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婷婷
李 沛
朱建宁*
近年来，随着园林史研究方法的更新和新材料的发掘，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焦点从实体园林转向园画[1-2]、园记[3-4]、园诗等“纸上园林”。通过对文字、绘画的解读和利用，以实现对已经消失的园林的复原或重建，从而丰富和充盈对古代园林的认识。徽州私家园林是这一类园林的典型样本，因实体遗存的缺失而长期处于被忽视和认识模糊的状态。
古徽州山水奇会，是历史上“世不中兵革”的“世外桃源”。自秦汉设县以来，经历了3次人口迁移，宋室南渡的邀天之幸；
后在盐法改革的重要机遇下，因其绝佳的水运交通优势，从地偏人稀之地转而成为经济、文化要地，成就了区域的发展，孕育了独特的徽韵流风，并催生了独具徽州特色的园林文化。这其中，明清尤其是16～19世纪是徽州园林发展最为兴盛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徽商兴起兴盛，并与宗族、科举构成支撑徽州社会发展的共生链，带来徽州经济、文化、社会的渐次繁荣。致富后的徽人纷纷返乡修建宅第、园亭，并致力于村居环境的整体建设，一时间徽州私家园林遍地开花，造就了“鳞次万家、名园荟萃”的村居胜境。然而关于徽州园林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其实体遗存空间的关注，聚焦于村落、水口、书院、建筑[5]，以及徽商“与有力焉”[6]的扬州园亭等，而对历史上徽州境内的私家园林少有专类系统的论述。得益于徽州大量方志、族谱、文人文集的留存，一座座园林被文字、图画记载传承。但诸多文献至今少有研究涉及，本文旨在通过历史文献的解读揭开灿若繁花的明清徽州私家园林画卷。
1.1 文献综合——园林名录检索
研究采用文献分析的方法，聚焦明清徽州府府志、六县县志、部分村志、族谱及相关文人文集，通过关键字检索，获取园林名录。其中，地方志大多官修，内容较为权威、真实；
在编撰体例上，分类明确，便于有针对性地展开检索；
其缺点也同样明显，即园林并非重点内容，记载较为简略。文集类是与园林直接相关的类型。文集作者或为园主，或为园林使用者，对园林营建过程、园景、游观体验等知之甚多，其所撰记、诗、传等文字很好地补充了方志记载的缺失。最后一类是家族谱传，古徽州宗族发展繁荣，十分重视族谱的修编，因此古徽州不仅编撰有大量体例完善、内容丰富的族谱，还保存了相当数量的村图、人物传记、艺文等与园林直接相关的图文记载。同时在“三世不修谱，则为不孝”的观念影响下，族谱编修具有一定连续性，对造园主及其家世背景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史料支撑。基于此，本文搭建了以方志为基础，诗文集、族谱为补充的园林名录检索框架(图1)。首先，以“园、亭、堂、轩、楼、阁、圃、别墅、别业、山房、草堂”①等为关键词检索方志33本，共获得明清园林65座。在此基础上从已检索出园林的园主、园诗、园记、园画等信息中拓展检索范围，如为曲水园撰记的汪道昆，其所撰的《太函集》共包含徽州园林园记数十篇，其中数座园林还涉及李维桢、吴文奎等晚明文人及文集，一并纳入检索。经此拓扑关系，搭建起整个明清徽州私家园林名录考据的网络框架。最终，共检索获得私家园林90座，园记文献55篇(表1)，园画若干(图2)，作为流变研究的基础。由于篇幅限制，故在此仅呈现分析结论。
图1 方志、文集、族谱关系图
图2 古徽州园林园画(1、3、4引自《古歙山川图》，2引自《环翠堂园景图》局部，5由作者拍摄于潜口村)
1.2 分要素的园记信息整合
在园林名录检索的基础上，对园记文献中的信息进行编码分析，所编词汇包括园主身份、造园背景(时间)、园林选址、园景规模、造园要素等方面，通过各相关方面的词频统计与比较，得出明清徽州私家园林营建的特征和变化过程，并以此构建研究资料库。
1.2.1 园记文献的分类
对于园记文献的整理首先是类型的划分。在徽州地区，园记的书写不皆以写景为主，以《曲水园记》《四望楼记》为例，两者皆由晚明文儒汪道昆所写，但前者重在写景，后者则重在楼居所带来的体验和感悟，以此突显园主品行。两者相较，不难发现，有无具体的园景命名是区分侧重的关键，后者对园景的描述往往概之以笼统的“辟地为园，引水为池，甃石为堤，環植名葩，异卉蔚然，有山林奇趣”[7]。根据这一特征，将园记划分为2类：以景重和以人重(表1)。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重人者对园景描述简略，但却也反映出徽州私家造园与园主自我形象塑造的关联，亦是园林的特征之一。
表1 园记统计与类型划分
1.2.2 分要素的信息拆分与整合
园记的类型划分除了作为园记书写的特征研究外，也作为园林物质空间营造研究的基础。由于以人重的园记中对园景的描述较为笼统，故在园林要素信息的拆分与整合中以“以景重”的33篇园记为主，共涉及园林25座，对其信息编码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私家园林的产生与发展是社会、经济、文化综合影响的结果。对于徽州园林来说，徽商不可否认是其发展的重要推手，“徽商”的形成、兴盛与衰颓无疑成为徽州园林史上的重要节点；
此外，朝代更迭、战火兵燹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章结合徽商的发展轨迹与时代背景将明清徽州园林分为4个发展阶段展开讨论。
2.1 徽商孕育，俗向俭雅——永乐至正德古徽州园林整装待发
永乐至正德年构成的“明中前期”是政治、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恢复期。“国家鸿昌茂庞之运，莫盛于弘治”[8]。明王朝的第一个“盛世”给园林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绝佳环境。对于徽州来说，此间徽商孕育并正式形成，是徽州私家园林走向鼎盛的重要准备期。徽人从事商业经营的历史自唐宋便开始，而“徽商”用以指代徽州商人、商帮的称谓直至明正德末、嘉靖初才出现[9]。因此，嘉靖便作为第一个断代节点。“出贾既多，土田不重”[10]。此间徽人经商已蔚然成风，徽人对待业贾的态度大为转变，文士心态也受到极大影响。元明交替之际的政治环境压力，大多数文士早已在元代放弃仕途而安心归隐，更有多数弃儒从商者，他们耽于山林之隐、或耕或贾，“文士才士著书立言……乐其山水风土之美，不屑乎人爵者在在有焉”[11]。这种风气的影响在此间得到快速蔓延，伴随王朝盛世的到来，造园怡情自娱成为更多人的选择。
这一时期，文人园林居于主流，休宁、歙县、婺源历来文士辈出，也是徽州文人园林的聚集地，如林泉耕读、韫玉山房、筠谷幽居等。另外，商人开始参与造园，且不乏名园，如休宁商贾叶氏，其所建留春轩、壶天秋月，获多人题咏，包括太常少卿陈音、翰林侍讲董越等，远近闻名。而此间商人造园也以幽邃清丽的逸人处士之风为主，是元一代“君子筱居”的延续。园林规模上普遍较小，多以一亭、一轩、一楼为一园；
尚未形成明显的人工山石造景，重以花木营园、植物比兴，园记表现出明显的以人为重。另外，花木造景对林、田的偏好已初现端倪，表现在对山林环境的利用和梅竹森然之景的营造(表3)。
表3 永乐至正德间古徽州私家园林园记信息统计
2.2 士商融合，侈靡相尚——嘉靖至明末古徽州园林成熟鼎盛
自明初以来，百余年的休养滋息建立起的盛世局面，经正德武宗帝一朝的荒诞、恣意乱为而逐渐式微。自此，“侈靡相尚”的社会风气开始滋生，反而促进了以追求享乐、豪奢的园林营造。汪道昆描述道“嘉靖中……时尚方盛兴作备游观……凡诸宫室苑囿，台沼山陵，靡不睹之矣”[12]。而这一改变的最大推手无疑是商人群体。王世贞(1526—1590)称“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13]，当时的苏州园林当属最佳。“贾而好儒”的徽商一方面将造园作为彰显文人身份的筹码，以此融入士族阶层；
另一方面，受宗族文化和隐逸高士情怀的影响，将源源不断的资金反哺回乡，修祠堂、建第宅、筑园亭，造就了“巨室云集，百堵皆兴，比屋鳞次，无尺土之隙”的繁荣景象。如此一来，徽州不仅修建了大量的私家园林，村落、市镇亦得到完善，造园主以其自身诗意栖居的方式影响并带动着村居环境的园林化建设，成就全村同在画中居的大美乡境。
据统计，这一时期徽州的私家园林有近百处之多，有园景描述的亦有45处，在数量上可谓空前；
而园记也由重人向重景转变，对园景的描摹如画正是此间园林兴盛的重要表征。造园群体上商人以绝对的优势居于首位，然而大部分徽商兼事儒、贾，士商融合成为这一时期徽州造园主的另一特征。“业贾”的财富积累及“好儒”的文化修养直接将徽州园林推向全盛，园林艺术水平得到极大提升。同时，徽商群体的加入促使以家族为单位的聚集性造园之风盛行，如商山吴氏一门的4处园林，孙氏父子的荆园、奕园等，均颇具盛名。另，徽商的加入也使得紧邻水运交通要道的市镇、村落成为园林的聚集地，如歙县西溪南村，《丰南志》中记载的仅一村之园就在40余处以上，可谓全村同在园中居。
士商融合的背景下，园林的艺术水平、审美高下并不能直接以园主身份来简单断言，文人园林并非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君子攸居”，而商贾园林也不尽是奢靡浮华的世俗宅第。因此，此间徽州私家园林相较上一阶段的主要变化大致可以概括为：其一，发达的商品经济带来园林风格的普遍“由俭入奢”，表现在园林规模的扩大、建筑体量与型制的丰富，以及山石、花木等选材的讲究。人工置石、掇山开始盛行(表2)，并伴有外来石材的应用，如曲水园聚太湖石为山，荆园以吴石百艇为山等，但因徽州多山的地貌优势，山地造园和造园观山依旧是山石造景的主流；
此外，园景规模增大、建筑数量增多，改变了一亭一楼即为一园的山野小园模式；
其二，徽商群体的差异化发展促使造园的审美分化和园居追求的差异化，既有如吴天行者“侈台榭，充玩好声色于中”[14]，亦有如吴继良者“独尚雅素”“无雕几彤镂之器，无土木文锦之美，无狗马声色之奉”[15]；
然独尚雅素者多与文人高士身份的塑造有关，由此催生了以典故结构的集锦式园林布局，园林成为文化学识的展演场[16]，休宁汪村的坐隐园(图3)是典型代表；
其三，造园审美上，传统的文人向好依旧居于主流，“今人择景以怡情，亦犹昔人对景以行乐也。虽与盘谷愚溪弗同景，琅琊南岳弗同旷，景虽殊，而情一时虽旷，而乐同……皆归于适志而已”[17]。与此同时，伴随心学的传播与冲击，三教思想在徽州快速蔓延，使得园内象征三教的园景比比皆是，如遂园中寓意神仙洞府的山石之景、孤高清虚的阿阁、菊圃和众香坐、小浮屠代表的禅宗之景及思初所、荫堂构成的思亲之境。
图3 晚明坐隐园中的典故空间集锦(园画截自《环翠堂园景图》)
表2 园林园记的编码统计结果
2.3 燹于兵火，锦坊尽毁——明季清初古徽州园林顿挫40年
明末清初的40余年，徽州因处于皖南抗清斗争的始发地，经历了长达20年的拉锯战火肆虐，致使徽州地区在经济文化上均遭受重创，锦坊尽毁。许楚(1605—1676)言“己亥秋，贼拥众驻草堂，凡十七日，藏书数十担，尽为盗掠”[18]，晚明徽州的繁盛园林多在此间被损毁。而清代初期，徽州几乎处于百废待兴、休养生息中。
这一背景下，徽州私家园林的建设也一度沉寂，在数量上较明中后期大为减少(图4)。由于徽商遭受重创，造园力显著下降，文人志士成为造园主导，造园立意上呈现出回归宋元文士对淡泊、俭雅、自适的追求；
而园林营造也回归山野小园，鲜有大规模的造园记载。
2.4 盛世繁荣，官商一体——清康乾古徽州园林的复兴回归
清朝政权在动乱后很快迎来了全盛时期，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化昌盛，徽州私家园林也在此间迎来了明清成熟阶段的第二次高峰。数量上较清初有明显增长，亦不乏名园产生，但相较于晚明的巅峰时期亦不可同日而语(图4)。这一现象与清一代所盛行的捐纳之风有关。与晋商的“学而优则贾”不同，徽商向好“贾而好儒，左儒右贾”，走“官商一体化”的发展之路，官商互济使徽商在清代发展达到全盛。这一背景下，徽商在外尤其是扬州大肆建园，不仅作为自家居所，更承担接待王室、贵族的重任，从而使徽商造园被赋予一定的政治目的，园林往往带有仿宫廷园林之形制[19]。如此一来，时下造园与明一代纯粹的文人向好有了本质区别，再加上战乱兵燹的破坏，极大影响了徽人返乡造园的热情；
换角度而言，造园与徽人单纯追求文士形象的关系趋于弱化，请记求记者明显减少，使得园记数量大为削减，从而在统计结果上呈现出徽商全面恢复而徽州园林却不如晚明热闹的现象。与此对应的，选择返乡造园者虽仍以官员、巨贾为主，但有回归早期造园以修身、自适的传统，园林的讲学、读书功能显著，尤以汪氏不疏园最为典型。不疏园取陶诗“暂与田园疏”的反意为名，以劝诫后世“常守厥志，不致苟于利禄，而饕餮于宠荣也”[20]，作为一座集藏书、教学与居住功能于一体的园林，培养了诸多名流大家。
图4 明永乐至清康乾古徽州私家园林分布示意图
另外，造园理法上也趋于成熟，(清)章熊以咫尺之园，名之以拓，将徽州历来造园对园外山水的观照上升到理论高度，“余不以园为园，而以目之所际为园”[21]，正是徽州园林村居的独特营造方式。园不拘自身大小，亦不必择址山林，便可享草树云峦、刍牧翔泳之景，促进了徽州庭园的发展成熟，园林向小而巧的精细化趋势发展。
然，也正是徽商与封建势力的过渡捆绑，导致了徽商最终未能实现自身的转型而成为时代的牺牲品，最终走向消沉，徽商的倒台也预示着徽州私家园林终将枯萎的命运。
从明清徽州私家园林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演变是伴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综合结果，具有转折变化的动态性，同时又有一脉相承的内在规律。
3.1 园林分布、数量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时空同步
从明永乐至清道光间4个发展阶段的数量与分布图来看(图4)，嘉靖至明末的晚明阶段是园林兴建的高峰，并于清康乾期间再次复兴，其发展趋势基本与徽商同步。从分布区域上看，主要聚集于盆地、山谷及周边浅山，尤以歙、休二县最为集中。一方面徽州多山，盆地是适宜房屋营建和农业开发的主要区域，是古徽州城镇、村落的聚集处，也因此成为园林的聚集处；
此外，盆地、山谷易形成河流，为园林营建提供良好环境的同时也具备便捷的水运交通优势，休、歙盆地正处新安江五大源头水系的汇集处，发达的水系资源滋养了明清作为古徽州造园主力的徽商群体和发达的村镇，如西溪南村、潜口村、岩寺镇等，均有大量园林分布。
3.2 儒、贾并重的园主身份
园主是私家园林发展轴线上不可忽视的指标。从统计结果来看，徽州重商兴商的民俗社风下，商人普遍参与造园成为趋势，但文人及带有文人审美趣味的园林始终居于主流。受传统耕读传家的价值观影响，徽人历来崇儒尚教，徽商更加注重自身文化与德行的修养，并向好文人雅尚，同文人一样善诗文、好书画、赏古玩，更与名流大儒共室而语，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徽商园林的文人特质和审美趣味。因此，在徽州，文人与商贾的界限并不十分明确，文人可能出生于世代业贾的家族，而富商也可能是弃儒服贾者，儒、贾并存并重成为徽州造园群体的典型特征。也正是这一特质，使得徽州造园主们深受儒家思想和家族本位思想的影响，推动着返乡造园的热情，催生徽州地域园林艺术的繁荣，并影响着徽州私家园林秩序化的建筑布局、方池偏好，以及园祠并置的孝悌之景等理法的发展成熟。
3.3 以村居为主流的园林类型及“纳万境于几席”的营景方式
根据园林检索结果及不同时期园址环境来看，表现出明显对村舍、农田、山林等环境特征的审美倾向。而选址山野村郊正是园林造景不同于城市园林的重要原因。城市园林讲求“壶中天地”，而山野别业则追求“纳万境于几席”。这一特征的得出除了园记中大篇幅的园址环境描述外，园画亦是证明。正如图2所示，徽州私家园林往往被置于广泛的自然山水环境中，除园内景物的营造，更注重园与所处山水环境的互动共生。园林实体虽会因历史变迁、人为改造而变化、倾颓，但园外山水格局却始终如初，水香园古画(图2-4)所表现的山-水-田-园的序列，如今仍旧清晰可见(图2-5)。徽州园林从大处着墨[22]的造景方式是徽州地域环境中孕育的独特理法，是贯穿园林发展始末的重要特征。如明代早期的休宁留春轩、筠谷幽居等徽州少见的城市造园案例，亦在景观营造上强调以“草径盘回，树林阴翳”之景，融园于城北的松萝山；
发展至晚明大规模园林的兴建时得到进一步巩固，如吴氏季园、孙氏奕园、汪氏坐隐园等徽州大型园林，皆依山傍田而建，将周围山水、田畴、村舍均纳入总体考量，园林被置于大的山水环境的观照中，“纳万境于几席”，融园于自然。
本文对明清徽州私家园林的研究，构建了基于方志、文集、族谱的检索网络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围绕园记、诗文、园画等史料记载的园林发展历程及特征研究，补充了对徽州私家园林的认识，同时亦有利于突破以实体研究为主和聚焦城市园林的研究窠臼。徽州素有“文献之邦”的美称，本文对徽州园林文献的研究仅是冰山一角，仍有诸多内容有待深入探讨。
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绘制。
注释：
① 《中国古典园林史》中对私家园林的定义是“属于民间的贵族、官僚、缙绅所私有，通常称之为园、园亭、园墅、池馆、山池、山庄、别业、草堂等”。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徽州地域特征，增加“堂、轩、楼、阁、圃”等检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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