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岸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20世纪以来，科学与技术发展迅猛，成果辉煌.这首先表现在科学技术本身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革命，它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各个部门，使工业和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通讯、医疗卫生、文化艺术以及教育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而也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人的精神面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科学技术已成为对现代社会发展和现代国家兴衰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力量，成为现代人类文明的主要标志.
与此同时，自然科学家时代观也是绵延不绝、非常丰富的.自然科学家时代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自然科学家是能够展现出其特有的魅力的.自然科学家是具有创造的能力的.自然科学家是能够呈现出创造的本质的.自然科学家时代观体现在时代科学与时代精神、时代科学与社会进步、时代科学与人类文明、时代科学与人类幸福方面.在这里，我们也只能择其要者加以分析和介绍.
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是富有时代精神的杰出的思想家，同时又是富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正直的人.
1929年，丹麦理论物理学家、量子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尼耳斯·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1962年）在《作用量子和自然的描述》一文中说道：“在科学史上，很少有什么事件曾经像普朗克基本作用量子的发现那样在短短的一个世代中得到了一些如此不寻常的后果.这一发现，不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形成整理我们关于原子现象的经验的背景，而关于原子现象的知识在最近三十年中已经如此惊人地得到了扩展，而且，与此同时，这一发现也给我们描述自然现象所依据的那些基础带来了全盘的修正.在这儿，我们处理的是观点和思维工具的不间断的发展；
从普朗克关于黑体辐射的基本工作开始，近年以来这一发展在符号化量子力学的表述过程中达到了暂时的高潮.符号化量子力学这种理论，可以认为是经典力学的自然推广，在优美性和无矛盾性方面，它都可以和经典力学相媲美.”［1］74“我希望，今天这一特殊机会将使人们能够谅解一个物理学家在一个非本分领域中的探险.首要的是，我的目的是要表示我们对于一些前景所抱的热诚；
这些前景已经为整个的科学而打开了.此外，我也切望尽可能有力地强调，新的知识已经何等深刻地动摇了概念体系所依据的基础；
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不但建筑着物理学的经典描述，而且建筑着我们全部的普通思考方式.首先是由于这种解脱，我们才有在过去一个世代中所得出的洞察自然现象的绝妙进步，这种进步远远超过了前此几年人们所敢于设想的一切希望.或许，物理学目前状态的最突出的特征就在于：几乎是在研究自然时被证实为有成果的一切想法，都在一种共同和谐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并未因此而减小其有成果性.为了感谢量子理论创始人在我们面前打开的研究上的可能性，他的同道们才在今天对他表示祝贺.”［1］81时代科学与时代精神密切相关.
德国物理学家韦纳尔·卡尔·海森伯（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1976年）在《物理学和哲学——现代科学中的革命》一书中说道：“一个时代的精神或许是和自然科学中任何事实同样客观的一种事实，但这种精神显示出世界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甚至是与时代无关的，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永恒的.”［2］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马克斯·玻恩（Max Born，1882—1970年）在《我的一生——马克斯·玻恩自述》一书中说道：“我的哲学信念是，所有物理学的进步都出自于对事实的合理解释而不是推测.”［3］402
马克斯·玻恩在他的获得诺贝尔奖讲话《量子力学的统计解释》中说道：“我相信那些如绝对确实、绝对准确、终极真理等等的概念，都是想象出来的虚构的东西.而在任何科学领域都是通不过的，另一方面，任何几乎判定是对或错，可从它所依据的理论的立足点来断定.我觉得这种‘思想上的解放’正是现代科学给予我们的最大恩惠.因为，相信一个单一真理，并相信自己是这个真理的占有者，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由.”［3］418-419
美国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年）在1930年发表的《我的世界观》一文，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爱因斯坦的时代观.他说道：“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奇特呀！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
目的何在，却无所知，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
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迫，而且还要适应内心的必然.叔本华（Schopenhauer）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话从我青年时代起，就对我是一个真正的启示；
在我自己和别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源泉.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
它还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4］55-56
英国科学史家亚·沃尔夫（Abraham Wolf）在《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一书中说道：“为了理解十八世纪，仅仅了解它在科学和技术上的成就是不够的.但这一世纪宗教、社会、经济和政治等领域里的斗争历史，本书没有涉及.然而，这里应当论述一下这个时代的精神，它引起了这些斗争.尤其是，它同这个时期的哲学密切相联系.对任何时代的精神进行分析，充其量是一种困难而又吉凶未卜的冒险.不过，我们这里应该尝试说明某些表征十八世纪之特质的重要特征；
我们打算简要地考查一下它的现世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这一切促成了一种宽容人文主义的诞生.现世主义在这里是指热衷于现世和尘世的生活，它区别于那种超脱的、一心想望来世生活的态度.理性主义是指相信人类理智的能力、相信个人判断的态度，区别于对他人教条式权威的仰赖.最后，自然主义是在这样意义上使用的：相信事物和事件的‘自然秩序’，或者说，相信自然过程有其固有的秩序，而不存在神奇的或超自然的干预.刚才所述的这些态度表征了所谓的‘古典主义’，亦即亚里士多德时代雅典人处于鼎盛期的精神.但是，除了个别的例外，中世纪人对它们却闻所未闻.只是随着文艺复兴的出现，由于激动人心地同古典文献接触，它们才逐渐被恢复.科学本身是这些新观念的产物.它不是这些态度的原因，而是它们的结果.然而，科学在十七世纪所取得的惊人进步，极大地有助于证明这些观念是合理的，激励它们也同科学、技术和哲学以外的问题发生关系.十八世纪的精神领袖们正是试图这样做的.而且，他们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全人类.因此，他们猛烈批判教会要求权威的一切教条，批判国王及其宠臣的‘神授权力’.因此，他们尽力使自己的时代成为彻头彻尾的‘理性时代’，尽力谋求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尽力抵制国家干预宗教信仰和公民的经济活动.因此，他们热忱地‘启蒙’人民，引导他们为自己的合法利益而斗争，反对任何剥削和压迫.”［5］10-11“人本主义和博爱主义之在时代精神中处于主导地位，自然地导致这时代倾向于国际主义即世界主义.伏尔泰公开反对狭隘爱国主义的自私和种种有害倾向.他力陈，对普鲁塔克笔下的英雄们是十分好的东西，不等于在理性时代也十分好.理性的作用应当团结一切人，达致四海之内皆兄弟，并把所有国家邦联成为一个伟大的‘博爱的祖国’.许多十八世纪大思想家，包括康德、赫德尔和歌德都抱有这个理想，而没有人因之便认为他们不爱国.然而，这种博爱主义超越时代太前了.十九世纪里，民族主义和侵略主义的狭隘精神迅速增长，这种精神后来在有些国家里蜕变为极其野蛮的暴虐.同十八世纪的博爱主义相比，二十世纪看来是在开人类进步的倒车.约翰逊博士（1709—1784）曾明确地预言，爱国主义可能被罪恶地滥用，他称那是‘恶棍的最后一个庇护所’.”［5］12-13亚·沃尔夫也看到了时代科学与时代精神密切相关.
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深刻体会到时代科学工作者的劳动成果对社会进步所会产生的影响，时代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所要负的责任.
1938年，尼耳斯·玻尔在《自然哲学和人类文化》一文中说道：“事实上，通过关于文化发展史的一种与日俱增的知识而对逐渐消除偏见有所贡献，这或许是人文科学研究的最大希望；
逐渐消除偏见，这正是所有科学的共同目的.”［1］135-136时代科学与社会进步密切相关.
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年）在《真知灼见——罗伯特·奥本海默自述》一书中说道：“我们认为这一点是正当而合理的，即社会对于科学的赞助大部分是基于知识所产生的不断增加的力量.如果说我们担忧这样产生和获得的力量是否能被明智地、具有人性之爱地运用，那么这正是一种我们与几乎每个人所共有的担忧.但是我们也同样知道，这种深奥而新颖的知识，这种业已改变了世界的面目，业已改变了、并且必将不断地更为深入地改变人类的世界观的知识，并非来自于一种出于实用目的的探索，或是一种运用知识所产生的力量的兴趣.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在大多数我们不为腐败所扰的时刻，是自然界的美，是自然秩序中奇异的、令人不得不信服的和谐，在支撑着，激励着，并指引着我们.这也正是科学中应有的情形.并且如果社会所提供和实施其赞助的方式，能使得这些激励科学家的动机更迫切并且更持久，那么只要人类存在，新知识就决不会停止其增长.我们懂得，我们的工作作为工具和作为目的都是正当的.一个伟大的发现是一种美好的东西；
而我们的信念（有约束力的、朴素的信念）是知识，是好的，并且其本身就是好的.伟大的发现也是一种工具；
它对于我们的后代是一种工具，他们将用它去探索其他领域和更深的层次；
它对于技术、对于实用工艺、对于人类事务都是一种工具.作为科学家的我们、作为人类的我们也同样如此.我们同时既是工具又是目的，既是发现者又是教育者，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我们认识到，正如我们希望他人所认识的，在这儿存在一种和谐，一种存在于科学意义上的知识、我们旨在揭示的专业化的和普遍的知识，和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和谐.我们，和其他人一样，是那种给人们的生活和世界中广大无边的黑暗带来一线光亮的人.对于我们，和对其他所有人一样，变化和永恒，专门化和统一，工具和最终目的，共同体和独自一个人，都是彼此互补的，都既为我们的结合与自由所需要，又限定着我们的结合与自由.”［6］22-23罗伯特·奥本海默也看到了时代科学与社会进步密切相关.
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密立根（Robert Millikan，1868—1953年）说过：“每一个新理论的创建，就像构建教堂一样，需要各种各样的建设者添砖加瓦.”［7］179“我为那些我自己作出的明智的决策而自豪.为什么不呢？因为虽然伟大的建筑师也不得不独自指挥发展过程的早期阶段，但他有一部分由我们融为一体，这使发展的步伐一直快得令人瞠目结舌，因为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应该担当的角色.我们对担当自己的角色的责任感最能使我们成为圣人.”［7］179罗伯特·密立根也看到了时代科学与社会进步密切相关，认为自己的时代科学事业是在克服困难、创造社会进步的未来.
美国化学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1901—1994年）抗议核试验，他说道：“我认为，人类奋斗的唯一目标是尽可能地减少全世界人类的苦难，我们不禁要问：全世界究竟会有多少儿童因为核武器试验而身体患有缺陷？”［8］185“我信仰道德，信仰正义，信仰人道主义.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使用核武器毁灭世界——这是弥天大罪——是绝对不可滥用的权利，我们岂能接受这种非道德的行为？在世界事务的行为中，道义应该占有重要的位置，这种时代已经来临了；
通过国际法来约束国家的行为，这种时机业已成熟了.”［8］185莱纳斯·鲍林拿起伦理道德尺子抗议核试验.
1949年5 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中说道：“现在可以扼要地说明我们时代的危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牵涉到个人对社会的关系.现在的个人比以往都更加意识到他对社会的依赖性.但他并没有体会到这种依赖性是一份可靠的财产，是一条有机的纽带，是一种保护的力量，反而把它看做是对他的天赋权利的一种威胁，甚至是对他的经济生活的一种威胁.而且他在社会里的地位总是这样，以致他性格中的唯我倾向总是在加强，而他本来就比较微弱的社会倾向却逐渐在衰退.所有的人，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全都蒙受这种衰退过程.他们不自觉地做了自己的唯我论的俘虏，他们感到忧虑不安、孤单寂寞，并且丧失了天真、单纯和淳朴的生活乐趣.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4］315-316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人的真正价值》一文中说道：“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取决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4］48
伟大的自然科学家萦怀于心的观念是希望时代科学能真正提高人类文明的程度和水平.
1938年，尼耳斯·玻尔在《自然哲学和人类文化》一文中说道：“当然，明确划分自然哲学和人类文化是不可能的.物理科学事实上是人类文明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这不只是因为我们对自然力的持续掌握曾经如此全面地改变了生活的物质条件，而且也因为物理科学的研究对于澄清我们本身的存在背景作出了很多贡献.现在我们再也不认为自己是很幸运地生活在宇宙中心而被居住在蛮荒边疆的比较不幸的社会所围绕着了；
通过天文学和地理学的发展，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大家全都共同住在太阳系中的一个小小的球状行星上，而太阳系也只是更大体系的一个小部分而已；
对于澄清我们自身的存在背景，这种事实的意义多么重大啊！现在，甚至连空间和时间这样的最基本的概念，它们的无歧义应用的基础也重新受到了修正；
通过揭露每一物理现象和观察者的立脚点之间的本质依赖性，这种修正曾对我们的整个世界图景的统一性和优美性作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
这种修正所给予我们的关于一切人类判断之相对性的忠告，又是何等地强有力啊！”［1］126-127时代科学与人类文明密切相关.
罗伯特·奥本海默在《真知灼见——罗伯特·奥本海默自述》一书中说道：“我们所真正拥有的，是不断扩大并加深的对于战争的恐怖、罪恶和谬误的认识，对于由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而获取的力量的不可逆性的认识.我们还有着另一项缓慢获得的资源，这就是认识到在我们共有的传统中，有着某些与此困境相关的东西：第一，我们作为单独的人和联合起来的人对于未来的责任.不仅是由于某物于我们自身有益，不仅是为了保存和爱护过去，而且还为了保护和珍爱未来；
第二，我们认识到这邪恶并非任何人所专有，我们能够也必须在我们自身、甚至我们自己国家中找到它.因为在这种大规模的、或许甚至是世界范围的新制度的创建中，我们面临着这一普遍的和最为尖锐形式中的重大政治问题：谐调我们对于在国外所发现的邪恶的憎恨，和对于我们所珍爱之物的热爱，以及将这两者与公正相协调.这是最艰难、也是最崇高的政治成就；
它之必要、它之艰难，确实就像我们国家从一诞生就有幸得到的这个制度在其创建过程中的情形一样.正是在这儿，在它使我们回想起的我们的传统对于新时代的力量和相关性中，比在原子武器中，比在增长着的治愈和预防疾病的能力中，比在通讯、旅行、自动化中的革命，以及丰富的食物和能源中，更多地寄托着我的希望，我们的希望，我们关于科学革命对民主制度的源泉的影响的希望.”［6］112-113罗伯特·奥本海默也看到了时代科学与人类文明密切相关.
美国核物理学家埃米里奥·塞格雷（Emilio Segrè，1905—1989年）在《永远进取——埃米里奥·塞格雷自传》一书中说道：“爱因斯坦直至生命终结，一直感觉自己是‘世界公民’，对这一点我怀有理应有的最大尊重，而且经常认为自己也像他那样是世界公民.”［9］
美国杜鲁门（Harry S.Truman，1884—1972年）总统批准使用原子弹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杂志《原子科学家公报》，作为科学家讨论政治和社会观点的一个国际论坛.美国遗传学家赫尔曼·约瑟夫·缪勒（H.Joseph Muller，1890—1967年）在1947年承认：“不久以前，我还不相信自然和物理科学界的人会具备很好的考虑社会问题的能力，但是在看到原子科学家面对滥用他们的科学这一强加给他们的挑战，奋起抗争的壮丽的行动，我对科学家这个整体的信念大大地增强了.”［10］383-384
赫尔曼·约瑟夫·缪勒在出席印度文化自由大会时，发表了《科学，正确地对待它》的讲演.赫尔曼·约瑟夫·缪勒说道：“科学，事实上是自由在今天所必须的一种手段，它与许多相关的物质的、精神的手段协调一致，使人类得到更多的自由.同自由本身一样，他也可以被一些人，一些国家可怕地用来反对另一些人和另一些国家，或者不理智地用来反对真正运用科学的人.结果引起了自相残杀.但是，对科学本身而言，同他的母亲自由一样，决不存在任何在人道主义的意义上，反对协调进步的理由.这样发展和利用科学，必定会成为获得自由的最强有力的工具，成为使人类走向高尚的途径.”［10］386-387
赫尔曼·约瑟夫·缪勒在出席1966年9月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第三届国际人类遗传学大会时，发表了《人类走哪一条遗传学的道路？》的讲演.赫尔曼·约瑟夫·缪勒说道：“我们不仅要把追求成功的迫切需要牢记在心，还应当想到，人类毕竟是从一个高峰登上又一个高峰的.现在他所处的地位，只有在他有这种愿望的时候，才能有意识地超越过去，从而达到新的还没有想象到的高度.如果不是有意这样做，他就不能再登上新的高峰.这就是要求我们在这个有目的地过程中尽我们自己的一份责任，去利用我们现在已有的知识，而不是只把它留在那个象牙塔里的墙壁上.我们将要得到的报偿，是帮助人类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去发现外部和他自身内部无穷无尽的美好世界，并享有参与无止境的创造的特权.”［10］438-439
赫尔曼·约瑟夫·缪勒也看到了时代科学与人类文明密切相关.赫尔曼·约瑟夫·缪勒对用时代科学提高人类文明的前景，持乐观主义态度.赫尔曼·约瑟夫·缪勒说道：“应当看到生物进化是多向性的，而且往往很残酷，绝大多数支脉的后代，不可避免地落入虎头蛇尾处境，不幸地消失了.然而，智慧和合作，逐渐在我们人类中间积累起来，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人类不仅形成了自然界进化过程中的一支，他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加，现在已经成为最突出的一支.然而这一发展过程，还只是刚刚起步，我们的责任就是尽我们的一切努力，通过我们的合作和努力去创造、去把进化向前推进.通过前所未有的人类精英的高瞻远瞩，通过我们大家的合作和努力，我们可以保障人类的发展，避免自然界的盲目性和残酷性，去改造我们的本质，提高人的价值.”［10］458赫尔曼·约瑟夫·缪勒一生的主要推动力是他所恪守的时代科学与人类文明密切相关的信念.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犹太人的理想》一文中说道：“历史给了我们艰巨的任务；
但只要我们仍然是真理、正义和自由的忠实勤务员，我们就不仅要继续像现存的最古老的民族那样生存下去，而且要像以前一样，用创造性的工作所产生的成果为提高人类的精神境界而作出贡献.”［4］63
伟大的自然科学家萦怀于心的观念是希望时代科学能真正造福于人类.所有时代的自然科学家追求时代科学的根本目标都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和自由.所有时代的自然科学家追求真理和为人类谋福利的崇高目标始终如一.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1941年9月28日为英国伦敦“科学讨论会”所作的广播讲话《科学的共同语言》中说道：“科学概念和科学语言的超国家性质，是由于它们是由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的最好的头脑所建立起来的.他们在单独的但就最后的效果来说却是合作的努力中，为技术革命创造出精神工具，这个革命已在上几个世纪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他们的概念体系在杂乱无章的知觉中被用来作为一种指针，使我们懂得从特殊的观察中去掌握普遍真理.科学方法带给人类哪些希望和忧虑呢？我不认为这是提问题的正确方法.这个工具在人的手中究竟会产生出些什么，那完全取决于人类所向往的目标的性质.只要存在着这些目标，科学方法就提供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可是它不能提供这些目标本身.科学方法本身不会引我们到那里去的，要是没有追求清晰理解的热忱，根本就不会产生科学方法.手段的完善和目标的混乱，似乎是——照我的见解——我们这时代的特征.如果我们真诚地并且热情地期望安全、幸福和一切人们的才能的自由发展，我们并不缺少去接近这种状态的手段.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愿为这样的目标努力，最后也会证明这些目标是高超的.”［11］
科学、科学的方法是达到人的目标的工具，科学所面对的自然界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界，是一个既适于自然界自身发展，也因此而真正适于人类生存的自然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1937年10月为基督教青年会创建日所作的贺词《道德衰败》中说道：“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的各个分枝.所有这些志向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我们较古老的大学都是从教会学校发展起来，这绝非偶然.教会和大学——就它们执行其真正的职责来说——都是为了使个人高尚.他们企图通过扩大道德上和文化上的谅解以及拒绝使用暴力来完成这一伟大任务.”［4］176
1955年，尼耳斯·玻尔在《原子和人类知识》一文中说道：“在我们的时代，当增长着的知识和能力将一切人的命运空前地连接起来时，科学中的国际协作有着广泛的工作要作；
这种工作，要靠对于人类知识的普遍条件的认识来推进.”［1］2111961年，尼耳斯·玻尔在《1958年度卢瑟福纪念演讲——关于原子核科学的奠基人和以他的工作为基础的若干发展的一些回忆》一文中说道：“我们现在正面临着对于我们整个文明的最严重的挑战；
我们必须阻止人类已经掌握了的可怕力量的灾难性的应用，而将巨大的进步转到促进全人类的福利方面来.”［1］323尼耳斯·玻尔也看到了时代科学与人类幸福密切相关.
现代理论生物学家、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1901—1972年）也看到了时代科学与人类幸福密切相关.美国学者马克·戴维森在《隐匿中的奇才——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传》一书中写道：“贝塔朗菲始终坚持，科学上的伟大成就一直是受到理论指导下的观察产物.贝塔朗菲首先反对的是逻辑实证主义的这一准则，即科学家只能探询‘是什么’而必须回避‘应当是什么’这一问题.对此，贝塔朗菲一针见血地指出，每一个科学上的努力都要受到当初从事这一努力的动机的影响，对于这一基本前提的否定就等于是一种伪善或道德白痴.他认为绝对的科学客观性是一个神话，而对于人类价值没有任何兴趣的科学家只不过是一个机器人.”［12］34“在贝塔朗菲的世界观中，我们决不只是评头品足的观众，听凭自然界沿着预定的轨道行进.我们不纯粹是自然界游戏的旁观者，我们也是参予者.但是，因为生命被系统的自然定律所控制，所以，一个成功的参予者必须学会掌握这个规则.贝塔朗菲强调在进化之途中人类自由度的出现，这样他就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相对立（后者是一种生物决定论的哲学，它应当被叫做社会斯宾塞主义，因为它主要采纳的就是斯宾塞狗咬狗式的损人利己的观点，赫伯特·斯宾塞是一位前达尔文进化论哲学家，首次提出‘最适者生存’这一说法）.贝塔朗菲，像达尔文一样，拒绝这个假设，即人类社会受弱肉强食这个生物学原则所支配.贝塔朗菲，与达尔文‘人类的起源’中的观点遥相呼应，把人种描述为是一个由社会定向的物种，它的生存至少部分取决于行为进化，而这种行为肯定带有同情、怜悯的特色.当然，对于人类的残忍性，贝塔朗菲绝不抱有幻想.但是他确信，人类是第一个具有选择其行为这一能力的进化产物.在贝塔朗菲看来，人性的完善取决于我们开始意识到生命的规则，这样我们才能生活在一个至善至美的境界中.”［12］78-79
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在他去世之前的几个月，在与学生的谈话中说道：“我不能为拯救这个社会提供偏方或是灵丹妙药.我不是万事通先生，我不能承诺你一份答案.但也许我们的讨论将有助于我们或多或少理解那些我们正面对的紧迫的问题.我们唯一能希望的就是对于我们面临的问题以及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处理得略为明智些.所以，让我们尽力而为地讨论这些事情——因为你们明白，我希望自己能对你们有些用处.如果我用这个方式成功地做出哪怕是非常微小的贡献，我也将获得满足.”［12］204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政大厅为诺贝尔奖得主举行的庆祝宴会上，赫尔曼·约瑟夫·缪勒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致谢词.赫尔曼·约瑟夫·缪勒赞扬瑞典化学家、工程师、发明家、军工装备制造商和硝酸甘油炸药的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1833—1896年），因为“他没有打算把寻求最根本真理和为人类谋福利分开.”赫尔曼·约瑟夫·缪勒提出警告说，这两个目的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如果今天有科学界同仁还要声称任何领域里的知识，都无疑使人类更加幸福，那他就是伪君子”.赫尔曼·约瑟夫·缪勒指出，人类对没有生命的事物无机世界的控制力，甚至已经因诺贝尔发明了炸药变得更强大，出现了蹂躏人权、摧残人性的可能性.为了拯救人类，赫尔曼·约瑟夫·缪勒呼吁过“科学必需的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人类探索任何问题任何事物自由精神的增长，在各个领域交流个人的思想、发现疑问和提出批评的自由”.第二个要素是“在世界每一个地方的广大民众中，提高生活标准，不排除任何人、任何种族，像他们可以在现代科学的帮助下会有所提高那样，去建立高度的文明和批评自由.民主不能像古希腊那样，不稳定地局限在社会上有限的一小群人中间，而是要成为全人类的遗产”.［10］328
赫尔曼·约瑟夫·缪勒一直觉得他的研究，最终是更多地了解自然的一种重要知识，或者是一种可以使人类获得好处的知识：“现在我们明白，制造突变是可以转到各个方向的一种方法，用于分析遗传质（遗传细胞里含有的遗传物质或基因）和从遗传质中长出来的生物.还希望在某些领域，可以证明这种方法还能用于植物和动物品种性状的改良，从而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自从想到直接应用于人类本身的问题以来，我们想要有意识地选择我们的遗传质，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同大多数物种一样，我们已经为大量不理想的突变所累，任何人都不能对它免疫……根据对比较低级的生物的实验的推理，可以肯定所有的高能辐射一定会在人身上诱导产生这种突变，这已经成为放射学家的一种义务……提高警惕，采用简单的必要的防护措施，任何人任何时候暴露于辐射的时候，一定要把生殖腺加以屏蔽，包括所有工业和医学的暴露.将来要越来越多地利用原子能，包括和平时期的利用，保护人类遗传质的问题会变得非常重要，遗传质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物质，我们都是一些暂时的保管员.怎样有效地保护我们的遗传质不受这种额外的、强大的、永久的污染源的伤害是一个必需严肃面对的问题.”［10］330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1931年2月16日对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学生的讲话《要使科学造福于人类，而不成为祸害——1931年2月16日对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学生的讲话》中说道：“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
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4］89
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一心希望时代科学造福于人类，但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却目睹了时代科学在战争中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因此，伟大的自然科学家认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时代的首要问题，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一生中发表得最多的言论是这方面的言论.
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所创立的时代科学理论和所揭示的时代性，奠定了人类时代观的理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不畏险阻敢于攀登时代科学高峰的探索精神；
为探求真理而奋斗终生，始终富有批判精神.这些是值得人们学习的.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同时又是富有时代精神和富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不把自己的注意力局限在时代科学研究的狭小天地里，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深刻地体会到时代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对社会所会产生的影响，以及对社会所要负的责任.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关心社会公益，关心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希望时代科学真正能造福于人类.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经历时代变迁，在恶劣环境中坚持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为人类的进步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伟大的自然科学家辛勤劳动的时代科学产品和不畏强暴的战斗形象，都将永不磨灭.
尽管自然科学家时代观在理论内容上，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总的观点；
但是，自然科学家时代观却在时代的广度、深度、可知性、动态性和复杂性程度等等方面，有不少独特的见解，丰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内容.
总之，自然科学家时代观绵延不绝，而且是比较深刻的.研究自然科学家时代观，不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建设的需要，而且也是人类数千年来必然提出的课题.本文只是这种研究的初步尝试，更深入的研究有待于广大哲学同仁的共同努力.因此，深刻认识和理解自然科学家时代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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