产，炫栗广之地形”［8］558，盛赞南路物产丰富，地域广博。《新疆北路赋》以乌孙使者“然圣天子不疆彼葱雪，同我中冀，变彼朔闰，同我启闭，易彼衣冠，同我佩璲，革彼语言，同我文字，盖遐思旅獒慎德之训，深维大禹即叙之义”［8］537以书写西域新疆在圣人教化与善治之下，地方仓廪殷实“一钟实获，百室斯盈”，人民知礼仪“乐《诗》《书》之蔼蔼，习仁让之蒸蒸”［8］544，赋文将西域新疆南北两路并陈，盛赞清廷有效治理西域，实现“导扬盛美”之目的。
徐松在赋中宣扬皇恩泽被，盛赞疆舆盛况，“超四洲与四主，而莫得与比伦。斯所以表署一千年，地拓二万里，而永戴如天覆育之圣人。”［8］559彭邦畴于赋后跋中对徐松未戚戚于贬谪之身，而专心著述对清廷拓展封疆给予礼赞之举大为赞赏：“自来放逐之徒，其发为文章，大都反覆以辨其诬，愤激以行其志……若星伯之兀兀铅椠于殊方绝域之地，宣皇风而扬盛轨，以成其独有千古者，其志趣固已过人远矣！”［8］560其时清王朝底定西域，疆域版图扩大，徐松以大赋抒写对开疆拓土的颂赞之情，实现“为封疆增色”，亦正是“清代地舆赋的创作旨归”［1］333。
（二）以旁征博引之法极尽摹写细微
徐松学识涵养深厚、见闻广博，早在京师，“为词臣，博综文献”［8］517，“根柢邃深而又博闻强识”［8］561，《新疆赋》亦展现其卓异才华，行文旁征博引，大量征引典籍，广泛撷取《汉书》《西域图志》《西域记》《长春真人西游记》等文献，据粗略统计，在正文自注中注明引用参考资料众多，不计所参考御制诗文，多达52 种，参引资料从经典典籍到诗赋论作，从天文到地理，人文历史、植物到制度沿革，范围广而种类多。
《新疆赋》行文深受清考据派与桐城文派影响，援经据典，以证故实，如记罗布淖尔为“刚卤棋累，余溜龙蟠。少禽多鬼，雾往云还。星日藏壑，冬夏涵天。浑浑泡泡，牢兰之渊。”［8］530其内容来源有二，《水经注》载：“蒲昌海……浍其崖岸，余溜风吹，稍成龙行，四面向海，因名龙城。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发掘其下，有大盐方如巨枕，以次相累，类雾起云浮，寡见星日。少禽，多鬼。”“泑泽广袤三百里，其水澄渟，冬夏不减。”［10］又见《山海经》：“不周之山……东望泑泽，河水之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11］著者参阅不同文献以确保所述精准，对罗布淖尔之盐碱、风沙、水势源流及动物活动等状况进行描述，展现清代疆舆赋著述务实严谨之态度。
《新疆赋》亦从圣制诗文中宣示皇恩浩荡远及疆舆，赋文载：“螳拒隆车，鱼游沸鼎。乘雾行空，望风绝影。三单臣率，两路师整。巢覆横奔，榛除息梗。”［8］524徐松所谓“螳拒隆车”实化用自乾隆帝所做《开惑论》：“彼其狼狈相顾，潜包谋祸者。以螳蜋之斧，御隆车之辙。不自算量，合异苇苕之鸋鴂”［12］120，隶事允切，贴合时事，描述朝廷定准部、平回部之过程，“螳拒隆车”意即清军平叛辗轧之势，典出《庄子·人间世》：“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13］“乘雾行空，望风绝影”概指定边将军兆惠遣瑚尔起、巴图济尔哈尔率军追击贼兵时的激烈场景，见乾隆帝御制诗《博罗齐行》：“夜急行至伊立齐，时贼望风先逃奔。集兵拯哈拉哈什，赖天大雾弥漫漫。乘雾直捣贼营后，伺怠奋勇攻中坚。”［12］164赋文所言“三单臣率，两路师整”，概指定边将军兆惠、定边右副将军富德分两路取喀什噶尔、叶尔羌，取材自《赐将军兆惠书扇》：“国威扬万里，臣节率三单。”［12］165及《哈什哈尔回众投诚诗以纪事》：“整师两路一时进，奸渠务使回众宁。”［12］165赋文“巢覆横奔，榛除息梗”概指喀什噶尔、叶尔羌两城既破，遂致大、小和卓木弃城而逃，又见乾隆帝圣制诗《霍斯库鲁克之战》：“逆酋因叶尔羌、喀什噶尔既破，失其巢窟，悉众逃窜”［12］240。《新疆赋》以征引圣制诗文之叙事策略截取平定回部过程并真实完整呈现而出，其气势恢宏之语言、翔实精炼之内容兼得御制诗文之支撑。赋作引用盛赞朝廷开疆拓土伟业之圣制诗文，亦是清代疆舆赋之重要书写特征。
（三）以求新爱奇之态书写疆舆大美
《新疆赋》以历时性视角重点记录南北疆山川地理、民居城建及政策边防等，内容宏阔“贯穿古今、包举钜细”［8］560，且“审形势、述沿革、纪勋伐，悉征其物产、民风，援古证今，有若指掌”［8］561，于民风民俗亦多加记载。
徐松在赋作中盛赞西域新疆文化多元一体之大好局面：“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8］11《新疆南路赋》则以新奇起笔，记载南疆物产、人文风俗等，如葱岭大夫描述南疆物产富饶，其地“木瓜垂枝于空谷，羌桃采缬于平阿。其圃则有豌豆蚕豆，胡瓜寒瓜，茮薑韭薤，葫葰瓠茄”［8］532；
边疆文化多元一体成为徐松浓墨重彩书写内容之一，其居民“凹睛凸鼻”，其居住之处“菆居艽处，桑枢柳樊。瓜庐凿牖，曲突当门”［8］531；
集墟上“百物交互”，“咸梯航而入市，列阛阓而炫奇”［8］534，具有浓厚地域风情。《新疆北路赋》在书写北疆疆域、历史、建置、物产等之外，亦多记述令其颇感新异之物产、传说等，盛赞西域新疆之丰饶与神奇，如不见于内地之“四叶之菜”“千岁之谷”［8］553等，“难悉数而更仆”［8］553，又“复有变常征怪，荧听骇目”［8］553，所记语人则跑之雪莲、顶折柳跳舞之“竫嬉红柳之娃”［8］553、大如六寸而壶盛水俄变为酒之青田核等，尤多“《齐谐》所不载，计然所未录”［8］554，怪奇难见，异状难寻。徐松以中原文人身份书写西域，以新奇之眼光审视西域新疆，于赋文中所记“滴博蓬婆”之地名、辨“孤涂撑犁”之文字，充当转述与介绍性质之媒介，目光停驻于其古今之异、物状之别，呈现出求新爱奇之特征。《新疆赋》此举乃是清代疆舆赋在继承传统大赋宏大铺陈之特征外，凸显记述边疆舆地之新奇，亦彰显清廷开疆拓土之豪情。
（四）以经世致用之情致力于疆舆安澜
在传统儒家文化的浸染下，徐松渴望为世所用的追求从不曾消减过。徐松自幼习举子业，嘉庆十年中进士，嘉庆十五年八月，被提拔为提督湖南学政，其用世之心愈加强烈。徐松上任伊始即以嘉庆帝“整饬学校，录取真才”之至意及“实心校士，正人心为本”之要求行使学政之职能，在湖南举行岁试期间将朴实读书之士拨置前列以示鼓励，又以严管士子告诘之风、严格考场秩序诸措施整饬湖南士人风习，文风亦日趋臻醇。嘉庆十七年，徐松“因刊刻书籍收取工价案内革职拟流，发往伊犁效力赎罪”［14］。徐松被贬谪西域后，仍有“仰怀郑吉之风，俯念弘羊之策，流连缓辔，怅然情深”［8］103之感慨，徐松以威震西域之第一任都护郑吉，以及组织六十万人屯田戍边桑弘羊风范为典范，表达对自身建功立业的期待。面对官场失利的现状，潜藏于精神中对“用”的渴求使徐松在边疆逞学著书，正如彭邦畴所称“才不为世用，乃著经世书。经世讬空言，持论多迂疏。先生富实学，焉肯流虚无。”［8］15赋文之中借乌孙使者拜访葱岭大夫，表达赞颂疆舆安澜之旨：“吾子观政西陲，服官南路，将亦识其形势而达其掌故乎？愿子摛鸿藻、扬景祚，祓饰耆武，焕炳皇度。”［8］521
新疆地处西陲，内地官员初到任难晓其实在情形，又与俄罗斯、浩罕等国接壤，形势复杂，徐松铺陈辞藻，以“识其形势而达其掌故”为清朝官员“观政西陲，服官南路”服务，亦有前车之鉴，徐松在其所修撰《新疆识略》中记有松筠所上《奏回疆事宜规条十则》：“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到任之初，即宜悉知疆外情形也……各情形俱有奏案可稽，此尤历任参赞大臣所宜知之者。而每於更换到任之初，知疆外实在情形，则喜事邀功、造言怂听之弊可除矣。”［15］483-488其所指为铁保在新疆被玉努斯所言萨木萨克仍有子嗣一事蒙蔽而枉杀四命之事，松筠以为假使参赞大臣到任后一切事物仅询问阿奇木伯克则必被愚弄，故悉知疆内外情形成为参赞大臣所应注意的事情，悉知疆内外实情对于边疆治理而言意义尤为重大。
《新疆赋》中“识其形势而达其掌故”［8］521之论所含经世致用精神在其《新疆识略·外裔》小序中得以进一步阐释，小序言：“盖闻守边之要……然非特知其长技，察其习尚已也。其部落之强弱……以及承袭之世次，官制之维系，尤必周知之。”［15］1133彭邦畴在拜读《新疆赋》时不禁感叹赋作之强烈用世之心：“予受而读之，如覩爻闾之会，帕首鐻耳，其状貌皆可名也；
如观画中之山，千支万干，其脉络皆可数也；
如诵内典之文，聱牙结舌，其音韵皆天成也。”［8］560《新疆赋》以骈散相间、韵律谐美之语纵谈疆舆善治，亦成清代疆舆赋一大特色。
徐松《新疆赋》撰述之前即对新疆南北两路有田野考察，“越乙亥（嘉庆二十年，1815），于役回疆，度木素尔岭，由阿克苏、叶尔羌达喀什噶尔，历三千二百里。其明年，还伊犁，所经者英吉沙尔、叶尔羌、阿克苏、库车、哈喇沙尔、吐鲁番、乌鲁木齐，历七千一百六十八里。既览其山川、城邑，考其建官、设屯，旁及和阗、乌什、塔尔巴哈台诸城之舆图，回部、哈萨克、布鲁特种人之流派，又征之有司，伏观典籍”［8］519，基于南北疆田野调查与博观群书文献，然其见闻内容难以尽载一书，徐松遂以亲身经历证以简编撰成《新疆赋》，并与《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相参阅。
《新疆赋》敷陈乾嘉时天山南北两路自然地理、人文历史、武功善治等，纵横捭阖、骈俪行文，辅以翔实自注，俨然成为一篇百科全书式志书大赋，且在内容方面与《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共同构成徐松整体的西域体验及印象，《新疆赋》与其他三书具有互见性，如对罗布淖尔记述可与三书相参照，如表1所示：
表1 《新疆赋》与《西域水道记》《新疆识略》《汉书西域传补注》记述比较
《新疆赋》以精炼语言给予综述，“于形势、勋伐、建制、物产、土宜，如指诸掌；
而庙谟胜算，悉具其中”［8］562，其所著《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可对相应内容进行阐释与补充。如《新疆赋》自注“乃会百泓之星海，而东为万古之河源”句为“罗布淖尔潜行千五百里……为阿勒坦噶达素齐老……阿勒坦郭勒入其中，挟诸泉东北流”，其自注与《汉书西域传补注》“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8］391条下补注互见。《新疆赋》言“阿勒坦噶达素齐老”，但不释其意，而《汉书西域传补注》中出注“蒙古语谓石为齐老，谓北极星为噶达素，谓黄金为阿勒坦”，又考“南出于积石”以“惟谓重源出于积石，仍因《山海经》之讹，而后儒异议……唐辩机《西域记》云：‘阿那婆答多池北面……或曰潜流地下，出积石山，即徙多河之流为中国之河源云。’盖初唐人犹祖孟坚之说也。”［8］391-392前人以为“蒲昌海与积石通流”诸论，徐松以为“缪悠之论，不足依据”，证以罗布淖尔潜行至巴彦哈喇岭之麓，实为阿勒坦噶达素齐老，而非积石，《新疆赋》自注只言石名，而不论述其渊源，至《汉书西域传补注》方可见其考述。
徐松性好碑石，《新疆赋》有“高阜掘峍以俯瞰，贞珉照耀乎万祀”［8］546之句，贞珉即石刻碑铭的美称，此处又特指高阜之上圣制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前后二碑。徐松好古与稽，嗜奇成癖，曾闻特穆尔图淖尔南岸疑有《张骞碑》，“三度寻觅，终莫能得”［8］288，《西域水道记》亦记有周《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龛碑》、唐《李府君修功德碑》、唐《李氏再修功德碑》、唐《索勋纪德碑》、唐《金满县残碑》、唐《姜行本碑》、张燕公《裴行俭碑》、元《至正造象记》、元《皇庆寺碑》、清《高宗纯皇帝圣制勒铭格登山碑》、清《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前后碑》，另有苏勒河旁龙神祠内一碑，有碑文内容而无名，及鄂公碑仅提名未载内容。
《新疆赋》作为有清一代边疆舆地赋代表，不独为封疆增色，其所载清代边疆自然地理、物产及其人文历史等内容有助于深化国人之新疆认知，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徐松得江山之助以成绝业，至西域以实地考察与案牍文献相结合作《新疆赋》，赋中对新疆南北两路之山川地理、历史沿革、人文风俗等记述闳富翔实，以至常被当成缩略版地志，其作用如彭邦畴在赋后所跋“俾地志家便于省览”，故其“当为掌故家所珎，不徒艺林宝贵已也”［8］562。
徐松作《新疆赋》发前人所未发，启草木之秀，发山川之奇，追求“登高能赋，山川能说”以流传千古，故其赋作辞藻华丽，结构巧妙，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赋文词句考究，形象生动，彭邦畴于赋后题跋曰：“予受而读之……如诵内典之文，聱牙结舌，其音韵皆天成也。”［8］560赋成之后，徐松即以之呈阅同戍孙馨祖，并请其作序，且曰此举如同：“皇甫士安序《三都》矣”［8］517，亦可见徐松将所作《新疆赋》自比《三都赋》，立言以不朽。徐松虽被贬谪西域新疆七年之久，然张琦言：“然则星伯之谪戍，乃星伯之厚幸”［8］385，沈垚也道：“天欲永遐陬物产不朽之传，故小谪先生，先生借是略见其才，是亦先生之遇也。”［16］37赋文掞华摛藻，黼黻升平，篇幅大而造诣高，“煌煌乎与《盛京》《西藏》之作后先辉映，班孟坚、左太冲之流未足多矣”［8］560，成为清代边疆舆地赋代表。
《新疆赋》作为边疆舆地赋典范之作，亦具有重要的传播价值。同处伊犁将军晋昌幕府之龙万育曾与徐松比屋居，见徐松《新疆赋》《西域水道记》诸文，叹其赅洽，后彭邦畴、陈裴之、张锡谦、张琦又为《新疆赋》题跋，赋作在文人间广为流传。清代著名史地家沈垚曾多次向徐松请教地理，徐松给以《新疆赋》，“并所惠大著《新疆赋》一卷，《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欣跃之忱，几如睹异宝之从天降也”［16］36，长龄再赴新疆任伊犁将军，徐松即呈一册，备其采览，亦可见《新疆赋》为时人深入了解新疆提供了重要途径，彰显赋作之资政价值。赋作在表现徐松文才与史地才能同时，也传播了西北史地知识，促进新疆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的向外传播，增加时人对西域新疆的认知与认同，促进民族间相互了解与文化认同，以及对加强边疆的有效治理等方面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新疆赋》亦发挥政治功能。赋文开篇即言明乾隆底定西域后，对清廷统一西域的主权宣示：“图战地以纪勋伐，志同文以合声均。在辰朔时宪之经，厘职方河源之次。”［8］520赋中所言《钦定西域同文志》《钦定新疆河源纪略》等书皆为清朝统治者实施对新疆自然资源普查、历法统一及同文等措施，以实现对新疆的有效治理。赋文盛赞朝廷治疆方略，“明农以养之，储兵以卫之，设学校以教之，画郡县以莅之”［8］537，而致域内“人无介胄，地无沙漠”［8］555“荒服臻乎富庶”［8］549，盛赞清廷治边之功，以导扬盛美，表彰安抚化育民众。《新疆赋》展疆域、述沿革、纪盛美，宣扬清朝统治，彰显王朝威德，肯定清王朝功绩与统治，使“得乐土者，聆绝域而幸安居；
在寰中者，饮异闻以消妄想”［8］5，发挥文化于安抚、教化民众之价值，正与清朝统治者对文学“安劝大小庶邦”之需求不谋而合，亦可见清代边疆舆地赋之重要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